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尉乡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金建龙[2]（2020）在《东汉刺史职能演变对政权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刺史制度的建立和刺史职权的行使,是我国古代监察体制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新模式。汉武帝在吸取秦朝和西汉朝前期监察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置了刺史制度,刺史从此作为皇帝的派出官员巡查地方,监察官员不参与地方行政事务,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离也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次飞跃,对后世有着极大借鉴意义。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在几十年征战后建立王朝。公元42年,光武帝废除了西汉后期以来的州牧制恢复了刺史职能。这时的刺史职权同西汉武帝时期有着很大的区别,刺史监察范围扩大很多,可以参与地方治理。随着地方豪强势力逐渐增涨,中央统治权力弱化,刺史职权与地方政治深入融合。东汉末年加之黄巾起义爆发,各地分裂割据盛行,东汉政权不得不依靠刺史带兵进行镇压。公元188年改刺史制行州牧制,这也为刺史分裂割据创造了条件。刺史、州牧在镇压黄巾军起义后拥兵自重,最终形成分裂割据局面,从而使东汉政权走上了土崩瓦解的道路。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东汉刺史监察权力任其扩展,没有得到应有的约束,结果给王朝带来巨大的灾难。一项监察制度,如何才能良性发展,适应社会的进步,作者希望通过此论文和大家一同探讨。
王飞[3]（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郭心钢[4]（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指出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永娜[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李华瑞,赵思渊,刘志伟[6]（2020）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表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深入剖析研究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是理解历史、认识历史、阐释历史的基础,更是理解、认识、阐释文化血脉、文明基因、制度体系,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因此,它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与鲜明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探讨为核心,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成果丰硕,成就巨大,在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广受关注,允称中国风格、气派与气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出土资料的增加,加之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以及视野的拓展等,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怎样在传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作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创新性成就,进而为科学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历史的深处"去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决定了我们"等重要论述,推进历史学方面的学术体系建设,我们认为,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应是一个不可缺席的选项。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约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臧知非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国林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耿元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赵思渊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以"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为题,撰写了本组专题文章。他们在继承、总结、分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自战国至明清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主要问题。各篇文章均基于详实的史料,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形式,户籍赋税、土地政策、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的关系,土地市场的运作实践等方面,阐释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实质、特点与规律,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新成果及趋向,代表了新时代相关研究的水平。这是继史学界"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之后,又一次集中性地讨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我们期待这组文章能够起一个示范作用,在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助益。当然,虽经外审专家严格审稿与编辑部认真编辑,由于视角与见解的不同,各文稿应尚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期待着学术界同人的批评指正。
祝贺[7]（2019）在《金代宗教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代享国近百二十年,就宗教管理而言虽然多承前代,但亦有独特之处。金历代统治者虽不乏信奉佛道二教之人,但所推行的宗教管理多立足于统治,未因统治者个人信仰的偏好导致宗教管理有失偏颇。终金一代,金政权在大多数时间内都能与宗教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金代虽偶有因佛教信仰集结反抗政权的事例,但尚未对金统治造成致命的打击。而有金一代,尚未见因道教信仰集众对抗政权的事例。这些现象的出现多得益于金代所推行的适当的宗教管理。本文以金代宗教管理为研究对象,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六部分,从不同角度来论述和研究该内容:第一部分阐述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沿革,按照金代宗教的发展情况将金代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详细分析金代统治者在不同阶段所推行的的宗教管理政策。金代从宗教信仰的发展来看,经历了以萨满教为主体、佛道二教初兴、佛道二教兴盛以及佛道二教由盛到衰四个阶段。总体来看金代统治者推行的宗教管理政策是围绕金代社会发展,立足于金代政权稳定,因时制宜而制定的,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变革。第二部分探讨金代国家对寺观的管理。金初统治者就开始着手对现有寺观情况进行排查,并通过敕额制度、设置各级各类的宗教管理机构、委任寺观主要僧道职等方式加强对寺观的管理。本章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明确了金代路、府、州、县所设置的宗教管理机构的具体情况。金代统治者鉴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虽多限制民间寺观的创修。但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空虚,长期实行官卖寺观敕额的政策。这使民间无额寺观有机会通过进纳入粟的方式得到合法身份,这不仅是寺观自我保护的最优方法,也使得民间本已存在的大量无额寺观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金代国家对寺观的控制,但也助长了民间创修寺观之风。第三部分探究金代国家对出家僧道的管控。金代世俗之人出家需要经过父母的首肯、至寺观为“童行”,获得政府颁发的度牒等程序才可成为被国家承认的合法的僧道。除要获得政府颁发的度牒外,僧道还要遵守各类清规戒律,更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否则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本章重点详述了金代统治者给予僧道的荣誉地位,金代统治者给予僧道的荣誉地位直接决定僧道社会地位及其在宗教界地位的高低。因此金代统治者惯以此为手段来拉拢佛道二教领袖人物,削弱抵触情绪,化解对立矛盾,引导佛道二教为国家、皇室服务。第四部分分析金代国家对俗家信众的控制。金代俗家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分布广,数目多,是存于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其行为和活动对金代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有重要影响。本部分将金代俗家信众分为皇室、官宦名士和民间普通信众三个阶层,分述不同阶层俗家信众的信仰程度、信仰活动及其影响。并探讨金代俗家信众的具体涉教行为及其金代民间因宗教信仰而自发形成的邑社组织,重点说明金代官方对俗家信众的有效引导途径。第五部分阐明金代国家对寺观经济的掌控。这部分首先对金代寺观财产的构成进行了说明。并详细探讨了金代寺观经济的来源及支出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除特定时期和原因外,金代政府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与寺观经济的收支。但金代寺观经济并非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其发展与金代统治者和国家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国家政权。第六部分总结金代宗教管理的特点和影响。金代在推行宗教管理的过程中立足于统治,推行佛道二教兼举的政策,不仅促使佛道二教为统治者服务,也促进了佛道二教的传播和发展,更有利于儒释道的融通,也促使了民间赈济公益事业的进步。而金代统治者长期推行的宗教鬻卖政策除负面影响外,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一时的财政危机,促进佛道二教的传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补益。总之,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追溯了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沿革,探究了金代在寺观、僧道、俗家信众、寺观经济等方面所实施的具体管理手段和途径,总结了金代宗教管理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图对金代宗教管理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
杜雪飞[8]（2019）在《宋代边疆市场研究》文中指出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差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异的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其中以定居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互补性贸易最为引人瞩目。宋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形成了交易规模较大的边疆市场,随着宋经济的极大发展,边疆市场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具体来说,在北方,宋与辽、西夏和蒙古之间均设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开展马匹、畜产品、茶叶、日用品、奢侈品等物品的交易。在南方,宋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交趾等政权也设立了以博易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进行了以马匹为主的多种商品的交易。在这些官方的正式交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官方市场之外,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还需要更大市场。宋代边疆市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榷场开合无常、对交易地点的限制较多、管理制度过于严格、对交易物品的限制过多等方面;二是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宋进行大量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三是边疆市场以宋为核心,宋控制着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占据高端产业,宋的货币也是整个市场的硬通货。这些特征有的限制了边疆市场中贸易的规模和发展,不利于更多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各地出现呼唤统一经济区的心声。有的刺激了民族政权期望控制中国大市场的雄心,通过武力实现政权之间的融合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宋代边疆市场产生了以下主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宋及民族政权在边疆市场的带动下,不仅让政府获得了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北方地区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南方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也受到刺激不断发展;其次,边疆市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了边疆地区道路交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边疆市场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使多种文化不断发生融合。由于宋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注定了其不可能主动去融合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其他地区,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破碎性所造就的地方势力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和具备这种力量,因此建立融合不同经济区的国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承担。游牧政权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在军事实力之外,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使其拥有了统一南北经济区的能力。蒙古在继承辽金的遗产之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成功建立元,将中国的南北融为一体。之后,元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贸易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还采取了国家商贸主义全面垄断的形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南方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西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赵平略[9]（2018）在《明朝驿递制度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文中认为明朝驿递制度的确立,既保证了西南地区政令的畅通,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多方面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
陈筱娇[10]（2018）在《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自古以来由多民族构成,各文化在不断的朝代更迭、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段的冲突、融合,产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关于“汉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胡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或言之“同化”更为恰当。作为外来文化,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胡骑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的研究“汉化”和“胡化”能够更客观的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与特征。所谓胡与汉并非是独立的两个民族概念,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相互影响、兼并、融合、发展,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或文化面貌,不可简单地评价为此之琼浆,彼之糟粕。事实上,两者没有贵贱之分、高低之别,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本文立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边疆艺术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对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与元代四个时期里要的文化融合时期中的边疆文化艺术现象进行研究,从政治格局、思想环境、边疆艺术现象的杂糅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反映出习俗观念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接受,求异尚乐层面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推崇,以及功利需求角度对这些边疆文化的追求。
二、校尉乡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校尉乡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东汉刺史职能演变对政权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刺史制度研究的相关着作 |
| (二)关于刺史制度研究的相关论文 |
| 三、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刺史的设置及其职能 |
| 第一节 刺史的初设 |
| 一、御史监察制度的演变 |
| (一)战国时期御史监察制度的雏形 |
| (二)秦代御史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
| (三)汉初御史监察制度的演变 |
| 二、刺史的初设 |
| (一)刺史设置的原因 |
| (二)刺史的设置 |
| 第二节 刺史的基本职能及作用 |
| 一、刺史的基本职能 |
| (一)刺史监察区域 |
| (二)刺史监察内容 |
| 二、刺史的作用 |
| (一)强化中央集权 |
| (二)加强地方监督 |
| 第二章 东汉刺史的复置及职能演变 |
| 第一节 东汉刺史复置 |
| 一、东汉恢复刺史的背景 |
| (一)王莽的州牧制改革 |
| (二)东汉初期州牧制的职权 |
| 二、东汉刺史的复置 |
| (一)豪强地主势力的威胁 |
| (二)罢州牧设刺史 |
| 第二节 东汉刺史职能的演变 |
| 一、刺史军事职能的改变 |
| (一)剥夺刺史兵权 |
| (二)精简刺史带兵数量 |
| (三)功臣回归地方 |
| 二、刺史监察职能的改变 |
| (一)刺史监察区域的变化 |
| (二)刺史监察权力的变化 |
| 第三章 东汉刺史职能演变实效分析 |
| 第一节 东汉恢复刺史的积极作用 |
| 一、加强对官吏的约束 |
| 二、强化对行政的督促 |
| 第二节 东汉刺史职能演变的消极作用 |
| 一、刺史职能演变造成割据 |
| (一)政治内斗使刺史失去监督 |
| (二)军事战争使刺史获取兵权 |
| 二、刺史职能变化导致政权危机 |
| (一)刺史割据脱离中央 |
| (二)刺史混战政权危机 |
| 第三节 刺史职能演变实效的比较分析 |
| 一、初期刺史设置先天条件不足 |
| (一)动荡的政治环境 |
| (二)薄弱的经济基础 |
| 二、后期对刺史权力的约束缺失 |
| (一)刺史权力膨胀 |
| (二)刺史脱离控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致谢 |
（3）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战国秦汉土地国有制形成与演变的几点思考* |
| 一、侯外庐“土地国有制”说的方法论意义 |
| 二、商鞅变法与土地国有制的法典化 |
| 三、赋役制度与秦汉土地所有制性质 |
| 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 |
| 一、魏晋土地制度的调适与占田课田制的施行 |
| （一）三国屯田的作用与自耕农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二）占田课田制的内容与实施情况 |
| 二、南北分裂期间的土地所有制状况与有关法令的施行 |
| （一）南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与自耕农土地的勉力维持 |
| （二）北方从土地所有权的混乱状态到均田制的产生 |
| 隋唐土地制度变迁与时代分期* |
| 一、土地“所有权”的新发展 |
| 二、“民有”土地的占有与经营 |
| 三、生产力、土地制度与时代分期 |
| 宋代的土地政策与抑制“兼并” |
| 一、有关宋代土地政策的讨论 |
| 二、宋朝抑制兼并势力的政策和措施 |
| （一）以征榷抑兼并 |
| （二）平籴、轻重、敛散理论的运用 |
| （三）损有余补不足 |
| （四）国家政权重拳出击下的抑兼并：王安石变法 |
| （五）无处不在的抑兼并 |
| 三、兼并势力难抑的社会原因 |
| 在户籍赋税制度与地权市场运作中认识明清土地制度 |
| 一、户籍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
| 二、土地登记与土地市场 |
| 三、契约机制与土地制度 |
| 结语 |
（7）金代宗教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金代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管理政策 |
| 第一节 萨满信仰居于主体阶段:始祖至太祖时期 |
| 第二节 佛道二教初兴阶段:太宗至海陵时期 |
| 第三节 佛道二教兴盛阶段:世宗、章宗时期 |
| 第四节 佛道二教被大肆利用阶段:卫绍王至哀宗时期 |
| 第二章 金代国家对寺观的管理 |
| 第一节 金代寺观的行政管理体制 |
| 一、金代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及僧道官制度 |
| 二、金代寺观内部的行政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金代寺观的敕额制度 |
| 一、金代寺观敕额颁发 |
| 二、金代官卖敕额制度 |
| 第三节 金代寺观的修置 |
| 一、金代寺观的修建 |
| 二、金代寺观的存留 |
| 三、金代寺观的改制 |
| 第三章 金代国家对出家僧道的管控 |
| 第一节 金代僧道出家制度 |
| 一、僧道剃度制度 |
| 二、僧道日常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金代僧道荣誉地位的颁给 |
| 一、金代官方颁赐僧道荣誉称号的缘由 |
| 二、金代官方颁赐僧道荣誉称号的种类 |
| 第四章 金代国家对俗家信众的控制 |
| 第一节 金代俗家信众的来源 |
| 第二节 金代俗家信众的涉教活动及社团组织 |
| 一、金代俗家信众的涉教活动 |
| 二、金代民间俗家信众的社团组织 |
| 第三节 金代官方管控俗家信众的途径 |
| 一、严厉打击因宗教集结反抗政权的行为 |
| 二、严控官宦俗家信众过度崇佛信道 |
| 三、官方宏观规范俗家信众的集体活动 |
| 四、官方以宗教为依托推行慈善救济 |
| 第五章 金代国家对寺观经济的掌控 |
| 第一节 金代寺观财产的构成 |
| 一、寺观建筑 |
| 二、寺观田产 |
| 三、其他 |
| 第二节 金代寺观经济的来源 |
| 一、世俗的赏赐与布施 |
| 二、僧道、寺观自营所得 |
| 第三节 金代寺观经济的支出 |
| 一、寺观、僧道一般性支出 |
| 二、公益性支出 |
| 第六章 金代宗教管理的特点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代宗教管理的特点 |
| 一、立足维护统治,超越统治者个人喜好 |
| 二、佛道并举、宽严相济 |
| 三、长期保持官方鬻卖带有宗教性质商品的政策 |
| 第二节 金代宗教管理的影响 |
| 一、促使佛道二教为国效力 |
| 二、有利于加快佛道信仰传播 |
| 三、加速了儒释道的融通 |
| 四、有利于赈济慈善事业的发展 |
| 五、促进僧道与世俗家庭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官卖敕额表 |
| 附表2 金代经幢修置情况简表 |
| 附表3 金代寺观修置情况简表 |
| 作者简介及其在学期内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宋代边疆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选题缘由 |
| (一) 边疆市场互补性开放性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
| (二) “新清史”研究推动下对国家形成和中华民族融合所提出的新认识的启发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总结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二) 探究边疆市场对宋代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
| (三) 探讨边疆市场对中国形成问题具有的重要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
| (二) 宋代贸易活动与市场发展相关成果 |
| (三)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研究成果 |
| 四、基本概念 |
| (一) 边疆 |
| (二) 市场 |
| (三) 边疆市场 |
| 五、研究方法 |
| 六、重点难点 |
| 七、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宋以前边疆市场发展的基本历程 |
| 一、宋代以前边疆市场的发展简况 |
| (一) 先秦时期市场的起源及边疆市场的萌芽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时期 |
| 二、历代对边疆市场的管理 |
| (一) 先秦时期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至宋以前 |
| 第二章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设置和运行概况 |
| 一、宋、辽之间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一) 宋设置的对辽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 辽对宋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宋朝与西夏之间的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三、辽朝、西夏及金朝之间的榷场设置 |
| 四、南宋与金朝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发展 |
| (一) 南宋对金朝的榷场设置与变化 |
| (二) 金朝对南宋的榷场设置及变化 |
| 五、南宋、蒙古之间边疆市场的贸易情况 |
| 六、宋与西域之间的边疆市场贸易情况 |
| 第二节 榷场的管理及其相关制度 |
| 一、对官员设置和品级的规定 |
| 二、对贸易方式的规定 |
| 三、交易物品、货币及官员设置的情况 |
| (一) 主要交换的商品种类 |
| (二) 对交易货币和价格的规定 |
| (三) 对交易官员的规定 |
| 第三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补充形式——走私贸易 |
| 一、宋、辽之间的走私管制 |
| 二、宋、西夏之间的走私管制 |
| 第三章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一、以博易场为主的边疆市场类型 |
| 二、南方边疆市场主要贸易商品:马匹 |
| 第二节 四川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四川博易场的设置与分布 |
| 二、四川博易场交易具体情况 |
| 第三节 广西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广西博易场的设置和分布 |
| 二、交易商品种类 |
| 第四节 宋代博易场的管理和运行 |
| 一、博易场的管理制度 |
| 二、博易场的运行和维护 |
| 第四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不稳定性 |
| 一、榷场时兴时废、开合无常 |
| (一) 宋辽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 宋夏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三) 宋金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交易地点设置的不合理性 |
| (一) 市场数量不足 |
| (二) 市场和经济中心的分离 |
| (三) 为国防选择偏远的地点 |
| 三、管理制度上的不足 |
| (一) 榷场管理权直属中央 |
| (二) 对交易过程管理过细过严 |
| (三) 区域货币的不稳定 |
| 四、对交易物品种类的过度限制 |
| 第二节 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的紧密联系 |
| 一、宋代海外贸易的历程和开展转口贸易的简要情况 |
| 二、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 |
| 三、宋在各边疆市场转口海外贸易品 |
| (一) 宋与辽 |
| (二) 宋与西夏 |
| (三) 宋与金 |
| (四) 宋与西南地区 |
| 第三节 宋占据边疆市场的主导地位 |
| 一、宋对边疆市场中商品贸易的控制 |
| 二、条约中反映的经济实力对比 |
| 三、宋钱的硬通货地位 |
| (一) 辽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二) 西夏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三) 金流通宋钱的情况 |
| (四) 西南地区流通宋钱的情况 |
| 第五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积极意义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经济意义 |
| 一、对于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
| (二) 西北地区农业不断发展 |
| (三) 北方商业空前发展 |
| (四) 各政权均获得不少的财政收入 |
| (五) 促进北方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 |
| 二、对于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地方经济的发展 |
| (二) 对于中原经济圈的依赖日益加深 |
| 第二节 宋代边疆市场道路系统发展及社会变化 |
| 一、北方地区道路的不断发展 |
| 二、边疆市场影响下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一) 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二) 南方道路的不断发展 |
| 第三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文化意义 |
| 一、北方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 |
| (一) 统治者自身的汉化 |
| (二) 参照内地的方式进行治理 |
| (三) 习俗的融合 |
| 二、西南地区的文化变迁 |
| 三、宋文化的变迁 |
| (一) 服饰 |
| (二) 语言 |
| (三) 饮食偏好的变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明朝驿递制度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朝西南驿站的建立 |
| (一) 四川驿站的设立 |
| (二) 贵州驿站的设立 |
| (三) 云南驿站的设立及以堡代驿 |
| 二、明朝西南驿递供应制度 |
| (一) 驿站的费用 |
| (二) 驿递费用的构成 |
| 1. 驿丞的俸银 |
| 2. 驿夫的工资 |
| 3. 马价银与草料银 |
| 4. 铺陈 |
| 5. 供馆银 |
| 6. 廪粮米 |
| 7. 其他 |
| (三) 驿递供应的方式 |
| 1. 直接供应银两 |
| 2. 直接服役 |
| 3. 设置铺田 |
| 4. 云南部分驿站以贝巴代银 |
| 5. 供应实物 |
| 6. 综合供应方式 |
| (四) 驿递的供应主体 |
| 1. 土司 |
| 2. 土官 |
| 3. 驿夫 |
| 4. 异省供应 |
| 5. 将驿站的费用摊在田地的租赋之中 |
| 6. 驿站的费用摊派在站田之中 |
| 三、西南驿递与地方政府 |
| (一) 省级政府与驿递 |
| 1. 省级政府与驿递管理 |
| 2. 省级政府与驿递改革 |
| (二) 府与驿递 |
| (三) 州县与驿递管理 |
| 四、西南驿递与军队 |
| (一) 明朝西南卫所与西南驿站 |
| 1. 贵州卫所的分布与驿站 |
| 2. 云南卫所的分布与驿站 |
| 3. 四川卫所的分布与驿站 |
| (二) 军队与驿递制度的关系 |
| 1. 驿递供应与卫所 |
| 2. 驿递差役与卫所军人 |
| 3. 军队负责驿递线路的开辟及驿站的设置 |
| 4. 军队与驿递改革 |
| (三) 军事与驿递制度的变化 |
| 1. 军队与驿递负担的加重 |
| 2. 驿递制度的败坏加快了卫所制度的败坏 |
| 3. 卫所制度的败坏加速了驿递制度的败坏 |
| 五、西南驿递制度与西南社会 |
| (一) 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维护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政治稳定 |
| 1. 川黔驿道、湘黔滇驿道的建成保证了云南的完全平定 |
| 2. 湘滇黔驿道的畅通保证了正统间麓川战争的正常开展 |
| (二) 驿道的畅通保证明王朝在四川西南地区多次军事行动的成功 |
| (三) 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交流 |
| 1. 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西南各少数民族部落的交流 |
| 2. 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四川及四川西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 |
| 3. 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云南各民族的交流 |
| 4. 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贵州各民族的交流 |
| (四) 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
| 1. 贡道的畅通与四川的茶叶生产 |
| 2. 驿道的开通促进了贵州农业的发展 |
| (五) 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 |
| 1. 驿递制度的完善与文化的发展 |
| 2. 贵州驿路沿线文化发展概况 |
| 3. 四川驿路沿线文化发展概况 |
| 4. 云南驿路沿线文化发展概况 |
| (六) 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城市繁荣 |
| 1. 驿站与城市 |
| 2. 驿路与贵州城镇 |
| 3. 驿路与四川城镇 |
| 4. 驿路与云南城镇 |
| (七) 湘黔、滇黔驿道的建设促成了贵州省的建立与贵州省各级政府机构的完善 |
| 1. 驿道的畅通促成了贵州的建省 |
| 2. 驿路的完善促进了贵州省属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进一步完善 |
| 3. 驿道的畅通在贵州省所属各府州县的建立与巩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10）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1、“中国” |
| 2、“夷夏之辨” |
| 3、“胡”、“夷”与“汉” |
| 4、“胡文化”与“汉文化” |
| 5、“胡化”、“汉化”与“同化”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意义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胡化”现象的揭示与史学研究价值 |
| 一、“汉化”与“胡化”蹊径演进 |
| 二、汉族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
| 1、汉族风俗的形成轨迹 |
| 2、汉族风俗文化变迁轨迹 |
| 三、设计史学对“胡化”现象研究的价值 |
| 第二章 历史上典型时期的“胡化”现象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春秋战国的文化思想环境 |
|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胡服骑射及其影响 |
| 2、服饰 |
| 3、兵戈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胡汉分治 |
| 2、重胡抑汉 |
| 3、胡族掌握武力 |
| 4、以汉治汉 |
| 5、对待其他胡族 |
| 二、南北朝的思想建构环境 |
| 三、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 |
| 2、装饰用品 |
| 3、佛教与石窟 |
| 4、佛教与瓷器 |
| 5、墓葬考古 |
| 5、胡床 |
| 第三节 唐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唐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唐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唐代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 |
| 2、充满悖论的服饰体系 |
| 3、民俗审美：雍容于瑰奇并存 |
| 4、享乐风尚催生服食风气日盛 |
| 三、唐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的胡化 |
| 2、家具的胡化 |
| 3、陶瓷及装饰纹饰的胡化 |
| 4、建筑的胡化 |
| 5、陶俑 |
| 6、唐代金银器 |
| 7、伊斯兰玻璃器 |
| 8、乐舞的胡化 |
| 9、胡姬与胡店 |
| 第四节 元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元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治边政策 |
| 2、治国之策 |
| 3、治民之策 |
| 4、驿站制度 |
| 二、元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
| 2、文化兼容务实政策 |
| 3、开阔的文化视野 |
| 三、元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瓷器烧造技艺的发展：元青花与釉里红 |
| 2、元大都 |
| 3、元代服装胡化 |
| 4、织金技艺 |
| 第三章 胡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体现 |
| 第一节 习俗观念对“胡化”现象的接受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嫁 |
| 1、婚嫁礼俗 |
| 2、胡汉通婚 |
| 3、婚嫁方式 |
| 二、唐代风俗文化 |
| 1、唐代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
| 2、崇佛重巫的宗教信仰 |
| 3、风气开放的社会风俗 |
| 第二节 求异尚乐对“胡化”现象的推崇 |
| 1、胡乐舞 |
| 2、胡妆 |
| 3、胡服——马尾裙 |
| 4、胡用品 |
| 5、胡文化的娱乐消遣 |
| 第三节 功利需求对“胡化”现象的追求 |
| 1、丰富餐桌为目的的胡食 |
| 2、满足功能性需求的胡服 |
| 3、改变生活习性的胡床 |
| 第四章 胡化现象在社会关系领域的体现 |
| 第一节 “胡化”现象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影响 |
| 一、不同区域内的文化 |
| 二、排斥与吸纳外来文化 |
| 三、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胡化”现象在社会生活呈现的影响 |
| 一、服装的不断发展 |
| 二、坐姿改变对器具的影响 |
| 三、出行工具舆轿的变迁 |
| 1、以牲畜为动力的坐乘或立乘的车舆 |
| 2、以人力为动力的盘坐或跽坐的舆轿 |
| 3、以人力为动力的垂足而坐的轿子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四、校尉乡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东汉刺史职能演变对政权的影响[D]. 金建龙. 齐齐哈尔大学, 2020(02)
- [3]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4]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6]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J]. 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李华瑞,赵思渊,刘志伟.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1)
- [7]金代宗教管理研究[D]. 祝贺. 吉林大学, 2019(02)
- [8]宋代边疆市场研究[D]. 杜雪飞. 云南大学, 2019(09)
- [9]明朝驿递制度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J]. 赵平略.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6)
- [10]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D]. 陈筱娇.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