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流浪乞讨人员多次作恶将被送回老家（论文文献综述）
段蓉蓉[1]（2021）在《李大钊工农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张宪军[2]（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黄爱[3]（2018）在《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 ——论虹影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九十年代以来重要的华文文学代表作家,虹影有关“中国”的记忆、体验和想像始终是其小说创作的取材和灵感之源;九十年代移民英国以后的海外经历,则使她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世界性的观念支撑和艺术启迪。这两方面因素的交融,成为支撑虹影文学创作的根本心理动因和取用不竭的心灵资源,由此形成的四个主观化的心灵维度:“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和“边缘心态”,构成了她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从根本上决定了虹影小说创作的题材内容、精神内涵和艺术个性,也是确认其创作成就的四个价值尺度。虹影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都可以在由这四维空间所构成的综合视野中得到分析、阐释和评价。本文从“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四维空间出发,在充分考察虹影生平和创作道路的基础上,以文本分析为基本手段,并广泛借用“成长小说”理论、“传记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身体写作”理论、“边缘人”理论以及流散文学等理论和批评方法,对虹影的小说创作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深入揭示其作品的创作成因和主题内涵,全面评价其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论文由前言、主体五章和结语构成。前言部分对目前国内外有关虹影小说创作的研究现状、主要成就和不足进行综述,并阐明本文的选题主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对虹影的生平和创作道路进行系统考察和描述。一方面,重点关注了虹影的身世、成长道路和情感经历。另一方面,系统考察了虹影的文学道路,对她从早期探索到成熟、成名的文学创作历程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同时对她作为一个着名“话题作家”在海内外文坛所引发的各种公共话题和是非争议进行了现象性的观察,呈现其个人生活和气质性情的不同侧面并作出评析。第二章从“创伤记忆”这一维度入手,探讨虹影小说创作中的成长主题及其相关作品对亲情伦理的冷峻透视。《饥饿的女儿》是虹影在文坛的成名作,为她在海内外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这部成名作及其后出版的《好儿女花》和一些中短篇小说,都是虹影在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和家事背景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自我暴露”型小说。这是虹影小说创作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首先,这些作品把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下主人创伤性的童年记忆、生理和心理上如影随形的饥饿感、叛逆的初恋、对身世的困惑、对“父亲”的找寻、对“家”的逃离等成长体验进行了细腻的再现,饱含着青春少女刻骨铭心的痛感,也传达着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其次,这些作品还以惊世骇俗之笔描述了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是“家丑”而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黑暗和屈辱的记忆,把她所出身的那个底层草根家庭的亲子关系、亲情伦理置于极端苦难和粗鄙的生存现实之中,从细节丰盈的日常化生存视角进行写实性观照,展示其斑驳的面目和复杂的真相。其三,这些作品有的被作者直接称为“纯粹的自传”（《饥饿的女儿》）,有的被作者委婉地叫作“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无论哪一种情况,虹影都表现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巨大勇气,大胆自曝身世、自揭家丑,既挑战了传统伦理禁忌,也突破了传统文体边界,将百年华文文学“自我暴露”的写作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华文文学自传体小说创作的新突破。这种自传体写作所表现出来的写实的高度、人性的深度和拷问的力度,及其震撼性的艺术感染力,在当代华文文坛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第三章从“苦难意识”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如何在其苦难人生经历的基础之上,从历史反思和现实观照的意义上去展开其苦难叙事。具体而言,在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上海三部曲”系列、《好儿女花》和中短篇小说《绿袖子》《鹤止步》《那年的田野》等作品中,虹影对贫穷、饥饿、政治动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人类苦难,进行了饱含痛感的深切表现。首先,虹影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根基,对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一个城市贫民区所遭遇的贫穷与饥饿之苦进行了历史的复原。她从有关街巷、堂屋、阁楼、公厕等日常生活场景的记忆入手,展示了贫穷的真相,为那个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赤贫年代留下了独特的空间写照;她通过对个人、家族、城市在饥饿中挣扎的受难史的呈现,为饥饿的记忆留下了清晰的时间线索。虹影从女性个人化的小叙事立场和女性身体体验的细腻感受出发来反刍贫穷与饥饿,“恢复了被迫失去的记忆”。其次,虹影以个人化的成长记忆和历史感受为基础来表现动乱与暴力之苦,表达她的历史反思和现实忧患。她的创作广泛触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以来的“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呈现了政治动乱年代荒谬的斗争逻辑和非理性的暴力肆虐之下,个体所遭受的灾难性毁伤,以及历史功利主义选择之下人性苦难的多元形态,并将这种历史反思引向忧患重重的当下现实。其三,虹影还以悲情男女的遇合流离、命运浮沉为着眼点,在传奇性的历史想像叙事中来表现战争与乱世之苦。青楼妓院、旅馆舞厅、黑社会、情报战线、特务机关,以及战争阴影下的城市和荒野,是虹影演绎人物命运、制造乱世传奇的绝佳舞台。虹影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对大动荡背景下卑微个体的生存苦难进行了富有历史感和想像力的生动呈现。第四章从“性别体验”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的叛逆性书写。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未来小说”三部曲、《K》《上海王》和中短篇小说《绿袖子》《近年余虹研究》等,是本章所涉及的重要文本。其一,虹影的女性意识深受波伏瓦的影响,她自称是一个“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和“行动的女权主义者”。虹影作品对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的“他者”困境和附属命运有切肤之痛,通过从恋父到审父、弑父、杀夫、阉割男人的惊悚情节来表达其对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极端叛逆和激烈反抗,并以其“超性别写作”的观念野心,试图在传奇书写中构建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其二,欲望叙事是虹影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虹影的小说作品中,“虹”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字眼,既是虹影对自我的隐喻,也是女性欲望的象征,是一种美丽的诱惑、致命的危险、叛逆性生命力的张扬。虹影将这种自我的隐喻和欲望的象征投射到她所钟情的女性主人公身上,来展开其极具个人化风格的欲望书写和情爱叙事:以女性主义立场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充分调动女性的身体体验,以离经叛道的“身体写作”大胆地呈现女性的身体美学,把性的完美礼赞为灵魂的高扬和生命的极致,建构起风格热烈、坦荡而又流丽的虹影式的情爱叙事。其三,《K》是虹影最具争议性的作品,本章第三节通过对《K》的专论,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检讨了虹影的女性意识和欲望叙事。一些流行观点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出发,把《K》视为一个东方主义写作范本,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与质疑,并将《K》还原到性别冲突的论域,认为《K》仍是一部体现着虹影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的典型文本,是一个女性的“白日梦”叙事:它塑造了一个敢于以身体的叛逆来反抗某种欲望压抑和道德禁忌,敢于实践、主导和享受完美性爱的罕见的中国女性形象,显示了虹影大胆反抗和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女性立场。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虹影在《K》中将其女性主义的欲望诉求,建立在道家所谓“房中术”这样一套荒诞不经、腐朽虚妄的理论话语之上,显然是一大败笔。第五章从“边缘心态”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所谓“边缘人”,指的是因为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不得不疏离于社会主流群体之外,或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因而不得不置身于日常生存秩序之外的人。虹影自己所身处的多重边缘情境决定了形形色色的“边缘人”形象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而言,本章主要涉及《饥饿的女儿》、“上海三部曲”等长篇小说及《绿袖子》《鹤止步》《鸽子广场》《你一直对温柔妥协》等中短篇小说,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四种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其一是“家”的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这些边缘人的无家之痛和恋“家”之情,“寻父”的本能冲动,以及他们以“爱”为“家”的最后救赎的至情之心与苦情命运。其二是国族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这些边缘人在国族政治语境中身份认同与情感选择之间的两难,及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对话与交融。其三是社会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城市贫民与江湖艺人这两类社会边缘人形象。其四是性别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的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这两类性别边缘人群体。论文的结语部分,在主体章节的基础之上,讨论虹影如何因其“流散”的写作身份,获得了处理“中国经验”的更大自由,也获得了提升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眼光”。虹影小说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由此得到了彰显。结语部分还对虹影“中国经验”和“世界眼光”中的局限性进行了客观的检讨和反思。
刘醒龙[4]（2018）在《黄冈秘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一个刚刚上高中一年级的花季女孩,从未见过面,第一次交谈,便恶狠狠地表示,要变身为杀手,到我的老家黄冈寻仇。另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用从未有过的躁动,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要打她,揪她的头发,要她的老命。如此天壤之别,又都带着某种戾气的话语,是通过电话传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朋友少川从北京打过来的,她没有说那些凶神恶煞的话,说那些话的女孩
焦欣波[5]（2017）在《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研究 ——以剧本创作及改编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中,突破与超越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故事类型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本文运用历史文献法、个案分析法、比较法以及诸多文学戏剧理论批评方法,从共时和纵向两个角度既着眼于戏剧创作及其改编的“历史场景”的学术性探究,又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当下文艺思潮、戏剧理论的发展趋向,使一切新观点建立在扎实充沛的史料梳理、新的阐释视角和新材料的发掘之上。并且,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改编”的角度切入,以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十分鲜明的阶段性、历史性特征为结构框架,以京剧和话剧为主要研究对象,清晰地剖析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的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力图展示水浒戏剧在20世纪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化轨迹,揭示戏剧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无限可能性。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伊始于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和“新潮演剧”实践活动,在“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一批富于探索性的水浒新剧。尽管说这种探索沿续着固有的传统戏曲“程式化”表演,但新的独有的时代思想以及受日本新剧影响的艺术风格已经浸润其中。真正成熟的第一部“水浒话剧”（文明戏）《宋江》,是“五四”时期新旧剧交锋对“水浒戏”影响的结果,而反响最强烈、影响最深远的且具有深厚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的“水浒戏”是欧阳予倩的话剧（文明戏）《潘金莲》。“五四”时期剧作家的这种创作精神,使“水浒戏”由历史的客观性真实转向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真实,开启了千年以来“水浒戏”的新纪元。事实上,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创编的繁荣肇起于1930年代,他们既有与时代政治诉求紧密相关的“水浒戏曲”和“水浒话剧”,也有逆历史进步潮流的注重“高台教化”功能的改良水浒戏。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创作特征是“水浒旧剧”的“革命化”选择及其实践,由欧阳予倩和马彦祥所形成的“侠义英雄+群体反抗”的叙述模式,成为水浒戏剧在20世纪的历史性选择。不得不说,这种创作方法“结束”了水浒英雄“单打独斗”的“局面”,着手与底层百姓共同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和历史的重任。“水浒戏剧”因其反抗特质同样成为抗战时期剧作家创作的对象,“侠之大者”的精神和民族正气再次得以弘扬。在国家意识的强烈笼罩下,水浒戏剧以民间立场和民间价值观念塑造出一批丰富多彩的英雄形象和感人故事,“水浒侠义”的人格魅力、行动规范和价值取向,广泛熏染了抗敌战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更为可贵的是,在抗战后期以《潘巧云》为代表的水浒戏剧消解了水浒英雄“冷冰冰”的“气概”,某种程度上回归到理性启蒙的创作道路上。基于民族“戏曲现代化”艺术改革和重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实现文艺为“战争、教育、生产服务”的政治目的,延安时期水浒戏剧创作及其改编既受原有故事超稳定结构的约束,又不得不通过多种艺术方式,对传统故事给予革命意识形态的整合、改造和遮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文学的创作题材、审美意识和思想内涵,但也使得传统戏曲被现代化、大众化的同时,迅速被革命化、政治化和概念化。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剧成为陕甘宁边区及其它“边区”以及“解放区”文艺大众化、革命化的经典形态,对建国后的水浒戏剧改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十七年”时期水浒戏剧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人民性”的美学规范,持续重构梁山英雄特别是梁山女性形象。可以说,“十七年”的新编水浒戏剧未能真正实现创作主体及其思想表达的独立性,它大规模的生产和创新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尽管说新时期初期魏明伦的《潘金莲》以荒诞手法为剧作家们提供了一种范式,但使水浒戏剧走向历史的“深处”并以批判性眼光反思“梁山精神”的,却是注重挖掘梁山好汉个体道德价值的《草莽劫》等作品。直到1990年代,水浒戏剧才完成商业化创作与市场化转型,凸显出“媚俗”与“类狂欢化”的美学特征,此时的水浒戏剧创作终于走出“历史—政治”隐喻这一思维惯性。纵观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则发现:其一,水浒戏剧的语言文体尽管吸收了西洋话剧形式和传统戏曲“程式”,但经过近百年剧作家的开拓、试验和探索,已形成一种内在的言语秩序和表达方式、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想方式乃至精神结构。这种文体特征内隐于水浒戏剧的语言深层,外显于戏剧意义的表层,同时包含着与文本相关的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体现着剧作人现代戏剧思维及形态的历史性变迁与心理结构的衍变。其二,作为一种“史诗性”的叙事方式,水浒戏剧以历史表述与历史隐喻的方式,不断形成民族的集体情感冲动,体现出民族寻求变革意识的伟大信念。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与政治国家、革命运动休戚相关,水浒戏剧几乎丧失了“原初”的意义,被赋予强烈的革命色彩以及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神话符号。虽然1990年代这一“政治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在国家政治与市场商业的通力合作下,水浒戏剧仍然没有创作出表现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人类思想与感情的作品。
张悦然[6]（2017）在《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孩子,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萨克雷《玫瑰与指环》第一章李佳栖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一直待在这幢大房子里,守着这个将死的人。直到今天早晨,他陷入了昏迷,怎么也叫不醒。天阴着,房间里的气压很低。我站在床边,感觉死亡的阴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盘旋。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王十月[7]（2015）在《收脚印的人》文中研究表明第一章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声明一点,我不是疯子。下面的陈述可能会超出你们惯常的生活经验,但绝不是疯人疯语。我以我的健康对灯起誓,明亮的灯啊,请您见证我的清醒。各位睿智的女士先生们,听完我的故事,你们会确信这一点,并且会在我的精神状况评估报告上给出公正的评价。我不希望以疯狂为藉口逃避法律的审判,我要证明我是理智的健康的有完全民事及刑事行为能力的,我愿为我的言行负责。我犯下杀人的罪行并非一时糊涂,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可惜,在操作时出了意外,结果未能
张威[8]（2014）在《莎士比亚戏剧汉译定量分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对比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及译者风格研究理论等为基础，采用语料库的实证方法尝试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四部戏剧的梁实秋和朱生豪汉译本的语言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同时分析、梳理这些语言特征所承载和表现的译者/作风格。笔者在双语平行语料库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在译本之间、译本与原文本及译本与汉语原创文学文本三种比较范围内，从词汇密度、句长、特色词、高频词等词汇特征以及“被”字句、“是……的”结构等句式、文化意象等多个层面将两种译本进行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分析研究，并结合译者的书信、自传/传记、文学评论、序言跋语等译文外围的资料对译者/作风格形成的因素作探寻，旨在充实以语料库为基础的文本特征和译者/作风格描写范式，证明梁实秋、朱生豪两位译者的现有风格定论及发现两译者的未被“注意”或“察觉”的风格特征，从而深化、细化和完善他们的译者风格体系。本研究分绪论、文献综述、实证研究与结论四部分。在绪论部分，笔者陈述了选题缘由，说明了本研究的研究目标、创新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等。本研究决定尝试对莎剧四种戏剧的梁实秋、朱生豪译本作定量分析主要是鉴于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学界现有的莎剧汉译的语料库研究相对有限两种事实。在研究方法部分，笔者详细地从研究目的、译本受关注度、语料在本研究的价值等方面说明了本研究对象语料的选择标准。对本研究中选择“音乐化”、“欧化”、“译语化”作为主要的考察视角的原因，笔者在这部分也有说明。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对莎士比亚戏剧和莎剧在中国的译介作了概述，对梁实秋和朱生豪两位译者的个人经历、翻译莎剧的动机、两译者的翻译观、译本的出版、影响及流传等方面作了介绍和回顾。同时，也对本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语料库翻译学的概念作了界定，对其研究内容，研究现状等作了梳理。在实证研究部分，通过对两译的基本定量考察，笔者发现：a.朱译本形符总量、形符/类符比、平均句长等指标均超出梁译本，说明朱生豪的用词略比梁实秋丰富，用法也略富于变化。b.两译的词汇密度非常接近，梁译略高于朱译。但两译的词汇密度均超出抽样考察的原创汉语文学文本，说明两译的文字信息量大，文本的难度也较大。c.两译中的人称代词“我”、“你”的使用频率都超过母语文本，朱译中的高频词“您”是其他三个文本中所没有的，特点非常突出。d.梁译特色词表中的表示连接关系的连接成分明显多于朱译；两译的特色词表中的名词尤其是称谓名词（代词）的不同说明了译者对源语或目的语的倾向。在从“音乐化”的视角考察后，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朱生豪在四个译本中共用了233句“十字诗”，特点非常鲜明，这些诗句结构整齐，韵律工整。a.用韵的特征上看：朱译的形式比较多样和灵活，除了尾韵之外，还多用头韵、行内韵及隔行押韵等。但是，由于朱生豪刻意追求诗体的形式，原文有些语义在译文中便不可避免地流失了。朱生豪对原文中的韵律没有全部在译文中给予实现，表现出：要么是较严格意义上的诗体，要么是连韵律也没有的散文体。而梁译几乎完全再现了原文的韵律，而且韵数也与原文一致。b.从节奏特征上看：朱生豪采用意义的对称与平行、以意组为单位的行间节奏、叠词以及“着”、“的”、“了”、“啊”等虚词构成的语音的重叠与停顿来调节音节和节奏等手段来加强译文的节奏特点，凸显音乐性。c.从语调的用法上看，两译用平仄交替的错落起伏来强化译文的音乐化的意图都不明显，朱译的平仄交替现象略多于梁译。朱生豪的平声字使用较多，译文读起来铿锵、豪放和激昂。更多使用仄声的梁译，则呈现自然、温婉、利落等特点。在从“欧化”的视角考察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a.四部译作中的“被”字句在梁译和朱译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315处和147处，前者是后者的2.14倍。而且梁译中的“被”字句语义色彩分布更分散，用法更灵活。b.从“N的V”结构来看，梁译和朱译的用法分别有57例和67例，前者是后者的0.85倍，且两译中的此类结构受原文的影响不大。c.表示判断意义的“是……的”结构在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分别有209例和159例，前者是后者的1.31倍。d.介词“在”表示时间放在句首的用法，梁译和朱译的译例数量分别是70和33，相差2.12倍。e.数词“一”与“个”、“种”、“位”等量词搭配的用法统计结果是：梁译为涉及69个量词的1172例用法，朱译为涉及56个量词的1612例用法，前者是后者的0.72倍。综合来看，梁译比朱译表现出更明显的“欧化”特征。“译语化”方面：a.在考察了来自《哈姆雷特》剧本中的共91个涉及动物、植物、颜色、自然、神宗、习语等文化意象的朱译和梁译的翻译策略发现：直译仍然是两译处理意象的主要手段，但在梁译中所占的比例稍高；梁译中直译加注的手段相对于朱译来说有绝对数量的增加，占总量的29%，而朱译中只有3.3%的意象是用直译加注的手段完成的；朱译中的隐化意象现象较突出，占了35%的比例。朱译中还出现了如“同室操戈”、“桃花人面”等汉语意象，是译者提高译文“译语化”程度的重要指标。b.在“连接成分”部分，表示并列关系的“和”、“（以）及”、“并且”、“跟”四个连词在两译中出现的频率分别是：梁译948例，朱译888例；表示时间关系的“when”的共32个译例里，梁译中表示时间的译法有8处，朱译中表示时间的译法有5处，梁译中“隐化”可见23处（71%）；朱译中26处（81%）；表示转折关系的“but”的50个译例中，朱译有14处（28%）隐化，梁译中见6处（12%）隐化用法。c.人称代词：朱译以15049例略高于梁译的13694例，占总语料的比例分别是6.77%和6.61%，前者是后者的1.02倍，但均低于原文（11.4%）。隐化的人称代词包括主格、宾格和所有格等多种形式。d.四字格的使用总量上看，梁译四字格为664例，而朱译为724例，后者多出前者9.2%。朱生豪的四字短语还包括添加虚词的手段来拼凑音节以强化译本音乐性的用法。在结语部分，笔者以译者/作风格产生的原因为根据梳理了两译在这四个译本中表现出的风格：梁译的“欧化”特点明显和突出，集中表现在“被”字句、介词、“是……的”等句式和结构上。是梁实秋更接近原文、更忠实原文作者的表现，也印合了他“还读者一个真实的莎士比亚”的译莎动机。而朱译的“译语化”特点和“音乐性”更强，符合学界对其更适合演出和咏诵特点的评价，也是他“教化大众”、“足救时弊”的译莎缘由的真实体现。结语部分还包括本研究的研究局限和展望等内容。本研究的结论和方法具有充盈语料库的译者/作研究策略和手段、完善梁实秋和朱生豪两位译者风格体系、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复译提供参考、帮助研究者了解语言接触及影响规律、提供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例等价值。
李萃翠[9]（2014）在《多维观照：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竞争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形象的塑造与推广成为城市软实力的主要表现,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塑造城市形象并解决好城市形象推广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就成为每个城市发展的题中要义。本文以媒介的表征来反思中国现代的城市化进程,梳理并重新定位城市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提供一个可以操作和借鉴的城市形象传播体系。第一章分阶段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包括1949-1978年间革命语境下的、1978-1992年间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以及1992-2012年间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传媒与城市。第二章结合城市营销理论及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讨论城市建构的传媒策略。本章提出中国城市营销的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起,政府不断将土地卖给开发商,而“买入”城市的恰恰是这个城市的市民,在这一买一卖当中,中国的城市化的资金得以积累,城市形象得以重新塑造。同时通过引用城市品牌与营销的概念,列举不同时期、不同城市、不同媒介的例子,阐明了城市品牌营销的各个重要因素,以及点出中国城市中存在过分依赖媒体对城市的形象塑造,忽略了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等内涵养成的问题。第三章探讨大众传媒建构社会认同、整合社会意识的所为与不为,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例子,阐述了中国城市形象传播中的政治因素、政府意愿对媒体的导向,以及详细论述了财富的崇拜、流行都市文化和当代“城市剧”对城市形象传播的影响。第四章论述了传媒对城市“他者”的塑造,通过城市“新移民”、性工作者、失业人员三个阶层,解构大众传媒对于城市“他者”的形象呈现及媒体的话语表达与“他者”的社会阶层属性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重要关联。在制造认同的过程中,官方媒体主要采用放大美好品格的一贯方式,并将负面的事物遮蔽于受众的视野之中,而市场化媒体则试图挖掘“他者”群体的真实生活面貌,以期获得社会同情与宽容。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出于特定的目的会使得媒介所建构的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其自身如此多元而富有活力。第五章基于上述四章的分析,阐述了城市病的表现、形成原因,并反思了英美国家对城市病治理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了如何从城市硬件,城市营销和大众传媒的形象建构与符号传播三个层面塑造理想的城市形象,以及如何从“连接”、“沟通”和“共享”三个方面建立一个可沟通的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将居于主导地位,大众传媒则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总之,无论是城市形象还是传播媒介,其背后一定是深刻的文化根基。提出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变,而非单纯的批判。城市应正视自身所面临的诸多发展困境。本文更加注重从方法论层面出发就如何推动城市发展、如何塑造理想的城市形象以及大众传媒何以可能创新为一种公共领域并作用于可沟通城市建设进行具体论述,以期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建言献策。
范志权[10]（2013）在《转型期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的经济体制转轨与“缓慢”的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的社会变迁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涵盖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充斥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城市与农村、改革与稳定、发展与和谐、效率与公平等多维度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发展进程中“历时态”呈现的矛盾在“共时态”下集中迸发出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轨,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经济生活观念与行为模式,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体制改革却明显滞后,民主与法制建设落后,公正的社会环境亟待改进。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转型与变迁的新时代,人们正处在一个思想领域的大解放与意识形态的大变革时期,人们的伦理道德准则和思想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的整个行为规范体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伴随着浩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如潮水般涌入城市,乡城流动人口所处的行为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规制之下,我国乡城流动人口所处的城市生活与工作环境,又增添了更为深刻的涵义。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历史时期,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成为了城市社会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引起了政府、学界与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高度重视。因此,科学地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厘清对乡城流动人口的片面认识,对于规范乡城流动人口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推进人口城市化与市民化的健康发展、构建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采取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从文章的整体框架思路设计到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上,笔者学习和借鉴了涂尔干的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方法、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从社会结构因素的功能分析之中去揭示行为失范的客观原因；从个体心理结构因素的功能分析之中去剖析行为失范的主观原因；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功能分析之中去诠释行为失范的综合原因与形成机制。笔者认为,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层次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密不可分的,是其在各种特定的宏微观环境之中不断感受、体验与规制之下最终产生的。为此,笔者把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放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来加以动态历史考察和横向对比研究,坚持以我国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转型时期”）和我国最大的社会现实（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规制之下的“一国两策,城乡分治”）作为本文研究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的前提与基础条件（文章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对行为失范问题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分析,展现行为失范所处的外界客观环境（行为的“社会场”、“客观场”）。同时,又从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具体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剖析行为失范者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作用,展现行为失范所处的内在主观因素（行为的“心理场”、“主观场”）。从外在因素分析与内在因素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在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机制,从而为探寻预防与控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全文一共分为八章。其中,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缘起、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基本概念的界定、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研究启示、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数据来源、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笔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给出了“转型时期”与“社会转型”、“乡城人口流动”与“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与“失范行为”的具体含义。在调查问卷中明确地剔除了不属于“乡城流动人口”的调查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够从“乡城流动人口”这个共性群体出发,通过与其它群体的对比分析之中,来揭示其行为失范的形成机制。第二章：行为失范分析的基础理论。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本文以行为科学与人类行为模式理论（勒温的行为场理论、人类行为的双因双化机制论）作为理论基石,辅之以行为失范分析的社会学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失范论、默顿的结构张力行为失范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解组论、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和心理学理论（行为主义学派的S—O—R行为模式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作为理论分析的诠释工具。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环境变量和个体变量的函数,是环境与个体、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为此,笔者指出,乡城流动人口个体的任何行为表现方式与变化都是在其所处的城市“生活空间”这个特定的“行为场”中发生的,包括“社会环境场”（“外在场”、“客观场”）与“个体心理场”（“内在场”、“主观场”）这两个张力场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内在场”即“心理场”的张力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第三章：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现状、特点与趋势分析。笔者结合统计数据、调查资料以及经验事实上的判断,从整体上阐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中的“三无”（无固定居所、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人员成为了违法犯罪的高危群体,这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最为明显的主体特征。在城市中的乡城流动人口中,真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并不是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行为失范表现为以侵财型违法犯罪为主,尤以“一盗两抢”案件最为突出,还存在着许多“自我救济式”的违法犯罪,具有盲目突发性、暴力性、流窜性、团伙性以及一定的时空性等特征,并呈现出低龄化、组织化、智能化与专业化等发展趋势。第四章：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外在因素分析。主要是从制度与政策环境、居住环境与人际网络、现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权益保障与救济状况等方面分析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所处的外界客观环境,这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社会环境场”。笔者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始作俑者”；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相关制度与政策性歧视是导致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外在根本性原因；经济利益冲突与合法权益受损往往成为引发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导火线（直接原因）。第五章：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因素分析。主要是从乡城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内在需求与行为动机、内在心理状态、就业与城市生活能力等方面剖析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个体因素,这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个体心理场”。笔者认为,相对剥夺感下的个体心理失衡与城乡双重边缘弱势贫困群体的自我认同意识,导致了某些乡城流动人口出现“人格解组”状态,是引发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决定性原因。第六章：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形成机制分析。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从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转型时期”）、体制背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人口背景（“人口大流动与快速城市化”）等客观社会现实分析入手,阐释了目标与手段的背离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机理与根源所在,最后指出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是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第七章：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防控措施。行为预防与调控的途径与手段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笔者认为,对于失范行为的预防与调控,既可以是针对失范行为本身来调控,但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要从行为失范的形成机制角度来预防。本章主要是结合本文的论述内容,从宏观上的制度创新改革与制度有效供给路径、近期宜采取的具体对策性建议两个层面提出了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防控的路径与对策。第八章：结论与展望。本文总的观点与研究结论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是各种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共同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其中,社会环境因素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外在根本性因素（前提与条件）,个体内在因素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基础与关键）。在此总的基本观点之下,本文还提出了一些较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结论。最后,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展望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广州：流浪乞讨人员多次作恶将被送回老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州：流浪乞讨人员多次作恶将被送回老家（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的索尔·贝娄研究 |
| 1.2.2 中国的索尔·贝娄研究状况 |
| 1.3 本论文的目标、方法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 |
| 1.3.2 作为象征资本的“美国性” |
| 1.3.3 深刻的社会观察家: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引入 |
| 1.3.4 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 1.3.5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
| 第2章 20-40 年代:大萧条岁月的平民生活浮世绘 |
| 2.1 美国的“福斯塔福式背景” |
| 2.2.1 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众生相 |
| 2.2.2 大萧条时期黑人聚居区场景 |
| 2.2.3 中产阶级的破产 |
| 2.2.4 失业、流浪与反抗斗争 |
| 2.2 大萧条的孩子 |
| 2.2.1 贫家儿童初长成 |
| 2.2.2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 |
| 2.2.3 奥吉·马奇的后经济危机岁月 |
| 2.3 贫困的雌性化 |
| 2.4 美国梦破灭了吗? |
| 第3章 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 |
| 3.1 美国进入丰裕社会 |
| 3.2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与洪堡之死 |
| 3.3 西特林:顺向社会化与精神复归 |
| 第4章 60 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 |
| 4.1 麦卡锡主义的遗毒与赫索格的沉默 |
| 4.2 造反之后:在爆发之中堕落 |
| 4.2.1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
| 4.2.2 青年人为什么要造反? |
| 4.2.3 我们需要离开地球吗? |
| 第5章 70-80 年代:民主的反讽 |
| 5.1 社会批评:被压制的声音 |
| 5.2 假花:不识庐山真面目 |
| 5.2.1 民主社会的婚姻:爱的缺失与爱的堕落 |
| 5.2.2 美国政府机构:为谁辛苦为谁忙 |
| 第6章 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 |
| 6.1 后现代及其特征 |
| 6.2 拉维尔斯坦: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 |
| 6.3 成也恣仿,败也恣仿 |
| 第7章 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 |
| 7.1 美国城市与文学想象 |
| 7.1.1 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 |
| 7.1.2 城市特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7.1.3 缘何有“城愁”? |
| 7.1.4 观察城市的角度:在地性的体验与跨地性的审视 |
| 7.2 城市与城事:地理空间、政治与文化的表征与居民生活 |
| 7.2.1 作为地理空间结构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2 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3 城与人:作为市民生活的芝加哥与纽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 ——论虹影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选题主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虹影的生平与创作道路 |
| 第一节 生平与感情经历 |
| 一、身世与早年经历 |
| 二、“黄金时代” |
| 三、英伦十年 |
| 四、游走的“火狐” |
| 第二节 创作道路 |
| 一、青年诗人 |
| 二、小说创作的探索期 |
| 三、成熟与成名 |
| 四、一个“话题作家” |
| 第二章 创伤记忆:成长之痛与亲情伦理的冷峻透视 |
| 第一节 成长之痛与成长之悟 |
| 第二节 揭示“黑暗与爱”:家庭隐私的大胆暴露和亲情伦理的冷峻透视 |
| 一、母亲与母爱 |
| 二、父亲与父爱 |
| 三、手足亲情 |
| 第三节 如何“自我暴露”:自传体小说的新突破 |
| 第三章 苦难意识:饱含痛感的历史回望与现实观照 |
| 第一节 贫穷与饥饿:“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 |
| 一、赤贫年代的空间写照:街巷、堂屋、阁楼、公厕 |
| 二、饥饿年代的时间追溯:个人、家族和城市的受难史 |
| 第二节 动乱与暴力:从历史反思到现实忧患 |
| 第三节 战争与乱世:悲情男女的遇合流离、命运浮沉与孤独无依 |
| 第四章 性别体验:女性意识与女性欲望的叛逆书写 |
| 第一节 女性意识:“他者”的困境、反抗与超越 |
| 一、“他者”的困境:女性生存的切肤之痛 |
| 二、恋父-审父-弑父-杀夫-阉割男人:对男权中心话语的激烈反抗 |
| 三、“超性别写作”:在传奇书写中构建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 |
| 第二节 欲望之“虹”:以女性身体体验为中心的情爱叙事 |
| 一、“身体写作”及虹影的深层逻辑 |
| 二、反抗的身体、叛逆的欲望和完美的性爱 |
| 第三节 女性的“白日梦”:一场东方“维纳斯”与西方“战神”的性事 |
| 第五章 边缘心态:漂泊无依的“边缘人” |
| 第一节 “家”的边缘人 |
| 一、无家之痛与恋“家”之情 |
| 二、“寻父”的冲动 |
| 三、“爱”的救赎 |
| 第二节 国族边缘人 |
| 一、国族政治:身份认同与情感选择 |
| 二、跨文化交际:冲突、对话与交融 |
| 第三节 社会边缘人 |
| 第四节 性别边缘人 |
| 一、女同性恋者:性别政治与姐妹情谊 |
| 二、男同性恋者:猎奇心态与传奇想像 |
| 结语“流散”中的“中国经验”与“世界眼光” |
| 一、关于“流散”写作 |
| 二、“中国经验”的价值与局限 |
| 三、“世界眼光”的价值与局限 |
| 引文出处及参考文献 |
| 一、虹影作品 |
| 二、期刊论文 |
| 三、理论专着与学位论文 |
| 四、英文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研究 ——以剧本创作及改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水浒戏”创作及改编的历史与演变 |
| 二、“水浒戏”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三、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的文本阐释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初至“五四”时期的水浒戏剧转型及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思潮与“水浒新剧”的创作尝试 |
| 1. 清末“小说(曲)界革命”与“水浒”地位的提升 |
| 2. 民初“水浒新剧”的创作尝试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水浒话剧”的诞生及其探索 |
| 1. “新旧剧”交锋与“水浒”话剧的诞生 |
| 2. 《潘金莲》与潘金莲的“翻案” |
| 第二章 1 930年代水浒戏剧的多元化主题与历史性选择 |
| 第一节 水浒戏剧的多元主题与文化透视 |
| 1. 政治诉求:人间正义与除“恶”反“封” |
| 2. 高台教化:在“戒色”与“爱情”之间 |
| 第二节 革命化叙事模式:水浒戏剧的历史性选择 |
| 1. 呐喊与批判:水浒戏与“革命”关系考察 |
| 2. 暴力或反抗:“旧剧改良”的“革命”选择及其实践 |
| 3. 范式及影响:“侠义英雄+群体反抗”的革命化叙事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水浒戏剧的国家意识与民间立场 |
| 第一节 民族意志、国家意识与民族正气 |
| 1. “侠之大者”与国统区的民族正气 |
| 2. “奴才教育”与上海“孤岛”的狂欢式复仇精神 |
| 第二节 “民间立场”、“英雄侠义”与现代民族精神构建 |
| 1. “侠义”叙述与民间立场的抗战 |
| 2. 从“公义”弘扬到“私义”批判 |
| 3. 梁山英雄的两极化女性想象 |
| 4. “侠义”与现代民族精神构建冲突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剧的叙事模式与革命想象 |
| 第一节 “新式英雄”塑造与“阶级仇恨”叙事模式 |
| 1. “反霸抗日”主题与“置换变形”的修辞策略 |
| 2. “新式英雄”塑造及英雄叙事模式 |
| 3. “阶级仇恨”:“丑化”“阶级敌人”与“美化”“人民群众” |
| 第二节 革命想象、革命伦理与革命“民族形式” |
| 1. “梁山泊”:革命“乌托邦”想象 |
| 2. 革命政治伦理与“女性私人痛苦” |
| 3. 革命叙述与革命的“内在结构” |
| 第五章 “十七年”时期水浒戏剧改编与“工农兵”文艺方向 |
| 第一节 水浒戏剧改编的新美学规范 |
| 1. 深入与调整:1948年前后的水浒戏改编 |
| 2. 《新大名府》《新渔家仇》批判与“历史主义”创作倾向 |
| 3. “人民性”与新编水浒戏剧 |
| 第二节 “梁山英雄”再构及其身份之痛 |
| 1. “自觉改造”:英雄好汉的“革命精神” |
| 2. “自我成长”:英雄好汉的“革命人格” |
| 3. “身份之痛”:英雄好汉的“革命领袖” |
| 第三节 爱情伦理与亲情暴力 |
| 1. 女性及其“淫妇”叙述 |
| 2. 从“英雄夫妻”到“才子佳人” |
| 3. 弱化的“父亲”与强化的“正义” |
| 第四节 水浒戏整理与“戏改”及“工农兵”文艺指向 |
| 第六章 新时期水浒戏剧的创作突破与审美趋势 |
| 第一节 “水浒戏”的革命性“续写”与批判性“反思” |
| 1. “极左思潮”与延安文艺“经典”再改编 |
| 2. 延续“十七年”与1980年初期的再创作 |
| 3. 梁山的“信仰危机”与个体价值的“反思” |
| 第二节 消费时代的水浒戏市场化转型 |
| 1. 媚俗:回归“古典浪漫” |
| 2. “类狂欢”:市场消费与“后革命化”叙事 |
| 第三节 新时期“潘金莲”的双重镜像 |
| 1. 文化“批判者”:“潘金莲”与华夏文化“妇女病” |
| 2. 大众“牺牲品”:“潘金莲”的精神向度与情欲世界 |
| 余论“程式”、史诗与神话 |
| 一、“程式”与语言文体的承继和突破 |
| 二、“史诗性”呈现与叙述方式的嬗变 |
| 三、“神话”及其历史性批判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收脚印的人（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
| 第二章 |
| 第三章 |
| 第四章 |
| 第五章 |
| 第六章 |
| 第七章 |
| 第八章 |
| 第九章 |
| 第十章 |
| 第十一章 |
| 第十二章 |
| 第十三章 |
| 第十四章 |
（8）莎士比亚戏剧汉译定量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目标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的创新点 |
| 1.3 研究语料及方法 |
| 1.3.1 研究语料及工具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第二章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定量研究综述 |
| 2.1 莎剧及其汉译概述 |
| 2.1.1 莎剧简述 |
| 2.1.2 莎剧在中国的译介 |
| 2.2 梁实秋、朱生豪两译本概述 |
| 2.2.1 梁实秋和他的莎剧汉译 |
| 2.2.2 朱生豪和他的莎剧汉译 |
| 2.3 语料库翻译学综述 |
| 2.3.1 语料库翻译学 |
| 2.3.2 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内容 |
| 2.4 两译本的基本定量分析 |
| 2.4.1 两译本的基本特征 |
| 2.4.2 两译本的词汇密度 |
| 2.4.3 两译的高频词 |
| 2.4.4 两译的特色词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从“音乐化”视角考察两译作特征及风格 |
| 3.1 韵 |
| 3.2 节奏 |
| 3.3 语调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欧化”的视角考察两译作特征及风格 |
| 4.1 汉语“欧化”现象概述 |
| 4.1.1 导致汉语“欧化”的因素 |
| 4.1.2 汉语“欧化”的历程 |
| 4.2 两译本与特殊结构相关的“欧化” |
| 4.2.1 “被”字句 |
| 4.2.2 “N 的 V”结构 |
| 4.2.3 表示判断意义的“是……的”结构 |
| 4.3 两译本与词类相关的“欧化” |
| 4.3.1 介词 |
| 4.3.2 数量词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从“译语化”视角考察两译作特征及风格 |
| 5.1 文化意象 |
| 5.2 连接成分 |
| 5.2.1 表示并列关系的连接成分 |
| 5.2.2 表示时间关系的并列成分 |
| 5.3 人称代词 |
| 5.4 四字格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两译本定量分析研究结论 |
| 6.1.1 基本定量方面 |
| 6.1.2 “音乐化”方面 |
| 6.1.3 “欧化”方面 |
| 6.1.4 “译语化”方面 |
| 6.2 两译译者/作风格 |
| 6.2.1 影响译者/作风格产生的因素 |
| 6.3 研究意义 |
| 6.3.1 实践意义 |
| 6.3.2 理论意义 |
| 6.4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6.4.1 语料库建设方面 |
| 6.4.2 解释论证方面 |
| 6.4.3 研究方法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多维观照：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城市形象建构的变迁 |
| 一、城市与大众传媒 |
| 二、革命语境下的传媒与城市形象(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传媒与城市(1978—1992) |
| 四、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传媒与城市(1992—2012) |
| 第二章 城市形象建构的传媒策略 |
| 一、城市形象的政治经济学 |
| 二、城市品牌的传媒策略 |
| 三、“地产”、“地王”、“地标” |
| 四、城市传播与城市形象片 |
| 第三章 城市形象的多维建构 |
| 一、政治符号：“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媒介镜像 |
| 二、财富崇拜：城市精英的媒体再现 |
| 三、流行文化与都市风景 |
| 四、人性幻象与当代“城市剧” |
| 第四章 城市形象的认同性建构 |
| 一、制造认同：“他者”如何进入城市 |
| 二、传媒塑造的城市“他者” |
| 三、谁的城市：作为“他者”的社会阶层 |
| 四、期待融入：“他者”对城市的感知与认知 |
| 第五章 城市形象建构的困境与出路 |
| 一、城市形象建构的困境：城市病?媒体病? |
| 二、国外的经验与教训 |
| 三、理想城市形象的媒介形塑 |
| 四、构建“可沟通城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转型期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缘起 |
| 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范畴的界定 |
| 1.3.1 转型时期与社会转型 |
| 1.3.2 乡城人口流动与乡城流动人口 |
| 1.3.3 行为失范与失范行为 |
| 1.4 文献综述与研究启示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研究启示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数据来源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 行为失范分析的基础理论 |
| 2.1 行为失范分析的社会学理论 |
| 2.1.1 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 |
| 2.1.2 默顿的结构张力行为失范理论 |
| 2.1.3 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解组论 |
| 2.1.4 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 |
| 2.2 行为失范分析的心理学理论 |
| 2.2.1 新行为主义学派的S—O—R行为模式理论 |
| 2.2.2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
| 2.3 行为科学与人类行为模式理论 |
| 2.3.1 行为科学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 2.3.2 勒温的行为场理论 |
| 2.3.3 人类行为的双因双化机制论 |
| 3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现状、特点与趋势分析 |
| 3.1 当前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现状分析 |
| 3.1.1 乡城流动人口的一般失范行为分析 |
| 3.1.2 乡城流动人口的严重失范行为分析 |
| 3.2 当前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特征分析 |
| 3.2.1 乡城流动人口严重行为失范的主体特征 |
| 3.2.2 乡城流动人口严重行为失范的类型特征 |
| 3.2.3 乡城流动人口严重行为失范的行为特征 |
| 3.2.4 乡城流动人口严重行为失范的组织特征 |
| 3.3 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发展趋势分析 |
| 4.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外在因素分析 |
| 4.1 制度与政策环境因素分析 |
| 4.1.1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始作俑者” |
| 4.1.2 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与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 |
| 4.1.3 劳动就业制度和政策不公平与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 |
| 4.2 居住环境与人际网络分析 |
| 4.2.1 乡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结构特征 |
| 4.2.2 乡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亚文化环境与内卷化建构 |
| 4.2.3 市民与城市主流社会对乡城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歧视 |
| 4.3 现行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分析 |
| 4.3.1 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与传统非正式控制力量的弱化 |
| 4.3.2 防范式、物性化的消极行政执法管理模式 |
| 4.4 乡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与救济状况分析 |
| 4.4.1 社会分层与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边缘弱势贫困群体 |
| 4.4.2 乡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与救济途径的现状分析 |
| 4.4.3 经济利益冲突与合法权益受损往往成为引发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导火线 |
| 5.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因素分析 |
| 5.1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
| 5.1.1 乡城流动人口规模对行为失范的影响 |
| 5.1.2 乡城流动人口结构对行为失范的影响 |
| 5.2 乡城流动人口的内在需求与行为动机分析 |
| 5.2.1 乡城流动人口的内在需求与动机状况分析 |
| 5.2.2 乡城流动人口的内在需求特点与层次分析 |
| 5.3 乡城流动人口的内在心理状态分析 |
| 5.3.1 相对剥夺感下的个体心理失衡 |
| 5.3.2 城乡双重边缘弱势贫困群体的自我认同意识 |
| 6.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形成机制分析 |
| 6.1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背景与现实分析 |
| 6.1.1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社会时代背景：社会转型时期 |
| 6.1.2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社会体制背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
| 6.1.3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人口背景：人口大流动与快速城市化 |
| 6.2 目标与手段的背离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机理 |
| 6.2.1 制度有效供给不足是需求目标实现的外在根本性障碍 |
| 6.2.2 就业与城市生活弱势能力是需求目标实现的内在关键性障碍 |
| 6.3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是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
| 6.3.1 社会环境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外在根本性因素 |
| 6.3.2 个体内因是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
| 6.3.3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一般形成机制模式图示 |
| 7. 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防控措施 |
| 7.1 制度创新改革与制度有效供给的路径 |
| 7.1.1 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建立城乡一元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
| 7.1.2 改革与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建立城乡一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
| 7.1.3 改善乡城流动人口劳动就业制度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功能 |
| 7.1.4 转变现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服务型管理 |
| 7.1.5 完善乡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环境,推进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发展 |
| 7.1.6 大力提高乡城流动人口思想文化素质,自觉约束各种失范行为 |
| 7.2 近期宜采取的具体对策性建议 |
| 7.2.1 强化政府行政作为,实行行政不作为责任追究制度 |
| 7.2.2 完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济机制,切实保障乡城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
| 7.2.3 注重发挥公安机关的防控职能,建立打防结合的综合性防控模式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广州：流浪乞讨人员多次作恶将被送回老家（论文参考文献）
- [1]李大钊工农教育思想研究[D]. 段蓉蓉. 沈阳工业大学, 2021
- [2]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3]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 ——论虹影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D]. 黄爱. 山东大学, 2018(02)
- [4]黄冈秘卷[J]. 刘醒龙.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8(02)
- [5]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研究 ——以剧本创作及改编为中心[D]. 焦欣波.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茧[J]. 张悦然.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7(02)
- [7]收脚印的人[J]. 王十月. 红岩, 2015(04)
- [8]莎士比亚戏剧汉译定量分析研究[D]. 张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9]多维观照：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建构研究[D]. 李萃翠. 苏州大学, 2014(12)
- [10]转型期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研究[D]. 范志权. 西南财经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