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史学编纂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史学方法,编纂,台湾地区,主客观
史学编纂论文文献综述
周杨[1]（2019）在《战后台湾地区“史学方法”的编纂及其嬗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史学方法的演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发展及其变革。近代以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界的"方法意识"持续高涨,不仅史学界持续地开展史学方法的研究,而且还有各种"史学方法"类的着述出现。台湾光复以降,赴台的大陆史家一方面致力于恢复教学与研究秩序,另一方面也继续从事史学方法问题的探讨和"史学方法"类着述的编纂。这些史学方法类的着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史学界有关史学方法的研究及其变迁,另一方面也和当时历史教学及课程建制等学术体制或机制息息相关。本文经由对台湾战后以来"史学方法"类着述的考察,借以揭示这类着述因应时代的变化和史学研究实践的推展而采取的书写策略,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史学的变迁。(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问题》期刊2019年05期）
王秋月[2]（2019）在《邓之诚“错综为体”的史学探索——论《中华二千年史》的编纂特点》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华二千年史》是邓之诚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通史教学与研究的结晶。在这部通史体裁的选择上,他匠心独运,主要综合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叁者的优点,将"新史学"的某些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熔铸到传统史学的编纂形式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纲目体"。为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在新时期的进步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也体现了他卓越的历史见识、撰述思想和创新精神。(本文来源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5期）
向燕南[3]（2019）在《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一文中研究指出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本文来源于《史学史研究》期刊2019年03期）
郭登宇[4]（2019）在《正德《金山卫志》的编纂及史学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正德《金山卫志》是传世卫所志中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志书。《金山卫志》的编写得益于明朝统治者对于修志的重视和明朝方志的繁荣发展,在卫所长官的倡导下,凝聚两代学人心血的《金山卫志》完稿。此书以海防为主线,侧重军事又兼顾其他方面,包括上下二志和十纲,共计六十目。张奎和夏有文吸收前人修志的优良传统,又结合当地卫城的具体情况、政府关于修志的政令,广泛搜集资料,终修成此志。此书遵循永乐时期的修志凡例又不拘泥于规定,仿照州县的篇目设置,以军事为主线的同时兼顾各方,突出自己边防重镇的特殊性。正德《金山卫志》引领了明代卫所志的发展,保存了金山卫地区的史料。通过分析《金山卫志》的编纂情况,我们可以了解明朝卫所修志的情况;借助相关新型史料可以认识明朝的军制、卫所的建设、官兵的操练及卫城的人文生活。(本文来源于《南都学坛》期刊2019年05期）
李博[5]（2019）在《《孔氏祖庭广记》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孔府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孔氏家谱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家谱。《孔氏祖庭广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孔氏族谱,51代衍圣公孔元措于金正大四年(1227)完成,共十二卷。该书完整记载了关于孔子及其后代的史事、追崇圣号、世系次序、旧事旧诏、庙中古迹、碑刻铭文等等,其中保留着大量现今已经亡佚的珍贵记录,是中古时期研究孔氏宗族的宝贵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本文来源于《济宁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曹岩[6]（2019）在《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宋明以降,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儒学思想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动,史料编纂便能够形象的表现出这一特征。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总体影响是褒贬经世、实录直书,而明朝前期的社会阶级固化和小农经济政策,也使得宋明理学对人性的禁锢更为增强。在官方层面,由于嘉靖皇帝对明武宗的政治态度,官修史书相对而言对明武宗评价不高;同时,武宗朝的荒诞政局和武宗的乖张行为,给时任官员们多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这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他们在编纂史书时不再“为尊者讳”,在史料的选择上多采用负面事例,以致明武宗的不堪形象有了雏形;其后,在明与清的朝代更替期间,清朝对前明的政策有了一系列变化,这些政治举措使明武宗的荒诞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民间社会,私家撰史者大盛,他们或是致仕的朝臣,或是写话本的士子,或是明朝的遗老,他们或因对明朝大政局的反思,或因对大人物的好奇,以致他们笔下的明武宗形象开始出现多样的面貌。再者,因身份的不同,这些私家撰史者审视明武宗的视角也不相同,因阶级的不同,他们的使命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朝臣对明武宗形象能如实记叙,士子探寻了明武宗形象的多面性,遗老则反思明武宗形象的可变性。这些多样的形象记载背后也体现了明武宗形象变化的思想背景。儒学在宋明时期对社会的伦理桎梏持续加深,这种桎梏不仅约束平民、官员亦上及皇帝。明武宗本身行为的放纵出格,以及理学严苛的社会大背景都使得明武宗的形象较为负面。但明中期儒学又复发生变化,那就是心学的兴起。心学强调个性张扬,一反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心学的兴起扰动了人们对明武宗的评价,使得原有的恶评有所松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对史学编纂,尤其是宋以后的史学编纂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这种影响呈现出多个面相,首先是对史家立场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令,使得史家不可能给“非圣无法”的明武宗以积极的评价;其次是对材料选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官方特性,使得在它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历史编纂的主要依据只能是各种官方记录,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私人记录的忽视。因为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决定性影Ⅱ响,儒家思想自身的变化也会造成史学编纂随之而动,比如理学向心学的变异致使对明武宗评价的松动。因此,史官在历史编纂时如何平衡好客观史料和主观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20）
段愿[7]（2019）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史学贡献及对地方当代史编纂的启迪》一文中研究指出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近年来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地方当代史编纂与一般史志编纂相比,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编纂工作难点颇多,存在争议的方面也很多。马克思经典着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蕴含的唯物史观及其卓越的史学贡献,尤其是"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时事入史"法、"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解决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诸多困惑颇有启迪意义,为解决地方当代史"述"和"论"的辩证关系、现时资料能否入史、地方史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经典范例。(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3期）
刘晓峰,龚卉[8]（2019）在《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吸收与改造——以《大日本史》编纂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大日本史》是日本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为目标。从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到《大日本史》编纂的前、后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且有不同作用。其中"天子授时、定正朔以布臣民"的正统观念一以贯之。《大日本史》批判《日本书纪》用谶纬理论构建正统的做法,主张以过往历史的完整呈现来辨明"天祖之正统"。在《大日本史》编纂前期,以中国史学传统为圭臬构建日本之国史。到修史后期,为了强化日本"优越的国体"特性,史臣在本纪部分的开篇重新构建了一条天神传承序列,以此说明日本万世一系的成立。《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展现了一个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书写历史框架,再填入神道元素以建构"皇国"观的受容过程。(本文来源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刘卫国,王金玲[9]（2019）在《史学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兼论黄修己先生的治学风范》一文中研究指出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第一部从学科史角度全面总结新文学史编写过程的书,在史学上呈现出专精和博通相结合的学养,在史识上彰显出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论概括的能力,在史才上表现为组织得当、语言简练又不失文采,在史德上体现出客观求实的精神和宽容的评价态度。重温《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总结黄修己先生的治学特色,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还是对于新一代学人的成长,都是不无裨益的。(本文来源于《晋阳学刊》期刊2019年01期）
陈其泰[10]（2019）在《历史编纂学史与史学史学科关系辨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与西方史学相比,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当前,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需要,一项迫切任务是努力撰成系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对于历史编纂学史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要从叁个方面进行辨析:一、历史编纂学史是史学史的分支学科;二、历史编纂学史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叁、二者研究的内容应当各有侧重。(本文来源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史学编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中华二千年史》是邓之诚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通史教学与研究的结晶。在这部通史体裁的选择上,他匠心独运,主要综合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叁者的优点,将"新史学"的某些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熔铸到传统史学的编纂形式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纲目体"。为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在新时期的进步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也体现了他卓越的历史见识、撰述思想和创新精神。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史学编纂论文参考文献
[1].周杨.战后台湾地区“史学方法”的编纂及其嬗变[J].历史教学问题.2019
[2].王秋月.邓之诚“错综为体”的史学探索——论《中华二千年史》的编纂特点[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3].向燕南.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J].史学史研究.2019
[4].郭登宇.正德《金山卫志》的编纂及史学价值[J].南都学坛.2019
[5].李博.《孔氏祖庭广记》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J].济宁学院学报.2019
[6].曹岩.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影响[D].山东大学.2019
[7].段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史学贡献及对地方当代史编纂的启迪[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8].刘晓峰,龚卉.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吸收与改造——以《大日本史》编纂为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9].刘卫国,王金玲.史学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兼论黄修己先生的治学风范[J].晋阳学刊.2019
[10].陈其泰.历史编纂学史与史学史学科关系辨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