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业快速评估初论（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毛承治[2]（2020）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而环境治理主体现代化又是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推进环境治理主体现代化,多元主体合作是其发展趋势和方向,形成多元治理主体间同体连理、休戚与共的环境治理共同体是环境治理主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运用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原则,分析探讨了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合作的演变规律及其目标归宿,并提出了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和对策。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家已开展的有关湖泊治理、河流治理等实践经验基础上,首先明确了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目标是构建环境治理共同体,并对环境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进行多维度阐释。其次,对环境治理共同体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进一步阐明本文研究的意义。再次,通过对已有跨域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归纳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既有单一主体存在的治理角色模糊问题,也有多主体间存在的目标困局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复次,针对已总结归纳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思路和建设路径。最后对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前景进行展望及可能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以期能为未来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可借鉴思路。
王誉霏[3]（2020）在《刑法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概念上的机械化认知,产生了诸多“奇案”,如深圳鹦鹉案等。这些案件中的相关行为在实质上并无社会危害性但却被认定为有罪,因而有必要从刑法理论上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在于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进行现实方面的考察,找出现实中问题之成因。这部分通过梳理立法现状并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象进行探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刑事实务中所适用的2000年最高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动物案件解释》）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一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相当的缺陷。第二部分着重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的相关理论进行辨析论证。首先,关于该类犯罪所保护的法益,笔者认为,对其法益的解释应当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该类犯罪的实质法益解释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其次,规范解释立场应以形式解释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以国民可预测性为界限作实质违法性判断。最后,指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解释应当遵循相对独立性判断标准。第三部分着力于回归司法实践,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的具体适用展开阐释。第一节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要素进行了重构,对其中争议较大的野生动物死体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在第二节进行司法实践的具体应用。第三节提出完善路径,通过名录与解释的修订与补漏,协调行刑间衔接两方面进行分析。
郑卉奇[4]（2020）在《基于六西格玛管理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高校图书馆正在建设更完善的服务体系,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服务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将六西格玛管理这一全面提高服务质量的先进理论和工具引入其中十分必要,而且具有极强的可行性。笔者试图建立起一套适合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六西格玛管理流程,引导高校图书馆更好地开展个性化服务。本文以黑龙江大学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为例,应用网络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模拟利用六西格玛管理设计个性化服务的流程。模拟结果显示,六西格玛管理有助于提高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质量,能够帮助高校图书馆明确其在个性化服务中的任务,更好地组建管理团队、开展跨部门协同合作,为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质量管理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郭瑞[5]（2020）在《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高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有助于检视高校智库建设中的问题,为高校智库的发展诊断号脉,明确标准及树立标杆,推动我国高校智库的良性互动及整体实力提升。我国对高校智库的评价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评价主体单一及多元评价主体合作的缺失、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性及共识度较低、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校智库评价功能的发挥。因此,亟待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及其体系精准把脉我国高校智库发展问题。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对高校智库评价提出“改进科研评价”的指示。2015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推动高校智库的发展完善、学科优势发挥、管理体制改革及整体水平提升。以上文件为完善高校智库评价提供了顶层设计。本文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公共管理学、教育评估学,结合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构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挖掘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理论工具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高校智库评价中其他要素,共同促进高校智库评价问题的解决。最后基于建构的指标体系,抽样选取18所典型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评估结果来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提升高校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由绪论、四章、结束语六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立意和主旨。详细梳理学界对智库评价及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现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高校智库、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进行解释和界定。阐述本文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治理理论及第四代评估理论。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和价值取向。第一章,详细阐述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和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高校智库评价涵括的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工具维度、指标维度、结果维度等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来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高校智库评价制度环境的诱导、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及解析进行详细论述。理论分析框架的搭建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章,本部分设计调查方案,探求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相关机理。首先,对问卷设计、抽样方案、样本数据等进行阐述分析。其次,探求高校智库评价各维度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各个要素维度间的“耦合”关系。通过要素维度的相关分析发现:评价主体多元化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程度影响较大,说明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能促进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及共识性;评价工具中评价方式方法对评价指标科学程度的影响最大;评价制度完善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和评价结果公信影响都较大;评价程序的完善对评价结果的公信影响较大,但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影响较小。最后,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挖掘高校智库评价面临的诸如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性及科学性有待提升、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等问题,并通过理论分析制约其完善的机理。第三章,基于第二章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内在机理分析结合理论工具的指导,提出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遵循《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改进科研评价”的政策导向及梳理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政府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同行评议、高校智库、民众及社会等多元评价主体的价值诉求,完善评价工具的情况下,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而成。其次,阐述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初始集、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复次,通过问卷调查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取舍进行筛选、因子分析技术修正指标结构并对其进行赋权。最后,论述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第四章,基于第三章构建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科学抽样选取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制定评估表,详细说明评估标准及评分细则。分析18所高校智库的评价结果,挖掘样本高校智库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提出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结束语,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对评价过程中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的应用,工具理性的完善,评价结果的应用,评价主客体诉求等进行总结和回顾。最后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展望未来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可能的研究焦点。本文的创新主要如下:1、基于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建构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界较多运用知识管理理论、知识市场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组织有效性理论来分析高校智库评价。本文运用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理论分析框架体系,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和要件进行详细论述,将高校智库评价看做是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指标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分析要素维度间的关系,基于治理理论中“序参量”对其他要素的协同、整合,决定系统的演变甚至结果的功能,以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其他要素维度,来发现和解决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以期探究高校智库评价系统的完善。2、研究视角及研究途径的创新。学界对高校智库评价的研究多关注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其他要素维度的研究和探讨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量化方式理性认知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间的相关关系,探究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构建的影响,挖掘各要素维度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以期达到显示、描述和推断被研究对象特征、趋势和规律性的相关目的,进而来论证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多维性和系统性,为高校智库评价中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这在当前的高校智库评价研究中较少出现。3、基于治理理论和第四代评估理论尊重、识别多元评价主体价值倾向,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工具理性的导向下,建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当前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多基于单一评价主体的价值倾向而建立,而智库对于政府及社会影响程度的评判话语权实质应掌握在“用户手中”,“决策用户”的认可程度决定其价值的体现。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和相关访谈,尝试聚焦高校智库的用户主体如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利益相关方,潜在评价主体中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机构乃至高校智库本身等,他们对高校智库评价的价值理念,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涵括“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智库的对外合作交流情况、智库的组织情况”等共34个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集,通过因子分析技术的修正,最终确定了涵括“智库投入及平台建设因子、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因子、智库合作和对外交流因子、智库学术生产能力因子”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及29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因子分析而得的定量指标结构能够回应高校智库的各项功能,为衡量高校智库各项影响力的实现提供可供参考的维度。为完善评价方式,经过问卷调查的筛选确定11个定性指标集来弥补定量指标的不足。4、系统分析高校智库评价结果、总结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往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多关注评价结果的排名,较少关注评价结果的分析、总结及探讨。本文通过科学抽样对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样本高校智库在基础建设、运营管理、影响力实现等方面的情况,挖掘出样本高校智库在实体化建设及内部组织管理不完善,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的实现程度较低,高校智库学科间的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并参考评价指标提出:深化高校智库的实体化建设,完善高校智库的支撑体系;完善高校智库成果发布与转化机制,提升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从学科、项目、人员等方面深化高校智库的协同,扩大对外合作和交流等对策和建议。
赵津津[6]（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者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城乡生态环境的设想,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乡生态关系理论逐步完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为我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迈上新台阶,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以及促进城乡利益协调。美丽中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统筹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创新,施行最严密的法治,是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则是有效推动顶层设计落地实施的关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城乡利益协调采取的重要举措有:第一,统筹城乡空间规划。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第二,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多年来,流域生态补偿与森林生态补偿在政策制定、法律保障和地方实践各层面都做出丰富的探索。第三,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我国重视利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补齐农村环境短板,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持。但也应看到,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依然面临现实挑战,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王德凡[7]（2019）在《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化：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变革》文中研究指明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项重要手段,西方国家在较早之前就已对其展开研究并进行实践运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的理论研究中陆续出现生态补偿的概念,其后,我国的立法工作亦开始关注生态补偿制度。2007年我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更是明确提出要确定生态补偿政策与机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无论是在理论研究、相关立法还是实践运用中,我国生态补偿均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对生态补偿概念之界定,也经历了从自然科学的客观能动认知到社会科学的主观能动认知的过程。鉴于不同的学科在研究目标、研究视角、研究方式、研究语言等方面差异较大,沿着不同的认知路径,理论界形成了生态补偿概念“自然补偿说”“生态资本说”和“人际补偿说”等多元学说。在支持“人际补偿说”者内部,又存在“生态效益补偿说”“生态价值补偿说”“双向补偿说”和“单向补偿说”不同主张。结合法学学科特征,并在充分认识生态补偿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本文将生态补偿作如下界定:生态补偿是指由生态利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利益的建设者或保护者支付费用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激励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平衡和规范因生态服务或环境影响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失衡的有效工具和最终途径。按照生态补偿所运用手段的不同,可将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作不同类型划分,如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和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确认以政府为主体的、控制式、命令式生态补偿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采取财政支付、税费等手段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在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形成时期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依附于环境管制为特征;而发展时期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受益者补偿为指导原则。严格意义上来看,立法中所确立的受益者补偿并非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它是由政府向资源开发者或者生态破坏者收费,但所收费用并非专项用于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因此不能充分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故而,由受益者补偿原则指导下的生态补偿制度,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宪法、相关部门法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生态补偿原则、管理制度、责任主体以及资金来源等具体制度,初步形成了我国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然而,我国生态补偿立法所体现出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单一资金来源渠道下的“输血式”补偿对生态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不利,并且与我国立法已确立的受益者补偿原则亦不协调;自然资源分割管理使得我国生态补偿立法部门色彩浓厚,影响了其实施效果;补偿标准制定方面所具有的浓重的行政色彩,往往又会导致补偿标准的不合理;生态补偿财政制度存在明显问题,无法开展有效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这些问题表明,我国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走到今天,在发挥了其历史功用的同时,也遭遇了种种瓶颈,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全面反思现行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未来的变革方向和变革路径。可喜的是,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为打破实践中所遭遇的瓶颈,我国适时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旨在充分发挥生态补偿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因此成为我国工作的重点。当下,我国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亦需要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如何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成为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紧迫问题之一。而十九大报告所提到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既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为我们进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转型及重构指明了方向。须说明的是,因“市场化”可以为“多元化”所涵盖,而“多元化”也足以与传统的“政府主导”相区别,故本文在行文过程中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统一用“多元化生态补偿”概念来指称。探索并建构由多方因素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使命。从理论上看,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构建,具备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公共物品理论要求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引导作用,生态资本理论要求市场在生态补偿中的关键作用,区域外部性理论要求在生态补偿中有效协调不同区域间的利益,环境正义理论要求发挥社会在生态补偿中的积极作用。而尤为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家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社会共治理论更是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扭转以往单一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模式,通过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补偿建立一种集合式的投资渠道,推动我国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从制度意义层面而言,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运行效率、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有利于保障生态补偿机制的可持续性,亦有利于保障生态补偿机制的公平性与稳定性。从实践上考察,当前我国也已经充分具备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现实条件:三十多年的生态补偿经验,以及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作了铺垫,而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热情,也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提供了社会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生态补偿立法存在诸多问题,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尚未建立,但在实践中,除了以高额中央财政作为支撑的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模式外,我国不少地方近年来还根据本地生态环境保护特点,探索了一些新型生态补偿形式,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京津冀以生态合作为切入点,实施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积极探索流域、森林领域和大气领域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上海市的排污权交易实践与江苏省的排污权交易活动,旨在降低污染物排放,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制度。水权交易是我国开展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另一尝试,其有利于推动我国水资源这一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东江流域水权交易制度以及甘肃省张掖市的水票制度,均是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有效样本。各地探索出来的这些新型生态补偿模式,为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生态补偿的做法及一些成功经验已经表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仅是生态补偿运行方式之一,而绝非唯一方式。与之相比,我国如何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手段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确值得深入与系统的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的生态补偿实践活动就充分发挥了来自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方力量而形成合力,构建了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这对于我国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国家与地区,政府在其生态补偿实践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领域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故而我国在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时依然要将政府的作用放在首位。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市场因素正日益成为现代国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关键,区域合作在生态补偿机制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众参与对于生态补偿机制之构建也成为当下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恰好是上述国家和地区给我们构建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法律带来的重要启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首先应当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之关系。为化解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弊端,在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应实现政府角色之转变,而政府角色转变的关键则在于对政府作用的边界进行合理界定,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推进生态补偿制度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政府应由过去的主导作用转化为指导作用,确立中央政府的指导地位以及上级政府的指导地位。如果说市场是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关键力量,那么激励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则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必要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孤立或者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基于以上认知,构建我国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应当包括:首先要应在明确立法思路的基础上,选择科学的立法模式。确立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思路应首先明确多元化生态补偿的立法目的,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目应当被明确为“既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又追求效率与公平,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参与,实现政府推进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输血式”补偿与“造血式”补偿相结合,激发全社会参与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围绕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资金来源、补偿标准、利益分类、考核评估办法、责任追究、监督机制等开展具体立法工作。关于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模式,业界围绕“个案立法模式”“统一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三种模式展开争论。我国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应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即继续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起草与制定工作。毕竟,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现有“混合式立法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阻碍了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的推进。面对新的形式,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之起草与制定应符合“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思想,通过统一立法来打破不同部门间的藩篱,扭转生态补偿制度推进上的不充分、不均衡以及“上热下冷”等问题。从具体层面而言,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应当实现方式变革,构建政府“横向-纵向”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而欲实现制度上的突破,应当将市场机制引入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依托逐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逐步构建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扩大生态补偿服务交易市场主体范围,创新交易形式,拓宽生态补偿融资渠道,充分发挥市场在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中的关键作用。当然,构建社会公众参与下的生态补偿监督制度对于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之建立也是必不可少的。
吴霞[8]（2019）在《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研究 ——系统理论视角下规范违反说之提倡》文中认为晚近刑法学者在环境犯罪领域的争论很多可以归结为环境保护客体自身的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环境刑法的功能、目标或者任务到底是什么?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什么?环境刑法保护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指向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关于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学说众说纷纭,在学术界一直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出现了环境刑事立法过早化、法益前置化、抽象化、回应性、象征性等的批判,以及环境刑事立法、环境犯罪治理相对滞后、提倡累积犯等两种声音。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刑事处罚比行政处罚更加积极和前卫;而有些时候民事判决认定的同一事实在可能达到、应当达到和已经达到环境犯罪入罪标准的时候,刑事处罚反而不作为;在环境刑法自身的体系内,触犯不同罪名的同一行为得到了不同的定罪和量刑。在立法评价中,人们习惯于以环境刑事立法为例来批判我国晚近刑事立法的扩张性。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一方面是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是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关于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争议实际上一直局限在法益概念自身的争论之中。而法益这样一个承载着古典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概念,难以适应以环境刑法为代表的现代刑法的发展,或者说法益概念即使在当下的学术繁荣中得到了重新的解释、被赋予了新功能,但它在功能分化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依然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概念。加上刑法本身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一直处于待解决的状态,于是环境刑事立法作为现代刑事立法的典型代表必然遭受这些问题面向的攻击。而刑法现代化面临的形式理性的危机,需要对形式理性再实质化。在一般的刑法理论研究中,人们更多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现代社会对刑法实质理性的需要,关注如何通过实质的手段来打破这种形式的僵化,却很少关注法律自身的变迁性问题以及法律变迁与社会变迁如何共生的问题。因此,搞清楚客体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无论是对学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指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刑法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刑法如何自处?这里需要回归对现代社会自身的观察。从社会学的角度,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复杂社会,刑法作为分化的一种结果,具有自身运作的逻辑。所以,这里引用了Luhmann的系统理论。借用Luhmann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先验、主体/客体的方式被系统/环境的模式所取代。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化淡化了人类诸个体、实现了去中心化,倡导系统间平行运作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系统理论反对空泛的价值原则、人权理念、道德伦理等对法律的干涉,但其理论自身无处不在维护这样一种公平和正义。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这种研究范式打破了教义学所假想的体系性的神话,解决了刑法学界法律实证主义学者所倡导的“李斯特鸿沟”的僵化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试图引入Luhmann的系统理论,为人们从宏观方面思考刑法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种引入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宽泛,集中在刑法体系框架性的设想,缺乏理论的应用和具体建构。德国也有学者如Amelung在分析了法益概念的局限性之后试图吸收Luhmann的系统论思想,但真正将Luhmann理论引入刑法并完成体系建构的是德国刑法学者Jakobs。从Jakobs的思想源头Luhmann那里来观察他的规范违反说,我们可以发现法益论支持者对Jakobs的很多批判都存在着误解。可惜的是,面对各种批判,Jakobs最后走向了Hegel。虽然Jakobs吸收了Luhmann系统理论中自由/义务（当为）这样一组关于社会沟通的基本二元区分符号以及期望结构的理论,但他并没有关注Luhmann后期的自创生理论以及Luhmann面对运作封闭的批评而提出的结构耦合理论。而这些正是解锁法律形式危机的关键之处。从Luhmann的系统理论出发,可以得出刑法保护的客体是规范。这种规范与从事实中演化而来的概念性规范不同,它是法律系统自创生的一种规范。从事实中推导出规范的逻辑贯彻的是从存在推导出当为的一元论,而Luhmann反对一切经验的现实世界进入他的系统理论。从系统理论出发,环境刑法保护客体具有自创生的性质。根据Luhmann的描述,自创生遵循以下逻辑:系统由元素组成,这些元素通过信息的递归性排列产生,并构成网状的系统结构,通过有意义的沟通以及沟通的复制来建构和维持系统。它们的自我再生产需要系统身份的确认,即区分系统和环境,通过将所选择归属于系统而不是它的环境来实现,这种区分又依赖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才能被引入系统。在法律系统中,通过专门化、一致性的行为期望的制度化,法律规范得以形成。行为期望来源于对自由/当为的决策,这个基本二元规则确保了法律自创生的维系,排斥了外来主观性赋予的价值观或者伦理观等。在一般法律系统的部分要素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循环性的结构塑造中,可以实现刑法运作独立的递归,通过不同于一般法律系统的“意义”赋予,刑法可以建构自身的网络交织的结构。环境刑法再生系统的统一决定了系统结构的稳定。规范的自我再生强化了环境刑法的自治。刑法系统运作的封闭促使环境刑法保护客体进行自我限制。但刑法系统运作的封闭并不隔绝与外界的联系。而环境刑法对认知的开放也不能走得太远,否则系统所有的功能分化以及化约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法律系统的开放以规范的自我参照的封闭为前提,而法律规范封闭的自创生、自我复制需要法律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在与环境的联系方面,环境刑法规范以结构耦合的形式向外认知地开放。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所针对的主要是传统的开放系统与其环境信息的流入—流出这样一种相互交换所带来专断和恣意。为了避免其他系统对刑法系统的输入式干预,刑法与其环境的关系以结构耦合的形式呈现。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前提是刑法自创生运作的封闭。环境刑法的结构耦合彰显的是环境刑法向其环境的一种开放,它是相对于运作封闭的自我参照的一种外部参照,通过自己的环境即其他系统信息运作的激扰,经过意义的沟通来做出一定的反应。干扰和刺激是因为结构耦合而存在,如果没有结构耦合就不会有干扰,系统因而也将失去学习和改造自己的机会。环境刑法的结构耦合会带来结构变动的效果。环境刑法系统与经济系统结构耦合的重要实例是法官在判决过程中审查入罪标准以及刑罚裁量时对环境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公私财产损失的折价评估。目前生态价值货币化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刑法与政治结构耦合的典型之处在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的出台。在概念法学中,利益权衡一直是一个法律与外界沟通的媒介,但在自我参照的自创生刑法系统中利益只是实现系统外部参照的一个概念。法益概念源于利益概念,同时它在刑法教义学中承载了太多的意义,所以它也无法成为环境刑法与外界沟通的媒介。Roxin将刑事政策结构化到刑法体系中,一定程度上符合Luhmann自创生系统对法律系统统一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但它依然是刑法系统的一个外部因素,是政治与刑法结构耦合的表现形式。环境刑法与其环境结构耦合的媒介应当是刑法系统内的核心概念,只有规范这一概念才能承担这样一种功能。总之,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应当是环境刑法规范,只有环境刑法规范才能解释和确立新的环境刑法规范。刑法系统运作的封闭阻断了外来的伦理道德、价值原则、利益权衡等的干扰,限制了环境刑法规范的恣意扩张;刑法系统认知的开放促进了环境刑法规范对环境的学习以及与其他系统的结构耦合。自我参照和外部参照保障了环境刑法规范形式论证和实质论证的统一,有利于形式理性的再实质化。
廖航[9]（2019）在《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策略研究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滨水区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社会对城镇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认知的不断发展,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思路由仅仅保护遗产单体向关注历史环境进行转变,如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等理念逐渐成为了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热点;另一方面,自中国大运河成功登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沿线城镇及地区的历史保护越来越引人注目,在大运河后申遗时代指导这些滨水地区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这样并置的情景中,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提供了一种整体、关联、动态地保护文化遗产和延续历史环境的可能性。本文遵循“提出研究预设—梳理相关理论—寻求理念结合—建构设计策略—验证实际案例”的逻辑,采用分类型探究、系统学解析、多尺度分析方法,以历史城市滨水区为研究对象,选择线性文化遗产作为切入视角研究。本文首先描述了历史城市滨水区的类型、特征及现状建设问题,解析了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的目标和要素。其次,从理论研究及实践案例两个层面探寻线性文化遗产理念与城市设计的结合点,并提炼线性文化遗产理念对当代城市设计指导意义。然后,概括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原则,并探讨出十二条城市设计策略。最后,选取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滨水区作为案例进行验证分析。研究认为:历史城市滨水区有别于一般性城市滨水区,有着文化层叠性、生态敏感性、功能延展性、景观特殊性四重特征属性,现状建设存在“藏、占、单、平、急”五大问题,而相对应的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应当关注“历史文脉延续、生态环境整体、功能适配合宜、景观风貌特色、开发滚动渐进”五个目标,并明确了文化、生态、功能、景观、开发实施等五大系统的城市设计要素。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遗产呈现出“从个体到整体、从静态到动态、从修缮到治理、从保护到发展”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提出线性文化遗产理念指导当代城市设计的意义为“文化遗产优先、环境和谐发展、提倡公众参与”;最后,本文提出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历史城市滨水区应遵从“历史性、层次性、共享性”三个城市设计原则,本文归纳出的十二条城市设计策略分别为:文化意象完整认知、文化格局整体塑造、文化场所叙事表达、生态优化城市结构、生境与物种的培育、功能适配文化定位、滨水土地混合利用、分时引导人群活动、强化滨水观景感知、完善景观解说体系、滨水开发弹性预留、拓宽公众参与途径。总的来说,本文关注到历史城市滨水区这一城市空间的特定地带,尝试以线性文化遗产作为切入视角展开探讨,提出了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原则,并建构了一套可操作的策略库,有助于相似地区的建设指导。
刘子龙[10]（2020）在《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战略定位,要求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应秉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要求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保育等不同诉求之间的关系进行统筹协调、综合平衡。进而逐步形成契合于“三律”（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要求、和谐有序、绿色可持续的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格局。然而,受制于传统的,呈现出离散化、割裂化特征的权利（力）理论,并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快速推进的大趋势、大背景,以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为核心内容的各类权利（力）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和几率正不断增大,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冲突也由此而不断加剧和凸显。鉴于此,本文研究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切入,在充分揭示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冲突现状的基础上,提炼出法学问题——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进而深入剖析冲突产生的方法论根源——还原主义方法论。在此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论证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及法学意蕴,并引入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排序理论。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价值排序理论的指引下,探索实现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新路径。本研究的行文架构主要由五章构成,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现状图景及问题。首先,廓清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范畴,明确研究的边界,着重阐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缘起、内涵、类型及意义。其次,基于“冲突——权利冲突——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这一逻辑思路,一步步聚焦于涉水权利冲突。并根据功能维度、价值维度、资源维度（流域典型性）对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进行类型化梳理。第三,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构造、涉水权利的配置、涉水权利间关系这三个维度揭示出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产生的法律原因,即涉水权利构造的不完备、涉水权利配置的离散性、涉水权利关系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冲突产生的方法论根源——还原主义方法论。最后,从法律理性、生态理性、风险理性三个维度揭示出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基本诉求。第二章探究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首先,在前章已揭示出还原主义方法论是造成涉水权利冲突的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及局限性。针对还原主义方法论局限性之克服,提出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对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及法学内涵进行阐释。其次,阐释价值排序的理论内涵,通过分析价值排序理论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契合性,以论证引入价值排序理论的正当性、合理性。并基于价值排序理论,明晰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新价值排序,凸显生态价值的重要性。最后,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价值排序理论,在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构造中融入和谐价值与安全价值,以破解涉水权利构造的不完备和割裂性;在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配置中确立综合模式,以破解涉水权利配置的离散性;在对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关系属性的理解中引入环境法律关系理论,以破解涉水权利关系的局限性。第三、四、五章则是分别针对极具长江流域典型性的三个冲突: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所进行的类型化、流域典型性、冲突产生机理的分析,以及对因应的冲突规制路径所进行的探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从类型化的角度将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界定为长江流域涉水生存权与长江流域涉水发展权冲突、生命支撑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与经济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而就该冲突的流域典型性而言,则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冲突、冲突所为围绕的核心客体——流域水环境容量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就该冲突产生的机理而言,则揭示出流域水污染防治与区域排污权在制度设计、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断裂,未形成有效的协调与衔接,进而导致流域水污染防治无法有效约束、控制区域的排污行为。由此揭示出冲突化解的核心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理论基础,提出生存安全价值优先的冲突化解理念,并针对冲突产生的机理和冲突化解的制度需求,提出因应的制度设计——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最后,通过对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完善改进该制度。第四章从类型化的角度将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界定为长江流域涉水发展权之间的冲突、经济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就该冲突的流域典型性而言,则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行业冲突、冲突所围绕的核心客体——流域水量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就该冲突产生的机理而言,则揭示出不同行业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流域控制性水库进行离散化、割裂化的调度,从而导致对流域水量的割裂化利用,结果导致冲突的产生。由此揭示出冲突化解的核心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提出统筹协调的冲突化解理念,并针对冲突产生的机理和冲突化解的制度需求,提出因应的制度设计——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最后通过对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完善改进该制度。第五章从类型化的角度将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界定为长江流域涉水发展权与长江流域涉水环境权冲突、经济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与生态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而就该冲突的流域典型性而言,则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空间冲突、冲突所围绕的核心客体——流域水域空间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就该冲突产生的机理而言,则揭示出伴随着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确立,水生态空间的恢复和拓展诉求日益凸显,由此对传统渔业养殖空间产生了明显的挤压和侵蚀,结果引发冲突的产生。由此揭示出冲突化解的核心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提出生态优先的冲突化解理念,并针对冲突产生的机理和冲突化解的制度需求,提出因应的制度设计——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最后,通过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完善改进该制度。
二、林业快速评估初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业快速评估初论（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1.2.1 基本概念界定 |
| 1.2.2 理论基础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1.4 为什么要建设环境治理共同体 |
| 1.5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6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创新之处 |
| 2 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合作发展 |
| 2.1 环境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 |
| 2.1.1 环境治理的政府一元主导 |
| 2.1.2 市场与社会的积极参与 |
| 2.1.3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趋势不断加强 |
| 2.2 推进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向环境治理共同体转变 |
| 2.2.1 什么是环境治理共同体 |
| 2.2.2 各级党组织:环境治理共同体的核心 |
| 2.2.3 各级政府:环境治理共同体的组织者 |
| 2.2.4 企业: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责任者 |
| 2.2.5 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协同者 |
| 2.2.6 公众: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参与者 |
| 3 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 |
| 3.1 基础: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形成 |
| 3.2 动力:主体间合作意愿增强 |
| 3.3 制度环境:环境治理体系逐步健全 |
| 4 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挑战 |
| 4.1 环境治理主体角色模糊 |
| 4.1.1 地方各级党组织引领作用“力不足” |
| 4.1.2 政府主导作用“缺位” |
| 4.1.3 企业主体作用“不在场” |
| 4.1.4 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协同作用“羸弱” |
| 4.1.5 公众参与的“无序” |
| 4.2 多元主体合作的目标困局 |
| 4.2.1 多元主体难以达成治理共识 |
| 4.2.2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目标冲突 |
| 4.3 多元主体合作体制尚未形成 |
| 4.3.1 各治理主体间关系不明确 |
| 4.3.2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 |
| 4.4 环境治理主体间互动合作机制不健全 |
| 4.4.1 目标协同机制不健全 |
| 4.4.2 协同执行机制不健全 |
| 4.4.3 冲突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 |
| 4.4.4 成本承担与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 |
| 5 环境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培育与体制构建 |
| 5.1 治理主体的培育和发展 |
| 5.1.1 党组织(党委)的统筹协调 |
| 5.1.2 政府的主导与引导 |
| 5.1.3 企业的主体与主责 |
| 5.1.4 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参与与协同 |
| 5.1.5 公众的参与意识提升与行动 |
| 5.2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体制的构建 |
| 5.2.1 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责与整体协同 |
| 5.2.2 政府与企业:交警与司机 |
| 5.2.3 政府与社会组织:信任、引导与支持 |
| 5.2.4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与监督 |
| 5.2.5 建立和完善环境治理主体多元一体化体制 |
| 6 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建设 |
| 6.1 领导机制建设 |
| 6.2 管理机制建设 |
| 6.3 协同机制建设 |
| 6.4 监督机制建设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3）刑法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之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之立法考察 |
| 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立法梳理 |
| 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立法问题 |
| 第二节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之司法考察 |
| 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之司法现状 |
| 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之司法问题 |
| 第二章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之理论辨析 |
| 第一节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 |
| 一、秩序法益与实质法益的争论 |
| 二、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交锋 |
| 第二节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规范解释立场 |
|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 |
| 二、形式解释为前提的立场选择 |
| 第三节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相对独立性判断 |
| 一、解释相对独立性之依据 |
| 二、相对独立性解释之坚持 |
| 第三章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认定的具体适用之展开 |
| 第一节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内涵界定 |
| 一、“动物”的界定 |
| 二、“野生动物”的界定 |
| 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界定 |
| 第二节 两类典型案件的具体应用 |
| 一、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类案件 |
| 二、野生动物死体类案件 |
| 第三节 对象认定之完善路径 |
| 一、完善名录与相关解释 |
| 二、协调行刑之间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基于六西格玛管理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六西格玛管理和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概述 |
| 第一节 六西格玛管理概述 |
| 一、六西格玛管理的内涵 |
| 二、六西格玛管理的基本原则 |
| 三、六西格玛管理的实施流程 |
| 四、六西格玛管理的主要优点 |
| 五、六西格玛管理的应用 |
| 第二节 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概述 |
| 一、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内涵 |
| 二、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内容 |
| 三、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形式 |
| 四、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现状 |
| 五、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引入六西格玛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第一节 必要性分析 |
| 一、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
| 二、提高服务质量的需要 |
| 三、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 |
| 第二节 可行性分析 |
| 一、适用对象合适 |
| 二、追求目标一致 |
| 三、管理方法适合 |
| 四、管理经费合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六西格玛管理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流程及注意事项 |
| 第一节 实施流程 |
| 一、界定个性化服务需求 |
| 二、测量个性化服务问题 |
| 三、分析个性化服务情况 |
| 四、实施改进措施 |
| 五、进行效果控制 |
| 第二节 注意事项 |
| 一、界定读者需求 |
| 二、设定阶段性目标 |
| 三、量化成果 |
| 四、注重分享与实现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六西格玛管理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团队组建及其任务 |
| 第一节 团队组建 |
| 一、选拔六西格玛管理人员 |
| 二、建立六西格玛执行小组 |
| 三、进行六西格玛人员培训 |
| 第二节 任务 |
| 一、树立六西格玛管理思想 |
| 二、提高六西格玛管理人员的领导力 |
| 三、建立完善的六西格玛管理体系 |
| 四、建立长远的发展规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外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 (二) 我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 (三) 研究文献评述及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
| 三、核心概念 |
| (一) 高校智库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 |
| 四、理论分析工具 |
| (一) 治理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 (二) 第四代评估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创新 |
| (三)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一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及理论分析框架 |
| 一、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与制度环境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制度环境 |
| 二、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 |
| (一) 制度环境的诱导 |
| (二) 治理主体协作的动力和基础 |
| (三) 治理主体的多元诉求和资源互赖 |
| (四)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存在 |
| 三、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与解析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解析 |
| 第二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审视 |
| 一、调研方案设计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问卷设计 |
| (二) 抽样方案与样本规模的估计 |
| (三) 问卷的发放与数据收集 |
| 二、数据分析 |
| (一)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
| (二)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三) 要素维度的相关关系 |
| 三、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表征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主体单一,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共识性 |
| (二) 对高校智库分类评价不完善,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程度 |
| (三) 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降低评价过程的公信力 |
| (四) 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降低评价功能的有效性 |
| 四、制约高校智库评价完善的内在机理 |
| (一) 多元评价主体协同与合作的缺失 |
| (二) 评价偏好不一致,价值冲突与价值均衡共存 |
| (三) 制度规范的缺失,弱化智库评价的共识性 |
| (四) 信息不对称,降低评价结果的科学及共享 |
| 第三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一、响应式聚焦,树立高校智库评价导向 |
| (一) 关注多元评价主体价值诉求 |
| (二) 完善评价工具理性 |
| (三) 遵循指标体系多维性及动态发展的规律 |
| 二、确定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
| (一) 系统原则 |
| (二) 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及特殊指标互为补充的原则 |
| (三) 简明性原则 |
| (四) 可操作性原则 |
| (五)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
| 三、指标体系初始集设置的阐释和说明 |
| (一) 指标体系建立的程序 |
| (二) 定量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 (三) 定性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 四、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 |
| (一) 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 |
| (二) 相关描述性统计 |
| 五、指标体系的实证检验 |
| (一) 因子分析 |
| (二) 定量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 |
| (三) 定量指标体系的修正 |
| (四) 定量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
| (五) 定性指标体系的筛选 |
| 六、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 (一) 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 第四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实证评估 |
| 一、评估标准的制定 |
| (一) 评估表的制定 |
| (二) 评估标准及评估细则 |
| 二、基于18所高校智库的数据采集 |
| (一) 样本容量 |
| (二) 样本选取 |
|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三、评估结果的比较及分析 |
| (一) 总分及一级指标得分分析 |
| (二) 二级指标得分分析 |
| (三) 三级指标得分分析 |
| 四、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及提升的策略路径 |
| (一) 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 |
| (二) 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 |
| 结束语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的论文情况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萌芽 |
| 一、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二、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
| 第一节 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 |
| 一、国土空间布局表现出较为合理的趋向 |
| 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趋势得以扭转 |
| 第二节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 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显现 |
| 二、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
| 第三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
| 一、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实现程度大幅提高 |
| 二、生态补偿取得明显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 |
| 第一节 高屋建瓴制定发展战略 |
| 一、美丽中国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第二节 推动政策制定和法制化进程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密集出台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加速推进 |
| 第三节 推动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 |
| 一、自上而下层层推动 |
| 二、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 |
| 三、以生态环保责任制强化落实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二:促进城乡利益协调 |
| 第一节 城乡利益协调的理论阐释 |
| 一、城乡利益分配不均的困境 |
| 二、以城市利益让渡调整利益格局 |
| 三、城乡互利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统筹城乡空间规划 |
| 一、坚持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导向 |
| 二、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
| 三、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 |
| 四、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 |
| 第三节 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 |
| 一、推动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二、推动森林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第四节 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 |
| 一、以城带乡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
| 二、补齐农村环境短板锚固城市生态本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 |
| 一、城乡空间规划仍不平衡不协调 |
| 二、城乡生活垃圾治理能力不平衡 |
| 三、生态农业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 |
| 第二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 |
|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二、要素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三、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不健全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有待完善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 三、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不彰显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 |
|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领城乡空间发展 |
| 二、坚持“生态价值论”和“两山论”理念引领生态补偿 |
| 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引领生态保护修复 |
| 第二节 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 |
| 一、平衡协调城乡空间规划 |
| 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
| 三、挖掘生态农业发展潜力 |
| 第三节 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 |
| 一、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 |
| 二、以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城乡统筹推进机制 |
| 三、健全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
| 一、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 |
| 二、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 |
| 三、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化：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6 主要创新和不足 |
| 2 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沿革、贡献与困境 |
| 2.1 生态补偿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补偿的认知脉络 |
| 2.1.2 生态补偿的不同界说 |
| 2.1.3 生态补偿之应然法学内涵 |
| 2.2 我国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2.2.1 形成:依附于环境管制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
| 2.2.2 发展:受益者补偿原则指导下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
| 2.3 我国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历史贡献 |
| 2.4 我国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现实困境 |
| 2.4.1 单一的资金来源阻碍了生态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 |
| 2.4.2 部门色彩浓厚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影响了制度实施效果 |
| 2.4.3 行政色彩浓厚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模式导致激励不足 |
| 2.4.4 不合理的生态补偿财政制度影响生态补偿制度的稳定性 |
| 2.4.5 基础性法律制度的缺失影响了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
| 3 突破困境的观念变革:多元化生态补偿之提出及其法律制度构建之理论探索 |
| 3.1 多元化生态补偿及其法律制度的提出:从政策到法律制度的演进 |
| 3.1.1 多元化生态补偿之含义 |
| 3.1.2 多元化生态补偿之正式提出 |
| 3.1.3 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构建 |
| 3.2 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之经济学分析 |
| 3.2.1 公共物品理论要求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引导引用 |
| 3.2.2 生态资本论要求发挥市场在生态补偿中的关键作用 |
| 3.2.3 区域外部性理论要求在生态补偿中统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
| 3.3 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之社会学分析 |
| 3.3.1 社会共治理论要求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力量参与生态补偿实践 |
| 3.3.2 环境正义理论要求通过多元化生态补偿凸显公平与正义 |
| 3.4 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之法理学分析 |
| 3.4.1 多元化生态补偿依赖于法治推进 |
| 3.4.2 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之内在要求 |
| 3.4.3 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兼顾公平与效率之举措 |
| 3.4.4 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协调权利与平衡利益之重要路径 |
| 4 突破困境的实践探索:地方政府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尝试 |
| 4.1 地方政府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 |
| 4.1.1 市场因素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发挥决定性作用 |
| 4.1.2 雄厚的民间资本奠定了制度探索的经济基础 |
| 4.1.3 社会公众积极的参与意愿提供了社会条件 |
| 4.1.4 中央层面的积极推动提供了政策支撑 |
| 4.2 基于区域生态合作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
| 4.2.1 基于流域治理的京津冀横向转移支付 |
| 4.2.2 基于森林生态补偿的京津冀横向转移支付 |
| 4.2.3 基于大气领域的京津冀横向转移支付 |
| 4.3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探索 |
| 4.3.1 上海市排污权交易制度探索 |
| 4.3.2 江苏省排污权交易制度探索 |
| 4.4 基于水权交易的生态补偿实践探索 |
| 4.4.1 东江流域水权交易制度探索 |
| 4.4.2 甘肃省张掖市水票制度探索 |
| 4.5 既有探索取得的突破及其进步空间 |
| 4.5.1 既有探索取得的突破 |
| 4.5.2 既有探索的进步空间 |
| 5 突破困境之域外借鉴:美、欧盟、日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 5.1 美国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考察 |
| 5.1.1 政府推动下的农业领域生态补偿制度 |
| 5.1.2 湿地银行参与下的湿地生态补偿制度 |
| 5.1.3 废弃矿恢复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制度 |
| 5.2 欧盟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考察 |
| 5.2.1 公众参与的欧盟森林生态补偿制度 |
| 5.2.2 政府推动下的欧盟农业生态补偿制度 |
| 5.2.3 市场化的欧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
| 5.3 日本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考察 |
| 5.3.1 中央政府统筹下的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
| 5.3.2 府际合作的生态补偿 |
| 5.3.3 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下的生态补偿 |
| 5.4 美、欧盟、日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5.4.1 政府在生态补偿中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 5.4.2 市场因素成为发达国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 |
| 5.4.3 区域合作是生态补偿制度中广泛采用的机制 |
| 5.4.4 公众参与是当下生态补偿制度中的一大特点 |
| 6 突破困境的制度化路径:我国多元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之思路与对策 |
| 6.1 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中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厘定 |
| 6.1.1 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中政府-市场-社会之角色定位 |
| 6.1.2 多元化生态补偿中应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
| 6.1.3 多元化生态补偿中应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
| 6.2 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模式选择 |
| 6.2.1 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思路之确立 |
| 6.2.2 多元化生态补偿立法模式选择 |
| 6.3 构建政府“横向-纵向”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 |
| 6.3.1 “横向—纵向”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之构建原则 |
| 6.3.2 “横向—纵向”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之具体构建 |
| 6.3.3 “横向—纵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之界定 |
| 6.3.4 “横向—纵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之运转与监管 |
| 6.4 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 |
| 6.4.1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
| 6.4.2 构建生态服务交易市场 |
| 6.4.3 扩大生态服务交易市场主体范围 |
| 6.4.4 生态服务交易方式之选择 |
| 6.4.5 拓宽市场化生态补偿融资渠道 |
| 6.5 构建社会公众参与下的生态补偿监督机制 |
| 6.5.1 建立公众参与的听证机制 |
| 6.5.2 建立公众参与的监督问责机制 |
| 6.5.3 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题目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C.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奖 |
| D.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研究 ——系统理论视角下规范违反说之提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五、本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问题面向 |
| 第一节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学说争议 |
| 一、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学说 |
| 二、环境刑法保护客体学说的评析 |
| 第二节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应用中的问题 |
| 一、因客体的模糊产生的司法问题 |
| 二、因客体的模糊产生的立法扩张问题 |
| 第二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问题之源 |
| 第一节 环境刑法中法益概念的局限 |
| 一、法益概念及其批判性功能的局限 |
| 二、功能分化的社会对法益理论的挑战 |
| 第二节 刑法自身现代化的问题对环境刑法的影响 |
| 一、域外针对刑法现代化研究的情状 |
| 二、国内关于刑法现代化的困惑 |
| 三、刑法现代化中的象征性对环境刑法的影响 |
| 第三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重塑:系统理论的引入 |
| 第一节 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
| 一、系统理论简略图景 |
| 二、系统理论的范式转化 |
| 三、系统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节 系统理论角度的刑法研究 |
| 一、系统理论融入刑法研究 |
| 二、系统理论融入刑法研究的成果:以Jakobs的研究为例 |
| 三、系统理论与刑法研究汇流的评析 |
| 第三节 系统理论角度的环境规制 |
| 一、环境规制的一般模式 |
| 二、环境风险的系统理论解释 |
| 三、环境规制的系统理论讨论 |
| 第四节 系统理论角度的环境刑法保护客体 |
| 一、系统理论角度的刑法保护客体:规范 |
| 二、系统理论角度环境刑法规范的诠释 |
| 三、系统理论角度环境刑法规范的象征性功能 |
| 四、系统理论角度环境刑法规范的现代化问题 |
| 第四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性质:自创生 |
| 第一节 环境刑法规范的自创生:保护客体的自我生成 |
| 一、自创生法律系统 |
| 二、环境刑法规范的生产:规范生产规范 |
| 第二节 环境刑法规范的封闭:保护客体的自我限制 |
| 一、法律系统运作封闭的实现 |
| 二、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自我限制 |
| 第三节 环境刑法规范认知的开放:保护客体的合理扩张 |
| 一、规范的封闭与认知的开放 |
| 二、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合理扩张 |
| 第五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外部关联:结构耦合 |
| 第一节 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实现 |
| 一、刑法系统结构耦合所针对的问题:相互交换 |
| 二、环境刑法的结构耦合 |
| 第二节 环境刑法结构耦合的媒介 |
| 一、刑法理论中结构耦合的媒介与评析 |
| 二、环境刑法结构耦合的媒介:规范 |
| 第三节 规范确证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应用 |
| 一、规范确证的论证思维 |
| 二、规范确证的有效性统一目的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策略研究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滨水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线性文化遗产的历史机遇 |
| 1.1.2 大运河沿线地区建设:后申遗时代的重要内容 |
| 1.1.3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新时代建设的示范样板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线性文化遗产 |
| 1.2.2 历史城市滨水区 |
| 1.2.3 城市设计 |
| 1.3 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有关“线性文化遗产”的国内外研究 |
| 1.3.2 有关“滨水区城市设计”的国内外研究 |
| 1.3.3 对本文的启示 |
| 1.4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基础研究 |
| 2.1 历史城市滨水区的类型划分 |
| 2.2 历史城市滨水区的特征归纳 |
| 2.2.1 文化层叠性:不同于其他滨水地区 |
| 2.2.2 生态敏感性:不同于其他历史地段 |
| 2.2.3 功能延展性:渗透自身的优势资源 |
| 2.2.4 景观特殊性:独具自身的风貌特色 |
| 2.3 历史城市滨水区的建设问题 |
| 2.3.1 “藏”:遗产周边环境割裂 |
| 2.3.2 “占”:生态网络缺乏连续 |
| 2.3.3 “单”:空间活力片区失衡 |
| 2.3.4 “平”:景观风貌特色缺失 |
| 2.3.5 “急”:开发实施欠缺统筹 |
| 2.4 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的目标 |
| 2.5 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的系统与要素 |
| 2.5.1 文化空间系统 |
| 2.5.2 生态空间系统 |
| 2.5.3 功能空间系统 |
| 2.5.4 景观空间系统 |
| 2.5.5 开发实施系统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线性文化遗产实践案例及启示 |
| 3.1 线性文化遗产的实践案例 |
| 3.1.1 区域尺度:伊利运河 |
| 3.1.2 城市尺度:亚特兰大环带 |
| 3.1.3 片区尺度:小樽运河 |
| 3.2 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文化遗产发展趋势 |
| 3.2.1 空间维度:从个体到整体 |
| 3.2.2 时间维度:从静态到动态 |
| 3.2.3 过程维度:从修缮到治理 |
| 3.2.4 结果维度:从保护到发展 |
| 3.3 线性文化遗产的当代指导 |
| 3.3.1 整体认知:文化遗产优先 |
| 3.3.2 广泛联系:环境和谐发展 |
| 3.3.3 动态演进:倡导公众参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策略 |
| 4.1 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城市设计策略构建的基本思路 |
| 4.1.1 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的再认知 |
| 4.1.2 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城市设计原则 |
| 4.2 文化空间系统设计策略 |
| 4.2.1 文化意象完整认知 |
| 4.2.2 文化格局整体塑造 |
| 4.2.3 文化场所叙事表达 |
| 4.3 生态空间系统设计策略 |
| 4.3.1 生态优化城市结构 |
| 4.3.2 生境与物种的培育 |
| 4.4 功能空间系统设计策略 |
| 4.4.1 功能适配文化定位 |
| 4.4.2 滨水土地功能混合 |
| 4.4.3 分时引导人群活动 |
| 4.5 景观空间系统设计策略 |
| 4.5.1 强化滨水观景感知 |
| 4.5.2 完善景观解说体系 |
| 4.6 开发实施系统设计策略 |
| 4.6.1 滨水开发弹性预留 |
| 4.6.2 拓宽公众参与途径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滨水区城市设计研究 |
| 5.1 实证背景概述 |
| 5.1.1 背景及范围 |
| 5.1.2 相关规划解读 |
| 5.2 前期研究总结 |
| 5.2.1 河道建制与历史沿革 |
| 5.2.2 田野调研与分析 |
| 5.2.3 现状问题与反思 |
| 5.3 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大运河滨水区城市设计策略研究 |
| 5.3.1 城市设计理念 |
| 5.3.2 总体设计结构 |
| 5.3.3 分区设计意向 |
| 5.3.4 节点设计展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全文工作与总结 |
| 6.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10）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的现状与评述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涉水权利范畴的界定 |
| 一、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缘起 |
| 二、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阐释 |
| 三、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类型 |
| 四、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意义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廓清 |
| 一、“冲突”与权利冲突 |
| 二、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阐释 |
| 三、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类型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理论溯源与规制诉求 |
| 一、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原因分析 |
| 二、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理论根源:还原主义方法论 |
| 三、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诉求 |
| 第二章 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方法论转换:从还原主义方法论到整体主义方法论 |
| 一、还原主义方法论的阐释与评析 |
| 二、还原主义方法论局限性之克服:整体主义方法论 |
| 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 |
| 第二节 价值论调整:从旧价值排序到新价值排序 |
| 一、价值排序的理论阐释 |
| 二、价值排序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契合性 |
| 三、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新价值排序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实现 |
| 一、长江流域涉水权利构造的价值拓展 |
| 二、长江流域涉水权利配置的模式选择 |
| 三、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关系的属性界定 |
| 第三章 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的规制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的分析 |
| 一、基于功能与价值视角的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的类型化分析 |
| 二、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的流域典型性分析 |
| 三、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产生的机理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的破解路径 |
| 一、冲突化解理念:生存安全价值优位 |
| 二、核心制度需求: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 |
| 三、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的设计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的实证分析 |
| 一、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的现状 |
| 二、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三、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的完善 |
| 第四章 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的规制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的分析 |
| 一、基于功能与价值视角的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的类型化分析# |
| 二、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的流域典型性分析 |
| 三、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产生的机理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的破解路径 |
| 一、冲突化解理念:统筹协调 |
| 二、核心制度需求: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 |
| 三、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的设计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的实证分析 |
| 一、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的现状 |
| 二、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三、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的完善 |
| 第五章 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的规制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的分析 |
| 一、基于功能与价值视角的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的类型化分析 |
| 二、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的流域典型性分析 |
| 三、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产生的机理 |
| 第二节 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的破解路径 |
| 一、冲突化解理念:生态优先 |
| 二、核心制度需求: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
| 三、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设计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证分析 |
| 一、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现状 |
| 二、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三、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 |
| 结论:新时代长江流域法治的突破与转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林业快速评估初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D]. 毛承治.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4)
- [3]刑法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研究[D]. 王誉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基于六西格玛管理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D]. 郑卉奇.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D]. 郭瑞.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D]. 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7]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化：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变革[D]. 王德凡. 重庆大学, 2019(05)
- [8]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研究 ——系统理论视角下规范违反说之提倡[D]. 吴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历史城市滨水区城市设计策略研究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滨水区为例[D]. 廖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10]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D]. 刘子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