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亚太主要城市的比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国际化水平极大提高，但广州与亚太城市相比，国际化水平有多高，与亚太区域性国际城市间的联系程度怎样，却少有研究。本文把广州放入到亚太区域城市组成的网络中，通过分析城市之间的网络连接度，笔者发现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广州与亚太城市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此外广州与香港的联系程度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甚至落后于北京和上海与香港的联系。因此广州要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必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要加强与香港、上海和北京这些周边亚太核心城市的联系。
关键词:城市国际化网络连接度生产性服务业
一、引言
城市的国际化是全球化条件下城市功能演变的必然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前，随着西方企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由福特制向精益生产转变，以波特（200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依赖于其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Fridmann（1986）将这一阶段对城市经济的认识概括为“地方的①空间”。80年代后，全球化和企业全球价值链布局趋势不断强化，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分工从产业间向产业内和产品间转化，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城市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从事产品某一环节的生产，由此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发达国家则专注于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市场销售、品牌和服务环节，这在发达国家的核心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全球经济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
第一，全球化条件下，城市和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合作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核心城市逐渐成为这些国家在全球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代表国家利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营运主体。
第二，全球生产出现了“分散的集中”和“集中的分散”并存的趋势，即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的不断深化，生产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生产空间布局不断分散，但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不是分散到所有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区域，而是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核心区域和城市。生产环节的全球化布局，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减弱，恰恰相反，全球布局和价值链不断分解，使得跨国公司面临更高的风险和管理难度，这就要求跨国公司更加强化对全球价值链的管理和控制。因此，随着发达国家核心区域制造业中间环节的转移，以欧洲的伦敦、美国的纽约和亚洲的东京都市区为代表的全球核心城市成为全球价值链管理和控制的②中心（Taylor,1991），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城市和区域成为被控制对象，由此，全球城市经济形成了功能不同的等级体系，发达国家的核心城市处于这个等级体系的顶层，各等级层次主要城市间通过网络发生联系。
第三，发达国家的经济核心城市之所以处于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顶层，主要是因为这里聚集了以技术、创意、管理、文化、人才等为代表的高级要素，这些高级要素的集聚促使核心城市在制造业中间环节转移后发展起高度国际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上述核心地区成为全球高级要素流的主要节点，成为全球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流的策源地和扩散源。Fried-mann（1986），Castells（2000），Sassen（2001）和Savitch&Kantor（2002）等人将全球化条件下城市经济增长概括为基于要素流动的“流的空间”。
受Sassen的启发，Talyor等学者对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传统标准过分注重城市内生能力的构建，而忽视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各个国际城市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并提出既要注重城市内生属性，又要考虑城市间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其与其他国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联系程度就成为评价城市国际化水平的主要依据。Talyor等学者利用全球大型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网络和主要节点数据，划分出全球主要核心城市的等级体系，并评价了我国上海、北京两个主要城市与全球主要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联系程度。
广州作为我国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提出了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本文借鉴Talyor等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考察广州在亚太地区城市的国际化水平。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包括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和法律等行业，文中数据来源于世界城市小组2000年的调查资料，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城市小组公布的最新数据。本文选取了在亚太地区12个主要城市布局密集的46家大型跨国③生产性服务业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二、亚太地区主要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分布
笔者根据46个跨国生产性企业办公网络在城市间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得分测算，分值范围在0～3之间，如某座城市拥有某个企业的总部则赋予该城市3分，地区总部为2分，一般分支机构为1分，没有布局则为0分。
得分最高的是香港，其次是东京和新加坡，各为68、66和61，分别占到12座城市得分总值的14.47%、14.04%和12.98%，三市相加占总量的2/5强，是亚太地区中心都市圈中的“中心城市”，凸显出这三座城市在亚太地区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控制能力。得分最低的是大阪（16）和广州（13），其他几座城市得分区间分布相对均匀。因此，亚太地区主要城市体系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特征。
从行业看，得分值最高的是银行业（203），占得分总数的近半成，其次是会计（101）和广告业（100），法律咨询业（66）得分最低。Williams（2002）和Haselmann（2006）通过研究发现，亚洲各国金融管制的普遍放松成为跨国银行进入这些国家的制度基础，另外银行业作为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跟随贸易客户和追逐地方市场机会的区位选择特性，因此，银行业成为亚太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分布最为密集的行业。
在银行业中得分最高的是东京、香港和新加坡，进一步彰显了三市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中国内地的三座城市中，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得分最高；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跨国银行数量也较多；广州尽管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但对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有限，在金融业发展方面与上海、北京相比差距较大，限制了广州城市国际化的发展；台北的金融环境相对宽松，市场化程度高，银行业的得分值比内地城市要高。
法律行业中，香港的得分值要超过经济实力更强的东京和新加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香港从业人员英语水平高，对国际法律了解比较全面深入，因此和东京相比，跨国法律公司更愿意选择法律和语言环境相对较好的香港；新加坡尽管也有着良好的英语和法律环境，但香港背靠经济实力更强、潜力巨大的中国内地市场，法律公司为了拓展中国内地的业务也更愿意选择香港；此外，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经济区，经济自由化程度高，对外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2008年④度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香港第1位，新加坡第2位，日本第19位。在中国内地的三座城市中，北京的得分值最高，而上海和广州只有1和0，表明法律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布局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广告业和会计业跨国公司往往面向区域市场，在国内各城市中的分布比较均匀，这说明上述两个行业作为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左右大型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的主要是接近消费市场和靠近企业总部。
从城市等级的角度划分，亚太地区的这12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个层级：居于第一梯队的是东京、香港和新加坡，这三座城市的得分值远远超过其他对手，经济影响力也是其他几座城市无法比拟的；第三梯队的是广州和大阪，这两座城市的得分最低，要成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同时也反映了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核心城市时次级城市被弱化这一事实；其他几座城市的得分都比较平均，因此被划归到第二梯队。
根据世界城市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所整理的亚太地区主要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等级评价。世界城市小组根据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联系程度将城市划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划分为3～4个次级等级。可以看出，广州在2000年到2004年间城市等级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到2008年已经上升到第二等级。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城市等级上升速度也较快，上海和北京已经位列全球城市的最高等级，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主要城市在全球城市中的控制功能也相应提升。
三、亚太地区主要城市间的生产性服务业联系强度
处在世界城市网络中次节点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司，是整个世界城市网络外部流动性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不同城市之间开展业务，不仅表明了它们在两市之间的业务联系情况和发展程度，也从侧面说明了该市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度以及对跨国生产性服务业公司的吸引力。因此，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角度研究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程度，能够切实地反映该城市融入世界网络的程度和参与全球劳动地域分工的能力。
设在n个城市中有m个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城市i中公司j的得分值被定义为公司j在城市整个办公网络中的重要程度，用Vij来表示。由此公司j在城市a和城市b之间的网络连接度就可以表示为：rab,j=vaj.vbj
将所有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城市a与城市b之间的网络连接度加总，就得到两座城市之间的总连接度：rab=∑jrab,j
由此每座城市就对应一个n-1维的城市间关系，以城市a的网络关系来分析，城市a在12座城市间网络连接强度的总和Na就可以表示为Na=∑irai(a≠i)。以此类推，所有12座城市的网络连接度的总和为，T=∑iNi那么城市a在整个城市网络连接度总和中所占的比例为L=Na/T。
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分析方法是最基本的网络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的水平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对比程度，因此一个完整的网络层面分析应该包含所有城市的节点和连接。于是我们不妨建立一个（n×n）比例关系矩阵P，这样更能解释城市间的对比程度。设hj为公司j在某一城市的得分最高值，那么公司j在整个城市服务网络得分最高值的总和为：H=∑jhj
由于每个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任一座城市中的得分值最高为3，那么H=414。定义Pab为两座城市间联系的比例关系值，则有Pab=rab/H
如果Pab值越高，则表明两座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越强，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业务联系越密切；反之，城市间经济交往的程度有限。
从总量上看，城市间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值最高的是香港和东京（0.324），其次是香港和新加坡（0.312）。作为全球三大都市之一，东京对全球经济有着一定的控制和领导作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毋庸置疑，因此东京与其他城市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分布区间比较均匀，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部分解释了Taylor把东京作为全球三大控制和领导中心的原因（Taylor,2001）。港新两市的自由度水平比较高，使得港新两地间的连接度近似于港京间的连接度。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同级城市间的网络连接度比较高，且其大小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如京沪穗三市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均达到65%以上），客观上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公司更愿在发展水平相同的城市间开展业务。所有城市间，连接度比例关系最低的是广州和大阪（0.07）。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亚城市间的差别比较大，而东南亚城市之间就比较均匀，原因有二：一是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区域内建立了统一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人、财、物的流动性比较强，各城市同时发挥着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作用，对整个国家经济起着强烈的辐射带动作用；除新加坡外，各城市经济实力相当。二是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尽管总体经济实力都很强，但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此外受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的影响，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强，最终导致了区域内城市之间开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差距颇大。
此外，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区域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与东南亚各个城市之间的网络连接度是这几座城市与其余城市连接度中最高的，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非常强；对比而言，香港虽然作为区域经济和金融中心，又与内地同源同祖，但涉及到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和内地三市间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值却比较低，最高的北京也仅为0.242，甚至低于香港与东南亚任一城市的值。
四、广州与亚太地区主要城市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分析
从总体上看，广州与11座城市间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值低于其他城市间的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值，与东南亚几座城市相比也有明显差距。在11座城市中，与广州比例关系值最高的是香港（0.196）；其次是东京（0.191）和新加坡（0.179）；与东南亚除新加坡以外的几座城市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值分布都比较均匀，大体在0.12左右；与日本两座城市则存在较大的差异（东京0.191，大阪0.07）。由此看来，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飞速发展，但在亚太地区范围内，广州对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仍然不强，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
对比内地三市（京沪穗），广州与京沪间网络连接度的比例关系值都比较低，分别为0.109和0.097。内地三市同处一种经济体制，为什么城市间的联系水平却比较低呢？穗沪与穗京的比例关系为何相差无几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经济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但是，目前三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高，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份额有限，这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三市间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联系程度不强。
2.京穗两地相距遥远，但各自经济辐射能力有限，因此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联系程度不高，尽管穗沪两地相比穗京而言更具地缘优势，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中内部优化水平上的差距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广州与上海间的地缘优势没能转化成经济优势。
3.尽管单从经济总量上比较，三市差距不大，但北京政治中心、总部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跨国法律公司在此安营扎寨，这些都是广州无法比拟的；而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经济开放程度和国际知名度比较高，这些也是广州暂时不具备的。
与香港的联系中，广州具有地缘和文化优势，但与内地两市比较，穗港间网络连接度却较低，原因如下：
1.粤港间“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依然未根本改变。广州甚至整个广东经济依然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另外，香港的服务业收费较高，内地一般的服务业公司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两地间更深层次的合作。
2.珠三角内其他城市与广州的竞争激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穗港两地间的联系，其中来自深圳的竞争最为激烈。深圳尽管经济总量不如广州，但服务业发展水平并不比广州差，再加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使得深圳能够分享更多来自香港的业务，珠三角城市群内“双核”城市这一现象也预示着广州将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3.制度屏障限制了两地生产性服务业的业务联系。由于制度因素的影响，两地生产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相互间经济交往不能向更深层次拓展，使得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不能在珠三角更好地布局，服务珠三角，进而开拓内地广阔的市场。
4.此外还有以下几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广州与香港的空间距离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其次，生产性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京沪两地高校、科研机构云集，人才资源储备丰富，十分适应生产性服务业对高端知识性人才的需求，而广州高端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与香港的联系；此外随着经济中心的北移，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更加觊觎内地广阔的市场，北京政治中心和上海金融中心的优势，深深地吸引着香港服务业公司“北上”开拓业务。
从京沪穗三市与台北间的业务情况看，穗台间的网络连接度也较低。台资企业近几年来在内地的投资区域分布也有“北上”的趋势，而且越来越集中到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交通便利和经济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长三角地区。此外长三角地区的高等教育发达、高素质人才聚集，在金融中心上海的带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台资企业在此集聚必然会促进两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按时间纵向看，广州这几年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横向与亚太其他城市对比看，广州的国际化水平依然较低，没有很好地融入到蓬勃发展的亚太经济网络中，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有限；尽管广州与香港临近，但地缘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无论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得分值上，还是从京沪穗三市之间的网络连接度看，广州都落后于京沪两市；从三市与香港间的网络连接度看，广州与香港间的网络连接度关系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密切，相反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更青睐于科研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的京沪两地；与台北间的比较也有类似结论，这也客观上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中心出现“北移”的趋势。由此看来，广州要想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进而更好地融入地区经济网络，就必须加快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是城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波特强调地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等内生能力的提升，本质上是内部发展能力的构建。Fridmann区别于波特的研究视角，他主要是从全球区域等级的角度分析区域发展的能力问题，提出区域发展是基于“地方的空间”，即地方内生能力是发展的关键。虽然两位学者的视角不同，但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参见：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信出版社，2007年；Fri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986(1)
②?Taylor?P.J,?Hierarchical?Tendencies?amongst?World?Cities:?A?Global?Research,?Proposal.?Cities,?1991,?14(6)
③?公司目录详见http://www.lboro.ac.uk/gawc/datasets/da8.html
④加拿大独立研究机构弗雷泽研究所2008年9月16日于香港发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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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铁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技术创新、欧盟经济。李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