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与计划生育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李元洪[2]（2018）在《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残缺不全的自身职能、刚性约束的科层体制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其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表现形式怎样?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站在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以中部地区的沙镇权力运作作为观察支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内视”（即对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结构进行考察）“外观”（即对乡镇党委政府与其上下左右互动主体的观察）,对当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与同级组织、上下机构以及镇域企业、社会精英之间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现乡镇权力运作过程,并探讨其内在的乡镇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自身职能的软弱性、科层体制的强制性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而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应对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权力运作呈现出适应性治理逻辑。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角度看,适应性治理是指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运作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具有灵活性、集成性、阶段性、目的性和妥协性等五个特点。灵活性是指适应性治理在制度安排上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具备伸缩性和灵活变化的特征。集成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及时反映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阶段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是中国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一个阶段,具体时间是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取消之后到205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前这一时间段。目的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提供一系列治理逻辑和治理策略供我们选择,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系统,不计较成本、不带功利目的地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妥协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达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调适,向内使劲,以减缓外部压力,适应环境需求。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包括与县委县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通逻辑、与县财政局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依附逻辑、与“七站八所”代表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半依赖逻辑、与镇域乡镇企业互动中表现出来的服务交换逻辑、与村两委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管理逻辑、与镇域社会精英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情逻辑,以及其他学者笔下的“变通、摆平、人情、关系、面子、媒、擂、示弱、怀柔”等等,适应性治理逻辑既是乡镇权力运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现有条件下乡镇权力运作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乡镇权力运作从代理性治理逻辑、行政性治理逻辑发展到协商性治理逻辑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适应性治理逻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下乡镇权力运作规律,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徐加玉[3]（2018）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文中认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农村基层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命题。蕉镇的个案经验显示,“强县弱乡”式乡镇体制改革导致乡镇政府权责失衡和治理能力弱化,乡镇政府受“路径依赖”效应影响,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以往行政主导的一元化权威治理体制,仍以“管控”、“命令”为主。以村干部职业化和村级权力运行规范化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级权力,但改革未能赋予村级组织以新的资源或权限,村级治理能力依然孱弱,村干部职业化也导致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村级治理因而难以做出任何积极作为,沦为“维持型”村治。村干部对乡镇政府的疏离使得现有“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疏离、碎裂,当乡镇政府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时,治理失效问题就会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村级改革也加剧了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和附属化,村民自治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总体来看,乡镇体制改革在机构与人员精简、公开透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治理权威上并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乡镇治理能力甚至有所下降。村级规范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精细的制度设计会导致行政成本的上升以及运转困难;村干部职业化使得乡镇行政更加便利,但降低了村干部的积极性,使得现有治理体系趋于疏离和碎裂。因此,税费改革后所推进的乡镇体制改革和村级管理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层治理,但并未带来农村基层治理的根本性提升。从国家建设理论视角看,改革对基层政府的角色认知错位,因而未能构建一个权责匹配、规范而有效的现代政府;民主化建设的滞后,使得基层治理领域依然沿袭了“强国家、弱社会”关系形态,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具有强烈的控制乡村自治组织的倾向,村级改革赋予了乡镇控制村级组织的制度化路径,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受到相当打击;从治理理论视角看,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制在许多方面效益并不高,且越来越难以与经济分化、理性和法律意识逐步提升的乡村社会相适应,治理模式亟待变革。结合国家建设理论和治理现代化理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化和能力建设,包括基层政府权威、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提升以及村级公共权威的规范化和能力建设;二是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化建设,包括构建相对平衡的“乡一村”关系和更加多元化、平等化的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意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过于关注和强调正式机构、正式制度等“形式”方面内容的建设,忽视或轻视村民自治、社会自主、民主参与等“实质”方面内容的建设,造成“单条腿”走路问题;二是村级管理体制这一“上层建筑”与地方社会经济条件这一“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会造成绩效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这都是需要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极力避免的。最后,对于与蕉镇类似的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来说,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正式制度和村干部完全职业化的举措相对激进,增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建基层政府权威、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适度推进村级治理规范化、着力推动治理过程民主化和治理体系多元化相对更加可行。
李庆召[4]（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认为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张良[5]（2017）在《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
王中原[6]（2012）在《“管控”与“激活” ——后税费时代中国大陆乡镇政权的生存逻辑和运作机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和基层社会“善治”的重大战略性举措,税费改革不仅带来了农民负担的减轻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重塑着“国家与农民关系”和地方政治生态。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将面临怎样的制度环境和权力结构?在“稳定”和“发展”的行政意识形态下乡镇政权依托怎样的机制对干部和基层社会施行“管控”,同时又如何重新“激活”干部和基层社会以求得发展?以往对乡镇政权的学理分析主要围绕三个基本路径展开,即“统合主义”（corporatism）、“庇护主义”（clientelism）以及“政权角色和行为理论”,这些研究都较为精准地抓住了中国大陆乡镇政权在某个历史时段的独特面貌,归纳出乡镇在不同情境下作为“发展型政权”、“共谋型政权”、“嵌入式政权”、“汲取型政权”、“悬浮依附型政权”的各类属性特征,然而对变迁中乡镇政权单个面向的过度关注未能呈现乡镇政权在多元复杂结构中的复合逻辑和关联机制,同时遮蔽了长久以来乡镇政权属性中“不变”乃至“强化”的面向。本文在田野调查和案例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跳脱“结构-制度”分析与“事件-过程”分析的范式争论,从“逻辑与机制”的路径入手,依托“压力的超稳定结构”、“制造竞争”、“简约治理”等“中层概念”来“图解”中国大陆地方政治生态。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乡镇政权的各类属性和功能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共生联动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激励体系下有着不同的组合形态和互动结构,税费改革造就的新的激励体系虽然有利于节制乡镇政权的“汲取”和“共谋”,但并没有改变乡镇政权“嵌入”和“发展”的生存逻辑。“管控”与“激活”始终是乡镇政权主导性的行政意识形态,并且在后税费时代凭借“目标责任制”、“领导小组”、“挂帮包保”、“一票否决”、“政党嵌入”和“财权上抽”等所构筑的“压力的超稳定结构”,凭借“组合工资”、“物质化荣誉”、“生产典型”等“制造竞争”的策略手段,以及凭借“一事一议”、“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选择性简约治理机制,得以践行和强化。在“管控”与“激活”的逻辑指引下,乡镇政权并不是按照科层化的官僚体制在运行,也并非纯粹依赖庇护关系网络在运转,而是依托一套实践性的“压力-竞争-简约”体制在运作。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引导下的地方社会发展主要依靠三股力量在驱动,即责任下压和权财上收形成的“压力驱动”,绩效攀比和项目争夺引发的“竞争驱动”,以及后撤放权和调动地方性资源激发的“治理驱动”。
姚敬[7]（2009）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乡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 ——以税费改革后S乡计划生育的政策执行情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计划生育是20世纪中国进行的最伟大的社会改革试验之一,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会实行不同的乡村计划生育管理措施。相应的,农民的生育行为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的生育行为由于受到乡村社会基础的影响而表现出很强的保守性。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以地处西部地区的S乡为例,基于实地的访谈资料和地方资料,从微观角度详细描述了S乡政府在税费改革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探究了乡政府与农民经过怎样的互动博弈,从而使得该乡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成为可能的。本研究认为,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变得越来越“空壳化”,致使乡镇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赢利化色彩日益变浓,控制人口和计生服务的意义与功能却没有得以较好地实现和加强。而农民面对乡镇政府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方设法地“逃避”。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时而对立、时而合作。在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纷乱无序的互动中,二者在不断的相互博弈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利益平衡,从而使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得以可能。
汪蕴慧[8]（2007）在《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职能定位及绩效考评研究》文中认为2006年1月1日,施行近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农业税这一实施了上千年的古老税种成为历史,我国迎来了农业免税的“后税费时代”。2006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当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我国农村发展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农村党政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作为整个国家政权的末梢,国家各种政策的实际推行者,国家与广大农民的维系纽带,在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形势,一方面工作内容的减少和财政收入减少使其工作动力大为降低;但是另一方面农村党政人才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可以更多的考虑本村的发展,更好的为村民服务,而国家也适时的给予了农村大量的财政和政策支持。此种形势下,分析农村党政人才的职能特点,界定其在新时期的职能重点,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农村党政人才绩效考评体系,对于促进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方法,学术界对农村党政人才的研究动态综述以及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为农村党政人才的内涵和现状。主要界定了农村党政人才的内涵,结合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村党政人才的工作现状。第三章为农村党政人才职能的演变。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党政人才职能演变的三个阶段,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第四章为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的职能定位。根据对海阳市凤城镇和胶南市海青镇的实际调查,分析了当前农村党政人才的职能特点,界定了其在新时期的职能重点并划分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职能范围。第五章为农村党政人才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主要是在借鉴当今人员绩效考评模型和方法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农村党政人才绩效考评体系。
任宝玉[9]（2007）在《“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对我国乡镇财政设立以来刘乡的调查与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合法性这一分析性概念，并具体运用财政合法性概念，对我国中部农业地区刘乡的财政治理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个案考察。本文以农村基层政府财政作为研究农村政治的切入点，以财政合法性概念为基本叙述逻辑，紧紧围绕财政与政治、财政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具体描述了刘乡财政设立以来20多年的演变历史，探讨了刘乡财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合法性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的主要因素，指出了财政合法性与财政治理体制、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本文最后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即导言、正文、结论与讨论。其中正文部分共分六章。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项研究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选题的客观依据以及选题的意义、对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本研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和具体研究方法、本项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等。其中，财政合法性是本文尝试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一个特色所在。第一章主要是介绍个案乡的基本情况及其所属的类型特点，以便于人们正确认识本个案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个案选择的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农业乡，在税费改革之前，农业和农民是该乡的财政基础和支柱。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主要是采取历时的叙述方式，根据刘乡财政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为一章。第二章主要是在对我国集中型财政的演变以及农村经济制度的演变作简单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财政从集中型财政到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变革以及乡镇财政的设立。其中重点考察了个案乡早期财政（1984-1988）的特点。个案乡财政设立初期由于受传统的集中型财政制度的影响，表现出了“统收统支”的特点，但很快就被“分灶吃饭”体制所取代，乡镇财政初显独立性。第三章主要考察个案乡1989年至1994年间的财政体制、财政状况及其特点。1989年，刘乡乡镇金库的建立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得以确立，乡镇财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增强；而另一方面，在“压力型”的政府体制下，县财政通过制定与调整对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变相挤压乡镇财政，此外还直接抽取乡镇财力，使乡镇财政的负担加重。县财政的持续挤压以及乡镇财政自身增加可控财力的冲动，使乡镇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汲取的力度，集体提留资金和预算外收入快速增长。在传统的财政治理方式下，乡镇财政汲取的快速增加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受农村改革所产生的绩效合法性的影响，这一时期，财政合法性问题尚未凸现。第四章主要考察个案乡1995年至1998年间的财政体制、财政治理状况及其特点。这一时期，个案乡的财政汲取数额继续高速增长，并在1998年前后达到最高点。这一时期个案乡财政膨胀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财政监督的严重缺失以及财政扩张的内在冲动。财政监督的缺失还导致了财政使用效率不高，甚至诱发了财政腐败。由于乡镇财政治理体制尚未转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乡镇政府只有不断强化传统的财政汲取方式，甚至不惜背离国家的有关政策。这一时期，由财政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五章主要考察个案乡1999年至2001年间的财政治理状况及其特点。这一时期，由于农村财政的过快增长受到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基层政府的政治承受能力的双重限制，国家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因而，这一时期刘乡财政汲取数额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但由于不断强化传统的财政征收措施以及扩张预算外财政的冲动，刘乡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并未得到好转。同时，由于财政支出管理存在严重缺陷，财政收入难以增加，而增支因素又不断增加等原因，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并导致财政合法性危机有所扩散。第六章主要是考察2002年至2005年间个案乡的农村税费改革。这次农村税费改革从费改税到降低农业税税率，再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中间只经历了短短的3年时间，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乡镇财政以及农村基层政府的合法性随之改善。但税费改革也造成了乡镇财政减收，乡镇政府的财政功能受到一定的消极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开始使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农村财政从传统财政向现代财政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不仅收入领域的改革不彻底，而且支出领域的改革基本上未触及，县乡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未理顺，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文章的结论部分概括了本项研究的主要认识成果。基于对个案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乡镇财政一旦设立，它就会获得相应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会彰显其扩张的本性；在我国传统的财政治理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扩张也即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增长，这个过程通常会伴随着财政合法性的下降；在乡镇财政发展演变过程中，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是造成乡镇财政扩张的重要因素；和农民负担、县乡财政关系等相比，乡镇财政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是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状况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本世纪初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对改善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改革似乎尚未完全跳出传统的减负思路，并没有对财政治理体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造，因此并没有彻底解决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问题。文章最后对如何根本确立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我国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的治本之策。为此，首先应当理顺农村基层政府财政与国家财政以及与上级政府财政的关系，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从制度上保障基层政府财政的公共性，使其真正成为民有财政、民治财政和民享财政；确立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的具体路径应是从建立和是完善农村基层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开始。
史金善[10]（2006）在《税费改革对广东农村基层组织影响的调查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根据税费改革对广东农村基层政府影响的调查分析,得出三点基本结论一是税费改革对广东农村基层政府的影响总体上不是很大,从区域看,不发达地区受影响要大于发达地区;二是农村基层水利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主要原因是税费改革方案中设计的“一事一议”政策难以执行;三是广东的公共财政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二、农村税费改革与计划生育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与计划生育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乡镇权力的研究 |
| 1.2.2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的研究 |
| 1.2.3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背景的研究 |
| 1.2.4 关于乡镇政府行为逻辑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涉及理论与核心概念 |
| 1.4.1 理性选择理论 |
| 1.4.2 核心概念 |
| 1.5 个案选取及研究方法 |
| 2 历史与现状:乡镇权力的历史变迁 |
| 2.1 中国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1 乡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2 镇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2 沙镇“镇治”的历史沿革 |
| 2.3 沙镇的权力与科层体制 |
| 3 乡镇权力运作之一:与县域主体的互动 |
| 3.1 与县委、县政府的互动 |
| 3.2 与县财政局的互动 |
| 4 乡镇权力运作之二:与镇域主体的互动 |
| 4.1 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互动 |
| 4.2 与镇域乡镇企业的互动 |
| 5 乡镇权力运作之三:与村域主体的互动 |
| 5.1 与村两委的互动 |
| 5.2 与村域社会精英的互动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适应性治理 |
| 6.2 对话与讨论 |
| 6.3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件二 主要访谈对象一览表 |
（3）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回顾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基层治理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
| 2.1 区域自然与地理 |
| 2.2 历史与区划 |
| 2.3 民族与文化 |
| 2.4 村落社会结构 |
| 2.5 小农为主的农业型经济 |
| 2.6 “极贫”乡镇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税费改革前的农村基层治理 |
| 3.1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之“殇” |
| 3.2 干群冲突与形象危机 |
| 3.3 乡村利益共同体与不规则村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镇机构改革与村级管理体制改革 |
| 4.1 乡镇机构改革 |
| 4.2 村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五章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以脱贫攻坚为例 |
| 5.1 发不动的群众:乡镇公信力问题 |
| 5.2 公共品供给:钉子户、供需错位与后期管理不足 |
| 5.3 乡镇的“自我中心主义” |
| 5.4 消极的村干部 |
| 5.5 脱贫攻坚中的乡镇行政问题 |
| 5.6 乡镇的应对及其局限 |
| 5.7 后税费时代的治理进展与问题 |
| 第六章 基层治理体制变革的局限及其后果 |
| 6.1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
| 6.2 基层治理体系疏离化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建设、治道变革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
| 7.1 政府能力不足与传统治理的失效 |
| 7.2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 |
| 7.3 治理理论与治道变革 |
| 7.4 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地方性实践及其经验教训 |
| 7.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社会经济基础 |
| 第八章 重塑农村基层治理 |
| 8.1 基层政府能力与权威的重建 |
| 8.2 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建设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5）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税费改革以降的乡村治理经济基础困境 |
| 2. 城乡非均衡到城乡统筹的发展契机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概念界定 |
| 1. 经济资源 |
| 2. 农村新型社区 |
| 3.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
| (四)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 |
| 2. 国内研究 |
| 3. 文献评述 |
| (五)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 |
| 2. 实地观察 |
| 3. 深度访谈 |
| (六) 两农村新型社区概况及选择依据 |
| 1. M社区概况及选址 |
| 2. Z社区概况及选址 |
| (七) 研究意义 |
| (八) 创新点与不足 |
| 1. 创新点 |
| 2. 不足 |
| 二、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镇政府的“激进”与“守旧” |
| 1. M社区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激流勇进” |
| 2. Z社区所在L镇的“裹足不前” |
| (二) 社区组织的“奥迪”与“奥拓” |
| 1. M社区: “奥迪”——“比肩接踵” |
| 2. Z社区: “奥拓”——“门可罗雀” |
| (三) 社区群众参与“锣鼓喧天”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1. M社区群众民主参与“锣鼓喧天” |
| 2. Z社区群众参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四) 物业服务的“兴盛”与“撂荒” |
| 1. M社区物业服务“兴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
| 2. Z社区物业“撂荒”——沦为亲族利益输送“管道” |
| (五) 小结: 经济资源提升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 1. 纵向关联——乡镇政府实力对经济资源嵌入影响显着 |
| 2. 横向关联——增强基层自治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群众参与度 |
| 三、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政村治“新”机制 |
| 1. “权力带来繁荣”后的异化走向“国家型经纪” |
| 2. “保姆型”政权看守“留守型”社区 |
| (二) “金线的突然折断”与“粮食的瞬间蒸发” |
| (三) 选举机制的“和平过渡”与“秩序震荡” |
| 1. M社区选举“和平过渡” |
| 2. Z社区选举“秩序震荡” |
| (四) 纠纷调解机制:复合程度的高低 |
| 1. M社区复合程度低 |
| 2. Z社区的复合程度高 |
| (五) 经济资源与权力、社会、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 |
| 1. 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本互动机制比较 |
| 2. 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3. 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六) 小结: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1. 经济资源变量引发“乡政村治”机制变迁风险——“权力断送繁荣”风险、“悬空”风险的两个表征 |
| 2. 经济理念嵌入带来小农投机与反向保护机制缺失的叠加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选举机制运行的稳定性 |
| 4. 经济资源的多寡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 |
| 5. 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 |
| 6. 经济资源刺激下社会资本活力迸发 |
| 7. 经济资源“培育”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反哺”社区 |
| 四、经济资源嵌入对于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 |
| (一) 效率 |
| 1. M社区“窗口”的高效与Z社区“蜗居”的杂乱比较 |
| 2. M社区“双向转诊”制度的应用与Z社区地下室的门诊比较 |
| (二) 公平性 |
| 1. 帕累托标准衡量比较 |
| 2.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衡量比较 |
| 3. 再分配标准衡量比较 |
| (三) 回应性 |
| 1. M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2. Z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四) 小结: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五、结论与政策探讨 |
| (一) 结论 |
| 1. 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 |
| 2. 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二) 政策探讨 |
| 1. 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 |
| 2. 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 |
| 3. 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 |
| 4. 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 |
| 5. 经济资源强化居民对正式结构认同,化解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管控”与“激活” ——后税费时代中国大陆乡镇政权的生存逻辑和运作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评述 |
| (一) 经济维度：统合主义 |
| (二) 社会维度：庇护主义 |
| (三) 政治维度：政权角色和行为理论 |
| 第三节 本文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全文结构安排 第二章 管控基层：“压力”的超稳定结构 |
| 第一节 公务嵌入：责任的“漏斗” |
| (一) “千条线下的一根针”：目标责任制 |
| (二) “政治承包”：领导小组与“挂帮包保” |
| (三) 处罚威慑：“一票否决” |
| 第二节 事权上收：“权”、“财”的“抽油烟机” |
| (一) “政党吸纳政治”：国家干部下农村 |
| (二) “揪住钱袋子”：乡财县管与村财镇管 |
| 小结 第三章 ：激活干部：制造竞争 |
| 第一节：干部的“政绩取款机”：“组合工资”和“物质化荣誉” |
| 第二节：生产“典型”：争资跑项的锦标赛 |
| 小结 第四章 激活社会：选择性简约治理 |
| 第一节 “一事一议”：内部矛盾自我消化 |
| 第二节 “专业合作社”：农民自组织 |
| 小结 第五章 结论：“压力-竞争-简约”体制 参考文献 后记 |
（7）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乡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 ——以税费改革后S乡计划生育的政策执行情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S 乡的基本情况 |
| 一、自然条件和经济结构概况 |
| 二、计划生育工作简介 |
| 三、S 乡人的生育观 |
| 第三章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及演变 |
| 二、税费改革的实施对乡镇工作尤其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 |
| 第四章 乡政府与农民的博弈 |
| 一、S 乡政府的策略 |
| 二、农民的逃避 |
| 三、桥梁的断裂：村干部的缺失 |
| 第五章 乡政府与农民的行动逻辑 |
| 一、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基础 |
| 二、乡政府的政治运作逻辑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结论 |
| 二、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8）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职能定位及绩效考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村党政人才的内涵和现状 |
| 2.1 农村党政人才的内涵 |
| 2.1.1 人才的定义 |
| 2.1.2 农村党政人才的界定 |
| 2.2 农村党政人才的特点 |
| 2.3 农村党政人才的工作现状 |
| 2.3.1 调查资料的来源 |
| 2.3.2 税费改革后的干群关系 |
| 2.3.3 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 |
| 2.3.4 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的“怠工”现象 |
| 2.3.5 税费改革后农村的公益事业 |
| 第三章 农村党政人才职能的演变 |
| 3.1 原生职能的诞生（1980—1986 年） |
| 3.2 职能的异化（1987—1999 年） |
| 3.3 职能的蜕变（2000 年—） |
| 3.4 职能演变的一个案例 |
| 3.5 农村党政人才职能的内部冲突 |
| 第四章 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的职能定位 |
| 4.1 农村党政人才职能的法律内涵 |
| 4.1.1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职能 |
| 4.1.2 村党支部的法律职能 |
| 4.2 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职能的实证分析 |
| 4.2.1 调研方案设计 |
| 4.2.2 调研数据结果 |
| 4.2.3 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农村党政人才职能定位 |
| 4.3 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职能的关系 |
| 第五章 农村党政人才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 |
| 5.1 农村党政人才绩效考评存在的问题 |
| 5.1.1 绩效目标不合理 |
| 5.1.2 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 |
| 5.2 人员绩效考评的理论和方法 |
| 5.2.1 人员绩效考评的定性定量原理 |
| 5.2.2 人员绩效考评的方法 |
| 5.3 科学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 |
| 5.3.1 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3.2 绩效考评模型的建立 |
| 5.4 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5.5 指标标准值的确定和评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村民调查问卷 |
| 附录 2.村干部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对我国乡镇财政设立以来刘乡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选题的意义 |
| 1、对农村调研实践经历的感悟 |
| 2、理论依据及其价值 |
| 3、现实关怀及其意义 |
| 二、"财政下乡":本项选题的客观依据 |
| 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 |
| 四、分析工具和主要概念 |
| 1、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法 |
| 2、财政合法性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辩证关系:一个具体的分析工具 |
| 五、研究方法 |
| 六、本项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 七、论文叙述结构 |
| 第一章 个案乡概况及其类型特点 |
| 一、个案乡所在的县域概况 |
| 1、自然地理概况 |
| 2、社会经济概况 |
| 3、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 |
| 二、个案乡概况 |
| 1、刘乡自然地理概况 |
| 2、刘乡社会经济概况 |
| 3、乡村治理体系 |
| 三、个案乡的类型特点 |
| 1、刘乡所属的经济类型特点 |
| 2、刘乡的社会文化特点 |
| 3、刘乡的政治控制特点 |
| 第二章 从集中型财政到"分灶吃饭":乡镇财政的建立及其早期运行特点(1984-1988) |
| 一、集中型财政的建立及其沿革 |
| 1、我国集中型财政的建立 |
| 2、集中型财政的演变 |
| 3、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 |
| 4、我国集中型财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
| 5、集中型财政之下的平原县财政 |
| 二、集中型财政制度下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关系 |
| 1、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 2、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关系 |
| 3、公社分配制度的特点 |
| 4、刘公社的分配状况 |
| 5、刘公社的征购派购任务 |
| 6、对公社财政合法性的认识 |
| 三、集中型财政的变革与"财政下乡" |
| 1、从集中型财政到分级包干型财政 |
| 2、"财政下乡":我国乡镇财政的建立 |
| 四、刘乡财政的早期发展 |
| 1、统收统支:"财政下乡"之初乡镇财政的特点(1984-1985) |
| 2、"分灶吃饭":乡镇财政发展的走向(1986-1988) |
| 3、"土地承包费":对集体提留的新解释 |
| 4、刘乡早期财政的特点 |
| 第三章 失去平衡的财政关系:财力上收、事权下移和乡镇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1989-1994) |
| 一、乡镇金库的建立及其意义 |
| 1、刘乡金库的建立 |
| 2、乡镇金库建立的意义 |
| 二、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与乡镇财政的弱势地位 |
| 1、财政体制的内部调整 |
| 2、财政管理体制的更替 |
| 3、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
| 三、县财政对乡镇财政资金的直接抽取 |
| 1、县财政提取的各种"基金" |
| 2、临时性集资 |
| 四、事权下移 |
| 1、镇管理体制改革与事权下移 |
| 2、乡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
| 五、乡镇自筹资金的快速增长趋势与5%的限额规定 |
| 1、经常性的乡镇集体提留 |
| 2、5%的限额规定 |
| 3、乡镇范围内的临时性资金提取 |
| 六、乡镇预算外财政的扩张 |
| 1、划生育"三费一款" |
| 2、土地管理部门的收费与罚款 |
| 3、乡组织预算外收入的其它尝试 |
| 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特点 |
| 1、收支管理体制的特点 |
| 2、政运行机制的特点 |
| 八、由乡镇财政所引发的社会冲突 |
| 第四章 监督缺失之下的财政膨胀:乡镇财力的畸形增长与乡镇财政的合法性危机(1995-1998) |
| 一、对乡镇财政监督的缺失 |
| 1、来自上级的财政监督 |
| 2、来自同级人大的监督 |
| 3、自下而上的监督 |
| 二、监督缺失之下的乡镇财力的畸形增长 |
| 1、自筹收入的快速膨胀 |
| 2、预算外收入居高不下 |
| 3、预算内收入的增长 |
| 4、颠倒的财政收入结构 |
| 三、农民家户经济及其税费负担 |
| 四、财源培养与乡镇政府的经济功能 |
| 五、财政汲取机制、措施及其与国家政策的偏离 |
| 1、税费任务的分配机制 |
| 2、政府职能部门继续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办法 |
| 3、"放水养鱼" |
| 4、不合理摊派与超标准收费 |
| 5、强化对村干部的控制 |
| 6、利用其他社会关系资源 |
| 7、运用暴力手段征收 |
| 8、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税费征收 |
| 六、监督缺失之下的乡镇财政支出 |
| 1、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
| 2、财政支出中的腐败现象 |
| 3、财政支出管理中存在的其他主要问题 |
| 七、乡镇财政合法性危机的增长 |
| 1、"清欠"成为重要的财政话语 |
| 2、财政征收成本明显增加 |
| 3、税费征收频繁,持续时间长 |
| 4、在税费征收中,乡政府走到了冲突的前台 |
| 5、因财务和农民负担引发的集体上访案件增加 |
| 第五章 农民的经济承受力与政府的政治承受力:乡镇财力增长的双重限度(1999-2001) |
| 一、乡镇财力的增长与农民的经济承受力 |
| 1、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变缓 |
| 2、乡镇财力增长与农民的经济承受力的关系 |
| 二、乡镇财力的增长与政府的政治承受力 |
| 1、世纪之交的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 |
| 2、乡镇财力的增长与基层政府的政治承受力 |
| 三、双重约束之下的乡镇财政 |
| 1、村提留和乡统筹提取额有所下降并趋于稳定 |
| 2、面向全乡农民的各种税费征收任务依然居高不下 |
| 3、预算外收入相对稳定并略有增长 |
| 四、传统财政汲取方式的延续与强化 |
| 1、进一步强化对村干部的经济诱导和政治控制 |
| 2、强制性征收措施与依法清欠并用 |
| 3、"借严打东风" |
| 4、"买卖税款" |
| 5、《乡规民约》:罚款成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汲取方式和乡村治理方式 |
| 五、对财政支出管理的不同解读 |
| 1、"一把手"对财政支出管理的理解 |
| 2、一般干部对财政支出的猜测 |
| 3、财政人员对财政支出管理的解读 |
| 六、乡镇财政合法性危机的扩散 |
| 1、从公众对政府及政府财政的态度和行为看 |
| 2、从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过程看 |
| 第六章 转型中的乡镇财政:农村税费改革及其主要缺失(2002-2005) |
|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
| 1、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
| 2、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条件 |
| 二、刘乡税费改革的进程 |
| 1、第一阶段:"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2002-2003) |
| 2、第二阶段:农业税降点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004) |
| 3、第三阶段:取消农业税并继续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005-) |
| 三、乡镇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冲动与措施 |
| 1、利用"一事一议"变相集资 |
| 2、政府职能部门的财政扩张 |
| 3、殡葬改革:新的财政增长点 |
| 4、违规集资的冲动 |
| 四、农村税费改革的效应 |
| 1、农村税费改革的经济效应 |
| 2、农村税费改革的社会政治效应 |
| 3、乡镇财政功能的相对萎缩 |
| 4、对农村工作的其他消极影响 |
| 五、乡镇财政收入结构的现代转型 |
| 1、从抽取到补给:农村财政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
| 2、乡镇财政收入结构的现代转型 |
| 六、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缺失 |
| 1、收入体制改革不彻底 |
| 2、政府职能部门的收支管理有待规范 |
| 3、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基本未触及 |
| 4、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
| 结论与讨论 |
| 一、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 |
| 1、乡镇财政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 |
| 2、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是制约乡镇财政发展的外在条件 |
| 3、农民负担状况是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和乡镇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变量 |
| 4、财政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是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状况的决定性因素 |
| 5、农村税费改革提升了乡镇财政的合法性,但并未根本解决其合法性问题 |
| 二、进一步的讨论:根本确立我国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的核心方案 |
| 1、根本确立乡镇财政合法性的重要性 |
| 2、解决乡镇财政合法性的外部条件 |
| 3、解决乡镇财政合法性的核心问题 |
| 4、根本确立乡镇财政合法性的具体路径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税费改革对广东农村基层组织影响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乡镇财政及职能的影响 |
| (一) 农村税费改革前基层乡统筹费征收情况 |
| (二)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及职能的影响分析 |
| 1.农村税费改革对不同地区的乡镇财政影响程度不同。 |
| 2.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 |
| 3.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优抚事业的影响。 |
| 4.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 |
| 5.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影响。 |
| 6.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农林水利等专项事业的影响。 |
| 三、农村税费改革对村级收入及职能的影响 |
| (一) 农村税费改革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村级经费收入及支出的影响程度不同 |
| (二) 农村税费改革对村组织所承担的各项事业职能的影响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 |
| (三) 农村税费改革对村委会正常运作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 |
| (四) “一事一议”难以开展, 农村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陷于瘫痪 |
| 四、农村税费改革对广东农村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影响不大的原因分析 |
| (一) 乡镇财政体制改革正在逐渐克服了税费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 |
| (二) 乡镇合并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乡镇政府财政压力 |
| (三) 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和政府对山区教育投资的倾斜政策缓解了山区县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压力 |
| (四) 广东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村干部工资报酬支付的良性机制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四、农村税费改革与计划生育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D]. 李元洪.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3]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D]. 徐加玉.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4]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管控”与“激活” ——后税费时代中国大陆乡镇政权的生存逻辑和运作机制[D]. 王中原. 复旦大学, 2012(03)
- [7]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乡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研究 ——以税费改革后S乡计划生育的政策执行情况为例[D]. 姚敬. 西北师范大学, 2009(06)
- [8]后税费时代农村党政人才职能定位及绩效考评研究[D]. 汪蕴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06)
- [9]“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对我国乡镇财政设立以来刘乡的调查与思考[D]. 任宝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04)
- [10]税费改革对广东农村基层组织影响的调查分析[J]. 史金善. 中国农村经济, 2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