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长（河南农业大学河南郑州450046）
摘要：格拉姆?阿利森把新时期中美大国关系的变化状况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成为西方国家对中美关系的习惯性认识甚至共识，但对它的质疑之声也是在西方首先发出的，并对跨越途径进行了探讨。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对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和思维的反驳，盛于习近平访美期间重提“修昔底德陷阱”，深化于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话语体系。其途径是：放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准确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深化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话语体系。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628.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691（2019）02-0223-03
Abstract:GrahamAllisonhasdescribedthechangingsituationofSino-Uspowerrelationshipas"Thucydidestrap",whichhasbeenawesternhabitualunderstandingandevenconsensus,butatthesametimethequestionvoicefirstlysoundedandthewaytocrossdiscussed.TheresearchofthisaspectofChinabeginswiththeretortagainstwestern"Thucydidestrap"discourseandthinking,booststherepeatof"Thucydidestrap"byXiJinpingduringhisvisittotheUnitedStatesduring,anddeepensbyforgingthediscoursesystemofnewChinaandtheUnitedStatestherelationsbetweenbigpowers,theroadofwhichis:avoidingthethinkingof"Thucydidestrap",accuratelygraspingtheconnotation,furtherresearching,makingthediscoursesystemfornewtypeofpowerrelations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
Keywords:Thucydidestrap;Sino-Us;NewTypePowersRelationship;discoursesystem
改革开放39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人口大国跨越式发展的道路，用活生生的事实向世界展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中国故事，正像习近平2015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在“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西方解读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习惯性用语乃至一种共识的情况下，首先需要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同时深化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打造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话语体系。
一、放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
“修昔底德陷阱”经过学者的塑造已经成为描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一个习惯性用语，甚至是一种共识。格拉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大国关系，代表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并把由担忧所引起的大国间的战争归因于中国。虽然这只是一种臆想而不是对现实的如实描绘，但他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的描述独具匠心。其依据是：一是对修昔底德关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然爆发战争的结论的借用和引申，二是用世界史上大国之间关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三是用西方惯性思维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的解读。“修昔底德陷阱”，在格拉姆的笔下，因为有了历史典故作铺垫，有了历史经验作验证，有似乎活生生的现实就发生在眼前，真的成了中美必战的箴言。如果有人起而反驳，就需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它的不存在。无论是求证其的不存在，或是跳出和避免，都是沿着“修昔底德陷阱”的既成思路走的。实际上，格拉姆站在美国大国的立场上对“修昔底德陷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即崛起大国必然引起守成大国恐惧，由此爆发的战争应由恐惧的发源地崛起大国担当战争的罪责。中国的崛起走的是一条和平道路，不但没有挑衅既成大国的利益，反而处处受到既成大国的牵制和封锁。与历史不同的是，不是中国主动挑衅，而是既成大国防范和牵制中国。当然，如果把中国的和平崛起本身就当成对西方国家的威胁，这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是西方国家固有的传统思维，而这种传统思维的背后站着的恰恰是西方战争巨人。
在“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共识的情况下，对它的解读又不得不使用这个概念来构建一个与西方对话的平台。如果一味地否认，就堵死了对话之路。因此，中国学界在讨论和反驳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时就需要使用这个概念，来阐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并不会因为中国崛起而必然引发战争的道理。实际上在这样的对话语境中“修昔底德陷阱”就直接翻译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所以在其前面多冠有避免、跳出、不相信的动词。就中美大国关系现状而言，没有爆发战争就表明“修昔底德陷阱”不存在；但两个大国之间的确存在一些严重的分歧。怎样看待分歧？西方往往强调分歧的扩大化趋势，因此断言未来不可避免地陷入；而中国则往往强调分歧的和平化解，因此预测“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跳出和避免陷入。关键是中国要拿出让西方信服的理由，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思维，中国只有不发展，引起西方的恐惧就可避免，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中国的发展势在必行。且不论西方对中国的一厢情愿，当前最要紧的是，尽量消除战略互疑增进战略互信，要让西方人明白中国的发展对西方也有利，要把分歧化为合作的结合点。可以在中国享受发展的同时也考虑和兼顾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但绝不能也不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这一点一定要让西方国家明白。
在“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体系的框架内，除了格拉姆和一些仇华的极端分子预言中美必陷外，西方有识之士和中国学者都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中美怎样避免上，表明中美两个大国都在力求减少误判以避免战争的愿望和努力。习近平对这一概念的引用，同样是批判性的。当然，其重心并不在概念的本义，而在于概念的使用。与被建构出来的“修昔底德陷阱”名称一样，“陷阱”所指称的问题，也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崛起中的中国同传统大国间的关系，并不是预设好的此消彼长的“陷阱”关系，归根到底是双方的“事在人为”。两国战略界和舆论界有着这方面难以克制的心理倾向，我们要说，美方的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对中国人来说，听奥巴马说美国欢迎稳定、繁荣的中国和平崛起，总会将信将疑。反过来可以想象，中方关于和平崛起的真诚表白，到了美方那里会被打多少折扣。但是奥巴马接了习近平的话，明朗地说出他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这表明他同意与习近平共同划定中美关系的底线。
二、准确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内涵是思想的内容，话语是思想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是由什么样的内容所决定的。习近平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作为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容，对其准确把握成为打造话语体系的基础。
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已经给出了中国的答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11月中美元首“瀛台夜话”有助于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对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其次，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再次，妥善有效管控分歧。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习近平一语道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核：“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是前提，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是举措，妥善有效管控分歧是关键，广泛培植人民友谊是基础。
事实充分表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双方应该继续加强高层交往，积极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舆论引导，保持中美关系发展良好势头，并为今后更长时期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习近平的这种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和提炼。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也谈到了新型大国关系。他说，这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从2013年庄园会晤到2014年瀛台夜话，再到2015年白宫会谈，“不打领带”的“习奥会”无疑推动着中美关系进一步走向务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他希望两国扩大双边合作，因为“21世纪的世界最终将由美中两国关系来定义，我们的孩子能否拥有和平与繁荣也将由美中两国关系来定义”。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中美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时就表示，中国必须参与所有全球重大事务的谈判，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新秩序的确立过程。在更多的国际观察家眼中，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将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概念的重要成分。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韦伯斯特认为，中美都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说明中美在潜意识内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双方应该保持长期关系友好和稳定，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是一个基础性的共识。有识之士认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三、深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
既然中美两国元首都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在新的起点上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从战略互信、合作共赢、掌控分歧和培植人民友谊这四个角度阐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国已经向世界明确宣示了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代替“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让美国人信服，在“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一定市场的今天，还需要从学理上深入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判断正确与否，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取向，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但美国一直固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选择市场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成见，认为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就等于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壮大，美国认为现实的中国与它设想的中国越来越远，再加上合作中出现的一些摩擦的放大，中国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中国这个“不听话的小伙子”在美国看来越来越出格，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的恐惧，有人便预言中美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有美国人的梦想，中国也应当有中国人的梦想和实现梦想的道路，“四个全面”就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道路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自以为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道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美国却想当然地推论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导致私有制和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但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同时我们要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用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贡献力量。
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中美应增强高层战略互信。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但不意味着中国照搬照抄美国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需要中国向世界阐释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的同时更要彰显这条道路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但更需要美国抛弃冷战思维下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战略道路的误解误判，在新的起点上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战略互信和战略的基础上，中美两个要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合作的领域应该和能够十分广阔。合作是实现两国利益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但从中美关系的全局把握，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合作始终是主流。关键是如何管控。最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四、抓住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话语体系的关键
在“修昔底德陷阱”先入为主的情况下，用中西方人都听懂和认同的话语体系来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在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实现经济腾飞的，但西方人往往拿中国说事，落后了是“东亚病夫”，发展了又说是有水分，中国总体GDP达到世界第二了又说“中国威胁论”，中西方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预言战争必将爆发，且将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中国给西方带来的威胁。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对内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外要运用中国梦着重在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下功夫，显示中国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
二是要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中美之间有以下几层关系：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历史悠久的国家与年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中美之间有多了层关系：世界老大与世界老二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讲，老二的发展和壮大，在老大看来，是一种天生的威胁。原来合作的基础变得薄弱，而新的基础和共识又没有建立起来，在美国看来，中国一切的举措都好像在给自己对着干，甚至中国在南海的正当举动也被美国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种强烈反应。中国可以与西方国家合作交往，但决不会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只有向美国开诚布公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尽管美国一时不愿意听，但也必须讲，因为已经到必须讲的时候了。当然亮明中国的观点，必须讲究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方式。如果在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上不敢和不善于讲，美国就会对中国一直抱有误解误判。美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和道路实现了美国梦，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和制度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呢？
三是历史的比较。国强必战只是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所谓的铁律，就是铁律也不能就此断言适应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传递的是友谊，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开辟世界市场，而是向沿途国家播撒友谊的种子。习近平在2014年1月22日接受《世界邮报》创刊号专访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4]
四是事实的验证。1840年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国人民的奋斗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成了世界第二。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中国对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行给予正当反击时，在西方就会刮起“中国威胁论”的邪风。这是世界史上很独特的现象。国际交往和合作是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会时时出现一些分歧和冲突。针对于这些分歧和冲突，要遵循就事论事的原则，合理管控，化解分歧和冲突。
总之，在“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国家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倡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举措和新行动。这不仅需要积极地从实践上积极推进构建的进程，而且还需要理论上进行内涵的深刻阐释和话语体系的打造。2015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5]行动是理念指导下的行动，对于臆想中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和话语体系的消解，可能会成为避免战争的先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2]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2日电，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
[3]习近平同奥巴马会晤时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环球时报2015年9月25日。
[4]香港.文汇报2014年1月24日。
[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作者简介
姚锡长（1962年——），男，河南汝南人，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河南农业大学龙子湖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问题研究（13&ZD006）；河南农业大学2016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U型组织学习理论视阈下的中国梦宣传教育研究（2016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