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非点源氮污染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海洋环境科学,L-THIA模型,3S,非点源
非点源氮污染论文文献综述
蒋婧媛,徐姗楠,黄洪辉,刘华雪[1]（2019）在《基于L-THIA模型与3S技术的大亚湾陆域非点源总氮污染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以大亚湾为研究对象,采用3S(GIS、RS和GPS)技术划分了汇水区范围并处理获得土地利用、土壤水文单元及降水等下垫面信息,运用L-THIA模型(Long-term Hydrologic Impact and Non Point Source Pollutant Model)构建了总氮(TN)这一指标的大亚湾汇水区非点源污染模型,并通过径流量与负荷量模拟结果与不同方法计算结果的比对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大亚湾陆域非点源TN年均负荷量为2 559 t;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建设用地和园地的负荷量和单位面积流失强度均较高,是TN流失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汇水区涉及的11个镇(街)中惠州市稔山镇、平海镇对TN负荷量的贡献合计超过50. 0%,占据了77. 7%的TN流失关键源区,是非点源污染防治需重点关注的区域。来源贡献的定量识别和关键源区的空间识别为大亚湾陆域非点源TN污染的有效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本文来源于《应用海洋学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胡丽召[2]（2019）在《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影响下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澜沧江中下游流域水能资源丰富,是我国西南地区主要的水电开发基地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态脆弱敏感区。流域的梯级水电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改变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河流的生态环境特征,进而导致库区周边土地利用状况发生改变。氮是生态系统最主要的养分之一,河流中氮浓度过高会破坏河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流域土壤结构特征、土地利用变化及农业管理措施等众多因素是河流中非点源氮污染的主要来源。当前针对单一水电工程建设对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非点源的研究较多,而鲜有针对梯级水电开发引起的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变化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SWAT模型、输出系数模型和USLE模型分别估算了梯级水电工程建设前后流域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对比分析了其变化的内在成因;基于Arcgis研究了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了流域向水体输送高氮负荷的关键源区和主要来源,为探明澜沧江流域中下游梯级开发对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带来的影响以及氮污染的控制与削减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构建SWAT模型估算了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前的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以1980年作为梯级开发前的代表年,通过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构建SWAT模型,利用模型模拟输出的径流与泥沙值,估算出1980年研究区的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是22855.74吨,其中土地利用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14230.18吨,农村居民点的溶解态氮污染负荷是2064.15吨,溶解态氮污染总负荷是16294.33吨,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6561.41吨。(2)通过构建输出系数模型和土壤侵蚀模型估算了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后的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以2015年作为梯级开发后的代表年,通过经验模型估算出的2015年研究区的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是29009.16吨,其中土地利用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14535.82吨,农村居民点的溶解态氮污染负荷为7126.99吨,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是21662.81吨,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7346.35吨。(3)对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前后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主要污染源与污染区。梯级开发后的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相较开发前增加了26.9%,其中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增加了32.9%,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增加了12%。梯级开发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有影响,但总体而言土地利用构成变化不大,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的年际变化主要受农村居民点的生活影响。从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位于澜沧江中游地区的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总体上小于下游地区的污染负荷,而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大于下游地区的污染负荷,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在整个流域中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总体上而言澜沧江下游地区的氮污染总负荷大于中游地区。研究区内对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贡献最大的区域是澜沧县和凤庆县,主要污染源是农业施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和水土流失污染。(本文来源于《西安理工大学》期刊2019-06-30）
胡敏鹏[3]（2019）在《流域非点源氮污染的滞后效应定量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点源污染逐步受到控制,非点源污染已成为许多水体氮过量的主要原因,不仅严重威胁着水体生态系统健康,而且导致了下游河口、海岸带等水体的富营养化与低氧区问题。然而,不少流域经过多年的非点源污染控制努力,但是水体的氮污染水平并未得到显着降低。非点源氮污染的滞后效应是造成以上尴尬局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然而,目前对流域非点源氮污染滞后效应的定量认识还很有限,阻碍了氮污染控制进程。基于浙江省永安溪流域1980-2018年连续逐月的水文水质数据以及气象、污染源、土地利用等相关流域属性数据资料,本研究通过多种同位素分析、多模型模拟等,分析了长时间序列的流域人为氮输入和河流氮输出动态特征分析,初步解析了河川径流的组成及水文滞留时长,初步揭示了流域氮输移过程的转化特征,初步估算了当前氮源vs遗留氮源、点源vs非点源、地表径流vs非地表径流(侧向流、地下径流)对河流氮输出通量的贡献,为实现氮污染有效控制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1980-2010 年间净人为氮输入(Net Anthropogenic Phosphorus Inputs,NANI)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总体净增加了 70%以上。然而,河流总氮(TN)输出通量呈持续增加趋势,总体增加了 90%以上。2000-2010年期间NANI与河流TN输出通量之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这与土地利用方式和NANI组分变化以及滞后效应的影响有关。(2)模型法和同位素正弦波拟合法的估算结果表明,河川径流主要来源于的地下径流(73-91%),而地表径流的贡献较小(9-27%)。与之相对应,年轻水(年龄在44-68天内)的贡献仅为6%-21%,径流汇流过程的平均滞留时间为15.1年。暴雨次数及水田面积可能导致了年轻水比例的时空变异性,而地形因子则是影响平均滞留时间空间变异性的主要因素。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永安溪流域存在较为显着的水文滞后性。(3)水文水质和氮氧同位素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非点源污染是河流氮污染的主要原因,流域氮输移过程经历了较为显着的硝化反应,但反硝化反应较弱,有利于氮进入深层土壤和地下水系统并逐年累积,从而促进了滞后效应的形成。硝化为主的特征也促进了永安溪氧化亚氮(N2O)的产生。永安溪的N20产释规律与全球荟萃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河流N20的释放通量主要由河流氮浓度所决定,而释放因子不仅与可溶性无机氮(DIN)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还与流量大小、有效碳源浓度呈负的幂函数关系。(4)引入交叉相关分析和“考伊克”转化方法,初步识别了流域氮污染的滞后时长,改进了区域养分管理(ReNuMa)模型,发展了流域氮污染过程动态模型,结合同位素及水文水质数据初步验证了以上模型模拟结果。永安溪流域氮污染的滞后时长为10年以上;每年河流总氮输出中～77%来自遗留氮库,仅～10%来自当年人为输入氮。以上结果与同位素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即地下水和土壤氮对河流硝态氮的分别为～50%和>30%。(5)1980-2010年期间,人为累计输入的1923 kg N ha-1氮中,25%形成了遗留氮库,使得流域遗留氮量由1980年的380 kg N ha-1 yr-1增加到了 2010年的534 kg N ha-1 yr-1;62%通过反硝化、非收获性植物吸收等过程去除;13%通过河流输出。综上所述,以地下径流为主且具有较长汇流时间、硝化作用强而反硝化作用较弱以及人为氮过量输入,使得永安溪流域非点源氮污染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所发展的相关模型和方法初步明确了人为氮输入和河流氮输出之间存在的滞后时长以及遗留氮对河流氮污染的贡献。为有效控制河流氮污染,在削减化肥等主要人为氮源的过量输入的同时,需重点关注地下水氮污染的修复和土壤氮的高效管理。(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9-06-10）
田志强,丁春莲[4]（2018）在《河套灌区总排干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估算》一文中研究指出针对日益突出的农业非点源污染问题,探究河套灌区农田排水氮污染负荷状况。考虑灌区点源和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形成和运移规律,依据总排干沟红圪卜断面2009～2014年水文水质同步观测资料,采用水文分割法研究农田排水TN污染负荷。结果表明:2009～2014年期间,总排干沟农田排水TN污染负荷平均为1 696. 49 t,占年总负荷量的31. 51%,虽然没有点源TN负荷比例高,但2012年以来农田排水TN污染负荷比例显着上升说明农业非点源污染在加剧。分析得出提高氮素利用率、降低农田排水量对防治农田排水污染具有积极作用。(本文来源于《内蒙古电大学刊》期刊2018年06期）
纪晓亮[5]（2017）在《长乐江流域非点源氮污染定量溯源与控制模拟》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我国污染构成由点源污染为主转变为非点源污染为主的新形势下,流域氮磷等非点源营养盐流失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是很多地区面临的主要水环境问题。本研究围绕硝态氮污染定量源解析及其不确定性分析和扣除基流对河流氮污染贡献之后的地表直接径流非点源氮污染物入河量分类核定这两个非点源污染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长乐江流域为研究区域,应用蒙特卡罗水质评价模型、稳定同位素分析、数字滤波算法、河流一维水质方程-输出系数耦合模型和综合水环境基尼系数最小化模型等方法开展流域尺度非点源污染的定量溯源和控制研究。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长乐江水系水体质量总体良好,南山水库坝下(S1),北江(S2),剡源江(S3),石璜江(S4),富润江(S5),甘霖(S6),崇仁江(S7),雅致桥(S8)监测断面综合污染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48,0.42,0.64,0.57,0.72,0.56,0.68,0.57。S1～S8处于或优于轻度污染的概率分别为87.53%,90.38%,69.89%,76.44%,58.80%,78.21%,64.55%,78.03%。总氮的Sperman等级相关系数最大,表明总氮是对综合污染指数影响最大的输入变量,故而控制长乐江流域内的氮污染是进一步提升该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关键。硝态氮是非点源氮污染的主要形态。长乐江流域地表水体硝态氮的最大污染源是粪肥和生活污水(雨季贡献率为38.2%,旱季贡献率为45.4%),其次为土壤氮(雨季贡献率为32.7%,旱季贡献率为35.3%),化肥氮(雨季贡献率为26.0%,旱季贡献率为17.7%),雨水的氮污染贡献较少(雨季贡献率为3.1%,旱季贡献率为1.6%)。针对不同条件下各类潜在污染源的强烈变化,提出了用不确定指数(Uncertainty Index,UI90)来定量描述水体硝态氮污染定量源解析结果的不确定性强度的方法。长乐江2003～2012年均总氮负荷为1990.72±838.02t·yr-1,基流对河流总氮负荷的年平均贡献率为65.40%。长乐江流域基流总氮负荷在99%的置信区间内表现出极显着的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基流非点源氮污染将会是该流域今后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关键问题。长乐江流域水田、旱地、人居地和林地直接径流的总氮输出系数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6.89 kg.ha-1yr-1、28.79 kg.ha-1·yr-1 19.85 kg·ha-1yr-1和3.78kg·ha-1·yr-1年平均自净率为21.35±5.04%。长乐江流域(扣除南山水库子流域)2003～2012年均非点源氮入河量为2250.82 t·yr-1其中基流入河量为1526.01 t·yr-1,直接径流入河量为724.81 t·yr-1水田、旱地、人居地和林地对直接径流总氮入河量的贡献率分别为13.47%,57.15%,13.78%,15.60%。该流域各行政单元崇仁镇、甘霖镇、长乐镇、鹿山街道、石璜镇、通源乡、雅璜乡和王院乡年均直接径流总氮入河量分别为197.52 t、99.81 t、202.70 t、39.01 t、58.17 t、45.01t、24.93 t 和 15.61 t。河流自净能力情景模拟结果表明,如能通过一系列措施(过程拦截和末端治理)使长乐江河道对非点源氮入河量的自净能力提高到50%时,存在344.58t可分配水环境容量。通过综合水环境基尼系数最小化模型得出,在目前的情形下,该流域各行政单元崇仁镇、甘霖镇、长乐镇、鹿山街道、石璜镇、通源乡、雅璜乡和王院乡需要减排氮的投排放量分别为112.62 t、36.14t、99.22t、21.53 t、27.36 t、24.31 t、11.23 t、5.78 t,减排率分别为 57.02%、36.20%、48.95%、55.20%、47.03%、54.00%、45.04%、37.06%。最后,给出了长乐江流域非点源污染的控制建议。(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7-12-01）
张宝中[6]（2017）在《漳河上游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估算》一文中研究指出漳河位于海河流域西南部,是海河流域南运河水系的主要支流。漳河上游地处晋翼豫叁省交界,长期以来水资源严重短缺且开发利用程度高,形成渠道有水、河道断流无水的现象。流域排污口众多,水环境呈现出恶化的趋势,水土流失严重,河流生态健康受到极大影响。为了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改进输出系数模型进行漳河上游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负荷量估算和分析,研究表明:漳河上游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入河量多年平均值为2422.06t/a,其中畜禽养殖所产生氮污染入河量达2302.69t/a,占总量的95.1%;农村生活所产生氮污染入河量为101.00t/a,占总量的4.2%;农田种植所产生氮污染入河量为18.40t/a,仅占总量的0.76%。在畜禽养殖所产生的氮污染入河量中,大牲畜排泄物中氮污染入河量占畜禽养殖所产生的氮污染入河总量的比例是63%,其次是猪排泄物中氮污染入河量占36%,羊和家禽排泄物中氮污染入河量所占的比例分别是1%和0.08%;在农村生活所产生的氮污染入河量中,人体粪尿和生活污水中氮污染入河量占农村生活所产生氮污染入河量的比例分别是12%和88%;在农田种植所产生的氮污染入河量中,大田作物耕地、蔬菜耕地和园地所产生的氮污染入河量占农田种植所产生氮污染入河量的比例分别是86%、11%和3%。因此,漳河上游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入河量主要来源于畜禽养殖。此外,借助ArcGIS对漳河上游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进行了模拟,将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空间分布特征和输出系数模型敏感度进行分析,验证了输出系数对输出系数模型精确度的至关重要性。(本文来源于《河北工程大学》期刊2017-05-31）
马天海,徐静,单楠,阮晓红[7]（2016）在《贾鲁河流域旱作农业区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水文、气象、土地利用及农业耕作等基础资料,构建了贾鲁河流域SWAT模型,率定和验证结果表明,径流及氨氮模拟较好,月均评价系数(Ens)均大于0.78.利用上述模型,对贾鲁河流域旱作农业区非点源污染负荷产生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平水年小麦-玉米轮作条件下,贾鲁河流域硝酸盐氮总产生量为15546.3t·a-1,有机氮总产生量为1216.58t·a-1,耕地单位面积氮负荷产生总量90.51kg·ha-1,大于以水田为主的耕地污染负荷;氨氮入河负荷为1128.64t·a-1,7—8月份有机氮及氨氮入河负荷分别占全年负荷的94.79%和78.42%,其月产生量与月均降雨量相关系数分别为0.804和0.8531;虽然玉米期和小麦期氮肥的施用量相当,但是玉米期氮流失量要远远大于小麦期.(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期刊2016年01期）
胡钰,王业耀,滕彦国,香宝,马广文[8]（2015）在《阿什河流域非点源氮污染的δ~(15)N源解析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农业活动往往沿着河流而发展,其产生的氮污染极大地影响了流域水质量。选择以种植业为主的阿什河作为典型流域,利用水质、土壤监测技术和~(15)N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对流域水体氮污染、种植业土壤氮特征以及氮污染来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阿什河水质总氮浓度较高,氮污染较严重;位于上游的采样点水质较好,中游开始到下游水质逐渐恶化。种植业对于流域水体氮污染的影响根据水期以及种植周期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影响方式:平水期以种植业非点源氮污染为主要污染源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处,其δ~(15)N值为0.46%~0.77%,表现为人工合成化肥和农田退水造成的土壤有机氮污染;丰水期以种植业非点源氮污染为主要污染源的区域较多,其δ~(15)N值集中在0.19%~0.40%;上游地区以人工合成化肥为主要污染源,中下游以雨水及灌溉冲刷种植区土壤而形成的土壤有机氮来源为主。枯水期也有部分地区受到以人工合成化肥为主要污染源的氮污染,其δ~(15)N值为0.11%~0.38%,主要是由于雨季人工合成化肥中的硝态氮下渗到土壤下层,当枯水期时地下径流补给河流,其中滞留的硝态氮对河水造成污染。(本文来源于《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5年12期）
闫瑞,闫胜军,赵富才,郭青霞[9]（2014）在《农业非点源氮污染研究进展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概述了非点源污染的概念、特征及非点源氮素对水环境的影响,阐述了两种形态的非点源氮素NH+4-N和NO-3-N的迁移机理、流失途径(地表径流和渗漏淋失)及其自然和人为影响因素;非点源污染负荷定量计算的方法,及计算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控制农田非点源氮素的措施。(本文来源于《环境保护科学》期刊2014年04期）
闫瑞[10]（2014）在《基于AnnAGNPS模型岔口小流域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非点源污染已成为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非点源危害范围较广、治理困难大等特点。施肥是整个社会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在追求高产量的前提下大量施用氮肥,使得生态系统中氮素与环境的平衡遭到破坏,使得大量氮素来不及吸收便流失,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因子。本文通过结合下乡农户调查、实地采集作物和土壤样品、实验室分析和参考已有成果等多种方法,建立岔口小流域基础信息数据库。运用氮平衡方程和AnnAGNPS模型模拟的方法,对岔口小流域非点源氮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1.采用已获取的数据及相关文献成果,通过GIS工具,建立适合本研究区域的农田氮素养分收支平衡模型。结果表明,2012年研究时段流域内总氮素输入量为946.16t/a,输出量为600.16t/a。化肥氮输入是氮素主要来源,占64.05%；而作物收获是氮输出的主要方式,占69.81%。通过对盈余的氮素及其去向进行分析得到岔口小流域的氮净增量为346t/a,其中盈余的氮素以非点源形式进入水体所占比例最大,达43.87%。2.通过所获取的流域内各项参数,建立AnnAGNPS模型数据库,并对模型在该流域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模型对径流模拟精度较好,对非点源氮素模拟精度不高,主要是流域内滑坡、淤地坝和坡改梯工程等对泥沙输出的影响,间接影响氮素的模拟精度。2)模型对氮素虽然模拟精度不高,但能模拟氮流失的趋势和规律。在时间分布上,降雨量和氮素具有相同的趋势,降雨量和氮流失量主要集中在7、8和9月份,其中氮流失占全年的98.7%。3)在空间分布上,流域内单位面积氮流失量依次为：耕地>低密草>居民点>高密草>未成林>有林地>灌木林,其中耕地上单位面积氮流失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坡地>坝地>川地>梯田。通过对比分析,说明土地利用类型对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分布影响最重要。3.设计两种方案,即只施用底肥,不进行追肥,采用穴施减少施肥量和无任何施肥措施,分析其对氮素流失的作用效果。4.针对流域内氮素流失提出建议措施,从氮素的源头和扩散途径过程中进行氮素防治。通过生态施肥、耕作方式的转变、秸秆覆盖等从源头控制氮素流失；通过生态景观格局的调整比如植被缓冲带设置和湿地设计等在氮素扩散过程中减少氮的流失。(本文来源于《山西农业大学》期刊2014-06-01）
非点源氮污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澜沧江中下游流域水能资源丰富,是我国西南地区主要的水电开发基地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态脆弱敏感区。流域的梯级水电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改变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河流的生态环境特征,进而导致库区周边土地利用状况发生改变。氮是生态系统最主要的养分之一,河流中氮浓度过高会破坏河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流域土壤结构特征、土地利用变化及农业管理措施等众多因素是河流中非点源氮污染的主要来源。当前针对单一水电工程建设对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非点源的研究较多,而鲜有针对梯级水电开发引起的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变化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SWAT模型、输出系数模型和USLE模型分别估算了梯级水电工程建设前后流域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对比分析了其变化的内在成因;基于Arcgis研究了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了流域向水体输送高氮负荷的关键源区和主要来源,为探明澜沧江流域中下游梯级开发对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带来的影响以及氮污染的控制与削减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构建SWAT模型估算了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前的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以1980年作为梯级开发前的代表年,通过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构建SWAT模型,利用模型模拟输出的径流与泥沙值,估算出1980年研究区的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是22855.74吨,其中土地利用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14230.18吨,农村居民点的溶解态氮污染负荷是2064.15吨,溶解态氮污染总负荷是16294.33吨,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6561.41吨。(2)通过构建输出系数模型和土壤侵蚀模型估算了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后的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以2015年作为梯级开发后的代表年,通过经验模型估算出的2015年研究区的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是29009.16吨,其中土地利用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14535.82吨,农村居民点的溶解态氮污染负荷为7126.99吨,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是21662.81吨,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是7346.35吨。(3)对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前后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主要污染源与污染区。梯级开发后的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相较开发前增加了26.9%,其中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增加了32.9%,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增加了12%。梯级开发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有影响,但总体而言土地利用构成变化不大,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的年际变化主要受农村居民点的生活影响。从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位于澜沧江中游地区的溶解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总体上小于下游地区的污染负荷,而吸附态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大于下游地区的污染负荷,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在整个流域中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总体上而言澜沧江下游地区的氮污染总负荷大于中游地区。研究区内对非点源氮污染总负荷贡献最大的区域是澜沧县和凤庆县,主要污染源是农业施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和水土流失污染。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非点源氮污染论文参考文献
[1].蒋婧媛,徐姗楠,黄洪辉,刘华雪.基于L-THIA模型与3S技术的大亚湾陆域非点源总氮污染研究[J].应用海洋学学报.2019
[2].胡丽召.澜沧江中下游梯级开发影响下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9
[3].胡敏鹏.流域非点源氮污染的滞后效应定量研究[D].浙江大学.2019
[4].田志强,丁春莲.河套灌区总排干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估算[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8
[5].纪晓亮.长乐江流域非点源氮污染定量溯源与控制模拟[D].浙江大学.2017
[6].张宝中.漳河上游流域农业非点源氮污染负荷估算[D].河北工程大学.2017
[7].马天海,徐静,单楠,阮晓红.贾鲁河流域旱作农业区非点源氮污染负荷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2016
[8].胡钰,王业耀,滕彦国,香宝,马广文.阿什河流域非点源氮污染的δ~(15)N源解析研究[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5
[9].闫瑞,闫胜军,赵富才,郭青霞.农业非点源氮污染研究进展分析[J].环境保护科学.2014
[10].闫瑞.基于AnnAGNPS模型岔口小流域非点源氮污染负荷研究[D].山西农业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