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柳田国男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婚姻形态,家族结构,类型论,结构论
柳田国男论文文献综述
八木透,晁汐[1]（2019）在《民俗学中婚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柳田国男到石井研士》一文中研究指出1929年柳田国男开启了"婚姻变迁说"的问题研究,之后学者们从婚姻形态的分类,婚姻与家族、亲属关系的关联,女性回娘家与家族结构,婚姻习俗文化等多角度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婚姻问题展开了研究。进入世纪之交,基于结构论和类型论的婚姻问题研究开始向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转向,"真实性研究""将现代社会纳入视野的研究""变化的视角""基于具象的整体性研究""基于多样性展开的多角度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将成为今后的方向。(本文来源于《民俗研究》期刊2019年06期）
孙敏[2]（2019）在《柳田国男“人神信仰论”的变迁》一文中研究指出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以1943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人神信仰论包含氏神信仰和御灵信仰,但到了后期,御灵信仰消失,人神信仰全部归入氏神信仰,他提出所有日本人都会数度转生并最终化为氏神。柳田人神信仰论的前后期变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致力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新国家学的"发明"。因此,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既有其巨大的民俗学贡献,同时也具有迎合战争的策略性局限。(本文来源于《日语学习与研究》期刊2019年04期）
段奥曼[3]（2019）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柳田国男(1875—1962)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山人”、“常民”和“一国民俗学”等民俗学观点。他的《远野物语》和《妖怪谈义》等着作是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必读书目。柳田国男认为妖怪故事与民间信仰和国民心理密切相关,妖怪研究是探究民族历史和国民性格的主要方法之一。他的妖怪思想独树一帜,影响了日本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周作人(1885—1967)深受柳田民俗学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五四落潮时期(1922年前后),周作人在多部文化随笔中说鬼,理解了鬼与中国民俗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加深了对中国旧时代文化现象的认知,形成了颇具自我特色的鬼怪思想认识。本文参考先行研究的说法,鉴于二人民俗学理论中“妖怪”与“鬼”的关联性,暂且将柳田的妖怪思想和周氏的鬼思想合称为“鬼怪思想”,主要探究两人在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鬼怪思想。柳田国男热衷于谈妖怪。他把妖怪视为窥探日本民族信仰与乡土文化的工具,描写了诸多单眼单足的妖怪。从1910年开始,他通过研究日本古代风俗,发现这些妖怪是失去信仰后的神零落演化的结果。这是考察柳田妖怪思想的切入点。在早期研究中,柳田国男将山人视为妖怪的一种,并将山人研究纳入妖怪研究的范畴中。他笔下的妖怪代表——“山人”有着具体的形象,在外貌和生活习惯上又与常人相异。由此,探讨他在《远野物语》等着作中描述的山人形象将是本文研究其妖怪思想特征的着眼点。另一方面,周作人1911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热衷于谈鬼,是五四运动时期谈鬼最多的文人之一。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对民众的鬼神信仰寄予同情,开始了富有民俗趣味的研究。周作人认为鬼怪是带有一定民族色彩的人类精神产物,通过鬼神信仰可以看到人情、习俗信仰及国民精神状态。他早期(1929年前)文章中的鬼没有具体形象,总是与思想启蒙运动有关。他对“打鬼”摇旗呐喊,以表达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但是,周作人在1929年后所写的有关鬼的文章中却充满了民俗趣味,因为他渐渐理解了民众对鬼神的迷信现象,努力通过对鬼的书写来表达民俗想象下的人心,试图从民俗上来谈“鬼”。1934年五十自寿诗中说到“街头终日听谈鬼”,周作人开始对“鬼”充满人情关怀与审美向往。由此可见,他从批判鬼到寻找人情鬼的转变,正是他的“鬼怪”思想发生质变的过程。所以,在本文中谈论的周作人文化观里,“鬼”带有隐喻色彩,既是一种旧道德和旧思想的象征物,又是反映人情关怀的兼具时代性与民俗性的产物。柳田国男和周作人的鬼怪思想极具丰富的民俗意蕴和学术研究价值。近来国内外学者对柳田民俗学和周氏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热,越来越深刻。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民俗学思想的时代价值及后续影响方面。但这些研究相对比较分散、缺乏一定程度的体系化。对两人鬼怪思想的比较研究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补苴之处。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所掌握的人类学和民俗知识做理论依据,以比较分析法为主,展开对两人鬼怪思想的来源、转向及特征的比较研究。本论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综述了相关先行研究,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主要创新等基本情况。第二章围绕西方人类学、弗雷泽的思想及柳田民俗学展开对周氏鬼怪思想的来源研究。通过回顾井上圆了和江马务的妖怪研究、借助弗雷泽的《金枝》考察柳田国男“神零落说”来探讨柳田国男鬼怪思想的来源。研究发现,两人的理论皆受到西方人类学及弗雷泽思想的影响,且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交叉迭和的状态。具体来说,周作人吸收了弗雷泽的“文化的遗留”观念,企图消除“鬼”这种恶性因子,解放和健全中国国民的身心。而柳田注意到了日本古老的习俗与信仰之间的关联,借助弗雷泽有关杀神和进化的理论来为自己的妖怪研究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在第叁章中,主要从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转向的各种机缘考察两人鬼怪思想的转向。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柳田从无奈的农政官员转向颇有影响的民俗研究者,对妖怪的研究带有具体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周作人从一开始通过“鬼”批判旧的文化思想转向通过探讨鬼神信仰中的民俗情趣来反省民族精神及国民性,对“鬼”的研究带有时代性、抽象性和想象性的隐喻特点。在第四章中,从中国的封建礼教、民俗嗜好和平民趣味这两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鬼怪思想的局限性、抽象性及国民性特点。从妖怪信仰与恐惧情感的关联性、妖怪与山人这两个角度探讨了柳田国男鬼怪思想的国民性、具体性和体系化的特征。最后得知,两人的鬼怪思想中都有着民族性的探讨和民间性的关照。周氏的鬼怪思想从最初的国民思想改造到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精神追求,所吸收的弗雷泽进化论和柳田国男民俗思想都给中国民俗研究中的鬼神信仰带去了启智和反思。柳田国男的妖怪思想借助山人消亡的“他者”,展开对日本国民生活的“自我”研究,为认知和探讨日本民族心理及国民信仰提供了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第五章对本论及今后的研究课题进行了论述。综上所述,两人的鬼怪思想可以开启中日民俗学比较研究的窗口,也是民俗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两人的思想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同时又具有各自的民族性、时代性及国民性特点。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中日两国文化学及民俗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和反观作用,能为民俗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助一臂之力。(本文来源于《曲阜师范大学》期刊2019-06-12）
段奥曼,徐凤[4]（2019）在《基于叁段进化论、杀神论和妖怪说的弗雷泽和柳田国男的信仰观阐释与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论述了英国着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科学巨着《金枝》中提出的巫术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发展的叁段论及杀神论思想对全世界的人类学研究、宗教信仰研究、习俗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梳理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代表作《妖怪谈义》和《远野物语》中对日本各地妖怪传说进行的分析归纳。研究发现,作为同时代的异国人,两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进而对两人提出的原始信仰概念、时代背景和信仰观念的内涵进行全面梳理和阐释,以期对原始信仰研究有所启示。(本文来源于《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松尾恒一,晁汐[5]（2018）在《柳田国男与表演艺术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柳田国男对于作为传承资料的表演艺术,即民俗表演艺术研究,是持否定态度的。各地流传下来的歌谣、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也就是所谓的民俗表演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柳田国男一开始也曾参与其中,将表演艺术看作是民间传承的研究资料,并且对其抱有关注及期待。之后,在以本田安次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的努力下,战前以及战后的民俗表演艺术研究很快就取得了深层次的发展。只是这种表演艺术研究受到戏剧学(理论)的过多影响,似乎未能达到柳田国男的期许。柳田国男在表演艺术研究领域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着述,例如论及祭祀表演艺术的作用及功能的《日本的节日》(1942年),着眼于民间宗教者及表演艺术家的《女性的灵力》(1927年)、《巫女考》(1913—1914年)、《毛坊主(1)考》(1913—1914年)、《俗圣(2)沿革史》(1921年)等。就上述关于柳田国男对表演艺术的研究,笔者希望通过将其与几乎是同时代且同样在民俗学界举足轻重的折口信夫取得的研究进行比较,来阐明柳田国男表演艺术研究的特质,进而选取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表演艺术为对象,探索以民俗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可能性。(本文来源于《文化艺术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王京[6]（2018）在《1917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及其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1917年3-5月,柳田国男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台湾及中国大陆之旅,其在大陆的足迹从厦门开始,经香港、广州到上海、南京、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沿京广线至北京,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沈阳等地,由朝鲜返回日本。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临时变更计划,将旅行由华南、江南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北部地区,这使柳田获得了对于当时中国的较为完整的印象。柳田的中国大陆之旅,加强了他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了解占其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这一认识,一方面形成了他"国民外交"的主张,另一方面促使他的学术对象从"山人"向"常民"转换。而由这次旅行的经历所激发的对于移民、南洋、疍民等的学术兴趣,后来成为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以人的移动―舟―岛为核心,逐步形成可以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海洋史"的宏大构想,与柳田日后对冲绳的重视,以及晚年《海上之路》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贯穿其思想及学术的一个重要脉络。(本文来源于《文化遗产》期刊2018年02期）
李一平,杨帆[7]（2017）在《柳田国男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中研究指出自从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森正式提出"Folklore"(民俗学)这一术语以来,各国的民俗学界针对这一术语的概念与内容,相继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争论,出现了许多学派。本文主要对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做一简单研究。(本文来源于《北方文学》期刊2017年33期）
李一平,金冬梅[8]（2016）在《柳田国男民俗学形成过程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确立年数较短的一门学科。从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森正式提出"Folklore"(民俗学)这一术语以来,民俗学的发展只经历了一百多年。这期间,随着民俗学的发展,各国民俗学界针对这一术语的概念与内容相继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争论,出现了许多学派。本文主要对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做一简单研究。(本文来源于《考试周刊》期刊2016年A2期）
赵云川[9]（2016）在《日本民俗保护与工艺文化的“活态”发展——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谈起》一文中研究指出工艺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富民族特色和地域风貌的文化样态。在近现代进程中,日本的工艺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同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密切相关。可以说,日本广泛而又深入的民俗学研究以及对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举措,为工艺文化的"活态"存在和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本文来源于《中国美术》期刊2016年04期）
于红珍[10]（2016）在《传说·历史·文学——莫言与柳田国男及其《传说论》》一文中研究指出1999年10月,莫言在关西日中关系学会的讲演中提到:日本大学者柳田国男先生在他的大作《传说论》里说,"传说的一端,有时非常接近历史",传说与神话不同,神话完全是虚构,传说则往往有一个历史事件为核心1。莫言所提及的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为日本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表面看来,莫言只有这一次公开提及他,并且只是引用了柳田国男书中的一句话,但在稍微熟读柳田国男的《传说论》及其相关民俗理论之(本文来源于《南方文坛》期刊2016年03期）
柳田国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以1943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人神信仰论包含氏神信仰和御灵信仰,但到了后期,御灵信仰消失,人神信仰全部归入氏神信仰,他提出所有日本人都会数度转生并最终化为氏神。柳田人神信仰论的前后期变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致力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新国家学的"发明"。因此,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既有其巨大的民俗学贡献,同时也具有迎合战争的策略性局限。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柳田国男论文参考文献
[1].八木透,晁汐.民俗学中婚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柳田国男到石井研士[J].民俗研究.2019
[2].孙敏.柳田国男“人神信仰论”的变迁[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
[3].段奥曼.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比较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9
[4].段奥曼,徐凤.基于叁段进化论、杀神论和妖怪说的弗雷泽和柳田国男的信仰观阐释与比较[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5].松尾恒一,晁汐.柳田国男与表演艺术研究[J].文化艺术研究.2018
[6].王京.1917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及其影响[J].文化遗产.2018
[7].李一平,杨帆.柳田国男民俗学的研究方法[J].北方文学.2017
[8].李一平,金冬梅.柳田国男民俗学形成过程的研究[J].考试周刊.2016
[9].赵云川.日本民俗保护与工艺文化的“活态”发展——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谈起[J].中国美术.2016
[10].于红珍.传说·历史·文学——莫言与柳田国男及其《传说论》[J].南方文坛.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