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腐败成本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反腐败,债务融资,融资成本,双重差分模型
腐败成本论文文献综述
吴赢,陈延林[1]（2018）在《反腐败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一个准自然实验》一文中研究指出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行动为背景,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反腐败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表明,反腐败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这种效应只发生在非国有企业;渠道效应分析表明,反腐败通过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本文来源于《福建行政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6期）
杨东亮[2]（2018）在《腐败成本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对策》一文中研究指出腐败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同的时代、政体和经济体制都没有杜绝腐败的发生。除行政因素外,腐败成本的经济学分析为解释腐败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以经济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为前提,通过对腐败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分析,发现腐败被查处概率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发生具有重要影响;进而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影响腐败被查处概率,导致选择性腐败与高级隐蔽形式腐败的发生。结合我国实际,新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强反腐败斗争,就要提高腐败被查处力度、升级腐败打击力度、全面提高腐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加强全社会反腐败教育等。(本文来源于《长白学刊》期刊2018年06期）
谭瑾,徐细雄,徐光伟[3]（2018）在《地区腐败与企业运营效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实证检验》一文中研究指出政商生态环境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及运营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有机结合,从交易成本视角考察了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腐败破坏了市场交易机制,导致更高的交易成本与代理冲突,进而损害企业运营效率。进一步采用十八大后高强度反腐败这一独特事件开展双重差分检验,实证结论依然成立。还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地区腐败对民营企业效率损失的影响强度更大;相较于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运营效率更容易受到腐败环境破坏。市场化改革则有利于缓解腐败环境对企业运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本文立足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背景,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深化了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解。总体而言,打击腐败、净化政商关系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制度基础。(本文来源于《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9期）
史佳佳[4]（2018）在《董事会独立性、反腐败与代理成本》一文中研究指出公司制的两权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将经营权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替股东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形成了以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委托代理机制。并产生了诸多代理问题影响企业的管理与发展。企业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代理问题难以解决使得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等等。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就需要通过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独立性的外部监督机制来监督管理效率,从而使得企业运作都更加透明化,缓解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董事会在企业中是拥有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是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董事会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并且监督企业的整体发展,在企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信息不对称使得董事会代表股东必须在企业中对管理层进行客观公正地监督,从而维护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独立性正是影响董事会能不能发挥作用并平衡好管理层以及股东们的利益。董事会受股东委托代表股东们对企业经营进行监督管理,因此需要对股东负责。另一方面还要作为委托人委托管理层经营管理企业,并且公正客观地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以防止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追求私利。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是董事会作为内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企业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其行为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的推进和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必然使企业的外部环境得以改善,使得企业在良好的环境中能够更好的进行内部治理和整体发展,因此反腐败对董事会独立性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势必产生深刻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11～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独立性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反腐败对于二者关系的潜在调节效应。研究中,我们将代理成本主要分为两类代理成本,将影响董事会独立性的两个主要特征与两类代理成本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关系展开分析;之后,引入反腐败力度作为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在董事会独立性与代理成本关系中的潜在调节效应。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第一,两职状态与第一类代理成本负相关,与第二类代理成本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两类代理成本负相关;第二,在董事会独立性发挥上,反腐败力度的加强使得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分离更为有效的缓解两类代理问题,尤其在抑制第二类代理成本上。反腐败也更能强化独立董事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来源于《安徽财经大学》期刊2018-06-01）
支修建[5]（2018）在《钢铁企业打破物资独家供应降成本、防腐败的实践探索——以安钢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从分析独家供应物资的产生原因入手,针对其采购成本高、腐败风险高的特点,指出公开独家供应物资信息,可以有效打破信息不对称因素的限制,减少人为因素,避免"暗箱操作",吸引潜在供应商参与竞争,从而实现降成本、防腐败的目的;并以安钢为例,介绍了其在独家供应物资降成本、防腐败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效果。(本文来源于《冶金经济与管理》期刊2018年02期）
凌河[6]（2018）在《“低成本腐败”》一文中研究指出商人多讲一本万利，但也有“高成本”甚至打了水漂的——近期宣判的台州市原副市长陈才杰受贿案中，就有一笔奇怪的交易：陈才杰在土地使用权竞拍中做了手脚，使商人王某以底价拿到了土地。一年半以后，王某以该土地增值分红为由，给了陈才杰1000万元。可是据省价核认证中(本文来源于《解放日报》期刊2018-01-08）
汪顺[7]（2017）在《反腐败治理下的在职消费与股价崩盘风险：隐性激励还是代理成本？》一文中研究指出股价的“暴涨暴跌”在各国的资本市场都不鲜见,崩盘现象时有发生。2015年6月伊始,我国A股市场频现“千股跌停”和“全线飘红”,市场震荡不断,险象环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信心与利益,因此探寻股价崩盘风险的内生机理,以及寻找股价崩盘的治理之策成为当前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重要议题。从本质上来说,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成因与管理层隐藏经营过程中的“坏消息”直接相关,一旦累积的“坏消息”超过临界值,将集中释放,剧烈影响企业股价;而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坏消息”,核心诱因还是在于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与委托代理问题(Kim et a1.,2011;江轩宇和许年行,2015)。合理的激励契约设计能够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但高管激励往往是由一系列子契约所构成的集合,各子契约间的结构合理性至关重要,囿于显性薪酬契约的不完备性,往往需要在职消费作为替代性薪酬发挥其隐性激励作用。但多年来,我国企业在职消费水平一直居高不下,远远超出高管正常的薪酬水平,“天价”在职消费频频出现,此时不禁引发我们的反思:我国企业的在职消费能否真正发挥其隐性激励作用,降低委托代理冲突进而缓解股价崩盘风险?还是在职消费其本身就是委托代理问题的表征,直接加剧了个股崩盘?依托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微观上市公司样本,本文研究了兼具“隐性激励”与“代理成本”双重属性的在职消费对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在职消费加剧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体现为代理成本,上述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回归、衡量偏误调整以及格兰杰检验等内生处理过后依然稳健。其次,在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约束下,在职消费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在非国有企业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监督机制有效性较高以及显性激励机制较为完善的样本组内,在职消费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面影响得到了有效抑制,不再显着。另外,在外生的“反腐败”治理这一冲击事件过后,通过双重差分(DID)回归,本文亦发现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代理成本属性得到了有效治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消极影响不再显着,但作为对照组的民营企业,其在职消费行为并未受到过多影响。从理论上来看,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的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类研究文献;而从实践来看,通过观测各种不同类型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在职消费与股价崩盘风险这一影响路径的调节效应,亦有助于监管机构与企业自身有针对性的优化企业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为降低和防范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本文来源于《安徽财经大学》期刊2017-12-01）
吕娟[8]（2017）在《贪官腐败的“桃色成本”》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近些年落马官员几乎都伴随着生活作风腐败的问题。更令人痛心的是,从早些年的雇凶杀妻到近年屡见不鲜的杀情妇,贪官现象不仅意味着腐化堕落、信仰缺失,更暴露出权力的越来越血腥。而在人们感叹官太太、贪官情妇已成"高危"职业时,来自她们的"绝地反击"更令人咋舌地看到了腐败利益链上的鱼死网破。(本文来源于《金秋》期刊2017年15期）
刘欢妮[9]（2016）在《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腐败行为及其治理》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明,确保党的领导宗旨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和要求。虽然十八大以来,随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惩治腐败的全局性成果非常显着。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由于查处深度有限、预防机制不健全和监督体制乏力等原因,使得腐败成为我国部分政府官员们付出"低成本"得到"高收益"的选择性行为。每一个具备腐败心理动机的"潜在型腐败行为者"在着手谋划和实施腐败行为前都会自发的系统的理性的进行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和分析,如果惩处成本远小于腐败收益,他们就会铤而走险。本文采用研究文献和分析论证的方法,从腐败的一般性概念分析腐败行为所涉及的经济学原理,结合科学论证界定腐败成本和收益的构成要素,并以柳州市的实际案例和案件数据作为基础,设置腐败成本与收益计算公式,以腐败的风险成本、查处率及腐败效益指标等数值,量化腐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计算腐败群体的平均成本与平均收益,从而得出若要有效的遏制腐败必须加大腐败预判机制和查处力度的结论,最终形成加强执政理念教育、完善法治政府体制建设、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构建等叁点建议。(本文来源于《广西大学》期刊2016-12-01）
吴含赟,何彤[10]（2016）在《房地产监管行政成本与腐败的相关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监管腐败案件数量剧增,同时,房地产监管的行政成本也保持着快速增长。通过定量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房地产监管行政成本的快速增长与腐败现象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改善现有房地产监管机制的政策建议,从而为促使政府科学合理的进行房地产监管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来源于《农村经济与科技》期刊2016年15期）
腐败成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腐败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同的时代、政体和经济体制都没有杜绝腐败的发生。除行政因素外,腐败成本的经济学分析为解释腐败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以经济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为前提,通过对腐败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分析,发现腐败被查处概率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发生具有重要影响;进而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影响腐败被查处概率,导致选择性腐败与高级隐蔽形式腐败的发生。结合我国实际,新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强反腐败斗争,就要提高腐败被查处力度、升级腐败打击力度、全面提高腐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加强全社会反腐败教育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腐败成本论文参考文献
[1].吴赢,陈延林.反腐败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一个准自然实验[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8
[2].杨东亮.腐败成本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对策[J].长白学刊.2018
[3].谭瑾,徐细雄,徐光伟.地区腐败与企业运营效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实证检验[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
[4].史佳佳.董事会独立性、反腐败与代理成本[D].安徽财经大学.2018
[5].支修建.钢铁企业打破物资独家供应降成本、防腐败的实践探索——以安钢为例[J].冶金经济与管理.2018
[6].凌河.“低成本腐败”[N].解放日报.2018
[7].汪顺.反腐败治理下的在职消费与股价崩盘风险：隐性激励还是代理成本？[D].安徽财经大学.2017
[8].吕娟.贪官腐败的“桃色成本”[J].金秋.2017
[9].刘欢妮.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腐败行为及其治理[D].广西大学.2016
[10].吴含赟,何彤.房地产监管行政成本与腐败的相关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