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搞活国有工业企业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王余生[2]（2018）在《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其要义就是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基于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本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深化文化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内涵上主要涵盖涉及承担公共文化权力与责任的党政文化管理机构及其权责配置格局的制度重构。换言之,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纳国内外改革经验与教训启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治理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级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组织体系承上启下的“关接点”,对保障公民文化权益、落实公共文化服务和促进文化管理机制完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进行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就是推动县级各类文化机构向着创造良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要求转变,经由权责结构与组织体系重组,着力解决县级政府文化治理领域党政机构与市场、社会之间,以及党政机关之间及其内部不同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问题。论文重点围绕有效澄清与合理配置县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间的职能与权责关系等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制度经济学、工程理论等相关理论成果。尤其是运用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成果,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理清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和三个关键领域的演进逻辑。在此基础上,对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历史经验和制度效能进行调研分析基础上,找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制度影响因素。通过设计相应的问卷,列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对参与文化管理体制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面谈和调查,归纳出几个大类制度因子。同时,构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列出制度效能的影响要素序列表,为制度创新寻求突破和路径选择。最后,探讨如何完善和理顺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微观文化管理制度和体制,建立和完善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分类、绩效、人事、资产体系,加强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运作效率,确保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不难看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工具,融合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构建制度变迁、制度效能和制度创新的三维分析框架,来透视和分析我国县级政府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虽然新制度主义分析架构的提炼与整合、制度效能指标体系的提炼与检验、制度效能制约因素的萃取以及针对性对策建议的提出面临挑战,但也给研究带来寻求突破的空间。作为一项应用性研究,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有助于从制度上认识文化管理体制的障碍和成因,审视制度效能的成效,从而探索出完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层路径,更好地体现和彰显文化管理体制的地方特色。
李彦博[3]（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柳思维,徐志耀,熊曦[4]（2014）在《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13专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3.1浅谈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中的横向联系功能关于农村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曾在1983年撰文作过初步探讨（见《经济学周报》,1983年9月5日）。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呢?我认为主要是通过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上的横向联系功能来实现的。本文特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13.1.1农村市场的崛起与集镇商业的发展集镇商业,是农村集镇上所有商品交换活动的统称,既包括生活资料的流通,也包括生产资料的流通。从所有制的成分去分析,既有国营的,又有集体的、个体的和各种联营性质的商业活动;从流通环节去考察,既有专门的批发
王利月[5]（2013）在《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县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我国的县级政权是一个全能政权体系,承担的职能多、责任重,但财力有限,权责不对称现象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地方治理,重构县政是未来我国政权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义乌在扩权改革前、扩权改革期间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期间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及其对促进县域发展和地方治理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制度情境以及地方政权的行为塑造、改变地方政权的偏好,推动制度的变革；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资源的稀缺性和获取机会的不均等性以及注意力的有限性都制约县政的变革,而时机和制度间隙却为县政的变革提供了机会；在制度约束与激励下,县政变革沿着渐进制度变革与间断均衡两个途径交叉进行,制度激励结构的反馈程度和外部压力方向的差异,决定了制度不是中立的,其变迁也没有最终的、清晰的、连贯的目的；资源、自主性与机会,调节和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之间体制的弹性。然而,权力对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以及职责同构的全能型制度结构,限制了县政重构与地方治理。为此,县政重构应该以县政自治、建立有限责任政府、推动县域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为目标；在地方政权设计原则上,县级以上政权按行政区划原则建立,县及其以下政权按功能原则建立；多种改革模式并存,重新划分省市县政权的职能界限,重新配置地方政权的权力,重新设计县级政权制度,加强服务功能；通过强县升格为市,市县分等、分治,乡镇自治,提高县级人大的政治地位,改革司法制度等,重构县级政权体系；完善和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提高县级政权的财政能力,改进和优化地方治理。
周维现[6]（2013）在《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之末,微观经济之首,既有城市经济特征,又有农村经济特色,是功能比较完整的基本单元,是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节点,发挥着联系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欠发达县域是与发达县域相比较而言的,是指那些经济总量小,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吃饭”型财政特征显着,收入水平仍处于温饱状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县域,在经济发展中属于追赶者,是国家应该重点关注的区域,是化解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发展,城镇化进程取得可喜进步,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尤其是农村改革困境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破解,仅靠国家的扶贫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短期解渴,长期不可行。实际上,欠发达地区不仅缺乏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在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干部群众相比,差距也很大。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着力引导欠发达县域广大干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挖掘比较优势,选择适合本县发展的正确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有680个欠发达县,占全国县总数的35%。只有这些县逐步跟上甚至超过全国的发展步伐,县域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大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新成效,新型城镇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近年来,经济学界对欠发达县域经济研究有所增多,但总量依然较少,重视程度仍显不够,还需要围绕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进行更加深入、务实的研究。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能照抄照搬某种模式,应该在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走特色发展之路；应该用统筹的方法,统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统揽城镇和乡村,统揽国有和民营经济,统揽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等诸方面因素,研究和参照较为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符合本县域实际的发展战略和道路。本文主要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典型研究和系统分析相结合,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系统地研究县域经济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分析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系统地阐述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原因,系统地比较欠发达县域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对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揭示了这些典型县域的发展思路、政策措施和经验启示。此外,本文对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归纳出这些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特点及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国内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取得的经验,探究我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形成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这些对策有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可参考性,具体而言包括七条：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确立合理的经济布局,完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深化行政、财政、金融体制以及科研和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二是优化产业结构,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强调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以发展特色化为核心,以发展民营企业为新的增长点。三是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坚持工业化导向,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培育做大龙头企业,优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盘活存量拓展空间,引进增量促进发展。四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强调要发展特色农产品基地,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重视品牌建设,用产业化思路经营特色农业。五是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强调要注重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自觉融入城镇,实现人的城镇化。指出要建设低碳绿色环保城镇,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支持和引导要素向城镇集中,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加快发展县域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高标准规划城镇内外交通网络,积极推进土地和户籍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六是强调欠发达地区要用好后发优势,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价值洼地效应,吸引外来投资；引进高科技企业,实现反梯度发展。七是发展生态经济,建立生态补偿和投融资机制,征收环境保护税,夯实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青山、绿水和蓝天,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李冠杰[7]（2012）在《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重金属污染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同时也扰乱了社会正常发展秩序，极大地冲击了公众心理，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国家政治与社会安定。因此，遏制重金属污染的高发态势、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广大民众的环境权益已经迫在眉睫。2000——2010年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45起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重金属污染事件的污染地点、污染发生源和污染源类型表明：（1）重金属污染不仅与县域工业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而且重金属污染的频发与发展壮大中县域工业的数量变化、类型特点、生产特点和分布特点相对应；（2）重金属污染存在较为复杂的生态过程，该过程使重金属污染具有突发性、累积性、隐蔽性、关联性、重现性、可控性等一系列基本特征；（3）重金属污染的产生要经过重金属污染物的存在、重金属污染的形成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等三个阶段，所有阶段都与环境监管密不可分。可见，重金属污染具有自身特殊性，它是县域工业从事生产活动所排入周边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因其数量或强度超出环境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并给人体健康或其他具有价值的物质带来不良影响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在我国，基层环境监管机构即县级政府及其环保职能部门，基层环境监管即为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重金属污染的发生地域、发生环境、生态过程、基本特征及其产生的阶段性要求基层环境监管机构将重金属污染防治纳入本区域环境监管的范畴，采取有利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对策和措施，维护县域人群的根本利益和县域社会的和谐稳定。基层环境监管体制，即基层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是关于基层环境监管机构的设立，以及这些机构之间环境监管权限划分与职责履行方式的总称。我国县级环保部门既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领导，又要接受本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且县级环保部门与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负责本系统内部环境与资源监督管理工作的部门之间协调不顺，职责、权限划分不清。这种“条条”、“块块”相结合的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正是导致针对重金属污染基层环保部门监管障碍、地方政府监管障碍、企业守法障碍和公众参与障碍的主要原因，而所有这些障碍和制约因素的存在使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在我国环保部门垂直监管现有条件不成熟、标准化政策执行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如何改变现行“条条”、“块块”相结合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打破以政府为权力垄断者单中心基层环境监管主体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单一、固化、低效监管方式，克服基层环境监管限制因素的种种束缚，形成有利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制度环境？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基层环境监管的中应用为重金属污染防治带来了转机。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以基层环境监管主体结构改进和基层环境监管方式改进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改进，无疑是防治重金属污染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依据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间互动关系所形成的基层环境监管主体结构包括强化政府监管主体指导作用、发挥企业监管主体能动作用和增强其他社会组织监管主体促进作用。其中，以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环境监管是县级政府及其环保职能部门为实现本县域环境公共政策目标而对重金属污染企业所进行的规范和制约；以企业为主体所进行的环境监管是企业为协调发展生产同保护环境的关系而对自身环境行为所进行的限制和约束；以其他社会组织为主体所进行的环境监管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具有较强专业性和自愿性，以促进公益进步为活动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对重金属污染企业所进行的环境监督与管理。依据重金属污染发生地域和发生环境所形成的基层环境监管方式包括区域监管、专项监管、流动监管和协议监管。其中，区域监管强调重金属污染防治政策制定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通过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调整县级政府组织内部层级关系并建立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领导与协调小组，从而使纵向管理体制通畅、横向管理权限分明；专项监管强调放松严格行政规则而突出权变思想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中的运用、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和上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流动监管强调克服重金属污染防治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而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关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同一层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协议监管强调通过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就重金属污染防治所达成的协议实现监管。针对重金属污染的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改进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为此，必须优化监管机构的隶属关系、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能划分、建立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增加监管机构能力建设投入、构建基层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提高监管机构应急管理能力、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定区域开发和保护政策、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行为、鼓励企业积极进行清洁生产、支持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厘清公众参与的基础性条件、完善环境监管公众参与机制、健全公众参与的保障性措施。
胡灿伟[8]（2011）在《“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最基本单元,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承载区域,是“国本经济”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大多数国民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县域经济关系到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是“民生经济”的关键；县域又是我国国土的主要分布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地段,“三P”（污染、人口、贫困）问题的集中区域,是“生态经济”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弱势群体主要的聚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到矛盾的消解和社会的稳定。开展县域经济研究,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和稳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我国中部地区县域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开展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寻找县域经济发展的中部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实现全国的小康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数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模式选择和优化路径。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后,从中部崛起背景战略上把握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从历史演化、现状特征和数量评价三个方面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总结,从理论上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组团发展模式,并详细分析了县域组团发展模式的前提、规律和内涵,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格局。此后,围绕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四个主要机制,从空间优化、产业集聚、政府协作和要素推动四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优化路径。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1）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梳理。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侧重对国外的农村地域（或曾经的农村地域）及其所依附的中小城市地域经济经验梳理,比较了在农业和农村发展形成典型过程和经验的美国、法国、日本三国作为借鉴对象进行分析,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可能借鉴的经验。（2）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分析。从“中部崛起”角度,建立了一个区域分工的框架,在分析中部崛起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评估中部崛起战略规划对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影响,揭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3）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与现状特征分析。通过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分布基本情况分析基础上,从演化角度分析对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并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总结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与问题。（4）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数量评价。运用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建立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各个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总体评价,然后以GEOdata软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进行空间经济评价,对湖北省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发展进行耦合评价。（5）“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在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总结和发展反思基础上,提出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并根据这一模式分析了中原县域组团发展实践经验,并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特征,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路径。（6）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分析。从回顾湖北省县域经济的“点-轴”开发模式出发,分析湖北省县域经济“点-轴”开发的现状与问题,利于首位度模型、断裂点模型、城市辐射能力评价模型等分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困境,提出基于组团发展的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路径。（7）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集聚优化分析。在对湖北省县域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的现状和困境,并指出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导向、布局和策略。（8）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增长要素分析。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整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参考有关省市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反映经济增长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增长模型；探讨影响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及不同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9）“中部崛起”视角下湖北省县域政府协作机制分析。在湖北省“市管县”向“省管县”行政体制变化的分析下,理清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域政府之间的博弈状态,并根据博弈分析结果,提出加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政府协作机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选题的前沿性。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是伴随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调整而凸现出来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国内理论界对县域经济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东部地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强县,创造出多个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广泛借鉴东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中部地区还没有培育出特色县域经济模式,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实现跨越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中部地区同东部地区面临的历史环境、政策条件、资源禀赋和区域定位存在较大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并不适合中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分工定位、经济发展历史与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条件下,如何寻找一条适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从当前研究现状看,还很少有研究从理论高度系统回答这一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湖北省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阐释与回答,从而具有一定的前沿性。（2）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论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湖北省为例,在中部地区现有的区域分工定位分析、县域经济现状特征分析和资源禀赋条件分析的背景下,在理论上找到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并从政策层面提出实现这一道路的优化路径。论文在理论上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并从整体上回答了宏观背景下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优化问题。结论包括：①国内县域经济发展系统演化过程是一个从无序的区域发展到有序的经济发展要素协同过程,必须走“特色起飞-综合序化-创新集聚”路径。②中部崛起战略凸显湖北省县域区位优势,明确产业定位重点,提高县域通达程度,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序化发展奠定基础。③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大城市依附性特征、小城镇集聚特征、行政区域型、独立化发展特征、资源约束特征,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必须组团发展加速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序化。④湖北省县域点轴空间特征不适应中部崛起战略目标和区域序化发展,需要进行空间布局的优化,实现网状开发。⑤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未能支持产业集聚,需要优化产业的集群定位,实现集聚开发。⑥县域增长要素缺乏不能支持县域加速发展,必须充实县域的要素实力,实现跨越开发。⑦县域行政体制阻隔不能支持县域协作发展,必须革新县域的协作能力,实现协作开发。（3）在实证上有所创新。论文综合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数量分析手段,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给予实证支持,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湖北省县域经济分为三个梯度。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手段,发现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呈现“圈层结构”和“东高西低”特征、“双核结构”和“点-轴”发展特征、“金字塔”结构和“离散”发展特征、“集聚结构”和“聚合”发展特征。②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湖北省县域与市域经济分为四个耦合层次。③从首位度分析看,湖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类型。从极点城市评价看,湖北极点城市可以分为三类,综合实力均较弱。④从断裂点理论看,武汉的强弱辐射圈均较大,但不能涵盖鄂东北部分县域,内部展现序化特征；宜昌-荆州-荆门县域经济区,三个极点城市辐射半径相连,但强辐射半径仍然较小；襄阳-十堰-随州县域经济区,呈现出线性开发特征,极点城市之间辐射分散；鄂西南县域经济区,区内的点辐射处于无序分散布局状态,经济开发难度较大。⑤利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着正向影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为负。⑥从县域间博弈结论看,县域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使县域经济集群发展陷入囚徒困境、县域经济协作产业领域为互补性产业、政府考核机制的改变可以使得县域间的合作更为可能、合作利益优化分配有利于县域间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是县域建立合作机制的重要措施。（4）在政策上有所创新。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政策措施：①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特征,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格局为武汉“城市圈”单极县域经济组团、“宜昌东部-荆州-荆门”三核县域经济组团、“襄阳-十堰”双核县域经济组团、鄂西南县域经济组团以及“长江县域经济连接带”与“汉十县域经济连接带”。②县域组团发展空间优化路径选择包括建设武汉-荆州都市连绵区,提升江汉平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宜昌市和襄阳市城市增长极点,以“点-轴”模式提升鄂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强化“两轴四线”,提升县域间集聚发展能力；以多种政策加快对鄂西县域综合开发力度等。③根据湖北省的资源优势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分工要求,可以依据县域组团发展形式形成食品工业县域产业集群、高科技县域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县域产业集群、“化工-冶金”县域产业集群、汽车配件县域产业集群、轻纺产业集群文化旅游、县域产业集群。④增强对县域经济的投资额度和金融扶持水平,提高县域的城镇化水平。⑤必须从“利益分配机制、资源整合机制、监管监督机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县域政府协作机制。虽然论文从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政策优化三个层面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还有较多工作亟待下一步研究：理论研究方面：“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边界和内涵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尤其是可以用数理模型进行阐释；不同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影响因子有什么不同；区域分工与县域组团存在哪些区别；县域经济组团发展中,交通设施和产业集聚等存在什么关联；县域组团内部产业如何分工”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实证研究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用空间计量手段分析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特征,尤其是可以用市域综合实力代替交通和人口因子分析市域经济的辐射半径：在产业集聚中,还可以用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实证分析县域组团内部的产业集群”等。政策研究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针对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区域规划策略和差别化政策,并通过在典型县域的调查基础上,模拟政策实施效果。
于芳芳[9]（2010）在《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互动 ——以宁津县为例》文中提出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产物,是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新经济形式。县域经济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营经济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融合,势必使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演变。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互动问题：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创新点及主要不足、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基本含义及特征,回顾1979-2009年中国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探讨了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部分对山东省宁津县的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互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包括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第四部分分析当前宁津县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互动的条件、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相应的对策,以期能够对宁津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本论文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宁津县“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分析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间互动关系,把加快县域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研究侧重点并探讨其发展对策,以探求具有“宁津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或根本途径。
禹新荣[10]（2010）在《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湖南邵东为个案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重大比例,也是实现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重点板块。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进程与成败。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的载体是产业,产业兴,则县域经济强。因此,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高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是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的必要手段和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机理与动力,探索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一般规律和特征,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强调人对经济活动的主动把握和组织管理,强化和改变内生变量及外生变量,可以增加或减少产业轮动力,为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供兼具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性的新方法和路径。首先,在界定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形成的理论基础,并创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提出在市场需求环境和产业盈利能力背景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轮动轨迹。其次,对产业轮动模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提出资源禀赋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制度安排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发展战略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区域品牌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优势、文化科技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动力、政府管理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保障等观点,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产业政策、行政体制改革和城乡协调发展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三,基于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与轮动模型,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的评价分析式和指标体系,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的主导产业评价观点。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湖南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以及与中部百强、湖南省十强县、浙江义乌的差距与优势。认为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逐步提升,但速度缓慢,某些具体产业的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县域经济主导产业不强。由于制度创新、发展战略和政府管理等因素而落后于中部百强、湖南省十强县与浙江义乌。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产业调整与国家“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等政策背景下,应强化战略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促进文化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加快品牌建设,合理授权、放权与分权,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做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搞活国有工业企业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搞活国有工业企业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提升县域文化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 |
| 1.1.2 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策略选择 |
| 1.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部署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文献析评 |
| 1.4 核心概念厘定 |
| 1.4.1 县级政府 |
| 1.4.2 文化管理与文化管理体制 |
| 1.4.3 制度与制度逻辑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难点 |
| 1.6.2 研究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新制度主义理论“硬核”与“保护带” |
| 2.1 “硬核”与“保护带”理论要义 |
| 2.2 新制度主义的“硬核” |
| 2.2.1 新制度主义的源流 |
| 2.2.2 新制度主义的观点 |
| 2.2.3 新制度主义的特征 |
| 2.3 新制度主义的“保护带” |
| 2.3.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
| 2.3.2 社会学制度主义 |
| 2.3.3 历史制度主义 |
| 2.4 三个理论流派的融合起点与理论依据 |
| 2.4.1 强调制度因素的是三派融合的基点 |
| 2.4.2 拓展核心假设的是三派融合的重点 |
| 2.4.3 结合研究层面的是三派融合的场域 |
| 2.5 小结 |
| 3. 分析框架: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制度逻辑 |
| 3.1 有关制度阐述 |
| 3.1.1 制度内涵和外延 |
| 3.1.2 制度功能和分类 |
| 3.2 分析框架:制度变迁—制度效能—制度创新 |
| 3.2.1 分析框架的理论谱系 |
| 3.2.2 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 |
| 3.2.3 分析框架的学理价值 |
| 3.3 分析框架与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契合性 |
| 3.3.1 分析框架对解释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适用性 |
| 3.3.2 分析框架对分析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性 |
| 3.4 小结 |
| 4. 制度变迁: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 |
| 4.1 县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 4.1.1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初创阶段(1949-1956) |
| 4.1.2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化阶段(1956-1966) |
| 4.1.3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锐变阶段(1966-1976) |
| 4.1.4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修复阶段(1976-1978) |
| 4.1.5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化阶段(1978-2002) |
| 4.1.6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阶段(2002-至今) |
| 4.2 县级政府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 4.2.1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的探索(1949-1978) |
| 4.2.2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的突破(1978-2002) |
| 4.2.3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的深化(2002-至今) |
| 4.3 县级政府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 4.3.1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的探索(1949-1978) |
| 4.3.2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的发展(1978-2002) |
| 4.3.3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的深化(2002-至今) |
| 4.4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三个关键领域的演进逻辑 |
| 4.4.1 激励与收益是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 |
| 4.4.2 改革成本是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约束条件 |
| 4.4.3 “变与不变”是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
| 4.5 小结 |
| 5. 制度效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审视 |
| 5.1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 |
| 5.1.2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5.1.3 评估指标体系选取的过程 |
| 5.2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应用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5.2.2 评估指标体系的有效确立 |
| 5.2.3 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践运用 |
| 5.3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效能的制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文化行政管理“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 5.3.3 文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 5.4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经验的实证分析 |
| 5.4.1 文化管理运行制度不流畅 |
| 5.4.2 文化基础设施制度不完善 |
| 5.4.3 文化人事管理制度不匹配 |
| 5.4.4 文化资产经费制度不健全 |
| 5.5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案例 |
| 5.5.1 H省S县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举措 |
| 5.5.2 A省C县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举措 |
| 5.6 小结 |
| 6 制度创新: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 |
| 6.1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的实施路径 |
| 6.1.1 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创新 |
| 6.1.2 文化经费保障的制度创新 |
| 6.1.3 文化设施体系的制度创新 |
| 6.1.4 文化管理运行的制度创新 |
| 6.2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实施路径 |
| 6.2.1 文化单位分类的制度创新 |
| 6.2.2 文化单位绩效的制度创新 |
| 6.2.3 文化人事管理的制度创新 |
| 6.3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创新的实施路径 |
| 6.3.1 文化资产产权的制度创新 |
| 6.3.2 文化资产运营的制度创新 |
| 6.3.3 文化资产监管的制度创新 |
| 6.4 小结 |
| 7. 结语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 电子文献 |
| 政策法规 |
| 附录 |
| 附录1.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评价指标筛选问卷》 |
| 附录2. 《H省M县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综合评价问卷》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类型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
| 三、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
|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
| 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
| 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 |
| 四、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 |
| 一、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
|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
|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 |
| 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
| 五、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发展理论 |
| 一、主体功能区理论 |
| 二、增长极理论 |
| 三、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
|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 三、科学发展观 |
| 四、新发展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
| 一、1978—198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开始阶段 |
| 二、1983—1991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探究摸索阶段 |
| 三、1992—200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 四、2003—201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 |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县域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
| 一、中国县域整体状态及分布状况 |
|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及其启示 |
| 一、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二、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一、东部地区发展成效显着,中、西部地区蓬勃发展 |
| 二、要素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部分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
| 三、充分利用地区中的资源,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二、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 |
| 三、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 |
| 四、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 |
| 五、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 |
| 第三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
|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实例分析 |
|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新型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 一、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土地经营制度 |
| 三、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 |
| 四、落实“直管县”体制改革 |
| 五、深化市县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
| 一、发展农业机械化 |
| 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
|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
| 四、农业产业合作化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一、树立“新型”理念 |
| 二、转变政府职能 |
|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 |
| 第四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 |
| 一、助推工业化发展 |
| 二、推动县域服务业 |
| 三、壮大民营经济 |
| 四、打造特色品牌 |
| 第五节 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 二、精准扶贫战略 |
| 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 第六节 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 |
| 一、人才强县战略 |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
| 三、注重宣传推广 |
| 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全国行政区划(2015年底) |
| 附表2 2014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100强排名 |
| 附表3 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自下而上的视角 |
| 1.2.2 自上而下的视角 |
| 1.2.3 两种视角相结合的尝试 |
| 1.3 研究思路与个案选择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安排 |
| 2 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历史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 |
| 2.1 历史制度主义如何认识和理解制度? |
| 2.2 制度如何形成、演进与变迁? |
| 2.2.1 时间序列与非均衡的秩序 |
| 2.2.2 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
| 2.2.3 间断均衡 |
| 2.2.4 渐进转型理论 |
| 2.3 制度约束与变革：一个分析框架 |
| 2.3.1 制度的嵌入性 |
| 2.3.2 反馈机制与路径依赖 |
| 2.3.3 制度构建兼具“算计”与“文化”逻辑行为者的偏好 |
| 2.3.4 间断均衡与渐进转型 |
| 3 地方政权间关系与地方治理：制度设计与制度沿革 |
| 3.1 传统中国省县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地方政权设计的逻辑 |
| 3.1.1 治理天下与地方政权的设置 |
| 3.1.2 地方政权制度的设计逻辑 |
| 3.2 两级制与三级制：县的地位及其与上级政权的关系 |
| 3.2.1 传统中国地方政权两级制与三级制的反复 |
| 3.2.2 县的地位及其与上级地方政权的关系 |
| 3.3 现代国家建设与地方政权间关系：两级还是三级? |
| 3.3.1 市管县体制的建立 |
| 3.3.2 省管县改革的探索 |
| 3.4 地方政权间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启示 |
| 3.4.1 按行政区划而非功能设置地方政权 |
| 3.4.2 地方政权层级设置与管理幅度、效率之间的矛盾 |
| 3.4.3 县级政权的独特作用 |
| 3.4.4 虚化行政区向实体行政区转化 |
| 4 浙江义乌：改革开放与经济管理制度变革 |
| 4.1 政府主导与放开搞活：义乌小商品城的成长 |
| 4.2 从小商品市场到国际商贸城市：扩权改革与义乌经济发展 |
| 4.2.1 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 |
| 4.2.2 财政政策的调整 |
| 4.2.3 从掌舵到服务：国际商贸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变革 |
| 4.3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化 |
| 4.3.1 在逆境中寻求突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缘起 |
| 4.3.2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改革促经济管理转型 |
| 4.4 制度变迁与发展机会 |
| 5 从“单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社会管理制度变革 |
| 5.1 从“农民”到“市民”：推进本地农民市民化 |
| 5.1.1 实施“本地人口城镇化”战略 |
| 5.1.2 统筹协调城乡发展步伐 |
| 5.1.3 改革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
| 5.2 从“排斥”到“包容”：外来人口管理 |
| 5.2.1 完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 |
| 5.2.2 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 |
| 5.2.3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体系 |
| 5.2.4 推行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
| 5.3 从“相互不适应”到“良性互动”：外籍人口管理 |
| 5.3.1 建立涉外社区服务管理制度 |
| 5.3.2 构建民族宗教和睦和谐机制 |
| 5.3.3 为外籍人口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
| 5.4 经济发展与政府社会管理转型 |
| 6 干部管理制度的有限变革 |
| 6.1 扩权改革前义乌的干部管理制度 |
| 6.1.1 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 |
| 6.1.2 干部管理权限实行上“收”下“放” |
| 6.1.3 实行新的用人标准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6.1.4 干部考核激励制度初步建立 |
| 6.1.5 干部日常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完善 |
| 6.2 扩权改革期间义乌的干部管理制度 |
| 6.2.1 扩权改革对义乌干部管理提出新挑战 |
| 6.2.2 实行试用期制等新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6.2.3 实行低职高配、保障和平衡不同层次干部待遇的激励机制 |
| 6.2.4 实行以目标责任制考核为主要形式的干部考核制度 |
| 6.2.5 完善干部日常管理制度 |
| 6.3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期间的义乌干部管理制度 |
| 6.3.1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对干部管理制度的影响 |
| 6.3.2 进一步调整垂直机构干部管理权限 |
| 6.3.3 加大干部培训和人才引进力度 |
| 6.3.4 强化干部考核和问责 |
| 6.4 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约束及偏好 |
| 7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不均衡的改革 |
| 7.1 情境、偏好与自主性 |
| 7.1.1 农村的工业化和商业化 |
| 7.1.2 市场化与城市化 |
| 7.1.3 全球化和国际化 |
| 7.1.4 制度嵌入和路径依赖 |
| 7.2 资源依赖与时序 |
| 7.2.1 资本 |
| 7.2.2 土地 |
| 7.2.3 政治地位 |
| 7.2.4 获取资源的机会的不均衡性 |
| 7.3 不均衡的制度变革：方式与机制 |
| 7.3.1 改革的不均衡性 |
| 7.3.2 渐进性变革 |
| 7.3.3 间断均衡 |
| 7.3.4 从渐进制度变革到间断均衡：有限理性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 |
| 7.4 治理体制的弹性及其限度 |
| 8 重建县政,推进地方治理 |
| 8.1 我国县政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 |
| 8.2 设计原则 |
| 8.2.1 行政区划与功能区相互协调的原则 |
| 8.2.2 坚持权、责、事相匹配的原则 |
| 8.2.3 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 |
| 8.3 权力配置 |
| 8.3.1 优化权力配置,建立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 |
| 8.3.2 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
| 8.3.3 构建地方民主治理结构,强化县域治理的社会基础 |
| 8.4 财政均衡 |
| 8.5 县政治理模式选择 |
| 8.5.1 强县升格为市：有选择的重点发展之路 |
| 8.5.2 实县虚市：探索“县政中国”之路 |
| 8.5.3 强镇扩权、乡镇自治：优化县域治理结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6）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综述 |
| 一、区域经济理论 |
|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三、经济增长理论 |
| 四、产业发展理论 |
| 五、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国内研究综述 |
| 一、科学发展观 |
| 二、区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
| 三、县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
| 四、欠发达县域经济的研究和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重要地位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重要地位 |
| 第二节 县域经济的性质和特征 |
| 一、县域经济的性质 |
| 二、县域经济的特征 |
| 第三节 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二、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县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
| 一、高端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二、高品质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三、高质量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
| 第三章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因素 |
| 一、经济体制因素 |
| 二、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因素 |
| 三、投资与经济发展因素 |
| 四、市场因素 |
| 第二节 政治因素 |
| 一、执政能力 |
| 二、管理适度 |
| 三、政治清明 |
| 四、加强监督 |
| 第三节 文化因素 |
| 一、县域文化的内容 |
| 二、县域文化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 三、县域文化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四、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因素 |
| 一、人口因素 |
| 二、教育和人才因素 |
| 三、社会保障因素 |
| 四、社会稳定因素 |
| 第五节 科技因素 |
|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
| 第四章 欠发达县域经济基本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
| 第一节 欠发达县域经济基本特征 |
| 一、基础条件较差 |
| 二、公共设施落后 |
| 三、主导产业缺乏 |
| 四、农业经济明显 |
| 五、劳动力素质低 |
| 第二节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环境建设滞后,竞争能力不强 |
| 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经济结构不合理 |
| 三、经济发展水平低,县域财政增收乏力 |
| 四、民营经济弱小,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
| 第三节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
| 一、思想观念落后 |
| 二、经济基础薄弱 |
|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
| 四、城镇化水平不高 |
| 五、区域内融资较难 |
| 六、教育科技水平落后 |
| 第五章 欠发达县域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
| 第一节 欠发达县域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比较 |
| 一、县域基本竞争力差距 |
| 二、东部、中部和西部县域发展竞争力差距 |
| 三、县域经济市场化差距 |
| 四、县域经济工业化差距 |
| 五、县域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
| 六、县域居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 |
| 七、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差距 |
| 第二节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
| 一、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 |
| 二、影响生产要素投入的因素 |
| 三、历史文化因素 |
| 第六章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工业主导的陕西兴平模式 |
| 一、兴平工业发展优势 |
| 二、兴平工业发展思路 |
| 三、以工业园区为平台,实现兴平工业跨越发展 |
| 四、兴平模式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
| 五、对兴平工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
| 第二节 农业主导的福建安溪和山东寿光模式 |
| 一、安溪、寿光以发展特色农业壮大县域经济 |
| 二、发展特色农业对于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 |
| 三、选择和发展特色农业的具体做法 |
| 四、发展特色农业、壮大县域经济的启示 |
| 第三节 贸易主导的黑龙江绥芬河模式 |
| 一、绥芬河市基本情况 |
| 二、对外贸易对绥芬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三、绥芬河市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
| 四、绥芬河市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旅游主导的河南栾川模式 |
| 一、栾川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二、“栾川模式”的形成与内涵 |
| 三、建设中国旅游强县和“栾川模式”分析 |
| 四、以旅游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五、“栾川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
| 第五节 服务业主导的湖南津市模式 |
| 一、津市基本情况 |
| 二、发展服务业势在必行 |
| 三、选准切入点,发展服务业 |
| 四、强化保障,加快服务业发展 |
| 五、津市服务业发展的成效 |
| 第七章 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
| 一、日本“造村运动”模式 |
| 二、韩国“新村运动”模式 |
| 三、美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
| 四、法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
| 五、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一、日本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二、韩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三、美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
| 四、法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五、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
| 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策 |
| 第一节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
| 一、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发展 |
| 二、深化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能 |
| 三、加强基础工作,服务县域经济 |
| 四、深化科研体系改革,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 |
| 五、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优化人才资源结构 |
| 第二节 优化县域产业结构,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
| 一、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 |
| 二、以发展特色化为核心 |
| 三、以发展民营企业为新增长点 |
| 第三节 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 |
| 一、坚持工业化导向 |
| 二、推进工业化的主要措施 |
| 三、盘活存量拓展空间,引进增量促进发展 |
| 第四节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
| 一、发展特色农产品基地 |
| 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 三、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 |
| 四、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五、加强品牌建设,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 |
| 六、做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
| 第五节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繁荣发展县域经济 |
|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建设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 |
| 第六节 把握后发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
| 一、用好土地资源丰富优势,为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空问 |
| 二、发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 |
| 三、发挥价值洼地效应,吸引外来投资 |
| 四、引入高科技企业,实现反梯度发展 |
| 第七节 发展生态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
| 一、发展生态经济 |
| 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 三、建立生态投融资机制 |
| 四、征收环境保护税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部分 |
| 英文部分 |
| 博士生学习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重金属污染 |
| 1.4.2 基层环境监管机构 |
| 1.4.3 基层环境监管体制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重金属污染问题理论分析 |
| 2.1 县域、县域经济和县域工业 |
| 2.1.1 县与县域的涵义 |
| 2.1.2 县域经济特殊性 |
| 2.1.3 县域工业来源与特点 |
| 2.2 重金属污染产生 |
| 2.2.1 重金属污染发生地域 |
| 2.2.2 重金属污染生态过程 |
| 2.2.3 重金属污染基本特征 |
| 2.3 重金属污染与县域工业特点内在联系 |
| 2.3.1 重金属污染与县域工业数量变化相联系 |
| 2.3.2 重金属污染与县域工业类型特点相联系 |
| 2.3.3 重金属污染与县域工业生产特点相联系 |
| 2.3.4 重金属污染与县域工业分布特点相联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行基层环境监管体制运行方式分析 |
| 3.1 我国环境监管体制沿革 |
| 3.1.1 起步阶段（1972—1978） |
| 3.1.2 创建阶段（1979—1992） |
| 3.1.3 发展阶段（1992—2002） |
| 3.1.4 完善阶段（2003 年至今） |
| 3.2 基层环境监管机构设立 |
| 3.2.1 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设立 |
| 3.2.2 县级政府其他部门环保机构设立 |
| 3.3 基层环境监管机构职责 |
| 3.3.1 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职责 |
| 3.3.2 县级政府其他部门环保机构职责 |
| 3.4 基层环境监管制度实施 |
| 3.4.1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 3.4.2 “三同时”制度 |
| 3.4.3 排污许可证制度 |
| 3.4.4 排污收费制度 |
| 3.4.5 环境监测制度 |
| 3.4.6 其他环境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障碍分析 |
| 4.1 环保部门监管障碍 |
| 4.1.1 基本职能定位不准 |
| 4.1.2 环境监管能力薄弱 |
| 4.1.3 环境执法权限欠缺 |
| 4.1.4 部门之间协调不顺 |
| 4.1.5 双重领导作用有限 |
| 4.2 地方政府监管障碍 |
| 4.2.1 偏颇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
| 4.2.2 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合理 |
| 4.2.3 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
| 4.2.4 环保问责制度流于形式 |
| 4.3 企业守法障碍 |
| 4.3.1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
| 4.3.2 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
| 4.3.3 企业自我环境管理引导不足 |
| 4.4 公众参与障碍 |
| 4.4.1 公众参与缺少依据和保障 |
| 4.4.2 公众参与有效性严重不足 |
| 4.4.3 公众参与的意识水平较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监管案例分析：F 县“血铅”事件实地调查 |
| 5.1 领导决策 |
| 5.2 公司选址 |
| 5.3 环评落实 |
| 5.4 血铅征兆 |
| 5.5 灾难降临 |
| 5.6 政府承诺 |
| 5.7 现状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重金属污染监管状况分析 |
| 6.1 美国重金属污染监管 |
| 6.1.1 美国重金属污染监管体制与机构 |
| 6.1.2 美国重金属污染监管制度与策略 |
| 6.1.3 美国重金属污染监管的主要特点 |
| 6.2 日本重金属污染监管 |
| 6.2.1 日本重金属污染监管体制与机构 |
| 6.2.2 日本重金属污染监管制度与对策 |
| 6.2.3 日本重金属污染监管的主要特点 |
| 6.3 印度重金属污染监管 |
| 6.3.1 印度重金属污染监管体制与机构 |
| 6.3.2 印度重金属污染监管政策与措施 |
| 6.3.3 印度重金属污染监管的主要特点 |
| 6.4 国外重金属污染监管路径选择与经验借鉴 |
| 6.4.1 国外重金属污染监管路径选择 |
| 6.4.2 国外重金属污染监管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改进 |
| 7.1 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改进总体目标 |
| 7.1.1 县域可持续发展 |
| 7.1.2 县域生态文明 |
| 7.2 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改进基础和依据 |
| 7.2.1 改进理论基础 |
| 7.2.2 改进法律基础 |
| 7.2.3 改进现实依据 |
| 7.2.4 改进基本原则 |
| 7.3 基层环境监管主体结构改进 |
| 7.3.1 强化政府监管主体指导作用 |
| 7.3.2 发挥企业监管主体能动作用 |
| 7.3.3 增强其他社会组织监管主体促进作用 |
| 7.4 基层环境监管方式改进 |
| 7.4.1 结合实际完善区域监管 |
| 7.4.2 明确目标开展专项监管 |
| 7.4.3 加强协作推进流动监管 |
| 7.4.4 创造条件实施协议监管 |
| 7.5 基层环境监管体制改进的配套措施 |
| 7.5.1 深化改革，调整监管机构设置 |
| 7.5.2 扩大保障，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
| 7.5.3 转变方式，提高政府监管效率 |
| 7.5.4 增强激励，促进企业主动守法 |
| 7.5.5 加大宣传，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
| 7.6 改进后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的主要特征与价值诉求 |
| 7.6.1 改进后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的主要特征 |
| 7.6.2 改进后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的价值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论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县域经济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选题的前沿性 |
| 1.6.2 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
| 1.6.3 在实证上有所创新 |
| 1.6.4 在政策上有所创新 |
| 1.6.5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与实践: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
| 2.1 引言 |
| 2.2 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及其对县域经济的启示 |
| 2.2.1 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经典理论 |
| 2.2.2 关于区位布局传统理论 |
| 2.2.3 关于空间经济组织的理论 |
| 2.2.4 区域核心竞争力理论 |
| 2.2.5 县域经济发展经典理论的评述 |
| 2.3 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
| 2.3.1 美国的县域发展 |
| 2.3.2 法国的县域发展 |
| 2.3.3 日本的县域发展 |
| 2.4 国内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 2.4.1 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解析:基于系统论的分类 |
| 2.4.2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解析 |
| 2.5 启示与借鉴 |
| 2.5.1 国外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借鉴 |
| 2.5.2 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
| 第3章 “中部崛起”与湖北县域经济发展 |
| 3.1 引言 |
| 3.2 “中部崛起”的历史背景 |
| 3.2.1 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 |
| 3.2.2 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 |
| 3.2.3 中部地区发展的困境:"中部塌陷" |
| 3.2.4 中部地区的发展趋势:"边缘化" |
| 3.3 “中部崛起”战略的现实背景 |
| 3.3.1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的背景 |
| 3.3.2 “中部崛起”战略的区域定位 |
| 3.3.3 “中部崛起”战略的发展策略:“点-轴”开发模式 |
| 3.4 “中部崛起”与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
| 3.4.1 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推进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 |
| 3.4.2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形成重要支撑 |
| 3.5 小结 |
| 第4章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历史演化与现状特征 |
| 4.1 引言 |
| 4.2 湖北省县域分布的基本情况 |
| 4.2.1 湖北县域地理分区 |
| 4.2.2 湖北县域人口分区 |
| 4.2.3 湖北县域自然资源分区 |
| 4.2.4 湖北县域生态资源分区 |
| 4.3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1978-2008 |
| 4.3.1 第一个时期:县域经济起步阶段(1978-1981年) |
| 4.3.2 第二个时期:县域经济快速改革阶段(1982-1992年) |
| 4.3.3 第三个时期:县域经济快速成长期(1982-1992年) |
| 4.3.4 第四个时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时期(2002年至今) |
| 4.4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4.4.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1999-2008 |
| 4.4.2 当前湖北县域经济总体分析:2009 |
| 4.4.3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分县分析 |
| 4.4.4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比较分析 |
| 4.5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
| 4.5.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5.2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困境 |
| 4.6 结论 |
| 第5章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评价 |
| 5.1 引言 |
| 5.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评价 |
| 5.2.1 评价指标选择 |
| 5.2.2 分析方法 |
| 5.2.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数量评价 |
| 5.2.4 县域梯度划分及结果分析 |
| 5.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分布评价 |
| 5.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3.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
| 5.4.1 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关系 |
| 5.4.2 研究方法 |
| 5.4.3 湖北省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耦合 |
| 5.4.4 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耦合关联的空间差异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 |
| 6.1 引言 |
| 6.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与反思 |
| 6.2.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 |
| 6.2.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 |
| 6.2.3 破解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困境的选择:组团发展模式 |
| 6.3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的基本理论 |
| 6.3.1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前提 |
| 6.3.2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规律 |
| 6.3.3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分工-合作”类型分析 |
| 6.4 案例:中原县域组团 |
| 6.4.1 中原县域经济组团 |
| 6.4.2 中原县域组团发展模式 |
| 6.4.3 中原县域组团发展成效 |
| 6.5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分析 |
| 6.5.1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格局 |
| 6.5.2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策略 |
| 6.5.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支撑体系 |
| 6.6 小结 |
| 第7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点-轴”演化 |
| 7.2.1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点-轴”演化 |
| 7.2.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问格局演化的驱动因素 |
| 7.3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点-轴”布局特征分析 |
| 7.3.1 湖北省“点-轴”发展现状 |
| 7.3.2 湖北省“点-轴”发展特征 |
| 7.3.3 湖北省“点-轴”发展问题 |
| 7.4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湖北省“点-轴”空间布局评价 |
| 7.4.1 基于城市首位度的经济空间分析 |
| 7.4.2 湖北省极点城市综合实力评价 |
| 7.4.3 基于断裂点理论的经济空间分析 |
| 7.5 基于县域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优化路径选择 |
| 7.6 小结 |
| 第8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分析 |
| 8.1 引言 |
| 8.2 湖北省县域产业评价 |
| 8.2.1 湖北县域产业结构评价 |
| 8.2.2 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影响分析 |
| 8.3 湖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与困境 |
| 8.3.1 湖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
| 8.3.2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
| 8.3.3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特点 |
| 8.3.4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困境 |
| 8.4 “组团发展”下湖北县域产业集群的优化 |
| 8.5 湖北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
| 8.6 小结 |
| 第9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
| 9.1 引言 |
| 9.2 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9.2.1 投资与经济增长 |
| 9.2.2 贸易与经济增长 |
| 9.2.3 制度与经济增长 |
| 9.2.4 文化与经济增长 |
| 9.3 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理论命题 |
| 9.3.1 制度变迁因素 |
| 9.3.2 资本因素 |
| 9.3.3 产业结构因素 |
| 9.3.4 自然与区位因素 |
| 9.3.5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三个理论命题 |
| 9.4 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9.4.1 模型 |
| 9.4.2 数据的来源 |
| 9.4.3 变量涵义及选择依据 |
| 9.4.4 实证分析 |
| 9.4.5 模型分析 |
| 9.5 结论 |
| 第10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
| 10.1 引言 |
| 10.2 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行政体制约束分析 |
| 10.2.1 “市管县”体制:围绕县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悖论 |
| 10.2.2 “省管县”的可行性 |
| 10.2.3 湖北省的"省管县"改革 |
| 10.3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影响 |
| 10.3.1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10.3.2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消极影响 |
| 10.4 县域经济集群发展下政府协作的博弈分析 |
| 10.4.1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假设 |
| 10.4.2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构建 |
| 10.4.3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分析 |
| 10.4.4 基于博弈模型的促进县政府之间合作的创新策略解析 |
| 10.4.5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结论 |
| 10.5 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协作模式选择 |
| 10.5.1 大都会区政府协作模式 |
| 10.5.2 国内县政府间自主协调模式: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例 |
| 10.5.3 省级政府派出机构协调模式:以长株潭一体化为例 |
| 10.5.4 联合党委领导下的协调模式:以乌昌一体化为例 |
| 10.6 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中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
| 10.6.1资源整合机制 |
| 10.6.2 利益分配机制 |
| 10.6.3 有效监督机制 |
| 10.6.4 政府考核机制 |
| 10.6.5 推动撤县设区，促进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 |
| 10.6.6 加快区域性设施网络建设，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 |
| 10.7 小结 |
| 第11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互动 ——以宁津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创新点及主要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涵义 |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涵义 |
| 三、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关系 |
| 第三章 山东省宁津县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互动的实证分析(1979-2009) |
| 一、宁津县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
| 二、宁津县民营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1979-2009) |
| 三、宁津县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
| 四、宁津县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互动的条件、问题与对策 |
| 一、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良性互动的条件 |
| 二、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互动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实现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良性互动的对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湖南邵东为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1.5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县域经济研究现状 |
| 2.1.1 县域经济的特征研究 |
| 2.1.2 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
| 2.1.3 县域经济的发展与绩效评价研究 |
| 2.1.4 县域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 |
| 2.2 产业竞争力研究现状 |
| 2.2.1 产业竞争力的内涵 |
| 2.2.2 产业竞争力的定义 |
| 2.2.3 产业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
| 2.2.4 关于产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
| 2.3 县域经济竞争力研究 |
| 2.3.1 县域经济竞争力相关概念研究 |
| 2.3.2 县域经济及其竞争力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 |
| 3.1 县域经济的内涵、发展模式和组织结构 |
| 3.1.1 县域经济的内涵 |
| 3.1.2 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
| 3.1.3 县域经济的产业组织结构 |
| 3.2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 |
| 3.2.1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概念 |
| 3.2.2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内涵 |
| 3.2.3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特征 |
| 3.3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3.3.1 比较优势理论 |
| 3.3.2 竞争优势理论 |
| 3.3.3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联系与区别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 |
| 4.1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内部因素分析 |
| 4.1.1 资源禀赋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基础 |
| 4.1.2 制度安排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核心 |
| 4.1.3 发展战略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
| 4.1.4 区域品牌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优势 |
| 4.1.5 文化科技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动力 |
| 4.1.6 政府管理是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保障 |
| 4.2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外部因素分析 |
| 4.2.1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2.2 产业政策对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4.2.3 行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4.2.4 城乡协调发展对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4.3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模型的构建 |
| 4.3.1 县域经济产业链接均衡模型 |
| 4.3.2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
| 5.1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设计思路 |
| 5.2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 |
| 5.3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择 |
| 5.3.1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的评价分析式 |
| 5.3.2 评价指标体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分析 |
| 6.1 邵东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6.1.1 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快 |
| 6.1.2 主导产业优势显现 |
| 6.1.3 民营经济凸现活力 |
| 6.2 邵东产业竞争力与中部百强、省内十强县的比较 |
| 6.2.1 邵东在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的排名 |
| 6.2.2 邵东县在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中的变化 |
| 6.2.3 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与湖南省经济十强县的实证分析 |
| 6.3 邵东县域经济与义乌的比较分析 |
| 6.3.1 基本情况比较 |
| 6.3.2 县市美誉度比较 |
| 6.3.3 经济增长速度比较 |
| 6.3.4 人均收入比较 |
| 6.3.5 财政收入比较 |
| 6.3.6 产业结构比较 |
| 6.3.7 贸易与金融比较 |
| 6.4 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评价 |
| 6.4.1 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内部因素分析 |
| 6.4.2 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外部因素分析 |
| 6.4.3 邵东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建议 |
| 7.1 强化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识 |
| 7.1.1 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明确产业竞争战略 |
| 7.1.2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增强农业企业竞争实力 |
| 7.1.3 加强园区规划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 |
| 7.1.4 实施人才强县战略,确保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后劲 |
| 7.2 全力打造区域品牌 |
| 7.2.1 建立有效的区域品牌系统 |
| 7.2.2 建立区域品牌形象识别系统 |
| 7.2.3 发挥政府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
| 7.2.4 发挥行业协会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
| 7.2.5 发挥企业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
| 7.2.6 以企业品牌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
| 7.3 以文化科技创新促进县域主导产业的升级 |
| 7.3.1 以诚信文化提升企业的商誉水平 |
| 7.3.2 以技术创新培育主导产业 |
| 7.3.3 树立高薪资——高竞争力的良性循环的价值取向 |
| 7.3.4 以文化创新带动治理结构的完善 |
| 7.3.5 重视和加强特色文化建设 |
| 7.4 积极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
| 7.4.1 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4.2 转变发展观念,集约利用资源,走"两型社会"发展道路 |
| 7.4.3 深化城乡体制改革,建设农村新社区,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 |
| 7.5 改革县级行政管理体制 |
| 7.5.1 省管县制度的改革 |
| 7.5.2 县级大部制改革的试点 |
| 7.5.3 改革县级政权的授权体制和管理制度 |
| 7.6 创造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
| 7.6.1 优化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硬环境 |
| 7.6.2 营造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优质软环境 |
| 7.6.3 建设优质安全的金融环境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8.1 全文结论 |
| 8.2 论文研究的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四、搞活国有工业企业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王余生. 武汉大学, 2018(06)
- [3]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4]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13专题研究[A]. 柳思维,徐志耀,熊曦. 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2014
- [5]制度约束、变革及县政重构 ——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D]. 王利月. 浙江大学, 2013(12)
- [6]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周维现. 武汉大学, 2013(10)
- [7]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体制研究[D]. 李冠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05)
- [8]“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D]. 胡灿伟. 华中农业大学, 2011(04)
- [9]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互动 ——以宁津县为例[D]. 于芳芳. 山东大学, 2010(02)
- [10]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湖南邵东为个案分析[D]. 禹新荣. 中南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