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编纂思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吕祖谦,档案文献编纂,经世致用
编纂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云庆,高雪华[1]（2019）在《南宋吕祖谦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吕祖谦作为南宋着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关于他的研究可以方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变化。通过选取最能反映吕祖谦档案文献编纂特色的若干实践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剖析了他创新编纂体例、独特选材视角、探究史料细节、采择文献完备等独具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揭示出吕祖谦在编纂文献汇编时包含的经世致用观念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心态。(本文来源于《船山学刊》期刊2019年06期）
赵丹[2]（2019）在《词典编纂的悖论——兼谈许慎《说文解字》哲学思想的二元对立》一文中研究指出单语词典中的释义精确,双语词典中的翻译对等,词典编纂者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及词典是该使用规定性原则还是描述性原则一直是困扰词典学界的难题。在词典编纂中,词典编纂者总是想方设法在各个方面达到精确的目的,但事实上在词典编纂中始终存在着编纂的悖论。词典编纂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词典释义的精确性和释义用语的模糊性,双语词典中翻译的对等和不可译,词典编纂的客观性和编纂者的主观性,词典该是规定还是描述。词典编纂者需要根据具体的词典类型和特点在这四个方面寻求平衡。(本文来源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5期）
陈时龙[3]（2019）在《孔尚任的方志编纂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初文学家孔尚任编纂过《平阳府志》《莱州府志》,在方志编纂的具体实践中,孔尚任形成了自己对方志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方志编纂思想。他认为方志虽然从目的上说与史相近,但体裁上与史相别,所谓"旨与史合,体与史殊"。在具体编纂思想上,他提出方志编纂宜繁简得当,记载范围应严格控制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所谓"系于一地"。在门目设计与编排上,孔尚任最初接受平目体,后期倾向于使用纲目体,且创设了"兵氛",提出"列女"中宜记才女,发展了方志编纂的类目。(本文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期刊2019年04期）
曹守晔[4]（2019）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民法典编纂》一文中研究指出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和长足进步，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道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迭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到了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毋庸置疑，正在编纂中的民法(本文来源于《人民法院报》期刊2019-08-15）
沈伟[5]（2019）在《阮元《畴人传》的编纂、科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着名学者阮元,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天文数学史着作——《畴人传》,书中为历代中外天文数学家立传,并仿照正史体例,在重要人物传记后撰有评价传主的传论。全书内容体现了五个方面的科学思想,反映了阮元对中外天文数学发展的认识。在初编的影响下,《畴人传》续编着作陆续问世,继承并发展了初编的科学思想。(本文来源于《扬州文化研究论丛》期刊2019年01期）
吴恩荣[6]（2019）在《《礼部志稿》的体例与编纂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礼部志稿》是明朝天启年间官修礼部志书未成之稿,采用了明代后期官署志的新创体例"训传体",既较全面地编织了各类礼部掌故,又反映了礼部机构架设与权力层次,但因史料来源的不同,"职掌"与"备考"二部分内容上相通,体例上却前后隔绝,迥不相同,难以融合,成为志稿一书体例的最大不足。在编纂思想上,《礼部志稿》一书重视追溯初制,理清沿革之变,重视融会贯通,提纲挈领,且有明显的史料考辨意识,为全书的质量提供了保证。(本文来源于《肇庆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方坚伟[7]（2019）在《论《史记》体例编纂的数字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史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体例编纂新范式,建立起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框架的五体结构形式,标志着古代史学典籍体例结构分类逻辑思维的成熟与确立。《史记》体例编纂以十二、叁十、十、八、七十等数字分别对应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并以数字"五"统领整个架构,这是商周以来神秘化数字思想在史籍编纂领域的表现。"五"和五行思想密切相关,同时也代表结构的稳定,"十二""十""八""叁十""七十"等数字思想和汉代的数术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司马迁对于体例的数字选择,是其天人思想在历史典籍编纂中的反映,并非随机行为。(本文来源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3期）
曹岩[8]（2019）在《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宋明以降,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儒学思想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动,史料编纂便能够形象的表现出这一特征。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总体影响是褒贬经世、实录直书,而明朝前期的社会阶级固化和小农经济政策,也使得宋明理学对人性的禁锢更为增强。在官方层面,由于嘉靖皇帝对明武宗的政治态度,官修史书相对而言对明武宗评价不高;同时,武宗朝的荒诞政局和武宗的乖张行为,给时任官员们多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这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他们在编纂史书时不再“为尊者讳”,在史料的选择上多采用负面事例,以致明武宗的不堪形象有了雏形;其后,在明与清的朝代更替期间,清朝对前明的政策有了一系列变化,这些政治举措使明武宗的荒诞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民间社会,私家撰史者大盛,他们或是致仕的朝臣,或是写话本的士子,或是明朝的遗老,他们或因对明朝大政局的反思,或因对大人物的好奇,以致他们笔下的明武宗形象开始出现多样的面貌。再者,因身份的不同,这些私家撰史者审视明武宗的视角也不相同,因阶级的不同,他们的使命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朝臣对明武宗形象能如实记叙,士子探寻了明武宗形象的多面性,遗老则反思明武宗形象的可变性。这些多样的形象记载背后也体现了明武宗形象变化的思想背景。儒学在宋明时期对社会的伦理桎梏持续加深,这种桎梏不仅约束平民、官员亦上及皇帝。明武宗本身行为的放纵出格,以及理学严苛的社会大背景都使得明武宗的形象较为负面。但明中期儒学又复发生变化,那就是心学的兴起。心学强调个性张扬,一反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心学的兴起扰动了人们对明武宗的评价,使得原有的恶评有所松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对史学编纂,尤其是宋以后的史学编纂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这种影响呈现出多个面相,首先是对史家立场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令,使得史家不可能给“非圣无法”的明武宗以积极的评价;其次是对材料选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官方特性,使得在它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历史编纂的主要依据只能是各种官方记录,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私人记录的忽视。因为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决定性影Ⅱ响,儒家思想自身的变化也会造成史学编纂随之而动,比如理学向心学的变异致使对明武宗评价的松动。因此,史官在历史编纂时如何平衡好客观史料和主观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20）
杜翔[9]（2019）在《试论丁声树先生词典编纂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丁声树先生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近20年,为这部词典做出卓越贡献,真正做到"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文章从学养、科研、内容、信念4个方面总结了丁先生的词典编纂思想,以丰富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理论,指导当前辞书编纂与研究工作。(本文来源于《汉字文化》期刊2019年09期）
唐燮军[10]（2019）在《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从民国《定海县志》到《鄞县通志》》一文中研究指出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发育于编撰民国《定海县志》期间,成形于主修《掖县新志》之时,最终定型于总纂《鄞县通志》的过程中。它的形成,既深受《宝山县续志》等新型方志的影响,又是自觉向传统学术汲取养分的产物。也因此,它不但表现出中西兼有、新旧杂陈的显着特征,更是民国方志编纂者日趋理性地探寻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具体例证。(本文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期刊2019年02期）
编纂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单语词典中的释义精确,双语词典中的翻译对等,词典编纂者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及词典是该使用规定性原则还是描述性原则一直是困扰词典学界的难题。在词典编纂中,词典编纂者总是想方设法在各个方面达到精确的目的,但事实上在词典编纂中始终存在着编纂的悖论。词典编纂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词典释义的精确性和释义用语的模糊性,双语词典中翻译的对等和不可译,词典编纂的客观性和编纂者的主观性,词典该是规定还是描述。词典编纂者需要根据具体的词典类型和特点在这四个方面寻求平衡。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编纂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1].王云庆,高雪华.南宋吕祖谦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J].船山学刊.2019
[2].赵丹.词典编纂的悖论——兼谈许慎《说文解字》哲学思想的二元对立[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3].陈时龙.孔尚任的方志编纂思想[J].中国地方志.2019
[4].曹守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民法典编纂[N].人民法院报.2019
[5].沈伟.阮元《畴人传》的编纂、科学思想及其影响[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9
[6].吴恩荣.《礼部志稿》的体例与编纂思想[J].肇庆学院学报.2019
[7].方坚伟.论《史记》体例编纂的数字思想[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8].曹岩.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影响[D].山东大学.2019
[9].杜翔.试论丁声树先生词典编纂思想[J].汉字文化.2019
[10].唐燮军.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从民国《定海县志》到《鄞县通志》[J].中国地方志.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