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超额现金持有量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超额现金持有
超额现金持有量论文文献综述
邹雅冰[1]（2019）在《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现金作为公司流动性最强的资产,不仅支撑着公司的日常生产运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还可以使管理者迅速捕捉良好的投资机会,但现金也正是由于其流动性强而更易受到侵占。超额现金持有就是这样一种现金流侵占方式,它是指公司的实际现金持有水平与正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包括现金冗余和现金短缺两种情况,持有过少现金会带来机会成本,而持有过量现金则容易导致过度投资,二者都会带来收益性差、公司价值降低等不良影响。近年来,创业板市场以“两高一新”的特点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起着关键作用,更贴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然而,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治理机制不够完善,代理问题更为突出,导致超额现金持有异象频频出现,从而影响了公司的稳定发展。要解决超额现金持有问题,还要从其源头寻找答案。超额现金持有的根源是代理问题,是管理者和大股东追求私人收益的一种侵占工具,可以更客观的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规范管理者和大股东行为,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关于公司控制权配置的制度安排减少内部代理冲突,改善超额现金持有问题,进而提高现金持有价值,提升公司经营效率。那么,怎么样的控制权配置才能够保证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决策有效率呢?本文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深入控制权内部,借鉴以往学者的观点,从股东、董事会以及经理层叁个维度的控制权出发探究控制权配置,并整合叁个层面的控制权结构,提出综合的控制权配置模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结构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机理。首先,本文界定了主变量的概念,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控制权配置和超额现金持有的相关文献,从前人的研究中找出切入点,同时,借鉴以往学者对于控制权配置的研究,提出叁层次的控制权配置划分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2014-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2014家数据带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呈倒“U”型关系;大股东和经理层在董事会的席位占比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降低超额现金持有;由大股东委派的总经理反而会降低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总经理持股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显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所对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并非最低,公司控制权结构仍有待完善;最后,结合实证检验结果和我国创业板市场实际情况,分别从控制权的叁个维度给出了有借鉴性的对策建议,旨在优化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结构,提高现金持有合理性。(本文来源于《西安理工大学》期刊2019-06-30）
李秉祥,邹雅冰,简冠群[2]（2019）在《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控制权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决定着公司内部代理问题,进而影响着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情况。以2014～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探讨控制权配置结构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呈倒U型关系;经理层和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占比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降低超额现金持有;由大股东委派的总经理会降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所对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并非最低,公司控制权结构仍有待优化。(本文来源于《财会月刊》期刊2019年12期）
胡援成,卢凌[3]（2019）在《机构投资者、企业融资约束与超额现金持有》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17年的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上市企业融资约束和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企业前十大股东中有机构投资者且单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达到1%或以上时,这类机构投资者能够实质性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问题,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减少企业因预防动机而超额持有的现金;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大,未进入上市企业前十大股东时,则对公司治理不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融资约束和超额现金持有也无明显影响。机构投资者长期集中持股,有利于其充分参与公司治理,缓解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本文来源于《当代财经》期刊2019年02期）
梁美蓉,蒙立元[4]（2018）在《产品市场竞争、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因在回归分析中涉及前一年和滞后一年的数据,因此最终选取2013-2015年作为样本期间,研究产品市场竞争、超额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显着负相关,即超额现金持有会损害企业价值;相对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超额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程度更严重;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有效缓解超额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相对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更明显地缓解了国有企业超额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打破垄断(尤其是国有企业),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有助于治理和解决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超额现金持有及其对企业价值的损害问题。(本文来源于《财会通讯》期刊2018年36期）
杨志强,胡小璐[5]（2018）在《高管异质性、股权激励与超额现金持有——国企混改中“行政高管”与“市场高管”差异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高管市场化选聘与激励能否改进经营绩效是国企改革中亟待回答的问题。本文以2004-2015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市场化选聘的"市场高管"与上级组织任命或委派的"行政高管"现金持有行为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股权激励对上市国有企业高管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股权激励强度越高,高管的现金持有水平越趋向于目标现金持有水平;与"行政高管"相比,对"市场高管"实行股权激励并未在现金持有方面取得更好的激励效果。进一步分析显示"八项规定"颁布和高融资约束是导致"市场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相对较弱的主要原因;在投资机会较少的企业中,"市场高管"股权激励发挥了显着的作用。(本文来源于《商业研究》期刊2018年11期）
陈杨[6]（2018）在《超额现金持有与截面股票收益》一文中研究指出现金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资产,现金的现金持有量水平关系着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能否正常进行。同时,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也维系着诸如投资、融资和并购等一系列交易行为。截至2018年半年报,所有非银上市公司所持有的货币资金已经达到了9.61万亿,占全部资产的12.47%。现金持有水平对公司至关重要,现金持有量的增减变动都会影响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当出现企业现金持有过少时,公司就容易在流动性紧张时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引发破产。同时现金又是最容易受到管理层控制的资产,当公司持有多的现金时,管理层存在使用公司资产满足自己私利或者出现盲目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在现实的市场中存在着各种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这些不对称会导致管理层对公司现金持有决策行为出现偏差,造成公司不合理地持有过多或者过少的现金。因此,企业现金持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针对公司金融进行学术研究的热点。本文首先归纳了本文研究所需要参考使用的理论基础,回顾了国内外相关与现金持有相关的研究结果。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了现金持有的相关理论以及本文用来检验市场收益情况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目前针对现金持有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了权衡理论、自由现金流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等;而针对资本资产定价的模型主要包括了CAPM、Fama-French的叁因子以及五因子模型。同时在列数了相关理论研究结论之后,本文参考了相关文献结论,综述了国内外对于现金持有的相关研究,包括影响公司管理层维系公司相应现金持有的现金水平的因素,以及企业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本文使用因子模型验证超额现金持有组合的收益情况也有别于以往研究中使用OLS回归方法直接对企业价值回归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之一。由于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中占比较多,其中较多公司规模较小、经营受并购重组等方面影响较大,且股票价格波动过于剧烈,严重偏离潜在价值。由于2008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研究样本会有明显的偏差,故本文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2009-2017年度财务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在均衡状态下所需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以及部分因预防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资产规模。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现金持有受自身资产规模、估值水平、营运资产规模、现金流水平、所属行业现金流波动情况的正向影响,而受投资支出、长期负债水平以及现金管理能力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地,本文将实际现金持有水平与回归得到的模型所预期的持有水平之间的差定义为超额现金持有情况。在此基础上,接着以公司上市公司2010年7月至2018年6月月度收益情况为样本数据,依据超额现金持有情况进行分组得到股票组合月度收益率。观察发现,持有超额现金较多的股票组合比持有较少现金股票组合的有显着的超额收益。这一超额收益在因子模型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度。回归结果显示,市值因子、规模因子对超额收益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账面市值比因子对超额收益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当市场风险溢价较高,小市值股票组合相对于大市值股票表现较好,高账面市值比股票相对低账面市值比股票表现较差时,持有超额现金较多的股票组合相对于持有超额现金较少的股票组合拥有更多的超额收益。其后通过GRS检验,因子模型确实对分组收益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并进一步证明了投资者视角下,超额现金被作为一个风险因子。最后,本文对比了依据不同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进行分组构成投资组合后,在对应会计年度的前后年度部分重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研究发现,虽然投资者对于持有较多超额现金给予了更高的风险溢价,但结果并不如投资者预期。持有超额现金较多的分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投资能力上并没有在其后会计年度有明显的改善或优于其他分组的变化,仅在现金分红比例上有明显的改善,但并未明显优于其他分组。与多数直接探讨现金持有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文献不同,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作为现金持有指标;其次与现有文献中直接对企业价值进行回归不同,本文使用因子模型衡量了依据超额现金分组的股票组合的收益率情况,在投资者视角下研究。为投资者和管理层在未来制定投资策略和现金持有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合理建议,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价值认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和资本市场繁荣。(本文来源于《浙江财经大学》期刊2018-11-01）
贾婧,周晓苏,吴锡皓[7]（2018）在《市场竞争、会计稳健性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在考察会计稳健性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价值影响的基础上,探索了市场竞争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增强能够提升超额现金持有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治理机制,市场竞争总体上弱化了会计稳健性提升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效应。这一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关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效应以及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肯定了会计稳健性和市场竞争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对强化公司现金监管、提升超额现金持有价值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也为监管者继续深入完善市场化改革、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本文来源于《管理评论》期刊2018年07期）
罗进辉,李小荣,向元高[8]（2018）在《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一文中研究指出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着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来源于《管理科学学报》期刊2018年07期）
邓昱[9]（2018）在《基于超额现金持有的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案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实质仍然是一项投资活动。根据衡量投资活动的内含报酬率法,只有当投资的内含报酬率高于其必要报酬率时,该投资在财务上才是可行的。理财产品的内含报酬率的确定不存在太大争议,而对于公司使用闲置现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必要报酬率却有着不同的表示方法。现有表示方法主要有两种:对应期限的银行存款利率或者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二者都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导致与购买理财产品的实际必要报酬率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引入超额现金持有的概念,定义了第叁种表示方法——加权平均必要报酬率。在公司存在超额持有现金的情况下,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闲置的正常持有现金和闲置的超额持有现金。二者要求的报酬率不同:前者只要高于对应期限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即可,后者需要达到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公司在使用闲置现金购买理财产品时的必要报酬率可理解为一个加权平均数:用正常持有现金和超额持有现金在实际持有现金中的比重作为权数乘以两种来源的资金各自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本文结合方大炭素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案例进行了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定义了加权平均必要报酬率的概念,并阐明了为什么它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必要报酬率的最优表示方法;(2)用加权平均必要报酬率衡量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时发现,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角度讲,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存在着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即使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高于对应期限银行存款利率甚至是公司的权益净利率;(3)公司股东和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购买理财产品这一行为的评价也不一致,这是股东和管理者代理问题的一个体现。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即将超额现金持有的概念引入到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回报的研究中,从而定义了一个表示公司进行短期现金管理必要报酬率的新方法——加权平均必要报酬率。该方法避免了现有表示方法的主要弊端,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在对超额现金持有量进行估算时,引用了现有的模型,而现有模型不止一个,不同模型使用的是不同的变量,很难客观地评价哪一个模型更准确,因而结果的质量受制于超额现金持有相关研究的发展。(本文来源于《重庆大学》期刊2018-06-01）
施祥亮[10]（2018）在《管理者乐观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现金是企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金是企业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资源,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不管是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金融危机还是从一些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走上破产都可以看出,企业只有保持足额的现金才能完成正常的经营支付、履行纳税义务和及时偿还债务。然而,另一方面,企业是不是持有越多的现金越有利呢?现实并不是这样。企业持有过多甚至超额水平的现金时,不可避免的会错失掉比较好的发展机会,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另外,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或者为了降低自我决策风险,也是企业持有超额现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不同行业的企业不仅要面对科技和新技术的挑战,还面临财务风险的提升。而现金持有政策作为公司财务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企业现金流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凯恩斯,其主要对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进行了解释。此后,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话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部分学者研究了企业现金持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一致认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公司业绩有正面的支撑作用。而更多的学者研究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在这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更多的是从公司特征、公司治理以及外部的环境特征这叁个角度进行研究的。而关于管理者个人特征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则很少,特别是国内鲜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自利、过度自信和乐观都是对公司治理可能有重要影响的管理者特征。其中,管理者自利和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和广泛。而管理者对企业未来投资机会和成长发展的乐观性评价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的研究则很少,仅有国外的几位学者做过这方面的解释,而国内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同样应当引起重视。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剔除金融服务公司、经营业绩不良的公司数据等,尝试研究国内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和管理者乐观之间的关系。以Huang和Meier(2015)的模型为基础,并创造性地加入管理决断权作为调节变量,运用回归的实证检验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乐观会导致企业持有超额现金。同时,管理决断权对管理者乐观和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管理者的管理决断权越大,管理者乐观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关系促进作用就越明显。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有很多,而管理者作为公司治理的总舵手,其个人特征对于企业财务决策制定影响重大。仅仅因为管理者个人对企业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而使公司内部持有超额现金,这是对企业资源的闲置浪费,对企业的发展有不利影响。所以,董事会和监管部门要对这种现象引起重视,关注管理者对于公司未来业绩和发展的预期,合理限制管理者权力,避免由于管理者乐观而使企业持有超过合理水平的现金流。(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8-05-09）
超额现金持有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控制权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决定着公司内部代理问题,进而影响着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情况。以2014～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探讨控制权配置结构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呈倒U型关系;经理层和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占比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降低超额现金持有;由大股东委派的总经理会降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所对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并非最低,公司控制权结构仍有待优化。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超额现金持有量论文参考文献
[1].邹雅冰.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9
[2].李秉祥,邹雅冰,简冠群.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对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9
[3].胡援成,卢凌.机构投资者、企业融资约束与超额现金持有[J].当代财经.2019
[4].梁美蓉,蒙立元.产品市场竞争、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J].财会通讯.2018
[5].杨志强,胡小璐.高管异质性、股权激励与超额现金持有——国企混改中“行政高管”与“市场高管”差异考察[J].商业研究.2018
[6].陈杨.超额现金持有与截面股票收益[D].浙江财经大学.2018
[7].贾婧,周晓苏,吴锡皓.市场竞争、会计稳健性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J].管理评论.2018
[8].罗进辉,李小荣,向元高.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J].管理科学学报.2018
[9].邓昱.基于超额现金持有的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案例研究[D].重庆大学.2018
[10].施祥亮.管理者乐观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D].南京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