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代的编辑角色及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提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耿君[2]（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闫咚婉[3]（2021）在《黄帝神话传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在历代史籍中,黄帝是一位集武功、发明、盛德等于一身的圣王典范;在汉画像石中,黄帝时而是威严的天神,时而是凡人羡慕的升仙者;在道教文献中,黄帝是一位潜心修道、拥有道门法术、升天得道的宗教偶像;在俗文学作品中,黄帝是一位垂衣裳而天下治,有道、有术、有德的明君。可以说黄帝神话传说在历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形象多元化、事件丰富化、意义多重化、体裁多样化的特点。黄帝神话传说的内涵实则为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体现,例如民族的思维模式、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讨论这样的黄帝形象——存在于历史、文学等书面文献,民间口承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黄帝”,不对其作历史真实性的专门考证工作。本文无意于对黄帝神话传说进行古史考据方面的突破,而是希望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中,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中重要的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丰富的黄帝神话传说文本为基础,注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利用,展现黄帝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的面貌以及以重要人物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叙事活动。发轫于民族觉醒初期、古史考辨运动中的黄帝神话传说研究,其发展不仅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与各个参与学科的研究趋势也密不可分。历史学、古代文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不仅为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同时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黄帝神话传说之于上古史建构、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民族精神构筑等的重要意义。全文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以阐述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历程为主。第一章围绕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展开叙述。以《山海经》为代表的黄帝故事展现出黄帝神话较为原始的形态,在其后的《左传》等史书中又呈现出古史传说的面貌。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盛况,诸子所载的黄帝神话传说反映出战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在记录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已经显现出“造神话”的主动性。这一时期黄帝身份的建构以祖先与圣王最为典型,先秦时期的黄帝神话传说,为汉及以后的黄帝神话传说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围绕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繁荣发展进行叙述。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具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出现在正史《五帝本纪》中,二是出现在汉代流行的谶纬神话中,三是保存在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内容。汉代是中国古代神话发展的高潮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深受汉代政治文化、社会信仰等影响。黄帝既是上古五帝之首,又是感生圣王,同时还是显赫的天神与升天的仙人。汉代黄帝神话传说呈现出多态性的发展特征,极大地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为黄帝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始祖与道教创教道宗两大民族文化代表提供了契机。第三章围绕道教文化影响下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与因此衍生的神话文本类型展开叙述。汉代以后,黄帝神话传说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道教化。道教自汉末兴起发展至唐成为国教,在宋代又备受统治者推崇。因此道教文化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影响成为唐宋时期黄帝叙事发展的主要背景。道教信仰影响下黄帝形象由最初的黄神演变为道宗,在道教文献中,他不仅是道门各类法术的重要传承者,更是当时为与佛教对抗而塑造的宗教偶像。围绕黄帝形成的道教神话包含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在传统故事类型的基础上浸染了宗教意味所以更加生动。对道教黄帝神话文本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信仰。第四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由雅至俗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从中国古典神话的载录规律来看,文献性质的“雅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黄帝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俗化”品格。在宋代以及明清时期俗文学的大力发展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充分的俗化发展。宋代史学新变中上古史的重新整理、民间讲史之风的盛行等背景为它提供了契机,在讲史话本、早期文人拟作以及章回小说等俗文学类型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演绎。这一“俗化”运动,在保存旧情节、编创新情节的过程中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同时也完成了在民间普及上古历史、传承神话资源的任务。下编为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以黄帝神话传说中与黄帝密切相关的三组人物关系及其事迹展开讨论。客观来说,人物只存在于关系和行为中（1）,探讨它们对神话传说叙事发展的意义有助于全面把握黄帝形象、事迹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主流叙事——炎、黄二帝的故事展开论述。炎、黄神话主流意义的生成来源于中华民族追溯民族起源的客观需要,先秦、秦汉时期炎、黄神话的书写是其主流意义生成的基础,因此该时期的炎、黄神话传说是本章的聚焦点。重点对炎、黄二帝关系的缘起、异德之战的发生与意义等进行分析,展现二者形象向民族始祖发展的过程。第六章围绕黄帝群臣神话传说展开叙述。上古神话中君臣治世神话传说滥觞于此,君臣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文化的折射,同时群臣集群形象构成的“叙事母题”是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发展重要的推动因素。对群臣形象及事迹的集中探讨,可以有效揭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政治意义,并且挖掘黄帝帝王形象建构的内部逻辑。第七章以女性视角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进行解析。20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性主义神话学,使得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上古神话中的女性问题。在上古帝王神话中,女性往往处于话语的边缘。帝妃与帝女的形象在帝王神话中总是作为附属角色存在,反映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史影。从嫘祖养蚕之功、嫫母巫觋之责、三女助父事功等女性对黄帝部族发展的贡献中皆可得到印证。同时黄帝三女传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叙事,对三女故事流传演变过程的关注,可以形成典籍与民间叙事的对话空间,进一步探讨民间神话传说的演变规律。
辛颖[4]（2021）在《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探讨中国古代戏剧从上古祭祀歌舞逐渐演进到“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的根源,前辈先贤从“戏”的文字训诂考证寻求答案,然而“戏”只是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之一。“戏”的演化路径只能代表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演进方向。上古祭祀乐舞涵养了中国古代戏剧的萌芽,而汉代乐舞则是中国古代戏剧从乐舞向“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演进的过渡环节。本文拟用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讨论秦汉时期“戏”的具体含义及其表演形态。通过对“戏”字的训诂考源,发现“戏”从“戈”有演武传统;从“虍”有军事活动的性质;从“豆”袭得祭祀功能。通过近古期两周系和六国系“戏”字用例证明,“戏”是具有演武传统和祭祀功能的角抵表演。在秦汉时期,“戏”在角抵的表演形态之外,又受到上古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影响,形成诸如《蚩尤戏》《东海黄公》等角抵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戏”并不是中国古代戏剧的统称,而是指具体的表演形态。在汉代,不仅角抵呈现出戏剧形态特征,汉代歌舞百戏中的一些节目也呈现出“演故事”的戏剧形态特征,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是多种“戏”的集合。第二章讨论汉代的司乐机构。“戏”只是中国古代戏剧由乐舞向戏剧演进的个案,汉代乐舞管理机构及职能调整深刻影响了汉代乐舞向戏剧形态演进的进程。汉代的司乐机构由执掌郊庙雅乐的太乐、参与制作郊祀乐舞的乐府以及执掌皇家卤簿的黄门鼓吹三部分组成。相较周秦时期的司乐机构,汉王朝一方面承袭了周秦太乐,继续由太乐执掌郊庙雅乐;另一方面扩大乐府职权,增设黄门鼓吹。具体说来,通过为乐府设置协律都尉,扩大乐府司乐的职权。乐府有采诗入乐的职能,拓展了汉代乐舞的来源和渠道。同时,汉代将边地鼓吹纳入到皇家法驾卤簿,作为仪式乐,也用于赏赐军功。汉代司乐机构及职能调整,不仅拓展了乐舞的来源渠道,汲取民间和西域歌舞;也使得汉代乐舞从礼乐阐释向娱乐观赏转变,形成乐舞的演述形态。第三章讨论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在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是天子“听政”的渠道之一。沿续先秦采诗入乐的传统,在叙事参与下,汉代乐舞实现了由先秦“听政”向汉代“观政”的演述形态转变。歌、舞甚至伎艺表演构成了汉代乐舞“演”的形态,而歌辞、舞辞中的叙事内核则构成了乐舞“述”的内容。在“观政”的诉求下,“观”与“演述”形成了二维互动。汉代乐舞演述形态在留存时“演”与“述”的分离,乐舞形态留存于汉代乐舞画像石（砖）、乐舞人俑等乐舞文物中;而乐舞的歌辞、舞辞则留存于传世文献,形成后世所见的乐府诗。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极具开放性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通过改题创作和模仿乐府古题两种方式生成新的乐舞。第四章讨论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形态。东汉时期对歌舞、角抵、总会仙倡、幻术、戏车等表演概称之为“百戏”。通过传世文献与乐舞文物的双重印证,汉代乐舞中的“百戏”在节目组织形态上呈现出节目团块结构,“百戏”实则是各类节目的集合。乐舞节目的团块结构按照同类归属的原则形成次级“类目”,最终呈现出“百戏——类目——节目”团块结构。乐舞节目的团块结构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表演时长和表演场地等具体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既可以在大规模广场使用几个类目联演,也可以择取几个类目中的经典节目用于达官贵人府邸的厅堂娱乐。在乐舞、百戏中个别节目高度发达,形成经典剧目。第五章汉代经典剧目属性考辨。由于百戏节目之间以及类目团块之间的松散性,使得这个以节目为基础的团块结构不仅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增减节目,还可以依据广场、园林、厅堂表演过程中随主客喜好任意配搭,经典节目反复搬演,推动汉代乐舞生成诸如《蚩尤戏》《东海黄公》《公莫舞》《优孟衣冠》等经典剧目。经典剧目的出现使得节目在命名上,摆脱以歌、舞或伎艺等以属性命名,而是以叙事内容命名。这就使后世学者误认为中国古代戏剧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用于搬演的成熟戏剧。客观地说,汉代经典剧目只是乐舞反复搬演的结果,剧目是汉代乐舞向戏剧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特征。
王春鹏[5]（2021）在《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路哈哈腔,又称“东调哈哈腔”,是哈哈腔三大支系中的原初母系。它形成于明末清初,跨区域流传于衔接冀鲁两省的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是融合清初“东柳”与“西梆”两大声腔特点的北方民间艺术,几百年来一直深受流传区域内民众的欢迎与喜爱。东路哈哈腔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与艺术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审美文化研究价值。但由于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发生巨变,东路哈哈腔正显现出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政策引导、经济补助、行政干预等手段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起到缓解作用,但却很难做到能长久地维持其生命。在诸多措施不见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对东路哈哈腔开展一种基于学术层面的“抢救”,即进行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应是当前很必要的一个现实选择。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跨区域生长的东路哈哈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往往围绕某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哈哈腔进行研究,或者将其作为哈哈腔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停留于纯艺术的概要论述,致使我们很难触及到它的真实面目,从而不能很好地为剧种保护与研究起到有力支撑。为此,本文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在“文化区域”视域下对东路哈哈腔进行独立而系统的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即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民族音乐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学术积累,梳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其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本体、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向整体呈现这门艺术的发展全景。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现状与综述、研究思路与创新点。此部分着重阐述了东路哈哈腔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对其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的必要性;在综合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拟定从“文化区域”、文化生态以及审美文化学统摄下的多学科交叉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希望通过运用历史演绎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互补、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统一的方法,在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艺术特质、审美内涵解析、审美规律探寻等方面取得新发现、提出新见解。第一章是东路哈哈腔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论文从地理文化生态、源流与生成、支系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与梳理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在地理文化生态方面,当地地势平坦、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发达;悠久的民俗活动和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使该地区形成多样与多元的文化艺术生态;当地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现诸多初具戏曲形态的民间表演艺术,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在剧种起源与生成方面,论文提出哈哈腔最早以俗曲形态从十七世纪中叶生发,艺人所说其存在“三百年历史”的提法并不是它成为剧种的起始时间;指出哈哈腔有多重艺术源头,而不是从某一单独源头生发;认为将剧种发源地表述为沧州运东地区更贴近;第一次完整地回溯了哈哈腔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在流派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是三路支系中的原初母系;东路哈哈腔在鲁西北的流传呈现阶梯式和多样化的传播特点。第二章是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论文从语言、唱腔、音乐、剧目和表演五个方面对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进行了全面论述。在语言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语言通俗而诙谐,具体表现为独特的声调与音韵、规整且直白的唱词以及大量运用的俏皮俚语。在唱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唱腔质朴自然,其旋律具有浓郁的地域属性,行进时稳中求变;板式结构组织有序。相对于西路,东路哈哈腔保留了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民歌的粗犷舒展、平稳流畅,带有更多来自生活的直爽性格。在音乐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音乐给人以灵动自由之感,其过门音乐以灵活多变的曲调为唱腔起到引导与桥梁的作用;伴奏曲牌和锣鼓经种类繁多、色彩丰富;文武场各有侧重,在吹拉敲打间烘托着唱腔,渲染着舞台氛围,它们在突出人物冲突与情感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剧目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剧目具有典型的平民品格,它的对子戏短小精悍,生活气息浓厚;草台戏主要演民间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富有个性,彰显出强烈的民间气质;台本戏具有超出以往的故事长度、人物数量、行当角色和排场规模,虽然达到至臻成熟的水平,但始终不失平民本色;建国后的新编戏在艺术精神和思想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现代戏则较为新颖地反映了新时代的生活特点。在表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表演笃实率真,它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偏好风逗乐的表演手段;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和特殊技巧;擅长夸张性的舞台表演风格。第三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在全面论述东路哈哈腔艺术特质的基础上,论文从艺术题旨、叙事模式、人物形象、人文价值理念四个角度出发,结合历史背景和人文传统,对其审美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在艺术题旨上,东路哈哈腔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充满了日常生活化的特点。在叙事模式上,东路哈哈腔的叙事平中见奇,呈现为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以及“悲”而不“伤”的审美基调。在人物形象上,东路哈哈腔贴近百姓生活塑造人物;将角色放置于“二元相对”模式下进行刻画;通过“以事见人”的讲述方式展现人物,从而使其戏中人物充满个性魅力。在人文价值理念上,东路哈哈腔以“广乐成教”为宗旨,秉承“俗而不庸”的审美取向;以“明志”观照人生;崇尚“中和”的价值理念;讲求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第四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论文以剖析研究的方式深入剧种内部,分析了东路哈哈腔的声腔、剧种本体和其创生机制。在声腔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声腔本质上是一种从“东柳”向“西梆”的过渡与衍变,其成因在于:柳子腔曲牌板腔化为这种衍变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诗赞体上下句为它借鉴吸收梆子剧目搭建了可以跨越的桥梁;京杭运河是剧种产生并发生变化的外在客观条件。在剧种本体结构上,认为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呈现为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每一层级都是在上一层级基础上的发展或衍变,而不是推翻或取代;在圈层结构层级数增加过程中,它们逐渐体现出统一的外在定势、题材取向、声腔风格等剧种本体特征,使剧种本体得以构建;这一结构清晰地揭示了东路哈哈腔等地方小剧种的成长模式和嫡存方式。在剧种创生机制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具有顽强的自我创生机制,具体体现在:艺人的二次创造、“戏仿”策略和观演互动等。第五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论文从审美价值和文化属性两个方向探讨东路哈哈腔的文化份量。在审美价值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有自己的审美体系,不仅包括具体文化现象中蕴含的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审美规律,也包括当地社会赋予它的民间情感。它是当地社会共同“人类情感”的集中体现,是其艺术价值的持久性所在;东路哈哈腔还是当地民众源自内心、纯粹天性的自然表达,它使百姓朴素的生活呈现出人文的美丽和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意义;东路哈哈腔在当代则是人们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在文化属性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古典格调应是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主要品格。结语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与提升。在正文对东路哈哈腔论述与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地方小剧种的整体性、艺术魅力、审美文化内涵以及如何实现其当代价值等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与总结。
战红岩[6]（2021）在《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激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变革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承袭了我国传统美育的精神内涵,同时又受到西方美育思潮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学者一方面广泛地汲取西方美育观念和美育思潮,同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需要构筑起自己的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育史的研究要求我们在掌握近现代以来中国美育观念、理论史线索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下移到现代的美育制度、美育实践上来。1919年夏,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颇具规模的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深感艺术教育不应只通过学校进行,更应该通过社会途径和力量传扬美育和培养美育人才,他们希望利用社团组织的形式把各地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切磋交流,共同推进艺术教育。1919年11月,以吴梦非为首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工联合爱国女学的教员们,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即为集美育观念和理论译介、研究和传播,美育制度建设推动,美育实践开展等为一身的着名团体——“中华美育会”。“中华美育会”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建立、发展并不断壮大的,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所做的美育实践与探索,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现代美育史的多元面向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源。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考据研究法、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达成以下目标:首先,考察“中华美育会”团体成立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还原历史图景,完成“中华美育会”的历史叙事;其次,探析“中华美育会”团体是怎样聚焦“美育”问题并展开活动,以及如何具体开展理论研究和搭建交流平台的,探究“中华美育会”团体共同的志趣追求;再次,阐述“中华美育会”在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互动关系;最后,简要总结“中华美育会”在现代美育观念传播和理论建构史上的历史经验和收获,为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引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意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阐述研究对象: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本章首先梳理了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对中西交融渗透的新美育观念、西方美育思潮的启蒙性、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发现与传承进行分析。其次,对学制变革和美育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审美取向进行了历史性考察,由此发现艺术教育作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突出醒目的新星,国家从制度层面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伴随着上述外部条件的成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华美育会”顺势而生。通过对“中华美育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考察,挖掘凝练其宗旨、观念及社会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归纳出美育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流布,不仅展现为观念史的事件,还深度楔入彼时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实践中,对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产生深远之影响。第二章,立足“中华美育会”本体进行研究,分别从深度、广度、空间拓展、精神内核等不同维度,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问题。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的具体化和理论建构的体系化进行研究,以期从深度、广度上探究其对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其次,系统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杂志,力求从空间维度对其美育理论和知识的拓展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归纳“中华美育会”的精神内核,即:民众化思潮、实用主义和艺术教育运动,以及美育救国、中西兼容和倡导美育改革的主张和追求。第三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活动,强调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和全方面。首先,鉴于“中华美育会”是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的美育团体,且主要会员大都是学校的艺术教师,所以,学校成为了“中华美育会”传播先进、多元、民主的教育观念的重要平台,并以此推动了中国美育新潮的发展。其次,通过研究“中华美育会”创新美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分析其“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特点、融“德”于“艺术”的审美教育方法,以及改进审美教育效能的手段和策略,推动发展了美育课程改革,进而达到了传播和改进艺术教育的目的。第三,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和运用教材开展美育实践情况,明确他们将各自美育思想与艺术技能实践融合于教材之中的过程,并以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吴梦非与《和声学大纲》等多部音乐教材;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和专着为例,探讨他们通过传播美育观念,真正实现了将艺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第四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本章内容首先从宏观层面,将社会美育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国民意识自觉养成、接受主体的审美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发挥的特殊和关键效用进行阐释。其次,从微观层面,以“中华美育会”创办的讲习所、暑期学校及其开展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培养优秀师资、凝聚艺术人才的原因所在:与“中华美育会”会员自身的高水平、专业性和影响力有着密切关系。最后,通过考察“中华美育会”演讲、艺术展、参加或创办艺术社团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彰显了“中华美育会”会员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实践,践行以美育人、提升民族创造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第五章,分析和论证了“中华美育会”退场的原因、启示,对其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对“中华美育会”美育思想传播、美育实践探索的努力和贡献做出历史性评价。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的落幕退场原因及启示进行了分析探究,总结了在社会动荡与时局不稳的背景下,“中华美育会”自身组织与管理困境、运行经费紧张、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等原因和问题。其次,通过梳理凝练“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和运行机制的内涵,探究“中华美育会”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结语部分,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美育实践化、制度化历程的考察与反思,总结出我国现代美育不断走向实践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路径,应发挥好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涵育人文情怀、塑造国民信仰、养成美好品格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整体以“中华美育会”的诞生背景为出发点,对“中华美育会”的成立过程、理论主张、美育实践、运行概况、解散反思、历史启示等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对其机关刊物《美育》杂志上发表的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等文章进行分析和探讨。在研究现代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郭强[7]（2021）在《《荀子》文学研究》文中指出《荀子》是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的集大成者。相对于哲学思想的研究,《荀子》整体性的文学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从“文学是一种刻意书写以及对这种书写的‘回顾’”的视角,尝试对《荀子》的文学特色进行探讨。第一章考察《荀子》文本的生成问题,此为《荀子》文学的存在基础,是考察《荀子》文学特征的起点。对于先秦典籍而言,文本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体层面上,《荀子》经过了初始作者、辑录者、定本者三种角色的创造才最终使得文本趋于定型,此亦显现了先秦子书从创作到定本的复杂性与历时性;文本构建层面上,《荀子》不单是对传统的重复,更有传统基础上的衍变。传统的重复主要体现在文本书写的述古鉴今、前人篇章的效仿以及公共材料的重复运用;传统基础上的衍变具有情境的转变、简洁的寓言和对话人的消解等特点。重复与衍变揭橥了文本的规范性与流动性。第二章论述《荀子》的文体形态,此为《荀子》文学的呈现形式,主要从荀子的论辩体散文、杂言诗以及隐体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议、论、非、解作为《荀子》论辩体的四种重要文体,虽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等同视之。议体起源于朝廷商议,其特征是就事言事、枢纽经典和义显辞正;论体继承了议体的某些功能,更注重条理言说,其特征为精研道理、辨证是非、直观申说;作为对旧有观点的违背、讥刺,非体以消解差异为目的,具有言必立仪、违旧讥弹的特点;说解体的特征则是解惑释疑和主于说明。四种文体与先秦时期的历史语境紧密贴合,体现了明确的文体自觉意识,战国文章的兴盛,促成了文体的发展。议、论、非、解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成相》篇题的意义历来众说纷纭,仍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成相》主要观点的提出多来源于《礼记·乐记》中的“治乱以相”,然“治乱以相”在历史上的理解是有歧义的。“治乱以相”之“相”乃《象》舞。“成”为奏乐,“成相”即是奏《象》舞之乐,而《成相》内容是《象》舞之辞。这在篇中“成相”词意、结构划分以及“治”与“乱”的特征等方面都得到了印证。《成相》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不分的特点,是周代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成相》作为诗歌,在“叠句”韵律等方面也体现了与《诗经》的联系。参差的句式显现了与《诗》的差异,也昭示了其杂言的特点。从思想方面,荀子借助《成相》之辞以寄托自己的志向。隐体是先秦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隐”的本义是借阜为依,依阜而隔,而阜是隐之所以成隐的关键因素。隐语是说隐者基于感知的有意构建,它是表达观点的一种预设性诠释。这种预设性诠释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言说的问题;二是认知场域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量,使隐语具备了固定的言说对象、特殊的言说结构以及隐含的劝诫特质,由此具备了成为一种文体的条件。荀子《赋篇》是其文学代表作品。“佹诗”部分非荀子作,系为西汉人的追记之文,故《赋篇》由五首隐组成。基于隐的本义及隐的界定,重新对《赋篇》五隐特征中有争歧和发而未尽之处作了论述,得出《赋篇》五隐的特征是伪立主客,假为问答;筑阜而隐,隔阜而见;感于时事,重在劝诫。隐体对汉赋的形成以及诗歌的隐晦用典、意境的塑造有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第三章是对《荀子》文本结构的分析,此亦为《荀子》文学的展现层次。语言层主要从字法、词法、句法方面作了叙述,《荀子》字法、句法的多变运用,形成了有别于他者的语言基调,亦为其所寓之象与意打下了基础。作为文本结构的中间层次,文学形象是语言未尽意状态下的一种转移书写,其中蕴含的作者独特的心理意识是文学创造的深层动力。审美意蕴层有内外之别。外是形式化的,具有审美性的;内则以内容言,趋于历史性的和哲理意味的。文学语言层、文学形象层和审美意蕴层的分别论述,可知三者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而且各个层面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结构层次。《荀子》的篇章结构主要分为单一结构模式和多重结构模式。单一结构模式有递进式、并列式。多重结构模式有总分总——递进——并列结构、总分——并列结构、总分总——并列结构、总分——递进结构、递进——并列结构、分总——递进结构。《荀子》有些篇章无论在布局还是章法都颇为精致,可知荀子对文章的谋篇布局已有明确的自觉认识。《荀子》全书结构为修身、明分、王霸、人论、明分、人论六部分,总体呈现为一种递进且呼应的结构模式。第四章考察《荀子》中的文学形象。《荀子》中的人物形象,首先论述了受社会环境以及自身修为的影响,人物分途,荀子提出将“礼”作为人生的进阶之路。尊贤授能、爱民亲民、“刑简威流”共同构成了“比中而行”的圣王形象。这体现了“圣——王——圣王”渐进的圣王观。五霸可以和齐人心,能“入礼义教化之域”,但是未有“前行素养”。大臣形象则主要有态臣、篡臣、功臣、圣臣,体现了“从道不从君”、因“君”而异、“臣享其功”的臣道观。技艺者、隐士与普通民众也寄寓着作者的思想。基于“以近知远”的考察方法和“以说度功”的评骘方式,《荀子》中的人物书写呈现出详略有别、以理代叙和客观评价三个方面的特点。《荀子》中的动物形象可分为虫、鱼、鸟、兽。“走不若马”体现了荀子的积“学”思想,“朴马”“良马”“逃逸的马”蕴含着“礼”的内涵。《荀子》中的植物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草类植物,一类是木类植物。“苇苕”“射干”“蓬”“兰槐”体现了君子的“假物”;《论语》中“松柏”语境的“缺失”到《荀子》中语境的“在场”,赋予了“松柏”君子之志的内涵。第五章从选评接受和创作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了《荀子》的文学影响。《荀子》选本大体呈现三种类型:散文选本、诗选本、赋选本。这三种类型选本的编选体现了历代选者对《荀子》文本的理解与接受。《荀子》评点本的文学接受主要体现在文法、说理、情感、风格、语言、叙述、文体等方面。创作接受主要以唐宋以来的文章为对象,重点考察了文本接续、文体接受、文法接受三种不同形式的创作接受。文本接续,是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体现了后世作者对前文本意犹未尽的阐发。当然,不管这种创作形式是“正读”“误读”,还是“曲解”,皆为与前文本有密切关联的创作接受;文体接受,则主要考察了后世创作者在创作时会受到前文本的文体属性的规范,且保留了这些文体的部分特征;文法接受,从字法、句法、章法三个方面作了勾连,体现出唐宋以来的创作者古文家对于先秦散文文法的推崇与实践。综上,《荀子》作为先秦说理散文的典范不遑多让。此外,学界颇多论述的《成相》与《赋》,在各自的文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荀子》呈现了多种文学样式的灿烂绽放。后世读者突破“历史距离”,不断地对《荀子》的文学作出理解与创作。
董莉莉[8]（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提出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李会康[9]（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认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祁冰[10]（2020）在《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标题中“长城地带中段”所指代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地区。众所周知,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并巩固、东亚地区青铜文明滥觞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文化环境,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文化发展的策源地之一,也是人群、技术交流融合的大熔炉。本文从该区域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入手,在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探讨其发展动因、对外影响,进而尝试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进程。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笔者在对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进行说明的前提下,详细梳理了相关考古学研究史,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而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全面考查了区域内夏商时期各类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源流。将区域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历程分为三阶段,年代分别约相当于夏纪年时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再根据各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特点,将一、二阶段合并为“发展期”、将第三阶段归属于“鼎盛期”。第四章,整合前文所取得的认识,探讨区域内文化格局演进及相关问题。认为其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地原先的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的结果,同时气候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过程。笔者还强调了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第五章,结合文献记载及以往研究,总结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于西周早期走向衰落的原因,兼论商代后期各类遗存的族群归属问题。指出商周王朝对西北地区以“鬼方”为代表的诸族群的攻伐战争,特别是周人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和移民政策,是导致当地考古学文化进程“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章,尝试利用相关材料及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观察区域内夏商时期的文明进程。通过综合分析当地社会阶层、生业形态、信仰习俗的发展过程,推测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整体上应该处在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第七章为结语,罗列了本文的主要收获和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将来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二、先秦时代的编辑角色及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先秦时代的编辑角色及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解读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目标、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奠基 |
| 一、辽阔的疆域 |
| 二、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 |
| 三、活跃的社会氛围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的支持 |
| 一、日益繁荣的西汉经济 |
| 二、稳定发展的东汉经济 |
| 第三节 儒道思想的影响 |
| 一、儒家思想独尊 |
| 二、道教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乐府机构的推动 |
| 一、乐府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二、汉代乐府的职能 |
| 三、太乐及其职能 |
| 四、汉代乐府机构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二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祭祀乐舞 |
| 一、民间祭祀乐舞产生的思想背景 |
| 二、民间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第二节 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 |
| 一、婚配繁衍的高禖 |
| 二、驱魔除瘟的大傩 |
| 第三节 酒酣乐作的宴饮舞蹈 |
| 一、以舞相属 |
| 二、即兴舞蹈 |
| 三、自娱舞蹈 |
| 第三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 |
| 一、宫廷乐舞 |
| 二、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文武兼备的宫廷祭祀乐舞 |
| 一、宫廷祭祀乐舞发展脉络 |
| 二、宫廷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三、雅舞理念的延续 |
| 第三节 艺人表演的专业舞蹈 |
| 一、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其对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 |
| 二、出身民间的歌舞艺人 |
| 第四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以傅毅《舞赋》为例 |
| 第一节 从《舞赋》看雅舞、俗乐舞的界定 |
| 一、雅舞和俗乐舞功能之别 |
| 二、《舞赋》与俗乐舞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从《舞赋》看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
| 一、美的造型 |
| 二、圆形轨迹 |
| 三、以腰为轴 |
| 四、形神统一 |
| 五、对高难度技巧的追求 |
| 六、服饰、道具与动作的配合 |
| 第三节 《舞赋》对舞蹈意境的描摹 |
| 第五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个案阐释 |
|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长袖舞 |
| 一、袖的分类 |
| 二、长袖舞的特殊结合形式 |
| 三、长袖舞的艺术表现手法 |
| 四、长袖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二节 雄健奔放的盘鼓舞 |
| 一、盘鼓舞其名目 |
| 二、盘鼓舞体现的审美文化信息 |
| 三、盘鼓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玄幻瑰丽的灵星舞 |
| 一、郊祀乐舞 |
| 二、祭地之舞——灵星舞 |
| 三、灵星舞与其他郊祀乐舞的关系 |
| 四、灵星舞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
| 五、灵星舞的审美特征 |
|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百戏舞 |
| 一、百戏中的“舞像”舞 |
| 二、百戏中的道具舞 |
| 三、百戏中的情节舞 |
| 第六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 |
| 第一节 继承中的融合与创造:西汉初中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二节 否定和分化中的新变: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和自觉:东汉中晚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七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雄健瑰丽: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 |
| 一、雄健瑰丽之雄健 |
| 二、雄健瑰丽之瑰丽 |
| 三、雄健瑰丽之交融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美丑兼备 |
| 二、本俗求雅 |
| 三、阴柔飞动 |
| 四、以悲为美 |
| 第八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 |
| 一、继往开来 |
| 二、审美走向自觉 |
| 三、空前的交流融汇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儒家乐舞思想及其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二、多元统一的审美范式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表现与创新的贡献 |
| 二、推动与当代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黄帝神话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资料来源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选题意义与研究述略 |
| 上编:黄帝神话传说的生成演变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 |
| 1.1 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先秦黄帝神话 |
| 1.1.1 《山海经》中黄帝神话的记录背景 |
| 1.1.2 《山海经》黄帝神话文本的原始图景 |
| 1.1.3 先秦其他文献中的黄帝神话 |
| 1.2 春秋古史中黄帝传说的基本概貌 |
| 1.2.1 《左传》中的黄帝传说 |
| 1.2.2 《国语》中的黄帝传说 |
| 1.3 战国诸子所载的黄帝传说及其特征 |
| 1.3.1 道家——黄帝“得道者”形象的形成 |
| 1.3.2 法家——黄帝成为“理想君主” |
| 1.3.3 杂家——黄帝“圣王”形象的深化 |
| 1.3.4 纵横家——黄帝战争传说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两汉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繁荣发展 |
| 2.1 历史传说——《五帝本纪》与黄帝传说的基本定型 |
| 2.1.1 黄帝传说叙事“母本”的形成 |
| 2.1.2 《五帝本纪》中黄帝传说的叙事依据 |
| 2.1.3 黄帝传说的主要情节单元 |
| 2.2 政治神话——谶纬思潮影响下的黄帝事迹 |
| 2.2.1 谶纬思潮对黄帝神话的叙事影响 |
| 2.2.2 纬书中黄帝事迹的神异品格 |
| 2.2.3 纬书中的黄帝与西王母传说 |
| 2.3 图像与信仰——汉画像石中的黄帝神话传说 |
| 2.3.1 非纯粹地“讲故事”与有目的地“绘神画” |
| 2.3.2 汉画像石中黄帝神话传说的三个系统 |
| 小结 |
| 第三章 道教信仰与黄帝神话传说的道教化 |
| 3.1 道教黄帝信仰及其形象塑造 |
| 3.1.1 “黄帝”——异端神话崇奉的民间偶像 |
| 3.1.2 “黄神”——民间阴界的护佑者 |
| 3.1.3 “中央黄帝”——“中央”从政治空间到宗教空间的转变 |
| 3.1.4 “道宗”——道教立教与黄帝形象的确立 |
| 3.2 道教黄帝经典文本的构成 |
| 3.2.1 托名黄帝的道教言辞 |
| 3.2.2 道教黄帝传经神话与神灵谱系 |
| 3.2.3 黄帝仙传类文学的书写 |
| 3.3 道教经典中黄帝神话传说的叙事类型 |
| 3.3.1 问道求业 |
| 3.3.2 黄帝尊师 |
| 3.3.3 神仙考验 |
| 3.3.4 神授法术 |
| 3.3.5 黄帝造物 |
| 3.3.6 升天成仙 |
| 3.3.7 黄帝时人 |
| 小结 |
| 第四章 俗文学的发展与黄帝神话传说的由雅至俗 |
| 4.1 宋代史学发展与黄帝神话传说的俗化准备 |
| 4.1.1 材料的积累:修史之风与黄帝神话传说的古史整理 |
| 4.1.2 方式的革新:史学新变与黄帝神话传说的俗化契机 |
| 4.2 早期案头“拟作”文学中黄帝事迹的敷演 |
| 4.2.1 “谱史于新词”——《廿一史弹词》 |
| 4.2.2 拟话本之繁兴——《三言》《二拍》 |
| 4.2.3 “按史”之作——《大唐秦王词话》 |
| 4.3 章回小说中黄帝叙事的发展 |
| 4.3.1 历史演义小说中的黄帝形象 |
| 4.3.2 神魔小说中黄帝事迹的情节演绎 |
| 小结 |
| 下编:黄帝神话传说的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主流叙事——炎黄二帝叙事 |
| 5.1 层累建构:炎、黄二帝关系的缘起 |
| 5.1.1 弟兄身份:炎、黄共名的结构表征 |
| 5.1.2 神农氏的介入:炎、黄关系的叠加生成 |
| 5.2 异德之战:黄帝大于炎帝的叙事倾向 |
| 5.2.1 战争起于炎、黄之际 |
| 5.2.2 黄帝征战炎帝、蚩尤说 |
| 5.2.3 炎、黄之战的性质界说 |
| 小结 |
| 第六章 君臣治世神话传说的滥觞——黄帝群臣故事 |
| 6.1 封建统治的样板——黄帝群臣故事与君臣秩序的建立 |
| 6.1.1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与“封建国家”的形成 |
| 6.1.2 “君臣上下”始于黄帝 |
| 6.2 群臣神话传说产生的学说背景 |
| 6.2.1 帝道学说与群臣之兴 |
| 6.2.2 神话圣数哲学与群臣结构 |
| 6.3 黄帝群臣形象的塑造 |
| 6.3.1 黄帝群臣的职属类型 |
| 6.3.2 黄帝群臣的多重身份 |
| 小结 |
| 第七章 黄帝神话传说中的女性角色——帝妃与帝女 |
| 7.1 性别与身份——嫘祖养蚕之功确立的意义探释 |
| 7.1.1 蚕神与先蚕考论 |
| 7.1.2 黄帝先蚕身份的生成机制 |
| 7.1.3 先蚕形象的文化移转 |
| 7.2 丑貌与德行——嫫母丑妻形象塑造的文化依据 |
| 7.2.1 “丑”之来源——原始图腾说的影响 |
| 7.2.2 “丑”之为丑——早期身体美学思想的运化 |
| 7.2.3 嫫母之丑与方相氏形象的产生 |
| 7.2.4 嫫母之丑成为独立的文学意象 |
| 7.3 黄帝三女——被发明的帝女传说 |
| 7.3.1 元、明、清时期黄帝三女传说演进考 |
| 7.3.2 黄帝三女传说演变的历史特点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汉代人对“乐”和“百戏”的认知与反思 |
| 1.2.2 汉代乐舞研究史钩沉 |
| 1.2.3 汉代乐府的相关研究述评 |
| 1.2.4 从乐舞文物出发的汉代乐舞研究 |
| 1.2.5 汉代乐舞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考辨“戏”的具体含义及其表演形态 |
| 1.3.2 考察汉代乐舞的管理机构 |
| 1.3.3 论证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1.3.4 分析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戏”字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
| 1.1 “戏”字训诂释义 |
| 1.1.1 例证释“戏”字 |
| 1.1.2 部首拆分释“戏”字 |
| 1.2 “戏”字源流释义 |
| 1.2.1 近古期两周系“戏”字 |
| 1.2.2 近古期六国系“戏”字 |
| 1.3 “戏”的演武传统和祭祀功能 |
| 1.3.1 “戏”从“戈”形成的演武传统 |
| 1.3.2 “戏”从“虍”附加的军事含义 |
| 1.3.3 “戏”从“豆”袭得的祭祀功能 |
| 1.4 角抵戏与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 |
| 1.4.1 商周时期的角抵演武和角抵祭祀 |
| 1.4.2 秦汉时期的角抵娱乐 |
| 1.4.3 从礼乐到娱乐的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嬗递 |
| 第二章 汉代乐舞的司乐机构 |
| 2.1 汉代太乐及职能 |
| 2.1.1 汉代太常职官溯源 |
| 2.1.2 汉代太乐及职能 |
| 2.2 汉代乐府及职能 |
| 2.2.1 乐府建置考源 |
| 2.2.2 乐府司乐职能的衍生 |
| 2.2.3 汉代乐府司乐职能改革 |
| 2.3 汉代黄门署及职能 |
| 2.3.1 黄门职官溯源 |
| 2.3.2 汉代黄门鼓吹及职能 |
| 第三章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3.1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3.1.1 “演述”形态的历史钩沉 |
| 3.1.2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3.1.3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的形成机制 |
| 3.2 汉代乐舞“观”与“演”的二维互动 |
| 3.2.1 从“听政”到“观政”的功能嬗递 |
| 3.2.2 “观”对“演”的“述”求 |
| 3.2.3 “观”与“演述”的制约与影响 |
| 3.3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
| 3.3.1 演述形态下新乐舞的生成方式 |
| 3.3.2 “演”、“述”分离的留存方式 |
| 3.3.3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与中国古代戏剧 |
| 第四章 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形态 |
| 4.1 汉代百戏的认知钩沉 |
| 4.1.1 学界对“百戏”的界定 |
| 4.1.2 学界对汉代百戏的误读 |
| 4.2 汉代百戏源流考辨 |
| 4.2.1 汉代百戏的源流考辨 |
| 4.2.2 汉代百戏的属性辨析 |
| 4.3 汉代百戏的节目团块组织 |
| 4.3.1 汉代百戏与中国古代戏剧 |
| 4.3.2 汉代百戏的节目组织形态 |
| 第五章 汉代典型剧目属性考辨 |
| 5.1 汉代角抵《蚩尤戏》溯源及功能考辨 |
| 5.1.1 关于“蚩尤”的研究现状 |
| 5.1.2 以“蚩尤”为主神的各类祭祀传统 |
| 5.1.3 《蚩尤戏》角抵娱乐功能演进轨迹 |
| 5.2 《公莫舞》属性考释 |
| 5.2.1 前辈先贤对《公莫舞》属性的认识 |
| 5.2.2 《公莫舞》的戏剧属性辨析 |
| 5.2.3 《公莫舞》歌舞属性考释 |
| 5.3 再论《优孟衣冠》的戏剧属性 |
| 5.3.1 关于《优孟衣冠》性质问题的讨论 |
| 5.3.2 《优孟衣冠》戏剧性的来源 |
| 5.3.3 《优孟衣冠》的戏剧属性斟疑 |
| 5.4 《东海黄公》从表演到剧目的逻辑进程及理论意义 |
| 5.4.1 《东海黄公》剧目的属性讨论 |
| 5.4.2 《东海黄公》从表演到剧目的逻辑进程 |
| 5.4.3 《东海黄公》剧目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必要性 |
| (一) 不容乐观的东路哈哈腔生存现状 |
| (二) 一种学术层面的“抢救”——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 |
|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既有研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东路哈哈腔的历史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孕育东路哈哈腔的地理文化生态 |
| 一、地理与人文环境 |
| 二、文化艺术生态 |
| 三、当地演剧状况 |
| 第二节 哈哈腔的源流与生成考述 |
| 一、哈哈腔的源流考述 |
| 二、哈哈腔的生成过程回溯 |
| 第三节 流派辨析和东路哈哈腔的传播 |
| 一、哈哈腔的流派辨析 |
| 二、东路哈哈腔的流播路径 |
| 三、东路哈哈腔的流播特点与分析 |
| 第二章 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 |
| 第一节 语言特质: 通俗诙谐 |
| 一、方言声韵独特 |
| 二、唱词规整而直白 |
| 三、大量运用俏皮俚语 |
| 第二节 唱腔特质: 质朴自然 |
| 一、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旋律属性 |
| 二、稳中求变的旋法 |
| 三、组织有序的板式结构 |
| 四、东路哈哈腔与西路哈哈腔的旋律比较 |
| 第三节 音乐特质:灵动自由 |
| 一、锦上添花的过门音乐 |
| 二、色彩丰富的曲牌与锣鼓经 |
| 三、吹拉敲打的文武场 |
| 第四节 剧目特质:平民品格 |
| 一、生活气息浓厚的对子戏 |
| 二、彰显民间气质的草台戏 |
| 三、走向至臻成熟的台本戏 |
| 四、焕然一新的改编戏与现代戏 |
| 第五节 表演特质:笃实率真 |
| 一、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 |
| 二、偏好风趣逗乐的表演手段 |
| 三、娴熟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及特殊技巧 |
| 四、擅长夸张性的舞台动作表演 |
| 第三章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化的艺术题旨 |
| 一、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 |
| 二、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 |
| 三、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 |
| 第二节 平中见奇的叙事模式 |
| 一、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 |
| 二、“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 |
| 三、“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 |
| 四、“悲”而不“伤”的情感基调 |
| 第三节 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 |
| 一、贴近百姓生活的人物 |
| 二、“二元相对”模式下的角色特性 |
| 三、“以事见人”的人物讲述方式 |
| 第四节 “广乐成教”的人文价值理念 |
| 一、“俗而不庸”的审美理念 |
| 二、“戏以明志”的人生观照 |
| 三、“中和”为美的价值导向 |
| 四、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 |
| 第四章 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 |
| 第一节 声腔: 从“东柳”到“西梆”的过渡与衍变 |
| 一、从“东柳”到哈哈腔 |
| 二、过渡基础: 唱腔中的板腔因子 |
| 三、从哈哈腔到“西梆” |
| 四、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剧种本体: 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 |
| 一、什么是剧种本体 |
| 二、东路哈哈腔作为剧种本体的建构基础 |
| 三、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结构 |
| 第三节 创生机制: 二次创造、“戏仿”策略、观演互动 |
| 一、东路哈哈腔艺人的二次创造 |
| 二、“戏仿”策略 |
| 三、观演互动 |
| 第五章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 |
| 第一节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 |
| 一、当地社会民间情感的集中体现 |
| 二、地方民众自然表达的生命艺术 |
| 三、当代人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 |
| 第二节 东路哈哈腔的文化属性 |
| 一、东路哈哈腔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 |
| 二、东路哈哈腔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 |
| 三、东路哈哈腔的古朴格调与当代审美文化 |
| 结语 |
| 附件: 田野调查工作部分图片及资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一)历史价值 |
| (二)现实价值 |
| 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 |
| (一)“中华美育会”及其会员研究 |
| (二)中国近现代美育史相关研究 |
| (三)美育基础理论相关研究 |
| (四)美育制度与美育实践相关研究 |
| (五)近代以来美育相关制度的历史沿革 |
| 四、研究内容与思路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 |
| 一、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 |
| (一)新美育的“兼容意识”:中西交融渗透 |
| (二)中国现代新美育思想的觉醒与生成 |
| (三)方兴未艾的现代美育 |
| 二、学制变革与美育制度的形成 |
| (一)“壬寅学制”与美育实践的展开 |
| (二)“壬子癸丑学制”与美育的制度化及其实践保障 |
| 三、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美育取向 |
| (一)文化艺术创造主体的身份转变 |
| (二)文化艺术体制的更新 |
| (三)新兴艺术社团的美育指向性 |
| 四、顺势而生的“中华美育会” |
| (一)“中华美育会”的诞生 |
| (二)“中华美育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 |
| (三)“中华美育会”的宗旨观念与社会影响 |
| 第二章 “中华美育会”与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 |
| 一、美育观念的具体化与理论建构的体系化 |
| (一)艺术家编辑群体与“艺术教育”的美育方法论 |
| (二)《美育》杂志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案的落实 |
| (三)“中华美育会”对“壬戌学制”的实践 |
| 二、美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的空间拓展 |
| (一)新文化与新型知识分子:“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与现代美育的新特征 |
| (二)新组织与新形式:“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与新型美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平台的构建 |
| (三)《美育》杂志与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 |
| 三、“中华美育会”美育精神内核 |
| (一)美育民众化——平民教育思潮 |
| (二)美育现实指向性——实用主义学说和艺术教育运动 |
| (三)“美育救国”——“教育救国” |
| (四)借鉴西方,立足本国——中西兼融 |
| (五)倡导美育改革——顺应艺术改革潮流 |
| 第三章 “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 |
| 一、“中华美育会”学校美育实践的学校、地域分布 |
| (一)师范学校和专科艺术学校:以美育培养美育师资 |
| (二)沪上与江浙:现代美育场域的形成 |
| 二、“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及教育理念 |
| (一)培育“完全之人物”的教学理念 |
| (二)实践为先的教学观念 |
| (三)以美树人的艺术教育实践 |
| 三、“中华美育会”的美育课程与教学模式 |
| (一)“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 |
| (二)融“德”于“艺”的审美教育方法 |
| (三)审美教育效能的考量 |
| 四、“中华美育会”与美育和艺术教育教材编纂 |
| (一)吴梦非与多部音乐教材 |
| (二)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 |
| (三)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 |
| (四)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 |
| (五)“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的其他教材和专着 |
| 第四章 “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 |
| 一、社会美育实践传播美育观念 |
| (一)启蒙心智的社会美育 |
| (二)面向大众的社会美育 |
| 二、以讲习所、暑期学校培养艺术师资和凝聚社会美育人才 |
| (一)依托讲习所培养艺术师资 |
| (二)依托暑期学校凝聚社会美育人才 |
| 三、以演讲推广美育思想 |
| (一)傅彦长的演讲 |
| (二)丰子恺的演讲 |
| (三)刘质平的演讲 |
| (四)“中华美育会”其他会员的演讲 |
| 四、以艺术展践行社会美育 |
| (一)刘海粟与展览会 |
| (二)丰子恺与画展 |
| (三)“中华美育会”其他会员与展览会 |
| 五、其他形式的美育实践活动 |
| (一)通过创办和参加艺术社团推行社会美育 |
| (二)通过艺术鉴赏、教育考察、舞台表演等形式传播社会美育 |
| 第五章 “中华美育会”的退场及其历史启示 |
| 一、“中华美育会”的退场原因 |
| (一)社团组织和管理中的困境 |
| (二)经费紧张 |
| (三)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 |
| 二、“中华美育会”之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 |
| (一)“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内涵及启示 |
| (二)“中华美育会”运行机制及启示 |
| 结语 走向实践的中国现代美育 |
| 一、美育从观念走向实践 |
| (一)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现代品格 |
| (二)中国现代美育主体的现代特质 |
| (三)中国现代美育实践中的传播媒介与社会团体 |
| (四)各类艺术社团与学术组织的美育实践 |
| 二、美育不断走向制度化 |
| (一)美育制度化的观念基础 |
| (二)美育制度化的多元路径 |
| (三)当今美育的问题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华美育会”会员地域、学校及学科分布统计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荀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文学”的界定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一、“文学”概念的界定 |
| 二、《荀子》文学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荀子》文本生成论 |
| 第一节 作者与文本:《荀子》生成的多种主体 |
| 一、初始作者 |
| 二、辑录者 |
| 三、定本者 |
| 第二节 重复与衍变:文本构建的多种指向 |
| 一、重复 |
| 二、衍变 |
| 第二章 《荀子》文体形态论 |
| 第一节 议、论、非、解:荀子论辩体渊源、特征及文体学意义 |
| 一、议体 |
| 二、论体 |
| 三、非体 |
| 四、解体 |
| 五、议、论、非、解的文体学意义 |
| 第二节 杂言诗:《成相》的篇题、界定与特征 |
| 一、《成相》篇题考 |
| 二、《成相》的文体界定 |
| 三、《成相》的文体特征 |
| 第三节 隐体的界定、特征及其文体学意义 |
| 一、“佹诗”非荀作 |
| 二、“隐”之本义及文体界定 |
| 三、《赋篇》五隐的特征 |
| 四、《赋篇》五隐的文体学意义 |
| 第三章 《荀子》文本结构论 |
| 第一节 递进的言、象、意结构 |
| 一、语言层 |
| 二、形象层 |
| 三、审美意蕴层 |
| 第二节 《荀子》的篇章结构 |
| 一、单一结构模式 |
| 二、多重结构模式 |
| 第三节 《荀子》的全书结构 |
| 一、《荀子》全书结构概述 |
| 二、递进且呼应的全书结构 |
| 第四章 《荀子》文学形象论 |
| 第一节 《荀子》中的人物形象 |
| 一、人之分途 |
| 二、《荀子》中的圣王形象 |
| 三、《荀子》中的霸主形象 |
| 四、《荀子》中的大臣形象 |
| 五、《荀子》中的技艺者、隐士与民众形象 |
| 六、《荀子》人物书写的特点 |
| 第二节 《荀子》中的动物形象 |
| 一、《荀子》动物形象分类 |
| 二、《荀子》中的“马”意象及其意蕴 |
| 第三节 《荀子》中的植物形象 |
| 一、《荀子》植物形象分类 |
| 二、植物意象与“君子”品格 |
| 第五章 《荀子》文学接受论 |
| 第一节 《荀子》的选评接受 |
| 一、《荀子》选本及其类型 |
| 二、《荀子》评点本的文学接受 |
| 第二节 《荀子》的创作接受 |
| 一、对《荀子》文本的接续 |
| 二、对《荀子》文体的接受 |
| 三、对《荀子》文法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背景与相关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 |
| 第一章 辅乐与和乐:宗周用《诗》的本能与可能 |
| 第一节 音声之域与和乐之宜 |
| 第二节 人声的出位与人情的探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采诗与赋诗:儒门说《诗》的前奏与协奏 |
| 第一节 官学《诗》教与专对表意 |
| 第二节 子学诗教与授受说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诗赋与辞赋:楚地用《诗》的摹象与习玩 |
| 第一节 诗境的移用与共用 |
| 第二节 骚体的借位与还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失位与变位:董子阐《诗》的脱乐和史化 |
| 第一节 乐的缺位与一统的缓冲 |
| 第二节 《诗》的补位与新乐的酝酿 |
| 小结 |
| 第五章 替生与共生:“乐语”与“文辞”的交接 |
| 第一节 祀典的生成与“春秋”的实践 |
| 第二节 “五行”替“乐”与《春秋》接《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春秋》学的义理与“无达辞”的节文 |
| 第一节 《谷梁》《左氏》的立场与《春秋》为用 |
| 第二节 董仲舒用《公羊》及其对《春秋》阐释场域的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 1.1.1 时间范围 |
| 1.1.2 空间范围 |
| 1.2 自然环境 |
| 1.3 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 |
| 1.4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
| 1.4.1 第一阶段 |
| 1.4.2 第二阶段 |
| 1.4.3 第三阶段 |
| 1.5 研究现状和不足 |
| 1.6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第2章 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 2.1 大口二期文化 |
| 2.1.1 文化内涵辨识 |
| 2.1.2 分期与年代 |
| 2.1.3 发展和源流 |
| 2.2 朱开沟文化 |
| 2.2.1 文化内涵辨识 |
| 2.2.2 分期与年代 |
| 2.2.3 发展与源流 |
| 2.3 吕梁山区的东太堡文化遗存 |
| 2.3.1 文化内涵辨识 |
| 2.3.2 分期与年代 |
| 2.3.3 发展与源流 |
| 2.4 吕梁山区南段的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 2.4.1 文化内涵辨识 |
| 2.4.2 发展与源流 |
| 第3章 商代后期遗存 |
| 3.1 李家崖文化 |
| 3.1.1 文化内涵辨识 |
| 3.1.2 分期与年代 |
| 3.1.3 发展与源流 |
| 3.2 吕梁山区其他商代后期遗存 |
| 3.3 西岔文化 |
| 3.3.1 文化内涵辨识 |
| 3.3.2 分期与年代 |
| 3.3.3 发展与源流 |
| 3.4 西坬渠类型 |
| 3.4.1 文化内涵辨识 |
| 3.4.2 年代推断 |
| 3.4.3 发展与源流 |
| 3.5 晋陕铜器群 |
| 3.5.1 文化内涵辨识 |
| 3.5.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 3.5.3 分期与年代 |
| 3.5.4 发展与源流 |
| 3.6 黑豆嘴类型 |
| 3.6.1 文化内涵辨识 |
| 3.6.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 3.6.3 分期与年代 |
| 3.6.4 发展与源流 |
| 第4章 文化格局的演进 |
| 4.1 文化谱系及发展脉络 |
| 4.2 演进特征及发展动因 |
| 4.3 对外影响及历史作用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文化传统的衰落与人群流向 |
| 5.1 族群归属 |
| 5.2 历史背景 |
| 5.3 原因推测 |
| 5.4 人群流向 |
| 5.5 本章总结 |
| 第6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6.1 聚落形态 |
| 6.1.1 聚落布局 |
| 6.1.2 聚落等级 |
| 6.1.3 小结 |
| 6.2 社会分层 |
| 6.2.1 墓葬 |
| 6.2.2 房址 |
| 6.2.3 小结 |
| 6.3 生业形态 |
| 6.3.1 以往观点辨析 |
| 6.3.2 阶段性特征 |
| 6.3.3 小结 |
| 6.4 手工业门类 |
| 6.4.1 阶段性特征 |
| 6.4.2 新兴技术的来源分析 |
| 6.4.3 小结 |
| 6.5 信仰习俗 |
| 6.5.1 瓮棺葬 |
| 6.5.2 卜骨 |
| 6.5.3 其他相关遗迹 |
| 6.5.4 小结 |
| 6.6 本章总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收获 |
| 7.2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邻境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概述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先秦时代的编辑角色及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黄帝神话传说研究[D]. 闫咚婉. 山西大学, 2021
- [4]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D]. 辛颖. 西北大学, 2021(11)
- [5]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D]. 王春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6]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D]. 战红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荀子》文学研究[D]. 郭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8]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9]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10]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D]. 祁冰.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