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居民资产选择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金融知识,家庭金融市场,风险资产选择,农村居民
居民资产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邹小园,梁耀明[1]（2019）在《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金融知识是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配置。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着,自营工商业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增加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福利,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本文来源于《新疆农垦经济》期刊2019年10期）
安琪[2]（2019）在《住房对居民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影响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研究住房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影响程度,借助2015年家庭微观数据探索家庭财富分配情况。从住房视角展开研究,一方面更便于认知由于高房价等导致的家庭资产中住房占比过高,从而致使家庭资产错配等一系列问题,可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达到家庭财富的最大化效用;另一方面,通过探索住房与风险资产选择影响机制,力图积极获取我国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与房地产资金合理流入资本风险市场的政策性启示,既减少了房价增长过快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可以保证风险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本文不同于以往关注家庭股市参与的研究文献,不再局限于股票这类单一风险资产,而是进一步扩大至多种类的风险投资,通过对比中外风险资产选择的差异,分析持有房产、房贷对家庭风险投资选择的影响。并综合以往研究中会产生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logit模型、tobit模型,从住房所有权、购房意愿、住房资产、住房贷款角度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风险市场参与率角度,住房所有权一定意义上可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拥有住房、房贷或者购房意愿的家庭会更倾向于参与风险市场投资,且家庭投资基金时的显着性更高于投资股票的显着性程度。从风险市场参与程度看,住房对股票、基金市场的参与程度有较复杂影响。整体来看,住房对股票、基金的持有比重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但考虑到住房与家庭风险投资的非线性关系,将股票、基金的持有比重进行分段处理后,发现随着家庭持有风险资产比重的逐渐加大,一开始家庭持有住房或房贷比重增加会促使家庭进一步参与风险投资,之后当购买的风险资产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受到家庭整体财富的约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由于此时的负向显着性相关关系过强,因此整体呈现出负显着性影响。研究证明,住房不仅影响家庭参与风险市场投资,还会影响参与风险投资的深度。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家庭内部存在一定启示作用,从而有利于制定可操作性的、针对性较强的相关措施。(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30）
白雪[3]（2019）在《社会交往互动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社会运行与金融交易的复杂性对新古典金融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重要挑战,社会网络中人的行为特征对金融投资形成重要影响,行为金融有机地融合了金融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更加注重个体行为特征对金融投资的影响。Campbell(2006)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关家庭金融的概念,并探讨个体行为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泱泱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尚往来与人情世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抹缩影,人们需要通过合适的互动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以及与他人的友好交往,尤其在智能化与信息化的今天,各种通讯工具和社交软件的出现,更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圈,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快速地取得联系并且传递信息,社会交往互动也愈加频繁、深刻的影响人们的生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社会互动而引发的人情消费也在不断攀升,社交性支出已跃然成为中国家庭生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居民家庭生活。但与此同时,社会交往互动作为大众间信息传递的一种重要媒介,也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通过对信息的获取与处理,居民的认知会发生改变,看问题的视野也更全面,面对资产的选择与配置的效率得到了改变,金融参与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从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社会交往互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形式影响着居民家庭资产的分配,尤其是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分配,例如获得信息机制、交流感受机制、社会规范机制等直接影响机制。但现实告诉我们,由于个体具有异质性,进行相同或相似社交活动的居民在获取相同信息后作出的反应可能并不一致,对金融资产的配置组合也大相径庭,那么,社会交往互动到底是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影响过程中是否可能存在由某些中介变量所引起的间接影响效应?这便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与主要研究内容。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问卷数据库,通过查找2011年、2013年两年数据,统计出能够表示社会交往互动的代表变量。在家庭金融资产的选取上,本文主要考虑了叁大板块:金融产品类、储蓄存款类和商业保险类。鉴于社会交往互动可以影响居民投资者个体或群体的金融态度,而风险态度又会显着地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章采用风险态度作为中介变量,建立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社会交往互动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交往互动会显着的影响家庭在金融产品、储蓄存款、商业保险方面的参与率。转移性收支的增加以及通讯费用的增加都正向促进了居民家庭金融的参与。直系亲属个数则相反。同时,在影响路径上,除直接影响外,作为中介变量的风险态度也通过了各中介效应方程模型的显着性检验,保证了间接中介效应的存在,说明风险态度作为中介变量参与到了社交活动对投资者金融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为家庭金融的研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思路方向。同时,文章也探究了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比如保健品消费的支出,教育程度的提升均会同向促进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配置,促进居民对储蓄、股市、保险等的投资,尤其是当居民获取一定与金融相关的教育知识时,促进作用被显着提高了。(本文来源于《山西财经大学》期刊2019-05-25）
王志晓[4]（2019）在《石家庄市居民家庭金融素养与金融资产选择调研报告》一文中研究指出金融素养是消费者为了自身金融福址而掌握的管理金融资源的知识和技能,它对消费者的金融行为具有显着影响。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日益增加,金融投资需求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可获得性在增强,但形式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居民家庭面临的金融资产选择日趋复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家庭金融知识严重匮乏、金融素养水平比较低。因此,居民家庭在参与金融投资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表示了对本国居民金融素养的担忧,将金融素养及其对金融行为影响的研究列为热点问题,一系列推进本国居民提高家庭金融素养的措施相继出台。所以,探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石家庄市居民家庭为调研对象,参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相关指标的设定,专门设计了《石家庄市居民家庭金融调查》问卷,获取了石家庄市居民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微观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大致了解了石家庄市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和资产分布情况。然后,基于灰度理论对金融素养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灰度关联分析,并利用T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最终归纳总结并提出提高金融素养水平的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显着正相关。其中,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中债券、股票及基金的配置比例也会显着提高。2.主观金融素养对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配置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受考核指标限制,客观金融素养的系数并不显着,说明主观金融素养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比客观金强素养更大。3.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收入稳定性、负债规模与各项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呈显着正相关,社会贫富差距与家庭风险资产占比呈显着负相关,而在本次研究中,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指标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并不显着。(本文来源于《河北经贸大学》期刊2019-03-01）
金梦媛,杨杰[5]（2019）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简述了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概况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运用中国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非金融资产持有率远高于金融资产,房产是居民持有率最高的非金融资产,资产配置不平衡,房产持有和社会保险都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造成影响。(本文来源于《时代金融》期刊2019年05期）
单浩[6]（2018）在《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金融资产和房产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国内微观数据库如CHFS、CFPS等的完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家庭金融相关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影响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决策的因素的实证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家庭资产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非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房产在所谓的实物资产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是家庭所有资产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我国住房市场上持续上演高房价神话,房产这一类兼具消费与投资双重属性的资产对绝大多数家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房产是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的对家庭金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对非金融资产或者说房产这块的投资研究较少,而且并没有人将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影响因素作为重要变量来分别探讨其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房产投资的影响。由于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体,本文将以社会保障为切入点,集中讨论社会保障水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房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将社会保障水平作为自变量探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将家庭资产配置分为房产投资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两大块,分别就社会保障水平对其的影响进行研究,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首先,本文归纳了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理论,包括生命周期理论、绝对收入理论、合理预期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再通过上述理论分析社会保障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下简称CHFS)数据库中的微观数据来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房产配置的现状做了一般性特征分析,其中,从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总体情况、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层、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阶层等方面描述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情况。结合社会养老保险持有情况,为后文研究社会保障对家庭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分析提供现实支撑。在实证部分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就社会保障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和房产投资的参与广度与深度影响展开研究,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总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对投资风险金融市场所持的态度等因素后,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社会保障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非常显着,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高的家庭有更高的概率选择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并且倾向于持有更高的比重;在将总样本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能够显着提高城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而社会保障水平这一因素在农村家庭样本中表现并不显着。其他控制变量显示,影响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因素为家庭收入状况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房产投资方面,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资产中房产价值的占比有着较为显着的正向作用,但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增加家庭拥有住房所有权的概率,说明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一些家庭更倾向于投资于金融市场,并且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较高的家庭会对家庭的房产投资有显着挤出作用。最后就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了几条建设性建议。(本文来源于《浙江财经大学》期刊2018-11-01）
谭嘉雯[7]（2018）在《社会网络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家庭金融日益受到重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则是家庭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调查发现,尽管存在较高的股票溢价,我国居民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还是明显低于理论水平,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风险市场存在“有限参与”的现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发现,金融资产的选择不仅与家庭异质性有关,非正式制度因素同样会对家庭的投资决策造成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而言,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基于此,本文以家庭风险市场的“有限参与”为研究背景,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深入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基于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研究背景和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如下假设: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其次,对社会网络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并从风险偏好、信息成本、融资渠道叁个方面就社会网络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家庭社会网络和金融资产选择的现状进行了一般性分析。然后,选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社会网络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可能性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分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也显示,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二、社会网络与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比重正相关。第叁、除了社会网络变量,本文还考察了其他特征变量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具体来说,家庭纯收入、受教育年限、拥有二套房以及养老保险会提高家庭参与风险市场的可能性。年龄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作用呈现出“倒U型”的趋势。在选取了其他的代理变量后,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加强和谐社区建设,发挥社会网络的正向促进作用;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加强投资者教育,丰富家庭金融投资知识;规范发展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本文来源于《湘潭大学》期刊2018-06-12）
徐铭鸿[8]（2018）在《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与居民家庭资产选择》一文中研究指出2006年,Campbell提出“家庭金融”概念,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方向,许多学者开始对家庭资产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针对家庭资产选择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影响家庭进行资产选择的因素除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收入、家庭规模等)和行为金融学特征变量(风险偏好、信任度、幸福感等),对于行为金融学特征变量的探讨成为目前金融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普遍提高的前提下,伴随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家庭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从而影响其资产选择的因素也日趋复杂。风险态度无疑是影响家庭进行资产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八大”后,“幸福感”一词成为了热门,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内心的幸福感受,研究幸福感对居民行为决策的影响也成为当下的热点。此外,家庭投资行为会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问题,一方面促使居民家庭树立正确投资理念,进而做出合理投资决策,另一方面还能优化社会各资源的配置,有利于政府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本文研究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对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即CHFS)数据,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研究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对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在变量选择上,选取股票、存款、房产和商业保险作为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变量,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家庭恩格尔系数、收入、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通过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诸因素对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而且通过按省市经济能力和年龄段分组,对比分析了不同经济能力省市中和不同年龄段家庭在资产选择方面的差异,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居民家庭股市参与、存款、房产和商业保险持有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比于其他资产,主观幸福感对房产持有的影响最大,而且在经济能力较强的省市中这种促进作用更明显;风险态度对股市参与、存款和商业保险持有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但对房产持有没有显着的影响;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增加会显着减少居民家庭的股市参与、房产和商业保险的持有,但对存款这一资产选择没有显着的影响,这一特征在经济能力较强的省市中同样被验证;教育水平对股市参与、存款和商业保险持有均有正向影响,且对股票参与的影响相对最大;经济能力较强省市中,居民家庭对风险更加敏感,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能力较弱省市中居民家庭进行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大;36岁到50岁的居民家庭其资产选择的多样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最突出,在该阶段,居民家庭对于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最低,此外,年龄段在小于等于35岁的居民家庭是进行股市参与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最佳时期。(本文来源于《山西财经大学》期刊2018-06-09）
余静[9]（2018）在《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观幸福感成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原因众多,其中家庭收入增加带来的财富积累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幸福感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现象广泛存在,这表明“幸福—收入”悖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家庭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此背景下,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以适应家庭投资需求成为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必然途径之一。因此,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视角,以家庭消费支出和家庭总收入作为传导机制,尝试为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本文选取居民幸福感、家庭各项资产、家庭消费支出以及家庭总收入等衡量指标,利用中国家庭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2015年两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在梳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Logit模型与Tobit模型,从微观调查角度实证研究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首先,从基本回归分析角度考察了家庭各项资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区分不同资产对居民幸福感作用的差异之处;其次,以家庭消费支出和家庭总收入作为传导变量,构建消费、收入与各资产的交互项,分别考察消费、收入对家庭资产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还单独探讨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以及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房产、耐用品资产以及其他固定资产均能显着提升居民幸福感;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则显着降低居民幸福感;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总收入对资产与居民幸福感的调节效应均显着为负;家庭消费支出、收入、老少抚养比及受教育程度均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深度与广度的重要因素。由此表明,通过调节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投资能力、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以及合理设计理财产品等措施可以改善我国居民幸福感现状。(本文来源于《湘潭大学》期刊2018-06-08）
李姝霏[10]（2018）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选择中的从众行为》一文中研究指出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我国现已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整个社会总体上基本完成了进入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居民家庭,尤其是城镇居民家庭已彻底解决生存需要,发展需要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与此对应的是,居民家庭收入在满足基本生活支出的前提下普遍存在持续的资金剩余,居民家庭的基本经济问题也将从消费选择转向资产选择。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本文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根据数据驱动型的研究范式,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分类实际数据为切入点,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状况与特征进行初步探索,然后通过引入同构性结构相似系数度量技术,重点讨论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同构现象,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检验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存在趋同性的相关结论,并依据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与模型揭示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在资产配置过程中所存在从众行为,最后针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趋同所产生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提出了优化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无论在收入上,还是在传统文化和习惯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却在总体上表现出资产选择的趋同性,全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相似系数达0.95,且这种趋同性不仅体现出收入趋同,不同组收入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相似系数更是高达0.99,而且也体现出地域趋同,不同区域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相似系数也达到0.97的水平,均高于全国的平均值。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投资过程中的“从众行为”,而引发从众行为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绝大多数居民家庭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不足、居民家庭之间财富攀比及其富人家庭的示范效应以及媒体的“新闻效应”。(本文来源于《天津财经大学》期刊2018-06-01）
居民资产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通过研究住房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影响程度,借助2015年家庭微观数据探索家庭财富分配情况。从住房视角展开研究,一方面更便于认知由于高房价等导致的家庭资产中住房占比过高,从而致使家庭资产错配等一系列问题,可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达到家庭财富的最大化效用;另一方面,通过探索住房与风险资产选择影响机制,力图积极获取我国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与房地产资金合理流入资本风险市场的政策性启示,既减少了房价增长过快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可以保证风险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本文不同于以往关注家庭股市参与的研究文献,不再局限于股票这类单一风险资产,而是进一步扩大至多种类的风险投资,通过对比中外风险资产选择的差异,分析持有房产、房贷对家庭风险投资选择的影响。并综合以往研究中会产生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logit模型、tobit模型,从住房所有权、购房意愿、住房资产、住房贷款角度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风险市场参与率角度,住房所有权一定意义上可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拥有住房、房贷或者购房意愿的家庭会更倾向于参与风险市场投资,且家庭投资基金时的显着性更高于投资股票的显着性程度。从风险市场参与程度看,住房对股票、基金市场的参与程度有较复杂影响。整体来看,住房对股票、基金的持有比重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但考虑到住房与家庭风险投资的非线性关系,将股票、基金的持有比重进行分段处理后,发现随着家庭持有风险资产比重的逐渐加大,一开始家庭持有住房或房贷比重增加会促使家庭进一步参与风险投资,之后当购买的风险资产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受到家庭整体财富的约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由于此时的负向显着性相关关系过强,因此整体呈现出负显着性影响。研究证明,住房不仅影响家庭参与风险市场投资,还会影响参与风险投资的深度。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家庭内部存在一定启示作用,从而有利于制定可操作性的、针对性较强的相关措施。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居民资产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1].邹小园,梁耀明.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19
[2].安琪.住房对居民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影响的研究[D].山东大学.2019
[3].白雪.社会交往互动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9
[4].王志晓.石家庄市居民家庭金融素养与金融资产选择调研报告[D].河北经贸大学.2019
[5].金梦媛,杨杰.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J].时代金融.2019
[6].单浩.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金融资产和房产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8
[7].谭嘉雯.社会网络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D].湘潭大学.2018
[8].徐铭鸿.主观幸福感、风险态度与居民家庭资产选择[D].山西财经大学.2018
[9].余静.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D].湘潭大学.2018
[10].李姝霏.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选择中的从众行为[D].天津财经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