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赵磊[1]（2021）在《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导致资源消耗严重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劣,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决策,关键内容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考虑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评价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驱动力。因此,着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绿色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减税降费既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力点,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在激发市场经济主体内生动力、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减税降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紧扣减税降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题,认真梳理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和理论基础,界定了减税降费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内涵,阐明了减税降费对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构建传统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总体影响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从而提出提升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首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兼容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混合距离函数EBM模型并结合GML指数,测算出了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接着,基于我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面板回归和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效应。然后,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出减税降费对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接着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出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利用偏微分方法进一步求解出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论文就促进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实施减税降费举措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全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概括如下:第一,测算出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兼容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混合距离函数EBM模型和GML指数,以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出了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测算结果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2001年的0.9881增长到2017年的1.0286,绿色技术进步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另外,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表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先波动下降后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北京、山东、天津、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较快,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第二,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基于我国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很强的时间惯性,前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当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效应,显着推动了当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地区宏观税费负担对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为负,这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明显有利于促进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生产率的提升。（3）考察了减税降费对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减税降费能够显着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对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的作用不明显。（4）进一步考察了三种不同税（费）负对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这表明降低直接税税负和间接税税负对于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激励作用,能够显着促进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行政事业性费用负担的下降,对于影响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却不明显。第三,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选用一系列指标变量作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减税降费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显着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当地区宏观税费负担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值时,减税降费政策会显着促进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当地区宏观税费负担水平超过这一门槛值时,减税降费政策对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增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等变量,在减税降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中表现出显着的双重门槛效应,当这些变量满足一定的门槛条件时,减税降费政策对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第四,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首先利用全局Moran’s I指数及Moran散点图对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然后采用动态和静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估计了三种空间权重下减税降费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接着采用偏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减税降费对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即不同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与自身经济相关因素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周围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区域间存在着显着的空间依赖性。（2）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具有显着的正向短期直接效应和长期直接效应,说明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显着提升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而且长期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大于短期直接效应,这表明减税降费政策具有一定的累积作用,能够在长期时间内利于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的短期空间溢出效应,而长期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这表明减税降费在短期时间内显着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探讨了减税降费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减税降费政策具有明显的“本地效应”,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中部地区,减税降费只具有短期的“溢出效应”,短期内有利于促进周边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本地效应和长期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在西部地区,减税降费只具有短期的“本地效应”,短期内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长期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4）进一步考察了直接税税负、间接税税负和行政事业性费负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降低直接税税负只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降低间接税税负只具有短期的“本地效应”,短期内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长期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只具有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短期内有利于促进周边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短期直接效应和长期效应均不明显。最后,依据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顶层设计,构建减税降费政策长效机制;二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质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努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四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构建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李经路,刘笛,詹亮[2]（2021）在《中国减税降费:演进轨迹与未来取向》文中研究表明税收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功能,也会扭曲相对价格,影响福利水平和GDP增长,合理的税收结构和恰当的税负水平是财政政策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减税降费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2007年以增值税转型试点为主的减税;第二阶段为2008—2011年的结构性减税;第三阶段为2012—2017年以营改增为主的减税;第四阶段为2018年以来的大规模普惠性减税降费。虽然采取了多阶段的减税降费措施,但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税收弹性系数依旧偏高。因此减税降费需在以下方面精准发力:税收结构方面,提升直接税占比;开征房地产税和零售税等新税种;增加地方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延长退休年限、适度增发国债以缓解财政压力。
张旭东[3]（2021）在《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为深化供给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质量,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税费的综合税收优惠措施。2021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小微企业所得税征收再减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标准的减税降费新政策,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减税降费实施工作提出综合性要求。鉴于此,思考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与预期效果如何,简要探讨减税降费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对更好发挥减税政策的效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连市近几年经济发展和税务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情况,收集选取GDP、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减税降费额度等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疫情下大连市经济运行与财政收支情况,采用政策实施前后对比、特定对象分析政策评估方法通过对GDP、公共预算收支、税费收入主要数据的增速对比、税负核算、收支缺口测算等宏观分析以及减税降费对行业分规模、分税种、分受惠主体、分产业等微观层面研究,依据效率、效益、政策回应度等政策评估标准,得出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在降低社会整体税负、增强企业获得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产生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等积极社会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着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增加、新冠疫情造成税收收入下滑、征管工作压力加重等问题,结合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内不利影响、实施主体执行力不足,特定团体难以适用等因素,分析出地方财政支出增加、组织收入与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双重压力、税种制度复杂、企业涉税水平、减税降费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结合上述积极实施成果与产生的效应、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简要开展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并以此制定对策,承上启下提出完善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要建议,即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开源与节流、完善社保费管理、强化清欠管理以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发挥减税降费新形势下稽查职能、预防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行为、优化执法方式助力政策落实等打击与预防涉税违法行为,完善实施政策企业涉税清单、加强税务电子政务建设、统筹部门协作为主要内容的优化减税降费配套措施,通过内部与外部减税降费政策的培训与纳税服务咨询来做好减税降费政策的贯彻与宣传,强化纳税服务人员配备以期不断完善加强减税降费的宣传教育。
宋博尧[4]（2021）在《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云南省开放型DSGE模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通过构建家庭、厂商、政府、央行以及出口部门的DSGE模型,分别对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四种税收在开放经济下对产出、两类家庭消费等经济变量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方式与影响效果均存在差异,消费税减税能够提升社会消费和产出水平,但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个人所得税减税会使产出、家庭消费增加、但会造成私人投资减少;资本要素增值税减税对两类家庭的影响差异明显,中高收入家庭消费出现大幅上升,但低收入家庭消费则出现大幅下滑;劳动要素增值税减税使两类家庭当期消费出现类似的变动;企业所得税减税会促进产出、消费、私人投资规模的扩大,且不会使价格水平产生剧烈波动;而政府支出政策,在短期可以对社会消费和社会产出有很强的刺激效应,可以应对因疫情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但长期会对私人投资与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通过对不同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进行组合分析,发现不同政策间会相互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财税政策时要注重并协调各政策的作用方向、作用效果与强度,使财税政策组合发挥最大效用。
吴昱瑾[5]（2021）在《新发展阶段下云南省会泽县税源管理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际贸易逆转的高压态势,中国经济稳定向好发展。“十四五”规划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借改革创新的春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成,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愿景落实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税源作为经济的产物,在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发展背景下必将发展壮大,而税源管理是对税源进行管理,它在调节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社会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市场主体活力不高、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等现象尤为突出,加之减税降费政策的继续施行和一系列阶段性税收减免政策的新出台,导致各地税务机关组织收入任务的压力和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做好新发展阶段下税源管理这篇文章,一方面可以通过经济新理念来引导税源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税收方面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本篇论文选取云南会泽县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对该县的经济与税源进行分税种、产业、行业、经济类型以及总量比较分析,再通过计算宏观税负、税收弹性系数以及运用线性回归方法,揭示该县税源与经济的动态发展状况,结合会泽县税源管理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找出新发展阶段下税源管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税收政策、经济政策、税收征管以及当前形势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剖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同时汲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做法,进而从优惠政策落实、创新纳税服务、畅通合作渠道、优化监管模式等多个角度为提升税源管理质效提出对策建议。
董雪[6]（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李黎明[7]（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提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董文宇[8]（2021）在《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的结构演变和转型升级,既是市场机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客观结果,也是产业政策引导和外生冲击影响的具体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长期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科学把握市场的传导路径、机制和效应,准确判断外生冲击可能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以及合理预期政策的市场效应,进而为产业升级乃至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精准施策。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研究制造业升级的市场机制和传导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需求冲击和产业链破坏,需求冲击时期,如何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较好结合的基础上,保障制造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阶段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就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展开研究,从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角度,揭示需求冲击时期制造业升级的微观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期望为当前日益复杂国内外环境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现实依据和保障。本文立足于微观企业视角,结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状况,采用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对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首先,分别从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的关联,以及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的变化两个维度,梳理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微观传导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预期;其次,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提出使用微观企业数据刻画需求冲击的合理方法,分析了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描绘了新时期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动态特征;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创新投资选择行为视角出发,探究了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并检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应差异;结合企业创新投资选择行为规律,从融资模式选择视角出发,研究了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并探索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将经济刺激政策引入制造业升级微观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结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对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结合数理推导和逻辑推演方式,分析了需求冲击作用于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进而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提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预期。首先,分别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行为角度,分析了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关联,发现制造业企业可通过研发创新和提升资本劳动比两种创新投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债权融资增加会抑制制造业升级,而股权融资增加会促进制造业升级。其次,分别从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以及需求冲击下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两个角度,梳理了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的变化机理,发现需求增加会促进企业提升投融资水平,但是不同条件下需求变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够通过补贴和税收渠道促进投资水平的提升,货币政策则通过利率和信贷配给渠道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最后,从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企业融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以及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三个角度,给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理论预期,通过构建产品创新行为选择模型,提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增加才能够提升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预期;通过将需求冲击引入融资模式选择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框架,提出负向需求冲击会增强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会加强股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的理论预期;结合负向需求冲击时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和融资的作用机制,提出负向需求冲击时期,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非国有企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可能强于国有企业的理论预期。第二,基于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规律以及制造业升级的动态特征。首先,明确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水平作为需求冲击的观测指标,并且发现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的需求冲击测度方法,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行业和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其次,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正向需求冲击时期,需求增加对投资和债权融资水平的积极作用更大;负向冲击时期需求水平的增加会抑制股权融资的上升;正向需求冲击时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和股权融资对需求的变化更敏感;负向需求冲击时期,信贷资源配置扭曲现象在更为明显,需求下滑时国有企业却能获得更多债权融资。最后,将研发支出和资本劳动比作为制造业升级过程的观测指标,将劳动生产率水平作为制造业升级结果的观测指标,进一步分析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动态演变特征,发现负向需求冲击能促进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但对研发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的抑制作用;相同冲击水平下,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支出和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第三,以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选择行为为视角,基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投资与资本劳动比、投资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门限效应模型,分析了不同需求冲击状态下,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选择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企业投资行为会促进资本劳动比水平的提升;当正向需求冲击程度逐渐加大时,企业投资水平对资本劳动比变化值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与正向需求冲击相比,负向需求冲击更容易提升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总体上企业投资行为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当正向需求冲击程度逐渐加大时,企业投资水平对生产率提升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又逐渐减弱;适度的正向需求冲击更有益于提升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果;区分所有制时,当需求冲击在一定区间内时,国有企业投资更有益于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的提升,需求冲击超出一定限度时,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更占优势;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行为对资本劳动比变化影响的需求冲击门限值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随正向需求冲击程度的加深而减弱,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随正向需求冲击程度的加深呈现倒U型特征。第四,将需求冲击引入融资行为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基于包含交互项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logit模型,研究了不同需求冲击下,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向需求冲击对融资规模存在抑制作用,并且债权融资下滑非常显着,而股权融资下降比较缓慢;总体上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表现出抑制作用,而股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则呈现积极影响;与正向需求冲击相比,负向冲击下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更严重的消极影响,但股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更突出的促进作用;区分所有制后发现,负向需求冲击下国有企业具有债权融资优势,但由于资本深化速度过快,反而难以通过债权融资促进制造业升级;债权融资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支出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负向需求冲击下非国有企业更易通过股权融资提升研发支出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第五,为探究需求冲击下经济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及其机理,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引入制造业升级及企业投融资行为传导机制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过程和结果影响的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国有企业属性会抑制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前相比,经济刺激政策施行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差异显着扩大,表明经济刺激政策并未有效促进国有制造业企业的产业升级。通过构建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检验了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发现与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前相比,经济刺激政策施行期和后经济刺激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规模差异显着扩大,并且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更多金融资源通过债权融资形式流向国有企业,但能够促使非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进行更多融资,因而推动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产业升级特征的持续分化。
郑家兴[9]（2021）在《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实体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2020年,我国政府推行了“十四五”规划,明确将科技创新摆在各项任务的首位,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出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等战略目标。为了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我国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政策,以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收益,进而提升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局,如何优化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化解制造业创新发展道路中的挑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创新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等相关理论,构建随机前沿模型、面板空间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利用制造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总效应、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具体内容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看。第一,基于国内外关于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相关理论及文献,分别剖析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基本关系,进而阐明财税支持政策分别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作用机理,及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可发现:首先,财税支持政策可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纠正创新正外部性等方面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加速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其次,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对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需兼顾企业的空间因素进行考察。最后,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都有利于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成果转化活动的积极性,并对企业实现创新成果转化收益具有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区间。第二,梳理近十年我国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支持政策,并基于DEA方法分析财税支持下制造业创新的效率现状,可发现:一方面,当前制造业创新的财政资金支持规模逐年扩大,且于2014年开始增长变慢;制造业创新的税收减免额度持续加大,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增长明显;制造业的总体宏观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变动较小,增值税税负的下降幅度较大,并且各类税负水平在2012年以后趋于平缓。另一方面,现有财税支持政策对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效果不佳;增值税税负的大幅下降为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提高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对相应的创新收益效率无明显作用;制造业的总体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对其进一步实现创新收益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财税支持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和地域差异。第三,实证检验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总效应,可发现:财政资金、税收优惠额度及实际宏观税负与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之间呈不同的“U”（或倒“U”）型关系。基于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可知:首先,财政资金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呈挤入效应,且前者大于后者。其次,税收优惠额度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呈挤入效应;与财政资金的挤入效应相比,税收优惠额度对创新产出效率的挤入效应更小,而对创新收益效率的挤入效应更大。最后,实际宏观税负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挤出效应,而对其创新收益效率呈挤入效应。第四,实证检验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空间效应,可发现:总体上,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下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负外部性,实际宏观税负下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正外部性;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下制造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具有不显着的空间正外部性,实际宏观税负下制造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具有不显着的空间负外部性。比较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实际宏观税负分别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空间效应可知,首先,财政资金对当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分别具有U型和倒U型效应;其对当地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均具有倒U型效应。其次,税收优惠对当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分别具有U型和倒U型效应,但在西部地区则分别表现为正向和负向激励效应;其对当地企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呈显着激励效应,但对邻近地区企业创新收益效率的积极作用微乎其微。最后,实际宏观税负对当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均为倒U型影响,前者在东部地区表现为U型效应,后者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正效应;其对当地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分别具有负效应和正效应。第五,实证检验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门槛效应,可发现:实际宏观税负对全样本制造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财政资金强度和税收优惠强度对高端制造业的创新收益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其余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均以单一门槛效应为主。在财政资金方面,财政资金强度在一定门槛区间内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抑制作用,而对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除外）的创新收益效率呈促进作用;财政资金强度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不仅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抑制作用减弱,也对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除外）创新收益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在税收优惠方面,税收优惠强度在门槛值左右均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促进作用,而在一定门槛值内对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除外）的创新收益效率呈抑制作用;除高端制造业外,税收优惠强度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不仅使其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还会使其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在实际税负方面,实际宏观税负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显着的抑制作用,且仅对高端制造业存在门槛效应,其在超过一定门槛值时会对制造业（一般制造业除外）的创新收益效率存在显着抑制作用;实际宏观税负控制在一定门槛值以下时,其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抑制作用可显着减弱,且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第六,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支持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政策提出优化建议。在财政资金方面,应优化财政资金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一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制造业的政府采购政策;二是继续增加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财政资金,尤其是强化其对企业创新产品市场化的促进作用;三是重点加大高端制造业创新研发阶段的财政资金强度,减小对其创新成果市场化的直接干预程度。在税收优惠方面,应优化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一是加大研发产出阶段的间接税优惠力度,创新收益实现阶段更加注重直接税优惠;二是适当增加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创新研发阶段的税收优惠,加强税收优惠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成果市场化的激励效果;三是重点加大高端制造业创新产出阶段的税收优惠强度,普遍提高制造业创新收益阶段税收优惠的有效性。在降低税负方面,降低税收负担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阻碍影响,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宏观税负税水平;二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减税降费,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三是依据不同行业制造业的创新需求调整减税降费措施,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制造业创新分为研发产出阶段和收益实现阶段,测度了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并分析了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实际税负对不同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支持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第二,结合区域经济学,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测度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在研发产出和收益实现两阶段的创新效率,并分析了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实际税负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这从多维角度对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第三,将制造行业区分为全样本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一般制造业,验证了财税支持力度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分析了不同制造业企业对财税政策的响应程度,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精准细化,这为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林诗瑄[10]（2021）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文中提出地方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财政支出呈现刚性特征,并且会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增多而不断增加,因此地方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对保证地方政府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施行减税降费政策,并且取得了良好成效,减轻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然而,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也直接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了影响。在短期内,这一政策势必会对一部分税收质量不佳的地方政府的财政供给能力造成挑战,所以通过对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进行研究,挖掘出当下地方税收质量存在的问题,及时对症下药,方能为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广东省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反映我国的经济走势和方向。自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以来,广东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2019年广东全省减税降费规模超过3000亿元。但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属2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增强了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为了掌握当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具体情况,本文根据影响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四大因素,并结合指标选取的三大原则,构建了拥有5项准则层,14个指标的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评估体系。论文采用客观赋权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将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结合运用,依据因子综合得分的聚类结果,把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划分为5个等级:广州、深圳属于第一等级,珠海、东莞属于第二等级,汕头、阳江、韶关、清远、佛山属于第三等级,揭阳、云浮、中山、河源、肇庆、惠州、湛江、江门、潮州属于第四等级,而梅州、茂名、汕尾则属于第五等级。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税源结构、税收与经济协调性、税收增长和税种结构这四个层面展开综合分析,发现全省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税收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税源质量差异大;第三,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第四,尚未建立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六大政策建议:一是要充分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要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水平;三是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增大税源总量;四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税源质量的整体提升;五是要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六是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细化到各市,本文选择按照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北部山区的地域分布对21个地级市进行分类分析,先找出问题,再结合各市实际提出政策建议。针对珠三角各市存在的第三产业税负重和缺乏新兴税源导致的税收增长动能不足问题,首先要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转向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其次要寻找经济新突破,培植新税源;针对东翼各市存在的地方税源规模收缩,缺乏支柱型产业和税源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首先要培育支柱型产业,涵养优质税源,其次要利用税收政策促进税源与经济相协调;针对西翼各市存在的税源结构不合理和税收增长乏力问题,首先要依托自身优势产业,优化税源结构,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针对山区各市存在的税源分布分散且质量不高、缺乏支柱性工业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税种结构不合理,资源税占比过高这3大问题,首先要树立税源意识,其次要制定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最后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资源税的依赖。
二、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1.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现状 |
| 2.1.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 关于减税降费的相关研究 |
| 2.2.1 减税降费政策的演变历程 |
| 2.2.2 减税降费与税费负担的关系研究 |
| 2.2.3 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2.3 关于减税降费与生态环境及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3.1 减税降费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 |
| 2.3.2 减税降费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减税降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理论分析 |
| 3.1 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西方主要减税降费理论 |
| 3.1.2 经济增长理论 |
| 3.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 相关概念内涵与测算方法 |
| 3.2.1 减税降费的基本概念内涵 |
| 3.2.2 减税降费的测算方法 |
| 3.2.3 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测度 |
| 3.2.4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测度 |
| 3.3 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3.1 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
| 3.3.2 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
| 3.3.3 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省级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4.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4.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指标 |
| 4.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效应分析—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 |
| 5.1 引言 |
| 5.2 计量模型与方法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和数据描述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减税降费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门槛面板模型 |
| 6.1 引言 |
| 6.2 门槛面板模型原理 |
| 6.3 减税降费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6.3.2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减税降费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 |
| 7.1 引言 |
| 7.2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
| 7.2.1 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 |
| 7.2.2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 7.2.3 空间计量面板模型 |
| 7.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7.3.1 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 |
| 7.3.2 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4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
| 7.4.1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机制 |
| 7.4.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减税降费:演进轨迹与未来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减税降费的理论渊源 |
| 三、减税降费的演进历程 |
| （一）第一阶段（2003—2007年）：增值税转型试点的减税 |
| （二）第二阶段（2008—2011年）：结构性减税 |
| （三）第三阶段（2012—2017年）：营改增由试点到全面 |
| （四）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大规模普惠性减税 |
| 四、减税降费的趋势研判 |
| （一）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 |
| 1. 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逐步提升直接税占比 |
| 2. 完善税种，提高税收体系的完整性 |
| 3. 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 |
| （二）适度增发国债以缓解财政压力 |
| （三）深度推进延迟退休政策 |
| 五、结论 |
（3）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理论依据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大连市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现状 |
| 2.1 大连市税务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情况 |
| 2.2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梳理 |
| 2.2.1 增值税减税政策 |
| 2.2.2 所得税优惠政策 |
| 2.2.3 其他减税降费政策 |
| 2.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特点分析 |
| 2.4 基于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 |
| 2.4.1 优势 |
| 2.4.2 劣势 |
| 2.4.3 机遇 |
| 2.4.4 挑战 |
| 2.4.5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矩阵 |
| 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与问题 |
| 3.1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标准 |
| 3.2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 |
| 3.2.1 社会整体税负下降 |
| 3.2.2 企业获得感增强 |
| 3.2.3 主要行业与税种减税降费效果明显 |
| 3.2.4 社会保险费减费明显 |
| 3.2.5 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
| 3.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分析 |
| 3.3.1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成本效应 |
| 3.3.2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激励效应 |
| 3.3.3 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的升级效应 |
| 3.3.4 提高收入促进消费的社会效应 |
| 3.4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的问题 |
| 3.4.1 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增加 |
| 3.4.2 新冠疫情不利影响 |
| 3.4.3 税务部门征管工作压力增大 |
| 3.4.4 政策落地普惠难度大 |
| 3.4.5 存在发生利用优惠政策的税收违法行为 |
| 4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1 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短期影响 |
| 4.1.1 地方税收收入减缓 |
| 4.1.2 地方财政支出负担加重 |
| 4.1.3 完成减税降费与组织收入任务难度大 |
| 4.2 减税降费政策配套机制有待完善 |
| 4.2.1 减税降费相关工作量与人员数量不匹配 |
| 4.2.2 税务系统信息与政策效果分析有待完善 |
| 4.2.3 欠税征管工作有待加强 |
| 4.3 税种制度的复杂性 |
| 4.4 减税降费政策掌握不全面 |
| 4.4.1 部分税务人员对政策业务存在短板 |
| 4.4.2 部分企业对政策理解不到位 |
| 5 完善大连市推进减税降费实施的建议 |
| 5.1 稳定地方财政收支平衡 |
| 5.1.1 坚持组织收入原则 |
| 5.1.2 开辟税源新增点 |
| 5.1.3 合理控制财政支出 |
| 5.1.4 加强对欠缴税费的管理 |
| 5.1.5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 |
| 5.2 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
| 5.2.1 发挥减税降费实施背景下的税务稽查职能 |
| 5.2.2 打击减税降费新形势下的税收违法行为 |
| 5.2.3 有效预防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等违法行为 |
| 5.2.4 优化稽查执法助力减税降费落实 |
| 5.3 优化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配套措施 |
| 5.3.1 完善企业涉税清单制度 |
| 5.3.2 增加政务信息透明度 |
| 5.3.3 推进税务电子政务建设 |
| 5.3.4 统筹部门间协作 |
| 5.4 做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贯彻与宣传 |
| 5.4.1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内部教育培训 |
| 5.4.2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外部宣传培训 |
| 5.4.3 做好纳税服务与涉税咨询 |
| 5.4.4 完善纳税服务人员的配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云南省开放型DSGE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 DSGE 模型在财税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现状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结构性减税政策相关理论与DSGE模型方法论基础 |
| 第一节 结构性减税理论梳理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三节 DSGE模型理论梳理 |
| 第三章 结构性减税现状与政策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结构性减税现状梳理 |
| 第二节 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梳理 |
| 第三节 云南省主要税种确定 |
| 第四章 基于云南省地方经济特色的开放型DSGE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思路 |
| 第二节 家庭部门的构建 |
| 一、中高收入家庭的构建 |
| 二、低收入家庭的构建 |
| 第三节 厂商部门的构建 |
| 一、最终品零售企业的构建 |
| 二、中间品制造企业的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部门及中央银行的构建 |
| 一、政府财政部门的构建 |
| 二、中央银行部门的构建 |
| 第五节 税务部门的构建 |
| 第六节 对外部门的构建 |
| 第五章 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的DSGE模型理论模拟与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相关参数估计与稳态值计算 |
| 一、家庭部门参数 |
| 二、厂商参数 |
| 三、政府与央行参数 |
| 四、对外部门参数 |
| 五、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 第二节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一、单变量诊断图检验 |
| 二、多变量诊断图检验 |
| 三、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际匹配度检验 |
| 第四节 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
| 一、税收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
| 二、政府支出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
| 三、财税政策组合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各税种减税政策研究结论 |
| 二、两类财政支出政策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发展阶段下云南省会泽县税源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的目标、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的目标 |
| (二)研究的思路 |
|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新发展阶段 |
| 二、税源 |
| 三、税源管理界定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三、税源管理环境分析 |
| 第二章 云南省会泽县经济与税源基本概况及税源管理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省会泽县经济与税源基本概况 |
| 一、云南省会泽县经济基本概况 |
| 二、云南省会泽县税源基本概况分析 |
| 三、云南省会泽县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贡献情况 |
| 第二节 云南省会泽县经济与税源的对比分析 |
| 一、税源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关系 |
| 二、税源增减变化与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 |
| 三、税收与经济预测情况 |
| 第三节 云南省会泽县税源管理现状分析 |
| 一、实行“属地+重点”税源管理模式 |
| 二、“保姆式”税源管理现象仍然凸显 |
| 三、成立专业化团队管理重点税源 |
| 四、全方位做好税源经济监控分析 |
| 第三章 新发展阶段下云南省会泽县税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发展阶段下税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
| 一、经济与税收发展不协调 |
| 二、减税措施导致税收任务艰巨 |
| 三、重点税源发展潜力较小 |
| 四、地方税源可塑性较低 |
| 第二节 云南省会泽县税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税务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 |
| 二、征管信息数据存在“壁垒” |
| 三、纳税主体税收遵从意识薄弱 |
| 四、税源与税收背离现象严重 |
| 第三节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税收政策的变化 |
|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三、当前经济形势对税源的限制 |
| 四、税源征管模式的影响 |
| 第四章 国内外税源管理的做法及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的具体做法及启示 |
| 一、推行税源分类管理模式 |
| 二、建立税源分析预测体系 |
| 三、构建协税治税综合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国内其他地区的具体做法及启示 |
| 一、狠抓项目挖掘税源促发展 |
| 二、发展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 |
| 三、协税护税确保税源稳增长 |
| 第五章 新发展阶段云南省会泽县完善税源管理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优化纳税服务,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
| 一、加强政策引导助转型 |
| 二、带动金融普惠促发展 |
| 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第二节 畅通合作沟通渠道,做好税源规划建设 |
| 一、鼓励技术革新,做强做优主体税源 |
| 二、引导发展总部经济,稳固重点税源 |
| 三、完善财税互动机制,提高税收预测分析水平 |
| 第三节 强化税收政策引领,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
| 一、创新税收政策宣传方式,“一企一策”促发展 |
| 二、以税收优惠带动招商引资,提高税源管理绩效 |
| 三、发挥税收政策扶持作用,助力脱贫产业做强做优 |
| 四、发挥区域优势,推动税源结构升级 |
| 第四节 优化税源监管模式,提高税源掌控水平 |
| 一、提高税源征管人员素质 |
| 二、运用大数据平台,有效提高税源管理质量 |
| 三、运用绩效管理,强化税源监控能力 |
| 四、多部门联合,完善综合治税机制 |
| 结论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7）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需求冲击与制造业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评述 |
| 1.2.1 制造业升级的理论阐释 |
| 1.2.2 企业投融资行为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进展 |
| 1.2.3 需求冲击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相关研究评述 |
| 1.2.4 需求冲击下政策对制造业升级作用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的基本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基本结构和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理论阐释 |
| 2.1 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 |
| 2.1.1 企业投资行为与制造业升级 |
| 2.1.2 企业融资行为与制造业升级 |
| 2.2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的变化机理 |
| 2.2.1 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 |
| 2.2.2 需求冲击下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 |
| 2.3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理论预期 |
| 2.3.1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
| 2.3.2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
| 2.3.3 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需求冲击下的企业投融资行为及制造业升级动态特征 |
| 3.1 需求冲击指标设计 |
| 3.1.1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需求冲击测度方法 |
| 3.1.2 微观企业需求冲击与宏观和行业数据的对比分析 |
| 3.2 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
| 3.2.1 实证模型设定 |
| 3.2.2 实证结果分析 |
| 3.2.3 异质性分析 |
| 3.3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动态特征 |
| 3.3.1 制造业升级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描述性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 |
| 4.1 实证模型构建 |
| 4.2 数据及相关描述性分析 |
| 4.2.1 数据说明 |
| 4.2.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4.3 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需求冲击下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 4.3.2 需求冲击下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 4.3.3 异质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 |
| 5.1 实证模型构建 |
| 5.2 数据及相关描述性分析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 5.3.2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的生产率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 5.3.3 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 |
| 6.1 实证模型构建 |
| 6.1.1 政策背景介绍 |
| 6.1.2 实证模型设定 |
| 6.1.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6.2 实证检验结果 |
| 6.2.1 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影响制造业升级计量结果分析 |
| 6.2.2 稳健性分析 |
| 6.2.3 经济刺激政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投融资传导机制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 |
| 第2章 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及制造业企业 |
| 2.1.2 财税支持政策 |
| 2.1.3 制造业创新及创新效率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创新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3 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
| 2.3.1 财税支持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基本关系 |
| 2.3.2 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 |
| 2.3.3 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 |
| 2.3.4 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 |
| 2.4 小结 |
| 第3章 财税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政策现状 |
| 3.1.1 财政资金支持形式多样 |
| 3.1.2 税收优惠措施持续完善 |
| 3.1.3 财税支持力度逐年扩大 |
| 3.2 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效率现状 |
| 3.2.1 各地区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效率分析 |
| 3.2.2 各类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效率分析 |
| 3.3 财税支持制造业企业创新的现存问题 |
| 3.3.1 财税支持下制造业创新的总体效率不高 |
| 3.3.2 财税支持下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 |
| 3.3.3 财税支持下制造业创新效率的行业差异较大 |
| 第4章 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总效应: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
| 4.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
| 4.1.1 财政资金对制造业创新的激励效应 |
| 4.1.2 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创新的激励效应 |
| 4.1.3 税收负担对制造业创新的激励效应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4.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的确立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2 财税支持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总效应分析 |
| 4.3.3 财税支持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总效应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空间效应:基于面板空间模型 |
| 5.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
| 5.1.1 财政资金与企业创新的空间效应 |
| 5.1.2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的空间效应 |
| 5.1.3 税收负担与企业创新的空间效应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描述性分析 |
| 5.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3.3 财税支持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3.4 财税支持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3.5 分地区的检验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面板门槛模型 |
| 6.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金与企业创新的门槛效应 |
| 6.1.2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的门槛效应 |
| 6.1.3 实际宏观税负与企业创新的门槛效应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2.3 数据说明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描述性分析 |
| 6.3.2 财税支持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3.3 财税支持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4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分析方面 |
| 7.1.2 现状分析方面 |
| 7.1.3 总效应实证分析方面 |
| 7.1.4 空间效应实证分析方面 |
| 7.1.5 门槛效应实证分析方面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财政资金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
| 7.2.2 优化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
| 7.2.3 降低税收负担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阻碍影响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增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
| 7.3.2 丰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 |
| 7.3.3 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地方税收收入 |
| 2.1.2 可持续增长 |
| 2.1.3 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 |
| 2.1.4 减税降费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减税理论 |
| 2.2.2 税收经济观 |
| 2.2.3 税负理论 |
| 第3章 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现状分析 |
| 3.1 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
| 3.1.1 经济总量分析 |
| 3.1.2 经济增长速度分析 |
| 3.1.3 经济产业结构分析 |
| 3.2 地方税收收入基本情况 |
| 3.2.1 各市税收绝对值比较分析 |
| 3.2.2 各市税收增长率比较分析 |
| 3.2.3 各市税收结构比较分析 |
| 3.3 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能力现状综合分析 |
| 3.3.1 税收负担率比较分析 |
| 3.3.2 税收弹性系数比较分析 |
| 第4章 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的评估指标 |
| 4.1.3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说明 |
| 4.2.2 数据预处理 |
| 4.2.3 主成分分析 |
| 4.2.4 因子分析 |
| 4.2.5 聚类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存在的问题 |
| 5.1 全省普遍存在的问题 |
| 5.1.1 税收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 5.1.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税源质量差异大 |
| 5.1.3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
| 5.1.4 尚未建立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 |
| 5.2 各市存在的问题 |
| 5.2.1 珠三角地区 |
| 5.2.2 东翼地区 |
| 5.2.3 西翼地区 |
| 5.2.4 山区地区 |
| 第6章 提高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政策建议 |
| 6.1 针对全省的政策建议 |
| 6.1.1 充分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 6.1.2 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水平 |
| 6.1.3 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增大税源总量 |
| 6.1.4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税源质量的整体提升 |
| 6.1.5 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 |
| 6.1.6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
| 6.2 针对各市的政策建议 |
| 6.2.1 珠三角地区 |
| 6.2.2 东翼地区 |
| 6.2.3 西翼地区 |
| 6.2.4 山区地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赵磊.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2]中国减税降费:演进轨迹与未来取向[J]. 李经路,刘笛,詹亮. 华东经济管理, 2021(10)
- [3]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D]. 张旭东.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4]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云南省开放型DSGE模型的研究[D]. 宋博尧.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新发展阶段下云南省会泽县税源管理研究[D]. 吴昱瑾.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7]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8]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D]. 董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9]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D]. 郑家兴.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10]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D]. 林诗瑄.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