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卡尔施米特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国际体系,大国协调,均势,战争法
卡尔施米特论文文献综述
章永乐[1]（2019）在《卡尔·施米特论国际联盟与欧洲秩序的败坏——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性解读》一文中研究指出卡尔·施米特对国际秩序的论述兼具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视角。一战之后,他以19世纪维也纳体系所代表的经典国际法体系为参照,对压迫德国的战后国际体系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在其笔下,以国际联盟为标志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诸多方面背离了维也纳体系的基本原理,欧洲古典国际法的诸多原则被放弃,更重要的是列强之间就政治空间的划分严重缺乏共识。然而,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来看,正是西方列强"大国协调"的破裂,导致国际层面缺乏镇压非西方国家民族革命的统一力量,中国才获得了通过革命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时机。中国20世纪的革命战争并不符合施米特推崇的欧洲经典战争法,但启发了他二战之后关于"游击队理论"的思考。在当代语境下,对施米特国际秩序思考的反思性阅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历史处境,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本文来源于《开放时代》期刊2019年03期）
庞欣[2]（2019）在《卡尔·施米特的政治代表理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施米特作为20世纪最负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无论是左派、右派亦或是中间立场的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诡辩与悖论的思想幽灵。随着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其理论研究的转型,施米特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显学。遗憾的是,关于“代表”这一施米特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施米特对代表的论述常显性或隐性地表现在其魏玛时期的作品中,并与“同一性”、“主权决断”及“敌友政治”等理论一同构成对魏玛总统制的正当性辩护。作为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的先行者,施米特对自由主义议会政制展开强烈批判,并试图以天主教的代表原则传统与同质性为基础重构代表与民主的关系以论证总统制在民主价值和国家安全层面的实现。结合施米特在魏玛初期、中期与末期论证重点的变化,本文认为其政治代表理论可划分为叁个阶段:代表原则的神学基础、代表理论的世俗建构、学理性辩护向极权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集中体现在施米特1923——1932近十年间的文本与实践总结中,并以“代表的来源:同一性与代表的重构”、“代表的权力:“主权决断”式紧急权”、“代表的职责:辨识敌友与守护宪法”叁个面向为魏玛总统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与证成。故而,政治代表理论源于现实又回归现实,蕴含强烈的现实目的性。通过对代表理论与模型的构建,施米特寄望于总统作为政治统一体的真正代表并以委任独裁的身份担负起政治的使命与责任,行使决断的紧急权以应对政治的非常时刻。对此,本文建立在文本研究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对施米特政治代表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从他对天主教代表原则和罗马独裁官传统的挖掘,对例外状态、决断、主权和政治的独到理解及对总统制的现实辩护中抽离代表理论的重要内涵,旨在挖掘理论内部的有益成分并构成当代代表理论的反思与补充。(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9-05-01）
李哲罕[3]（2019）在《“决断论”、“总统合宪专政”和“具体秩序”——对卡尔·施米特前期政法理论的一个再解读》一文中研究指出卡尔·施米特无疑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政法学家。因为他所涉研究领域的纷繁复杂,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频繁变动,以及与政治现实的密切关系,所以他总是被其同代人和后代人所反复解读和误读。我们唯有进入其时代背景和政法理论内部的发展脉络,方才可以理解其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背后所潜藏的一致性,即施米特一直焦虑地试图为"无根的""现代性-虚无主义"世界寻求一个"根"。他的这种一致性不仅可以解释他前期理论——"决断论"、"总统合宪专政"和"具体秩序"——的发展,而且同时也可以解释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施米特的这种表现其实是近现代德国智识界对自身不能安适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症候群"。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才能进一步实现对他的"祛魅"以及内在的批判。(本文来源于《浙江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4期）
孙璐璐,章永乐[4]（2019）在《从波兰问题反思卡尔·施米特的欧洲国际秩序论述》一文中研究指出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怀念19世纪"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并将一战之后的国际法演变视为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欧洲公法"的核心是非歧视性的、以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为宗旨的战争法。波兰的近代命运可以为反思这一论述提供一个切入点。在施米特篇幅极短的波兰论述中,波兰是不规则和异质的存在,它在欧洲建设领土型国家中被牺牲,从而为"欧洲公法"在欧洲内部的全覆盖准备了条件。施米特的论述忽略了波兰在18世纪的国家建设努力,但洞见了从18世纪末期到一战的欧洲国际体系与波兰的民族独立之间的紧张乃至对立关系。"欧洲公法"时代的终结带来了波兰的复国,施米特将德国视为巴黎和会上的被压迫者,并以19世纪为参照,将战后的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紊乱和无效的体系,进而着手建构一个以"大空间"为基础的新国际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同样缺乏波兰的自主空间。波兰是一块试金石,映照出施米特公法理论极其冷峻的一面,对于中国学人反思近代国际秩序与中国的位置,可能具有参照意义。(本文来源于《欧洲研究》期刊2019年02期）
姜林静[5]（2018）在《超越现实的小说与偏离小说的阐释——卡尔·施米特与赫尔曼·梅尔维尔》一文中研究指出卡尔·施米特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争议的法学家,同时也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一生研读文学作品,在与诗人作家的对话中汲取精神养料,通过文学阐述其思想,甚至影射不便用学术话语言说的一些重要思考。在1942年的《陆地与海洋》中,施米特通过《白鲸》中捕鲸人与鲸鱼之间的抗争,将"陆地"与"海洋"这种地理上的对立上升为更基本的存在性对立,甚至进一步升华为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永恒对立。而从他四十年代的书信中又可以发现,他极力向朋友们推荐梅尔维尔的中篇小说《班尼托·西兰诺》,推广他对小说象征意义的阐释。施米特在西兰诺船长身上找到了当时欧洲精英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形象,特别是他个人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处境的影子。文学成为一种陌生化方式,使他可以隐匿地进行自我阐释、甚至自我辩解。他对《班尼托·西兰诺》的阐释向读者展示了这部源自现实的小说中超越现实的巨大象征力,但也存在偏离小说本意的关键要害。(本文来源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期刊2018年03期）
郭金荣[6]（2018）在《卡尔·施米特反犹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卡尔·施米特(1888-1985)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声名卓着。同时,他也因追随纳粹以及反犹而被冠上了第叁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之名,毁誉参半。施米特的反犹思想根植于天主教家庭背景,其反犹言论在他效忠纳粹政权时期达到极盛,并在其后半生的着述中余音不绝。文章旨在分析施米特主要论着中的反犹言论以及他的反犹行为,以阐明他的反犹思想,揭示他思想中的反犹本质。(本文来源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4期）
孙经纬[7]（2018）在《卡尔·施米特的民主理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着名的法学家、政治哲学家,他的一生都与德国的政治发展羁绊缠绕在一起。当一战战败后的德国选择一条自由民主道路,开始仓促建立起新的议会制度时,由于先天的不足,魏玛共和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在魏玛宪政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下,施米特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着作,试图在理论上重新塑造德国的民主。施米特以“同一性”定义民主制,认为民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同一,民主的本质在于所有做出的决定只对那些做决定者自己有效,民主的根本原则是同质性。他通过说明议会制已经背离了它内在的原则,揭示了议会制的困难,并将“自由主义”与“民主”在概念上分离,强调议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指出自由主义大众民主的环境导致了民主制本身的危机,而与议会主义原则相对立的专政却与民主并不抵牾。施米特的民主思想涉及范围极广,究其渊源就会发现其中有很明显的霍布斯与卢梭的痕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和强国家主义思想是施米特着书立说的基础,而卢梭的“公意”思想与民主概念更是在施米特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应用。在各派思想的纷争中,托玛和凯尔森展开了与施米特的论辩,托玛认为施米特关于议会制的理论是在企图实现专政与宗教的结盟。凯尔森则极力为议会民主制进行辩护,在民主的本质与价值的认识上也同施米特截然对立。施米特的民主理论是在考察德国现实政治的基础上,回应不同政治体制不断变化的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其最终归宿是政治神学。在与自由主义较量的过程中,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诊断发人深省,值得严肃对待。但也应该注意并警惕其民主思想的潜在的陷阱,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民主主体的概念,制造了以民主的名义施以恶政的危险。(本文来源于《河北大学》期刊2018-05-01）
李志浩[8]（2016）在《卡尔·施米特的决断概念》一文中研究指出"决断"作为施米特法学和政治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施米特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论述和偏重。结合施米特沉沦起伏的人生经历,本文首先考察他的决断理念与其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实行议会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从其创立伊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隐患之中,卡尔·施米特对威胁这一政体的纳粹等极端势力一直有着严肃的批评,但是在"授权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之后,施米特却做出了惊人的决断——加入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从施米特本人的着述和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施米特在加入纳粹前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政治投机,而是与其对政治秩序关切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即使在战后因与纳粹的关联而广受批判,并遭到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对待,施米特也从未表示过后悔或忏悔。正是在施米特这一重大的人生决断中,我们看到其行为与他所提出的决断思想颇为契合之处,那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中直面选择作出决断,勇毅地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与后果。本文第二部分从法律实践中的决断、作为法律思维的决断论、主权的决断以及政治的决断这四个方面梳理施米特的论述。这四个方面也反映了施米特决断思想的发展:前期施米特主要从法官个人决断的作用来认识法律实践中的决断;此后施米特的思想进一步进入到对法学思维的探究之中,认为决断是一种独立的法的来源;更进一步,施米特认为第一位的决断是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之下的决断。第叁部分尝试将决断概念拆分为几大要件,分别从"决断是讨论的终止"、"决断是无中生有"、"决断重于一切"等角度,来检讨和反思施米特极富魔力的论述,指出施米特的论述往往具有论战性,其表述本身就在"做出决断",故而往往将观点推向极端,但实际上他的思想颇具全面行和复杂性。最后一部分则意在指明,施米特思想中的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影响,而这为施米特所强调的真正决断提供了可资参照内容。(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6-11-30）
史哲睿[9]（2016）在《卡尔·施米特宪政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施米特从自由主义宪法学和自由主义宪法学说的非政治性批判两个层面分别对自由法治国宪法学说权利绝对化、权力分立模式理想化、魏玛政府衰败的议会制、政治多元化和规范宪法进行了批判。基于上述批判,施米特重构了宪政理论中的法治要素和政治要素:在法治要素方面,施米特提出了价值分配原则的基本权利学说和组织原则的权力分立学说;在政治要素方面,它表现出对同质政治的追求和对决断宪法的向往。结合国内外施米特宪政理论的评价,笔者认为施米特的宪政理论是在解构政治自由主义和法律规范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其核心是强调政治的决断。施米特的宪政理论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征,作为一次救赎之旅,它的提出与德国所处的时代困境密切相关。(本文来源于《新疆大学》期刊2016-05-14）
苏慧[10]（2016）在《政治法学的空间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政治法学研究的是法律与政治最密切相连的知识。在这一知识领域,德国的卡尔·施米特是佼佼者。他一生关切现实政治,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是一部以欧洲近代历史变迁为线索,以空间意识的变化为视角的政治法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施米特从陆地与海洋的对抗出发,展现了他对20世纪政治法学的观察。在这一观察中,施米特关注了政治法学与空间的关系,并作出了对20世纪政治法学主流思想形态——自由主义的反思。施米特关注到了政治法学与空间之间的纠缠交错。它源于一种古老的空间观:陆地与海洋相互分离、彼此对抗。从人们最熟悉的两个意象(陆地与海洋)出发,施米特回顾了欧洲近代史的发展。在史论结合中,阐释了政治法学与空间的联系,并探索这种联系背后的逻辑。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历史的发展源于比希莫特与利维坦的对抗。这两种动物代表着陆地与海洋,关涉着人类的政治命运。在陆地与海洋的对抗和空间意识的转变中,捕鲸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空间革命促进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现代性的诞生。空间革命使得陆地性的政治法学传统遭遇海洋性自由主义的侵蚀。尽管大海吞噬一切,却也无法抹去它本原上与陆地的差异。在施米特看来,原初的陆海差异不因技术兴盛、时代进步而变化。今天人们依然关注卡尔·施米特,就是因为他切中了现代政治法学的命脉,刘小枫评价他是“现代人的敌人”。施米特提供了一种与主流的政治法学不同的观察视野。他所关注的德国问题,不仅是20世纪的样板问题,也与今天的中国问题有着相似的语境。本文将从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开始,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展现施米特对现代政治法学的思考。在引言部分,主要回答了如下问题:现代人缘何对卡尔·施米特感兴趣;他带给了人们关于政治法学的哪些新知。施米特关注了什么,人们对他的主要关注是什么。研究的第一部分立足文本,解读施米特对世界近代史的观察,意在回答:缘何从这部作品开始阐释施米特的政治法学观。施米特如何论述政治法学与空间之间的勾连。其中可细分为缘何是《陆地与海洋》、比希莫特与利维坦的前世今生、新大西岛的崛起、空间革命、密涅瓦的猫头鹰四个小节。这四个小节主要回顾了施米特的阐述,并指明他在一个中立化时代之下面对历史经验,试图找寻解决德国问题的药方的写作意旨。第二部分具体分析施米特政治法学的空间阐释。主要体现施米特如何从空间观中找到现代政治法学的元素。具体分为:原初的起点、船与住宅、陆战与海战、大地之法与海洋之法、空间革命与秩序重生五个小节。力图展现政治法学同样具有空间特性。陆地性存在的法理基础与海洋性存在的法理传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源自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天然分离与对抗。文章的第叁部分点出施米特做此观察目的在于对现实政治法学进行反思。空间革命的发生导致自由主义成为控制人们心灵的利维坦。海洋性的、否定政治的自由主义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并形成了中立的、技术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法学。施米特之所以耐心地回顾一场空间革命,主要是为了追本溯源,找出自由主义的危机所在。这个危机就是对政治之否定。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主要指出施米特回顾历史,进行政治法学的空间阐释的意图:正是为了让已经脱离了政治的政治法学回归到政治之上。这样的回顾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场大地元素的复归。要复归政治,需要正视敌对、找到敌人和朋友;需要抵挡住技术性之侵入,守住政治法学之本土性;需要作出政治决断。在施米特看来,人类无法摆脱敌人,人类社会无法回避政治。(本文来源于《西南政法大学》期刊2016-03-26）
卡尔施米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施米特作为20世纪最负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无论是左派、右派亦或是中间立场的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诡辩与悖论的思想幽灵。随着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其理论研究的转型,施米特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显学。遗憾的是,关于“代表”这一施米特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施米特对代表的论述常显性或隐性地表现在其魏玛时期的作品中,并与“同一性”、“主权决断”及“敌友政治”等理论一同构成对魏玛总统制的正当性辩护。作为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的先行者,施米特对自由主义议会政制展开强烈批判,并试图以天主教的代表原则传统与同质性为基础重构代表与民主的关系以论证总统制在民主价值和国家安全层面的实现。结合施米特在魏玛初期、中期与末期论证重点的变化,本文认为其政治代表理论可划分为叁个阶段:代表原则的神学基础、代表理论的世俗建构、学理性辩护向极权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集中体现在施米特1923——1932近十年间的文本与实践总结中,并以“代表的来源:同一性与代表的重构”、“代表的权力:“主权决断”式紧急权”、“代表的职责:辨识敌友与守护宪法”叁个面向为魏玛总统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与证成。故而,政治代表理论源于现实又回归现实,蕴含强烈的现实目的性。通过对代表理论与模型的构建,施米特寄望于总统作为政治统一体的真正代表并以委任独裁的身份担负起政治的使命与责任,行使决断的紧急权以应对政治的非常时刻。对此,本文建立在文本研究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对施米特政治代表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从他对天主教代表原则和罗马独裁官传统的挖掘,对例外状态、决断、主权和政治的独到理解及对总统制的现实辩护中抽离代表理论的重要内涵,旨在挖掘理论内部的有益成分并构成当代代表理论的反思与补充。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卡尔施米特论文参考文献
[1].章永乐.卡尔·施米特论国际联盟与欧洲秩序的败坏——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性解读[J].开放时代.2019
[2].庞欣.卡尔·施米特的政治代表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9
[3].李哲罕.“决断论”、“总统合宪专政”和“具体秩序”——对卡尔·施米特前期政法理论的一个再解读[J].浙江社会科学.2019
[4].孙璐璐,章永乐.从波兰问题反思卡尔·施米特的欧洲国际秩序论述[J].欧洲研究.2019
[5].姜林静.超越现实的小说与偏离小说的阐释——卡尔·施米特与赫尔曼·梅尔维尔[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8
[6].郭金荣.卡尔·施米特反犹思想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7].孙经纬.卡尔·施米特的民主理论研究[D].河北大学.2018
[8].李志浩.卡尔·施米特的决断概念[D].华东师范大学.2016
[9].史哲睿.卡尔·施米特宪政思想研究[D].新疆大学.2016
[10].苏慧.政治法学的空间阐释[D].西南政法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