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大使级会谈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周恩来,中美关系,大使级会谈
大使级会谈论文文献综述
许可人,王巧荣[1]（2019）在《周恩来与中美大使级会谈》一文中研究指出1955-1970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的前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双边会谈中,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周恩来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直接领导并亲自组织了中方谈判代表团,而且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方针,在许多关键时刻对中方代表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指导,坚定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为我国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本文来源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5期）
李庆成[2]（2016）在《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一文中研究指出1970年中美两国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即第135次和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这两次会谈中,台湾问题依然是会谈的核心问题。由于两国政府都有意缓和关系,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开始展现出不同程度的灵活性。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新的主张,希望在不损害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前提下与中方达成一项搁置台湾问题的谅解,企图使"台湾地位问题模糊化"。而中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也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创造条件。双方虽未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具体协议,但双方通过交涉了解了彼此的战略意图,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创造了条件。(本文来源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2016年04期）
刘凌斌[3]（2016）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台湾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1955到1970年这十六年间举行的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其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会谈中,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双方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尽管双方针锋相对的立场使漫长的谈判除了达成一个平民返国的协议声明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但却为中美两个未建交国提供了一个接触和对话的途径。中方的坚定立场也使美方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为后来中美关系走向最终和解以至最后建交奠定了基础。(本文来源于《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1期）
朱卫斌,李庆成[4]（2014）在《台湾当局与尼克松政府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交涉》一文中研究指出多年来,台湾当局始终反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为了安抚台湾,每次大使级会谈后都向其通报内容。然而,尼克松当政时期,美方向台方的通报却隐瞒了最敏感的内容,即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新表述和中美举行高级会谈的事宜。然由于美方的通报涉及与中方讨论"台湾问题"及签署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台湾当局向美方提出了交涉与抗议。蒋介石本人也深受打击,不再信任尼克松。尽管尼克松勉力安抚蒋介石,不断重申美国将坚守对台承诺,但都不能减轻蒋的疑虑。台美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而敏感。(本文来源于《台湾研究集刊》期刊2014年05期）
姚志国[5]（2012）在《围堵与突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前的中美博弈研究（1949-1955）》一文中研究指出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随着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相继出台，加之后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西方摆开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的架势。作为回应，苏联方面也开始针锋相对地联合东欧国家组建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并建立华约组织。这样一来，东西方在二战中的合作精神已荡然无存，代之以两大阵营的出现，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拉开帷幕。二战结束后不久，在东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内战。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于是，一个依托于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和另一个具有苏维埃共产党性质、由中国工农大众组成的共产党武装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长达叁年多的内战。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精锐之师完全消灭，国民党残余不得不退守台湾岛。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向世界展示全新的面貌。由于苏联政府在中国内战期间对中国共产党人或明或暗的援助，再加上共同的理想、信念，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追求，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之初便宣布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从此，一个东亚大国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而此时，美苏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当看到新中国投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美国再也无法平静地看待中国，它很快把矛头指向中国。一场围堵新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大戏就此拉开序幕。美国首先是对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发生的那场内战进行武力干涉，就此拉开了围堵新中国的前奏。显然，美国不惜血本地去干涉朝鲜内战，其真实意图就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进行封锁，挤压、扼杀新中国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更让新中国无法接受的是，美国以朝鲜战争为借口，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试图阻止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面对美国的军事侵略，新中国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情况下进行了必要的反击。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旗，开进朝鲜，中美对抗全面展开。美国的想法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经日本、台湾、菲律宾、到印度支那打造一条弧形海上封锁带，封锁新中国出海口。然后再从中国西南陆路疆界构筑一条陆上围堵带，倾力封锁、遏制乃至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具体来说，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以朝鲜半岛为起点，以直接军事打击为切入点，借助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封锁中国的海疆；进而通过挑拨、利诱手段，分化、瓦解新中国与南部、西南部邻国的关系，进一步孤立中国。在这一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不甘坐以待毙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突围战略。突围首先是从朝鲜半岛开始。对于美国公然的武装挑衅，新中国毫无畏惧，从防御作战到主动出击，以打促谈，打谈结合。经过历时叁年多艰苦卓绝的朝鲜战争，志愿军将士与英勇的朝鲜人民一道，终于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在停战书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中国进行了大胆出击，以主动进攻作为防御手段，发起第一次台海作战。慑于中国人民的决心，美国在新中国一一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情况下，不但未敢对新中国的军事行动进行干涉，反而向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施加压力，让其从大陈岛撤退。台海之战使美国彻底放弃了短时间内扼杀新中国于摇篮的幻想。至1955年，新中国的突围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更有意义的是，世界各国看到了新中国的实力和勃勃生机，不顾美国的威胁，主动表示愿意发展与新中国的友好关系，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新中国的成功突围以及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影响并鼓舞了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他们奋起抗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那么，如何对中美在1949年至1955年之间的对抗进行分析研究呢？本人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笔者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主动发起的围堵中国的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遏制新中国。如果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取得完胜，即使美国无法扼杀新中国，新中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在成功遏制了美国的野心后，新中国开始尝试进一步突围。应该说，第一次台海危机是新中国主动发起的。新中国首先是为解放台湾作铺垫，通过收复一些岛屿，显示收复台湾的决心，并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要肆意妄为，不要误判形势。这一举动也促使美国清醒，不得不给蒋介石施压，让蒋介石彻底放弃“光复大陆”的幻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本着以史为鉴的古训，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冀望并尝试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对当今美国对华政策做出预测。笔者的基本判断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彼此的核心关切，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中美之间接触、交流、对话、合作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在某个特定时期，双方之间的诟病、摩擦、对抗乃至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能否做到这一点，考验着中美两国人民的智慧。(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2-05-01）
贺艳青[6]（2011）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本文来源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2011年03期）
刘子奎[7]（2010）在《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一文中研究指出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本文来源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2010年05期）
刘彦顺[8]（2010）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外交独具特色的华章》一文中研究指出2010年8月,是马拉松式的中美大使级会谈55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不是会谈的主要参加者,但有幸参加过一次会谈,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联络工作等。事虽微不足道,但令我难忘,促使我去了解和回顾(本文来源于《湘潮》期刊2010年08期）
张兵[9]（2009）在《长达十五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文中研究指出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国和美国都派了代表团参加。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双方在会议期间几乎没有来往。然而美国一直有一件事要同中国交涉,即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一批美国军人和在(本文来源于《百年潮》期刊2009年09期）
张静[10]（2009）在《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一文中研究指出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本文来源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2009年03期）
大使级会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1970年中美两国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即第135次和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这两次会谈中,台湾问题依然是会谈的核心问题。由于两国政府都有意缓和关系,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开始展现出不同程度的灵活性。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新的主张,希望在不损害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前提下与中方达成一项搁置台湾问题的谅解,企图使"台湾地位问题模糊化"。而中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也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创造条件。双方虽未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具体协议,但双方通过交涉了解了彼此的战略意图,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创造了条件。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大使级会谈论文参考文献
[1].许可人,王巧荣.周恩来与中美大使级会谈[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9
[2].李庆成.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
[3].刘凌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台湾问题[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
[4].朱卫斌,李庆成.台湾当局与尼克松政府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交涉[J].台湾研究集刊.2014
[5].姚志国.围堵与突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前的中美博弈研究（1949-1955）[D].河南大学.2012
[6].贺艳青.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7].刘子奎.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8].刘彦顺.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外交独具特色的华章[J].湘潮.2010
[9].张兵.长达十五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J].百年潮.2009
[10].张静.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