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
霍志芳张晓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G219.1文献标识码：文A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76-02
摘要：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一国形象在他国媒体中的塑造深刻影响着他国受众对该国的认识。从跨文化视角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7•23”甬温动车事故的报道，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和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美国主流媒体；跨文化；动车事故
一、形象与媒体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必不可少的国际舆论环境，国际舆论界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对于正处在和平崛起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人们生活空间的公共化，传播媒介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纽带。因此，一国公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了解很大程度来自于本国媒体对对象国的塑造。美国新闻界，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手段、丰富的传播经验以及英语国际语言的优势，不仅左右着国际传播界信息流的走向，还在他国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关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显得意义格外重大。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NewYorkTimes,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7•23”甬温动车事故报道为量化分析的总体目标。选取纽约时报，是基于这份报纸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力，读者多属于美国上层社会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工商业主和高级知识分子。CNN是美国第一个全新闻的电视频道，以24小时连续播报最及时、最权威的国际资讯而著称，是世界上最受推崇、最可靠的新闻及信息来源之一。VOA是美国唯一的官方媒体，以多种语言向全球播放权威性的新闻。
三、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7•23”动车事故报道分析
灾难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是社会大众最普遍、最急切关注的问题，所以灾难事件新闻价值极大。本文旨在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动车事故报道中折射出的中国形象。
1.报道篇数：以“traincrashofChina”为关键词在NewYorkTimes,CNN,VOA中分别检索出19篇，26篇，13篇有关中国动车事故的报道。
2.三家主流媒体的报道正面较少，负面居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事故处理不当、安全问题、互联网审查、新闻透明度、铁道部问题、民众不满情绪、责任追究、中央政府的补救措施。如下：
3.报道特点：三家主流媒体负面报道集中在对政府的批评，民众的反应，安全问题等三方面。其中对政府的批评主要有铁道部问题，互联网审查制度，新闻透明度，事故处理不当，责任追究；民众反应包括群众对掩埋残骸的愤怒，对事故原因的质疑，对遇难者赔偿和安置的不满；安全问题涉及对高铁质量的质疑并延及地铁，公路，食品等安全问题。
四、美国主流媒体中国负面形象的跨文化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三家主流媒体在报道“7•23”甬温动车事故时所展现的中国形象是比较负面的。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过程，本文主要从跨文化角度来分析这一负面形象产生的原因。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第一次给文化做出了较明确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①，人类的文化是相通的、共荣的，但也存在着各种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传播，就构成了跨文化的交流过程，这一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中美两国的文化距离间隔较大，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再加之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两国不能准确地认清对方，产生错误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1．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低权力距离与高权力距离。
美国的政治文化总体上表现为自由和法制，这种思想写入了《独立宣言》而深入人心。在美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个人与法律的关系，人的社会准则是在现行法规范围内的自由行为，人的社会价值是自我表现和个人利益的实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央集权制度，其政治文化集中表现的是大一统思想和王权礼制观念，虽然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因社会本质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但深层的政治文化意识和观念仍然打上了传统的烙印，在这里，强调的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②，人的社会准则是社会道德和权力影响下的自我约束行为，人的社会心理是求稳、思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属于低权力距离的社会政治文化而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的社会政治文化。美国没有封建统治历史,从独立战争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就一直标榜民主自由,其新闻传播业以三权鼎立为政治框架的“第四种权利”自居，在对政府权利的监督、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公民自由表达意愿、信息决策公开透明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美国三家主流媒体对“7•23”动车事故的报道中十分关注中国政府对主流媒体及互联网的审查，认为这种审查是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过于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并在事故发生后隐瞒事故的真相侵犯了民众的知情权，同时还提到了微博的力量，认为它能冲破政府的舆论控制并最终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此种报道旨在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论调主要是基于美国自由和法制思想的低权力距离政治文化，而忽视了中国强调权威与秩序的高权力距离政治文化，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思想还存在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具有强烈冲突性、刺激性的灾难自然会被视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事故发生时中央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稳定，它要为民众提供权威的信息来维持社会稳定，而互联网信息的复杂性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况且一定程度的集权正是“中国模式”的特色，正如张维为教授在其新书《中国震撼》中提到的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现代化的“强政府”，而印度则有一个目标无法集中的“软政府”③，在现阶段的中国只有一个“强政府”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而实现“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而且，这些主流媒体只是一味的否定，没有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自由权利。
2．美国崇拜个人主义取向，中国倾向集体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是美国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至高无上，个体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而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民族、和国家利益，它的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这种价值观强调的是集体团结的力量和合作的重要性。基于这种差异，美国主流媒体在对“7•23”动车事故进行报道时多是在描写灾难的同时，采访事故当事人及其遇难者家属来表现他们的困境、无助、不满甚至愤怒，并引用微博用户的讨论来斥责中国政府的不透明和对事故处理不当等，这种报道侧重表现的是“小我”，关注生命个体，突出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和民众对此的反应，而很少报道政府对事故的重视并积极组织进行救援，附近的村民帮助救援，许多志愿者为伤者献血，整个中国社会对最后被救小女孩的关心与爱等体现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互相关爱，共同面对灾难、战胜灾难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事实上，《纽约时报》对古斯塔夫飓风的报道也是如此，以个体的负面报道为主。
3．西方的悲剧意识和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度高。古希腊“酒神”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多是悲剧性。这种悲剧意识使他们大多数人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生活中的不可预测或不确定的情况，能够从容面对和容忍突发事件。基于此种社会心理意识和社会文化，美国这三家主流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民众对高铁安全的担忧，不仅如此，在报道中还不断提到北京和上海的地铁事故，北京直上海的动车延误，普通公路安全及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安全问题，并将此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做比较。他们这种对安全问题和悲剧性的不断强化是西方受众可以接受的,并且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占领媒介市场、获取最大利润。不可否认，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问题，但这与中国复杂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有关。
五、结语
中国形象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他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我们不必吃惊于它的负面报道，因为美国媒体主要以负面报道为主，不仅对中国如此。其次，除了国际关系、国内政治需要及经济因素外，文化差异也是造成这种负面报道的主因，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这种报道，以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大国心态处之。
注释：
①刘继南：《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版。
②谢晖：《中西灾难新闻传播差异的深层文化背景》，《新闻知识》，2008年5月。
③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参考文献：
[1]胡晓明：《国家形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
[2]黄昆仑：《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的差异》，《现代传播双月刊》，2002年第1期。
[3]刘继南：《镜像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4]拓欣：《跨文化视域下中美灾难新闻报道的新闻研究》，《传媒新闻》，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