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人论文-田安,卞东波,刘杰

中唐文人论文-田安,卞东波,刘杰

导读:本文包含了中唐文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中唐,友谊,祭文,墓志铭

中唐文人论文文献综述

田安,卞东波,刘杰[1](2019)在《同慰死生:中唐文人在友人逝后的友谊践履》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唐文人的友谊并没有随着友人的去世而告终,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救助友人的遗属,而且积极为友人撰写祭文、墓志铭、行状、诔文等祭悼文,一方面纪念友人,另一方面也以这种方式践履友谊。中唐文人也将文学革新精神注入祭文、墓志铭等祭悼文类中,赋予这些程式化的文类更多的个人性与抒情性。本文通过柳宗元、韩愈、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创作的祭悼文来考察其对文人友谊及文人生平的表现。(本文来源于《文学研究》期刊2019年01期)

李丹婕[2](2018)在《白居易笔下的元宗简——兼谈长安东南隅与中唐文人的交游空间》一文中研究指出元宗简是白居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文友,也是中唐长安城颇具知名度的诗人,但其诗文早已湮没,未得流传,至南宋已几乎无人知道其诗名。通过细读白居易及其他相关友人的诗文,可以钩沉元宗简的仕宦经历和写作风格,揭示时人对文体的评价系统和分类标准;同时,借助这些零散诗作,我们还可得见中唐文人交往过程中的某些生动细节,发现这些因科举而结识的文士之间的交游、特别是在朝堂之外日常互动的特色,鉴赏诗文、参观胜景、寻访名植是其中主要内容,宅第与园林等长安城的公私空间因此焕发出独特的意义,成为这些士人的情感与记忆所系之所。(本文来源于《文献》期刊2018年02期)

王亚芳[3](2017)在《简论中唐文人词的宫廷文化现象》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最初的萌芽到最终与诗、文比肩的独特文体,词体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词兴起于唐代,唐代文人词受诗歌与宫廷文化的多重影响经历了从最初的萌芽,到初步生成,再到发展变化,最后基本定型的演变,本文意在对中唐时期的文人词进行考察探讨,着重分析宫廷文化与唐代文人词的关系。(本文来源于《青年文学家》期刊2017年26期)

李平,王锐[4](2016)在《论中唐文人心态转变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唐是盛唐到晚唐中间的过度阶段,这一阶段是唐朝的政治由盛逐渐式微的过程,政治力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人心理思维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于唐诗创作的个性、风格、体裁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时代因素的影响,又是作家潜意识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流露。(本文来源于《才智》期刊2016年26期)

张辉[5](2014)在《中唐文人法律思想探析——以韩愈、柳宗元和白居易法律思想为代表》一文中研究指出以韩愈、柳宗元和白居易叁人为代表的中唐文人,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在"一准乎礼"的社会背景下,对法律的起源和作用、刑事审判的实体和程序、法律中的民本因素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虽然得到的结论各异,法律思想也屡屡发生碰撞,但这种争论对缓和社会矛盾,延续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带动了唐律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柳宗元和白居易的法律思想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观和民主观对后世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本文来源于《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12期)

何如涛[6](2014)在《中国古代文人画起源新论——基于“中唐变革”背景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柳诒徵也认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变之迹焉。"本文试从"中唐变革"的角度探讨文人画的起源问题,以期对历来颇受争议的文人画起源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一、文人画的本质及其渊源论说中国"文人画"有别于民间、宫廷和职业画师的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最大的(本文来源于《美术观察》期刊2014年10期)

鲜玉坤[7](2014)在《中唐文学及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倾向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世俗化的视角,以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心态转变为考察对象,将白居易诗歌创作与心态的世俗化倾向置于中唐这个特殊时期。由微观视角切入,梳理“世俗化”概念的内涵,从“世俗化”角度理解中唐士人生活的世俗化特征以及中唐士人心态趋向世俗化的具体表现,这是理解中唐文学及文人心态嬗变的独特视角。导论辨析中唐在中国文化及文学转型中的枢纽地位,明确世俗化的内涵以及文学及文人心态世俗化研究的意义。第一章分析白居易诗歌中透露的世俗生活,以狎妓冶游的文士风流、对衰老与疾病的高度关注、通过服食以贪恋俗世享乐与对琐碎日常生活的记录四个方面分析白居易诗歌中的世俗生活。白居易狎妓冶游,沉迷于声色之中,给我们提供了中唐奢侈迷茫时代风气的信息,白诗对自己衰老身体、疾病极度关注,直白坦率地表达自己“畏死”的情绪,而明说不“服食”,实际上诗人却出于对世俗生活的贪恋而服食,包括絮絮叨叨对日常生活俗事俗物念念不忘,不厌其烦地记录琐碎的日常生活,也透露出诗歌中浓郁的世俗情调。第二章分析诗人心态世俗化倾向的具体表现,集中在行为风范、内在性格、精神境界、审美观念四个方面的新变。勤于职事、崇尚实干是行为风范的主要体现;志在凡俗、甘做凡士的内在性格则是诗人心态的世俗化追求;其精神境界常常表现为功利、自足、知止;在世俗化倾向的心态影响下,审美观念表现为风雅兴寄与世俗趣味并行的复杂情形。第叁章探究白居易诗歌创作与心态世俗化倾向的原因。由于白居易常年在繁华都市生活,其诗歌内容多受都市文化生活的影响,诗歌带有市民文学的通俗浅切特点;诗人在受到挫折,茫然无所适从的心境下,借老庄、禅宗思想慰藉心灵,功利目的强烈,诗人并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唐之际,正处于庶族地主文化构型形成初期,庶族文化“俗”的一面在文学与文人心态方面初露端倪。总论论述白居易诗歌与心态世俗化倾向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影响。白居易诗歌与心态的世俗化特点在宋代获得了发现与模仿,这与宋代的世俗文化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本文来源于《广西师范大学》期刊2014-06-01)

金基元[8](2014)在《中唐文人之间的交游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唐”的地位比较特殊。中唐是所谓“四唐”中第叁个阶段,经过“安史之乱”的战乱后,中唐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变,文学本身也受到了其影响。结果,在中唐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新的文学活动,如:以韩愈、柳宗元等文人为领袖的“古文运动”;以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为领袖的“新乐府运动”;“传奇小说”与“文人词”也开始其萌芽。这些多样化的新文学出现,何必唯在中唐时期同时多发地开始呢?本论文从这些疑问展开论点。触发中唐的特殊文化的因素可为多种,但中唐文人的交游文化也,可以说是影响中唐特殊文化的原因之一。本论文的着眼点在考察中唐文人之间的交游活动,尤其是考证所谓“中唐五大家”:即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之间的交游情况。之后证明中唐文坛与文人交游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本论文的整体结构为如下:1.首先,将论文题目中的词语下一些定义后,简单地梳理中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特点。2.考察中唐文人之间的交游文献及其具体意义,特别是以“中唐五大家”为中心考证韩柳(文友)、元白(诗友)、刘柳(盟友)、刘白(诗友—诗风之变)韩愈与元白等文人之间的关系。3.考察中唐的其他文人之间的一些重要交游。4.最后,综合以上的考察结果,得出中唐文人交游之特点及其意义(本文来源于《复旦大学》期刊2014-04-18)

赵舒[9](2014)在《中唐文人知识结构与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知识”是文人之所以称为文人的关键要素之一,“知识结构”不仅反映了文人知识水平的高低、知识吸取的方向和知识应用的程度,还影响着文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的形成。一个时代的文人知识结构状况总是与其时社会文化、教育政策、政治制度等因素形成互动关系,而文人知识结构是个体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因素之一。本文以中唐文人知识结构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由以下内容组成:绪论界定相关概念、交待“文人知识结构与文学”的研究现状。本文将知识要素划分为文艺知识、经术知识和政事知识,据此将文人知识结构划分为单项型知识结构、兼项型知识结构以及全能型知识结构。纵观前行成果,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文人知识结构与文学之间关系要么笼统地对一个时段文人知识结构状况进行现象上的描述,要么简单地介绍某个体文人知识结构特点,都从不同的侧面启发了本文的写作。第一章交待中唐文人知识结构概况。任何一个时代全能文人都难能可贵,中唐也不例外,中唐大多数文人知识结构模式仍为单项型,兼项型文人数量其次,而知识结构全能模式的文人数量最少。但是从整个唐代来看,中唐全能文人数最多,出现了一批以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为代表的知识结构更为宏大、淹博的精英文人,他们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政事实践上都颇有建树。从文学创作上看,复合型人才(兼项文人和全能文人)创作了中唐绝大部分作品,其中全能文人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优、文坛地位也最高。中唐文人知识结构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演进特点,贞元后文人知识结构比贞元之前文人知识结构博通。大历时期文人多偏向文艺知识,政事实践机会减少,经术成就平平,贞元则吹奏了中唐文人知识结构进入宏大的序曲,是中唐文人知识结构状况变化的转折点,永贞则进一步吹响了中唐文人知识结构进入博通局面的号角,而元和时期是中唐乃至整个唐代文人知识结构最为宏大的时代,元和过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既已暗示了晚唐文人知识结构的局促、单调。第二章,中唐科举制度与文人知识结构建构之间的关系。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是唐代大部分士子踏入官场的必经途径。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制度,它对文人知识吸取有着导向作用,进而影响着文人知识结构的建构。中唐科举制度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不小的改革,其中以明经科和进士科考试变化最为显着。中唐,“叁礼”、“叁传”、“叁史”、“开元礼”几种新明经考试科目的加设对文人知识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一方面鼓励了文人学习经史,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文人知识结构中的偏颇。中唐的进士科考试录取标准发生了变化,由初、盛唐注重对文人文学知识的考察逐渐转向为重视文人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由此中唐文人学习之时不仅注重政事实践,也重视文学知识、经术知识对社会现实的作用。但由于科举制度发展的惯性以及文人知识结构的恒定性,中唐科举考试重文的特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第叁章探讨中唐文人的知识结构观念。中唐时期,文人以经术、诗赋知识为公共知识,这是文人知识结构的基础,同时他们又主动追求知识的渊博融通,这是他们知识结构新变的内在原因。中唐文人追求博通的知识结构对其时文人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技法方面有着莫大的影响。第四章分析文人知识结构中的地方生活经验。地方知识是文人知识结构中的独特经验。中唐文人主要通过“人”和“书”两种途径获得地方知识,并主动将知识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瘴疠”是中唐文人地方知识的一种,它反映了中唐文人对南方一种恐怖认知。中唐文人通过实践对“瘴”有着更为准确深刻的认识,并将其在文学中加以呈现,丰富了文学表现内容。第五章是知识结构的个案分析。首先研究文人知识结构成型过程,以对白居易为个案,以期使之成为个体文人知识结构成型过程研究的典型范例。白居易知识结构成型经过了知识启蒙、知识结构渐成、知识结构成型叁个阶段,其成型过程中受到了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友人影响以及自我追求四大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阅读活动对文人知识结构的影响。第一,研究柳宗元个体文人的读书活动与其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柳宗元读书心态经历着由功利性向非功利性转变,他阅读范围非常广博,其某个时段的阅读侧重点影响着他的诗歌用典。同时,柳宗元善于运用正确、独特的读书方法获取知识。第二,研究中唐古文家群体读书活动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古文家们喜欢读史书为切入点。中唐古文家们对史书的兴趣、关注点以及阅读方法上经常体现出异中有同,读史过程中反映出了他们身为古文家的身份特质。(本文来源于《武汉大学》期刊2014-04-01)

鄢挺,陈金凤[10](2014)在《中唐文人的仕途与经济——以韩愈为中心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至唐开元年间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员选拔制度。越来越多的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以期获得自己想要的身份和地位。这些人的仕途进展情况与自己的经济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仕途顺利则经济相对较好,仕途坎坷则经济拮据。韩愈作为中唐文人的典型代表,从应举到出仕,仕途颇为坎坷,他的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与仕途基本上是正相关的关系,这是一个鲜明的印证。(本文来源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4年01期)

中唐文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元宗简是白居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文友,也是中唐长安城颇具知名度的诗人,但其诗文早已湮没,未得流传,至南宋已几乎无人知道其诗名。通过细读白居易及其他相关友人的诗文,可以钩沉元宗简的仕宦经历和写作风格,揭示时人对文体的评价系统和分类标准;同时,借助这些零散诗作,我们还可得见中唐文人交往过程中的某些生动细节,发现这些因科举而结识的文士之间的交游、特别是在朝堂之外日常互动的特色,鉴赏诗文、参观胜景、寻访名植是其中主要内容,宅第与园林等长安城的公私空间因此焕发出独特的意义,成为这些士人的情感与记忆所系之所。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中唐文人论文参考文献

[1].田安,卞东波,刘杰.同慰死生:中唐文人在友人逝后的友谊践履[J].文学研究.2019

[2].李丹婕.白居易笔下的元宗简——兼谈长安东南隅与中唐文人的交游空间[J].文献.2018

[3].王亚芳.简论中唐文人词的宫廷文化现象[J].青年文学家.2017

[4].李平,王锐.论中唐文人心态转变对唐诗创作的影响[J].才智.2016

[5].张辉.中唐文人法律思想探析——以韩愈、柳宗元和白居易法律思想为代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

[6].何如涛.中国古代文人画起源新论——基于“中唐变革”背景的考察[J].美术观察.2014

[7].鲜玉坤.中唐文学及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倾向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8].金基元.中唐文人之间的交游研究[D].复旦大学.2014

[9].赵舒.中唐文人知识结构与文学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0].鄢挺,陈金凤.中唐文人的仕途与经济——以韩愈为中心的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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