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100081）
摘要：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墨学显赫一时，在战国后期，与儒学并称为显学。但秦汉以后，二者命运截然相反，儒学逐渐确立其正统地位，而墨学却走向衰微甚至中绝。本文从墨学自身的角度出发，浅析墨学衰微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墨学思想体系不完善，本身存在着缺陷与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墨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严密组织，墨学的兴衰与组织的存亡息息相关，伴随着墨学组织的消解，墨学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微，甚至中绝。
关键词：墨学中绝；墨学思想体系；墨家组织
引言：
春秋战国是一个崩坏的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王权旁落。自此，礼乐崩坏，天下失序，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了冲击和改变，而这种改变也为新的价值重建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提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开始出现，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诸子百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根据各自想要达到的目的，提出对这个社会价值重新规范的设想。墨家作为百家中的一派，代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平民和小生产者的利益，表达了下层阶级“农与工肆之人”的愿望与诉求，该学派的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一定合理性，从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战国时代异军突起，显赫一时。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称：“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孟子亦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吕氏春秋》记载，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但在秦汉以后，墨学衰微，甚至渐渐走向了中绝。清代学者孙诒让：“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墨子间诂》）。墨学由兴盛走向衰微，乃至断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其中定有其必然性。范文澜先生认为：“墨子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创墨家学派，墨家在东周末秦汉前领主统治没落，地主未取得完全统治权的空隙中，曾与墨家并显，秦汉地主政权确立，地主压倒庶民，因之儒家独盛，墨家消灭。”此观点可谓墨学中绝的外在原因概括之精要。然而，事物之原因往往是多面性的，郭沫若先生认为“墨学的瓦解是由于自己的瓦解”，墨学自身，墨家一派内部定然也包含着导致其走向中绝的因素。因而，本文将从其内部入手，从墨学自身的思想体系以及墨家一派的组织结构出发，探析其中绝之原因。
一、墨学思想体系
墨学大致包含社会政治思想和有关逻辑、科学问题的探讨。其中，社会政治思想是其精髓与重点。
（一）社会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与不完善性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墨子·兼爱》）。墨子认为当时天下之所以“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墨子·兼爱》）皆由于天下之人不能相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其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只有家国之间视人如己，彼此相爱，才能无相乱相攻之事，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由此，墨子提出“兼爱”思想，主张“兼以易别”，用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来代替有差等的爱。然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之基础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早在夏王朝就已建立起了“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之后经过完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传统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成为了一种牢固的民族心理与社会心理。宗法制的实质是等级制，讲求尊卑有别。而墨学思想的源头是无宗法的氏族社会生活，崇尚的是氏族社会的制度与风尚，墨子“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既与当时作用于人们心中、流行于社会的基本观念不符，也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秦汉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在“大一统”的社会大势之下，墨学的这一思想无疑就成为了一股逆流，难以取得生存发展的空间。
墨子以“天志”、“尚同”等思想来保障“兼爱”思想的实施。“天志”要求“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墨子将“兼爱”的价值基础诉诸于“天”，即为何要实行“兼爱”？是因为天之要求，是天意所在。墨子不从人伦道德的角度入手，却独断的引入“天”这一至上的权威来给予“兼爱”这一思想正当性保证，其价值基础未免过于质朴和浅薄。尚同即“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天子顺从天意，臣民服从天子，统一思想，统一是非，层层落实，皆以“兼爱”为原则。如此看来，“兼爱”这一主张在表面上似乎得以贯彻，但是实质上这却将天之权威与人之权威连在了一起，权威之下是天子对臣民，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控制，专制与等级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又一次被树立了起来，“兼爱”思想在落实中与自身所倡导的平等观产生了对立，由此可见，这一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另外，墨学站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立场，提出了“非乐”、“节用”、“节葬”等一系列主张，只求实际的功利与效用，而不重视文化自身的内涵与价值，将一切事物都只置于其工具价值下衡量，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故荀子批判其“蔽于用而不知文”。梁启超曾谈到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以人的生存需要为基点，排斥人的情感和审美需要，过于压抑人的本性，不符合人本身的实际，这都是其思想中不近人情的地方。故庄子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庄子·天下》）。墨学以其过于理想化、过于艰苦的思想主张而在现实中难以推行，在精神层面上，墨学亦未给人设定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虽有“天志”、“明鬼”等具有宗教气息的思想，但更多的是将其用于保障自己思想的顺利实施，而不是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终极关怀，或是为人们的心灵提供有意义的价值追求，故也难以成为人民在此岸世界或是彼岸世界安身立命的信仰。由此可见，虽然墨学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但却因其思想固有的特性，不仅在现实中使人们难以践行，在精神上也难以成为人们的依托，故难以取得实际的功效，这也就完全背离了其实用与功利主义的初衷。
墨学之社会政治思想，既代表了下层阶级的利益，有反对统治者奢靡浪费，相互攻伐的主张，同时，也有站在上层阶级的立场，对专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论证的观点。因而，墨学企图将利益对立的两个阶级进行调和，试图在主观上使二者统一起来，但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幻想。故墨学实现理想之路，充斥着艰辛与矛盾，愈前行，其观点愈冲突，愈不可调和。所以，墨学政治思想体系本身即存在着缺陷与漏洞，本身即蕴含着会导致其走向中绝的因素。
（二）逻辑科学思想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念，故不受重视
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学派重视对逻辑的探讨与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的研究，这些实用性理论与技艺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获得的全部生活经验的结晶。梁启超云：“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中不仅记载了几何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成果，同时也提出了颇为完整与系统的逻辑学说。在墨学的思想中，既有严谨的实验精神，也有严密的逻辑方法，在中国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为何丰富的科学知识只见于墨学而不见于同期的其他学派？为何墨学逻辑科学思想的辉煌既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也没有改变其中绝的命运？我想，这与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征有关。
在中国的思想中，历来讲究“天人合一”，强调整体性，没有明显的区分物我二元的对立，没有主客观的绝对分离，人们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象，故认识论和作为认识方法的逻辑推理不受重视，鲜有人研究提及，在思想界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古代思想还大多都以“求道”为目标，《易经·系辞》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传统观念中，历来重视对形而上的“道”的追求，忽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道家老子将“道”作为世界之源、最高范畴，“道”的特征是自然无为，因而强调崇敬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老子反对用智，反对奇技淫巧，“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道德经》），这种观点压抑对科学与技艺的探寻。儒家亦是如此，孔子讲：“君子不器”（《论语》），特殊技艺，即“器”在儒家的观念中是不受重视的，《汉书·艺文志》将儒家概括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主张将关注点聚焦于政治和伦理道德。特别是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被奉为思想之主流，自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人追求之目标；经文诗赋成为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之途径；社会政治、人伦道德、心性天理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故虽然墨学之科学精神与研究成果令人叹服，但无奈缺乏让其蓬勃发展的思想环境，逆社会文化发展之大势，所以其终难以取得应有的关注。
二、墨学中绝的组织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通过宣传思想来影响政治、改造社会。但是与其他各派不同的是，墨家在推行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组织。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及其门徒出于侠，侠者“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墨者组成的组织就是如此，内部管理严密，纪律严明，等级森严，“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为之所死也”（《淮南子·泰族训》）。
墨家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庄子·天下》），巨子拥有至高的权力，团体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曾派胜绰到项子牛那里做官，项子牛多次攻打鲁地，胜绰未能制止，墨子就遣人让项子牛将胜绰辞退。《吕氏春秋·上德篇》亦记载，墨家巨子孟胜替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弟子随之而死者百八十三人。由此可见，巨子权力之大，大到可以决定墨者的前途命运，甚至可以左右他们的生死。整个团体的事务皆由巨子决定，整个团体的命运也尽握于巨子一人之手，这样在决策时，就容易出现失误。况且，墨家的巨子并非由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完全依靠前任指定，但是这样往往难以服众，加上后来再没有出现像墨子那样具有很大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巨子，而且因为觊觎巨子之位，墨者之间相互猜疑，相互陷害的事情时有发生，墨家组织的分裂与衰落便成为必然。
墨家组织内部不仅有首领巨子，亦有严明的法纪，“墨家有法，墨者必须绝对服从之。”《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者有巨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去私篇》）。由此，可以看出墨法纪律之严明，对于墨者而言，墨法甚至大于王法，大于国法，这样一来，怎能不被统治者所排斥与忌惮。况且，墨家组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学派，还是一个具有军事功能的团体，可以实施军事行动，《墨子·公输篇》中所记载的“墨子止楚攻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墨家在战国那种松散和开放的条件下犹有生存之机会，当国家一统之时，统治者是绝对不会允许有这样一个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的军事组织存在，墨家组织必然会遭遇无情的打压。
另外，组织内部所采取的严密管理和专制式的统治方式，致使墨学的发展缺乏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氛围。组织要求的思想控制、统一是非标准、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又压抑了思想的内在活力与生命力。作为一个独立、专制的组织，本身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墨学也就因此而缺少了一份包容性，不能吸收其他思想的优秀成果来及时更新自己。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墨学难以跟上历史的步伐，注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墨学组织虽以其严格的管理、鲜明的政治意图和高效的运作方式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形势下引起巨大反响，然而墨学依附于组织而发展的特点也决定了墨学必将与组织共存亡，二者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墨家组织所固有的弊端即会为墨学的中绝埋下伏笔：组织溃散之时，即是墨学中绝之日。
三、结语
总之，墨学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性、不完善性以及对于本身存在着缺陷的组织的过分依赖，导致其在秦汉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难以存续，墨学内部的种种原因造就了墨学中绝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墨学曾经的衰弱而否认其思想价值，尽管墨学之发展命途多舛，但其强本节用、崇尚贤才、互利互爱、重视科学、倡导平等的思想观点永远值得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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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健（1995-），男，山东潍坊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