导读:本文包含了汉藏贸易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格桑泽仁,抗战,汉藏贸易,“西陲企业计划”
汉藏贸易论文文献综述
邹立波[1]（2019）在《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一文中研究指出能否动员边疆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是关乎抗战成败的重要问题。边疆民族精英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凝聚康藏地区的抗战力量,格桑泽仁在1941年初向国民政府提议实施"西陲企业计划",复兴和拓展汉藏陆路贸易,从经济层面满足国家的战时需求。在格桑泽仁的直接推动下,云南康藏茶厂、康藏贸易公司相继成立、运营,采纳和实践了格桑泽仁倡导的政商结合、"产销合作"、跨省贸易合作和遵从藏族人民消费习惯等贸易策略。这一系列策略的实施,加强了战时汉藏经济联系,有力支援了相持阶段的抗战事业。文章依据档案文献,阐述抗战背景下格桑泽仁角色的转变,即如何以"官商"身份,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和康藏资源,改善和加强战时汉藏经济联系,应援抗战所需。(本文来源于《中国藏学》期刊2019年02期）
杨江林[2]（2018）在《《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元明时期,汉、藏以川西大渡河为界,边茶贸易是汉藏交流的重要内容。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国家在川西控制减弱,汉藏各方围绕川西茶叶贸易展开博弈。《万历合约》呈现了汉藏各方,官(土司)、商、民(西番)各界基于茶叶贸易所表现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冷沈土司通过对茶叶市场和交通渡口的控制来收取茶税,严打西番商贩企图行销私茶,将贸易市场西移,以及广大西番藏人对大量茶叶的需求。而矛盾的解决也是以"官"为主导,汉商协调,订立合约的方式来限制西番茶商。表明川西汉藏关系围绕市场而展开,以"汉"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在汉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但河西藏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方土司也并非完全控制局面,双方处于博弈态势,这种博弈关系预示着边茶贸易市场即将西移。(本文来源于《青海民族研究》期刊2018年03期）
田茂旺[3]（2017）在《历代汉藏茶马贸易市场的形成与变动》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时空的演进嬗变为轴线,在历代"以茶治边"的视野下,对唐代至明清时期汉藏茶马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变动进行了梳理。其茶马市场的交易地点由西北辗转到西南,最后于康熙叁十五年在打箭炉确立了汉藏边茶自由互市的集散地。这一演变历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较为完整的汉藏茶马贸易市场体系,与中央王朝的"以夷治夷"、"夷汉相安"与"长治久安"的治边思想互为表里。(本文来源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6期）
牛凯[4]（2017）在《明代茶马贸易对汉藏民族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的茶马贸易虽然是明政府为了获得马匹控制"西番"民族的方式,但茶马贸易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其目的。茶马贸易不仅满足了汉、藏民族间的物质需要,还对当地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来源于《中国民族博览》期刊2017年10期）
刘凯[5]（2015）在《明朝汉藏经济交流——以西藏地方对明中央贡赐贸易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吐蕃地区归入元朝的直接管辖、驻军、设治及开辟与内地往来的驿站道路,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源于唐代的"茶马互市"继续发展,同时中央货币开始在西藏使用和流通,并开始了以朝贡方式与中央及内地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本文来源于《黑龙江史志》期刊2015年01期）
王晓燕[6]（2010）在《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本文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本文来源于《青海民族研究》期刊2010年01期）
李海毅[7]（2009）在《康区在近现代汉藏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汉藏交流由来已久,纵观中国历史这幅浩繁绚烂的画卷中,汉藏交流是其中色彩瑰丽的笔墨。而在汉藏贸易交流的历史车轮碾过的泥土上,我们总是能闻到其中散发着康区的气息。康区在汉藏贸易中拥有着无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于康区的地理位置、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所决定。康区地域范围传统上是指康方言所覆盖的地区,大体而言是指鲁共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则包括了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部分,凉山彝族自治州一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由于民族交流、民族贸易的需要,早在明代以前,就产生了几条主要的沟通整个藏区,以及藏区和中国其他地区联系的贸易、交流路线,即陕(清初陕西包括现在的青海、甘肃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川、滇叁条入藏(西藏)路线,其中“惟云南中甸之路,峨峻险阻,止通商贩,大军不能入也。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有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另外,由于西藏地区北,西,南叁面自北而南有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环绕包围,而只有东面的康区则是从青藏高原之高原面逐渐向东南部倾斜和下降的一个巨大递降斜坡,因而康区成为西藏地区与外界交流的惟一便利通道。这是康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康藏地区在汉藏交流的位置中处于特殊的政治地缘位置。康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更为靠近内地,与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较卫藏更为紧密。康藏地区较西藏地区更早即有中央王朝设置的行政建置管辖。即康区长期内属,中央对西藏控制力时强时弱,康区成为中央加强与西藏联系的最好途径。在经济地缘上,藏区人民由于“食肉饮酪”生活习惯的原因,茶是生活的必须品,四川的雅安、天全、名山、邛崃等又有名的茶区。在文化地缘上,康区的开放、多元兼容的文化又为汉藏交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这些原因促成了康区在汉藏经济交流中汉藏交流的桥梁纽带、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过渡区域、汉藏文化的交汇地带的这叁个地位。而这些原因和地位又使得康区在近现代历史中抵制英印的经济侵略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上、及缓和与藏区接邻的边地人口压力促进这一地区民族的和谐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写作,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着重从地缘的角度,对近现代这一时期的藏区及周边地区的制度、习俗、文化上进行比较研究,努力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从宏观的视野来看待康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在文章的创意上学习总结前辈关于康区发展的精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了康区的地缘、地位、作用。在康区抵抗英印经济侵略上做了更深一步的阐述,在康区的对与藏区接邻边地的作用上,认为康区在当时发挥了带动辐射作用,和解决边地人口压力繁荣地方经济的观点。(本文来源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期刊2009-06-01）
邓前程[8]（2005）在《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一文中研究指出茶马贸易本属汉藏民族间、农区与牧区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活动,它本应遵循固有的经济规律。其发端的唐朝如此,其发展的宋亦大致如是。但至明朝,统治者希图借经济手段去替代政治、军事所无法完成的统治功能(“以茶驭蕃”),并“联番制虏”,隔绝传统的蒙藏联系,“壮中国之藩篱”。汉藏茶马贸易的原有功能发生变异,纯粹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内容。(本文来源于《思想战线》期刊2005年03期）
朴永焕[9]（2003）在《汉藏茶马贸易对明清时代汉藏关系发展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扩的多民族国家，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如舅甥关系似的。唐宋以来，在中国民族关系上，茶马贸易是贯串汉藏关系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茶马贸易，就是藏族人民用马或其他物产交换汉地茶叶的一种经济活动。此种经济活动在繁荣西北边疆城乡经济，扩大汉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开拓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茶道、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汉藏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前后相沿约千余年，成为汉藏民族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上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唐朝以前，封建王朝已向西北少数民族买过马。例如东汉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汉廷为了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就曾向羌人买马。唐代，吐藩兴起于西藏高原后，即与唐朝建立了互市关系，开元年间，赤岭(青海河源附近)曾是互市的地方。唐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以茶易马□的政策，就有一贯性，归纳起来有：控制茶叶销路，以制羌戎。因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历代王朝就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 藏人急需要茶叶，中国内地的茶叶受到西藏高原的人民所重视，如生命之药一样，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叁：第一，由于他们所居的青藏高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而畜牧业较发达。因此，在藏人食物结构中，乳肉类占很大比重，而蔬菜、水果较少。第二，青藏高原空气稀薄，气压较底，且十分干燥，故藏人每天饮茶，早、中、晚均要大量饮茶。第叁，茶叶中含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及维生素、氨基酸、脂多糖等，这对缺医少药的藏族地区人民防治常见病十分重要。藏医典籍将茶叶作为防止感冒、风寒和腹泻之良药。 综言之，上述之叁个主要原因，乃造成使藏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之情况。如此藏人需要茶奠一事，正是符合舆漠族内地中央政府急需软焉一事。漠藏茶焉贸易，由通雨漫二事之互相作用来，就癸建起来而粗代相傅，锦延不断。但是，唐朝摄是漠藏茶焉贸易的初期成立陪段，也篷没有固定的茶焉贸易制度，而且也没有施行完整的茶焉互市。亚且漠藏肺保在政治上看，唐朝舆吐藩王团的朋保是垃列确保，艳封没有君臣阴保，就是观雨团朋保，在表面上是君臣朋保一檬，但在宵嚓上是垃列朋保。因此，唐朝茶焉宵易的目的就是镶柔、和舰政策之手段，业且是没有榷立了固定的茶焉贸易制度 只不遇是漠藏茶焉贸易的初期陪段焉止。 到了宋朝，漠藏茶焉置易有了空前的癸展。就榷立了固定的茶焉贸易制度。堂峙宋朝舆在北方邃、金、夏政槽，正在蜀峙焉敞。因此，宋朝峙代，完全奠定了用口以茶易焉口篇捕救内地所缺乏的军焉政策。赏畴，土蕃王朝崩壤俊，土蕃人虚放分散混氮的状熊，如口撞族分散，大者数千家 小者百十家，燕腹航一。口宋朝中央政府乘其土蕃等族口一日不可蒸茶以生口，徙土蕃等族淮口软焉，才能保轰峨焉来源。茶焉贸易正是渴占茶奖供膺，以茶易焉，求得软焉来源的重要手段。因此，漠藏茶焉宵易的商品交换，握酒利盆往往是徒属砖政治军事利盘的。业且是加强澳藏民族圃精，推镬宋朝封土蕃等族的藕糜航治。宋代的茶焉置易制度鳞然是固定，但篷不能宣现口以茶易焉法，用制羌戎口的程度。因篇，宋朝中央政府蓬没完全掌握茶焉贸易的寰除上的主勤灌，其主勤灌却在藏商手中。可是在政治朋保上，已不见像唐代的垃列之朋保，而且在茶焉制度方面，比唐代夔化及淮步得甚多，但也不能魏完全榷立君臣之翻保。 明朝，作焉粗唐、宋、元之俊一涸新的中央航治王朝，特别是粗承了元朝将西藏正式钠入中团版圆道一壁史事贫以俊，封内地舆遥强地匾的贸易往来，燕输是贸易方式、制度，以至内容等方面，都翌生了很大的樊化。茶焉互市集中艘现了明朝中央政府封藏族地匾的航治、樱演、文化交往。它既是一撞握鸿阴保，又是一撞政治阴保。在明朝漠藏茶焉贸易上，最大的特默就是建立口空前艳俊口的茶焉贸易制度如口差戮焉制度口。明朝中央政府定茶法徒，令锗番各族钠焉，酬之以茶。遭就是口差癸焉制度口 道些艇史事贵，都表示西藏各部族完全蹄属龄明朝中央政府貌治之下。明朝另一涸特影是口朝真互市口。明朝中央政府封西藏宗教领袖、各部首倾，所施行的分封政策舆政策楼携的毅置，明毅地看出西藏在贵除上，完全蹄属龄明朝版圈之内，且西藏各部首领速年不断地派遣使者来朝真表明了封明朝中央政府的君臣朋保。 到了清朝，漠藏茶焉贸易就没入放衰落期。但，清军入朋建立全团航治以筱，清朝中央政府勤茶政舆焉政亦十分重税。在清代，茶榭的撞植较之明代更得到普遍的推魔，除四川、湖北等省外，安徽、浙江、福建、糊南等省擂植最度，度量最多。在提高茶集本身的彦量和鬓量方面，清代也比明代更焉淮步.同峙，在口茶政口舆口茶裸口方面，清朝中央政府仍沿囊明朝的制度。因此漠藏茶焉贸易，清朝初期顺治年简再度典盛起来。遇了不久，在康熙初年，漠藏茶焉宵易?(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期刊2003-04-13）
郭弘[10]（2001）在《略论明代汉藏民族间的茶马贸易》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概述了明代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茶马贸易关系 ,这种关系对汉藏两族来说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茶马贸易使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住更加密切 ,加深了两族人民的传统友谊 ,促进了彼此间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 ,对中国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体现出汉族与藏族从历史上就形成的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本文来源于《开发研究》期刊2001年04期）
汉藏贸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元明时期,汉、藏以川西大渡河为界,边茶贸易是汉藏交流的重要内容。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国家在川西控制减弱,汉藏各方围绕川西茶叶贸易展开博弈。《万历合约》呈现了汉藏各方,官(土司)、商、民(西番)各界基于茶叶贸易所表现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冷沈土司通过对茶叶市场和交通渡口的控制来收取茶税,严打西番商贩企图行销私茶,将贸易市场西移,以及广大西番藏人对大量茶叶的需求。而矛盾的解决也是以"官"为主导,汉商协调,订立合约的方式来限制西番茶商。表明川西汉藏关系围绕市场而展开,以"汉"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在汉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但河西藏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方土司也并非完全控制局面,双方处于博弈态势,这种博弈关系预示着边茶贸易市场即将西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汉藏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1].邹立波.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J].中国藏学.2019
[2].杨江林.《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J].青海民族研究.2018
[3].田茂旺.历代汉藏茶马贸易市场的形成与变动[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4].牛凯.明代茶马贸易对汉藏民族的影响[J].中国民族博览.2017
[5].刘凯.明朝汉藏经济交流——以西藏地方对明中央贡赐贸易为例[J].黑龙江史志.2015
[6].王晓燕.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10
[7].李海毅.康区在近现代汉藏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9
[8].邓前程.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J].思想战线.2005
[9].朴永焕.汉藏茶马贸易对明清时代汉藏关系发展的影响[D].四川大学.2003
[10].郭弘.略论明代汉藏民族间的茶马贸易[J].开发研究.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