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口供主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沉默权制度,刑事证据规则,律师在场权,程序性制裁
口供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吴思远,荣学磊[1]（2016）在《口供中心主义的蜕变与转型》一文中研究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如何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及时纠正机制也成为了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的蜕变与转型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加具有实践意义。(本文来源于《上海法治报》期刊2016-06-15）
刘洁琼[2]（2015）在《浅析“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口供中心主义”是长期存在的，不可否认，在所有证据种类中，口供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首先，口供能够直接完整的证明案件，在查清和证明案件事实上有重大意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整个案件的亲历者，只有其供述能够有力的查明案件事实且有助于办案人(本文来源于《法制生活报》期刊2015-09-14）
陆爱红[3]（2013）在《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消除口供主义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8月26日，备受国内外关注的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庭审结束。薄熙来案件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问题，尤其是证据方面的问题，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就相关问题，专门采访了着名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樊崇义教授。 证据是(本文来源于《人民公安报》期刊2013-09-04）
闫召华[4]（2013）在《口供中心主义评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受观念、传统、制度、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仍然带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多是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理念和办案方式。口供中心主义虽然能保证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处理,节约刑事诉讼的直接成本,但却异化了诉讼构造,增加了错误成本,损害了过程利益,导致刑讯逼供不止,冤假错案不断。为此,应当在对口供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在程序法中构建激励型的取供机制,在证据法中确立"不轻信口供"的口供运用机制,逐步推动口供运用理念及方式的根本变革。(本文来源于《证据科学》期刊2013年04期）
闫召华[5]（2012）在《口供中心主义评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没有哪一种证据形式能像口供一样，深刻地反映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紧张关系，折射出一国的民主、文明、法治状况，并制造出如此多的学术争论。我国古代就存在“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的诉讼文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直都是被恫吓、刑讯的对象。新中国建立以来，口供的法律地位虽然发生了一些理性的转变，但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仍具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多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口供中心主义虽然能保证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及（短期内的）高效处理，但却异化了诉讼构造，加大了无供定案的道德风险，并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不断，进而侵犯个体权利，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对口供规则实施状况的关注，对口供中心主义存在及其成因、利弊的客观解释，对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口供规则的思索，都将助益于解决我国口供规则的“失灵”问题，而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刑讯逼供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稳步推进的宏大背景下，对口供中心主义刨根问底式的研究无疑具有更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史论部分，系统地归纳了我国口供规则的历史变迁，以及1949年以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运用实践，探寻了口供主义传统的各种发展形式及这些形式间的内在联系。自夏商至明清，我国古代口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四个特点：“据供定罪”原则贯穿始终；由重多方供词到重被告人单方“辞服”；作为例外的无供定罪在范围上随各朝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变动不居；主旋律是对刑讯的依赖与限制。而在古代的“推鞫”或“听狱”实践中，口供更是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相应地，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就其成因而言，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而非专业知识的司法、以核查招状为主的覆审制度、刑事科学技术的不受重视、片言折狱的司法理想、深入“官”心的酷吏文化和贱民意识等也都在巩固口供至上的地位上发挥了或显或隐、或大或小的影响。从清末到民国，虽然刑讯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口供的法律地位也被降低，但顽固的法律传统、不彻底的立法、混乱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口供“证据之王”的角色并未受到撼动。第二章为规范分析部分，主要围绕革命及“继续革命时代”的口供政策、1979年口供法则的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现行口供法则的基本内容及评价等叁个方面对党的口供政策和新中国的口供法则作了图景式的勾勒。“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党贯彻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适应革命及继续革命时代的特殊时局和司法形势而做出的重要决策，在打击敌对分子，团结革命力量，惩罚犯罪，维护政权稳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强烈的时代印记也同时注定了这些政策无法克服的深刻局限，更何况，这些政策在执行上也总是出现或左或右的错误。1979年口供法则是对党的口供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传统的法律文化、西方的法律文化以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对于我国口供法则的形成均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和塑造力，我们不应该从单一的角度理解这一复杂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的口供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1996年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几乎在口供立法上未做任何改动。为了弥补立法不足，最高人民法院等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口供法则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构筑起来的口供规则体系主要由四个方面内容：即以强制为主的取供机制、非法供述的排除规则、对口供证明力的模糊限制及相对自由的审查判断。第叁章旨在通过实证，展现出我国刑事诉讼内外口供获取与运用的真实面相。为此，笔者以问卷调查、卷宗分析、小规模座谈等方式对口供法则的实施状况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首先，在侦查阶段，口供负载着多重功能。在印证证明模式和客观真实观之下，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已经习惯于将拿下口供作为案件侦破的标志，因此，讯问成为了整个侦查工作的基础和核心，认罪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即使对个别拒不“交代罪行”的嫌疑人，侦查人员也不会轻易放弃直接获取口供或者实现“由证到供”的努力，为此，会尝试各种讯问辅助方法，乃至刑讯、欺骗、诱导等直接或间接强制手段；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检察人员对侦查阶段获取的供述普遍抱有信任的态度，多数检察官甚至不怀疑刑讯逼取的口供的可靠性，在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中以核查讯问笔录和提审被追诉者为中心，把口供作为决定逮捕或起诉与否的主要依据，没有口供决定逮捕或起诉的案件以及有口供而不捕不诉的案件比例极低。再次，在审判阶段，法官习惯于将侦查阶段获取的供述直接转化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没有口供不敢定罪。被告人翻供的案件虽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翻供很少被法庭采信。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缺乏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和配套制度的保障，非法供述的排除也难以实现。此外，口供依赖在我国不仅是一种刑事司法现象，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普通民众对被告人的口供也有一种潜在的偏爱和信赖，对刑讯逼供和非法供述有很高的容忍度。第四章重在研讨口供运用实践背离口供规则的原因，深入揭示作为口供中心主义支撑的逻辑与经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口供必须补强”以及“无供可以定案”等规则之所以被规避或搁置，的确有程序设计本身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降低口供地位的立法努力，以及理论界对口供中心主义的“口诛笔伐”，都没有触动口供中心主义背后根深蒂固的实践逻辑。其一，有罪推定作为封建法律思想的遗毒依然存在。有罪推定强化了被告人作为证据来源的意义，滋生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现象，并构成了非法供述排除的观念障碍。其二，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方式直接形成于公安司法人员的如下办案经验：“拿下口供，突破案件”，“不打不招，打了必招”，“否认就是抗拒，辩解就是狡辩”，“不怕只有口供，就怕没有口供”等。其叁，口供中心主义背后功利主义的结果主义价值论和“公共利益”优位观仍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口供中心主义是刑事诉讼的参与人个体之间以及其与现存的法律、政策、道德、惯例等因素综合博弈的结果，是公安司法人员在该特定情境中的“帕累托最优解”。其四，对侦查机关而言，口供中心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一方面是过高的证明要求、“命案必破”的目标和限期破案、挂牌督办以及将破案率同奖惩挂钩的绩效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证据（线索）获取能力的不足、有限的侦查资源、和日益多样化、智能化的犯罪手段。如果不能改变上述实践逻辑，就不能企盼轻易实现口供中心主义的转变。最后，口供中心主义办案方式的长期存在与刑讯作为取供方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以及异化的司法体制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刑讯逼供，口供中心主义不可能长期存在，而如果存在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侦查取证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就不可能延续到审判阶段。第五章是对口供中心主义的利弊分析。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及办案方式弊端重重，招致了学界如潮的诘责和批判，口供中心主义几乎已成刑讯、冤狱、有罪推定等诸多刑事诉讼中恶陋观念与问题的代名词，“口供中心主义害死人”在人云亦云之下也已成通说定论。但笔者认为，口供中心主义之所以在“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禁止刑讯逼供”、“排除非法供述”等已被确立为法律原则的背景下仍然“阴魂不散”，在口供运用领域以“同情掩盖违法现象”之所以会成为“公开的秘密和不正常的常态”，就是因为口供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对刑事诉讼功能的合理期许，真实记载和反映了当下人们的共同价值和利益理念及整个社会对口供问题的主流信念。口供中心主义虽然导致冤假错案不断，但不影响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处理；虽然会增加错误成本，忽略了“道德成本”和“过程利益”，但却可以节约直接诉讼成本；虽然会限制被追诉者的个体权利，但却利于保护“集体人权”。当然，整体上看，不管在法律效果还是在社会效果上口供中心主义都是弊大于利。第六章为策论部分，主要反思在目前的“国情、民心和理念”之下，要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的弊害，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转变口供中心主义的理念和方式，首先应当明确“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基本立场，即不因刑讯逼供的泛滥和口供可能的虚伪性就否定口供特殊的证明价值，而应该思考，如何在文明、合法的前提下，更为有效地获取与使用口供，充分发挥其在认定案件事实、推进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作用；其次，选择改革路径时应当遵守叁项原则，即注重实效，尊重规律和符合实际。尤其是第叁项原则，直接关乎改革的成败。就口供制度的改革而言，最大的“实际”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等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口供中心主义的深层逻辑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证据获取能力及侦查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后，应从程序法、证据法及配套制度上整体推进口供制度的变革，即在程序法上从鼓励如实回答、遏制非法取供、激励自愿供述等叁个方面逐步构建激励型取供机制，在证据法上以确保不轻信口供为主旨，通过完善口供补强、自愿性的审查判断、非法供述的排除、无供案件的证明模式、庭审翻供的处理等规则逐步规范口供的运用，并以转变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为中心采取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本文来源于《西南政法大学》期刊2012-03-08）
吕泽华[6]（2008）在《刑讯口供绝对排除主义》一文中研究指出引言侦查中的刑讯古已有之,存在了几千年。如今,其因讯问方式的非人道性,被讯问人刑事诉讼程序主体地位的缺失而备受抨击。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许多的解决途径。如,刑法上规定"刑讯逼供罪",从追究犯罪的角度来打击这种刑讯行为;审讯过程同步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羁押分管等制度,从讯问的程序与羁押管理制度上来遏制刑讯行为的发生;证据制度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本文来源于《证据学论坛》期刊2008年00期）
张建伟[7]（2006）在《口供主义与刑讯取证》一文中研究指出刑讯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属于“合法伤害权”的一部分。合法伤害权是拥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在自由裁量的空间之内,动用国家机器合法地对目标造成伤害。在探讨了刑讯盛行的制度原因和刑讯者的心理动因后,可以发现要祛除刑讯应当建立严密的制度并从消除刑讯者的心理动因着手。同时,遏制刑讯还需要寻求获取口供的理性可替代方法。(本文来源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期刊2006年04期）
陈闻高[8]（2006）在《论证据体系——兼与《口供中心主义之辩》一文商榷》一文中研究指出司法实践及其理论探讨都需要对证据体系的深入研究。对刑事案件嫌疑人的有罪认定,不取决于个别证据,而依靠证据体系。证据体系是法律框架里的思维模式,分为单一型和混和型两类。组织证据可分别以物质现场、心理现场或关键证据为中心,在组证规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求得叁套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在组织证据体系的过程中,口供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具体的司法意义,应该善待口供。(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6年03期）
牟军[9]（2005）在《口供中心主义之辩》一文中研究指出口供中心主义最主要的内涵在于依口供可以定案和无口供不可定案两个方面。从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分析,口供中心主义内涵的这两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可接受性,口供中心主义的命题实际上能够成立。然而,口供中心主义是一种口供中心的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它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本文来源于《河北法学》期刊2005年12期）
口供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司法实践中，“口供中心主义”是长期存在的，不可否认，在所有证据种类中，口供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首先，口供能够直接完整的证明案件，在查清和证明案件事实上有重大意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整个案件的亲历者，只有其供述能够有力的查明案件事实且有助于办案人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口供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1].吴思远,荣学磊.口供中心主义的蜕变与转型[N].上海法治报.2016
[2].刘洁琼.浅析“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N].法制生活报.2015
[3].陆爱红.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消除口供主义影响[N].人民公安报.2013
[4].闫召华.口供中心主义评析[J].证据科学.2013
[5].闫召华.口供中心主义评析[D].西南政法大学.2012
[6].吕泽华.刑讯口供绝对排除主义[J].证据学论坛.2008
[7].张建伟.口供主义与刑讯取证[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
[8].陈闻高.论证据体系——兼与《口供中心主义之辩》一文商榷[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9].牟军.口供中心主义之辩[J].河北法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