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后苏哈托时代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对华经济政策
后苏哈托时代论文文献综述
王勇辉,胡翊[1]（2018）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对华经济政策:发展、困境与展望》一文中研究指出进入"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在发展同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大积极性。基于对本国国情、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中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等因素的判断,印尼各届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都侧重于合作。随着双边经济关系的不断推进,印尼对华经济依赖不断加深,其对华经济政策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对相关背景和困境的梳理不仅有利于理解印尼对华经济政策的形成,更有利于把握未来中印尼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本文来源于《中国-东盟研究》期刊2018年01期）
蒲月欣[2]（2017）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伊斯兰复兴运动再次在印尼活跃起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印尼的政治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后苏哈托时期,在印尼的几次政治选举中伊斯兰政党复兴势头有增无减,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对印尼国内政治的变化发展有推进或阻碍的作用,而且还作用于印尼同周边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关系。本文以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促使印尼伊斯兰政治得到发展。后苏哈托印尼伊斯兰政治主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伊斯兰政治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伊斯兰政党的地位慢慢从边缘向中心靠拢,原有伊斯兰政党不断巩固壮大,新兴伊斯兰政党也纷纷崛起;第二,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壮大也推动了一些新兴的较为激进的伊斯兰政党政治地位的提升。印尼伊斯兰的复兴打破了原有的“一党控制叁党制”政党格局,并遏制印尼专制政府的产生。与此同时,运动也改变着印尼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推动了各国之间伊斯兰组织的交流和穆斯林的民间往来;另一方面加强了极端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间接地推动了各国之间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本文认为,后苏哈托时代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是促成印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在国际伊斯兰事务的处理中保持理性的态度,不参与西方国家反国外伊斯兰主义的斗争,对国内恐怖暴力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予以坚决反对。(本文来源于《华侨大学》期刊2017-05-11）
松村智雄,李岩[3]（2016）在《后苏哈托时代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政治——文化认同与种族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印尼"9·30事件"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都受到了极大地限制。苏哈托倒台之后,华人开始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华人参与政治。然而,种族文化的认同都带有一种政治意图,既种族文化的认同是种族身份的象征。2000年,华人参加了政治权利的角逐,这引起达雅人和马来人对华人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的抵制。在西加里曼丹,"迪达优"(Tidayu)概念的提出是达雅人、马来人、华人叁个族群多元文化的统一,更是共存、和谐、积极的象征。(本文来源于《八桂侨刊》期刊2016年04期）
张钊[4]（2016）在《试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的孔教政策》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苏哈托时代,随着一系列以"全面同化华人"的名义而出台的近乎灭绝华人民族文化政策的实施,孔教丧失了在印尼建国初期所具备的六大合法宗教的地位。1998年"五月暴乱"后,苏哈托下台,历届印尼政府出于安抚华人社会、重塑印尼国际形象的需要,开始重新对待孔教。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等都表示承认孔教的合法地位。而到了2006年,孔教终于被"扶正"。苏西洛总统正式宣布政府承认孔教,宗教部、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也相继承认孔教徒的合法权利,如婚姻登记、课堂教学等。可以说,在"后苏哈托时代",孔教成为了政府稳定华人社会、向华人社会释放善意的工具和媒介。(本文来源于《八桂侨刊》期刊2016年03期）
朱陆民,崔婷[5]（2016）在《影响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军队职业化改革的主要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苏哈托时代提出印尼军队"双重职能"理论,这一理论指印尼军队负有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职责。苏哈托倒台后,印尼社会各界要求对军队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军队"双重职能"就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印尼军队改革进程艰难曲折,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其中,文人政府软弱无力、民族分离主义严重、恐怖主义猖獗是影响改革进程的几个主要因素。(本文来源于《昆明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4期）
德里·阿普里安塔,卢李倩倩[6]（2015）在《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反应:苏哈托与后苏哈托时代的比较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争端之前,南海争议就已存在很长时间。二战后,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相继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争端发展掀开新篇章。本文认为,在苏哈托的铁腕统治下,印尼与南海相关的利益经历了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向维持国内稳定转变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因为受到中国版图涵盖部分印尼水域的威胁,后来的转变原因则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抛开与中国半心半意的复交,印尼试图为争端各方建立一个双轨对话平台,该平台后来证实是有所裨益的。苏西洛时期,印尼逐渐从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的中立协调者,推动了争端解决进程。本研究指出,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双重因素的限制。长期的意识形态局限决定了印尼在争端中的优先利益选项,而外交政策是追求这种利益目标的实用途径。印尼与中国的过往关系也影响了印尼,使后者的立场随双方关系起伏变化。此外,在东盟并不明朗的一体化进程中,印尼独自承担着中立协调者的任务。(本文来源于《南洋资料译丛》期刊2015年04期）
鲍文君[7]（2015）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曾一度受到歧视和种族迫害。而当一九九八年五月爆发的"五月风暴"后,苏哈托总统正式下台,印尼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了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后来印尼政府提出并且制定了多项相关的政治制度,同时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渐渐淡化种族歧视,赋予华人平等的权利,使得印尼华人的生存处境以及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提升,印尼也逐渐走向民主化。针对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进行论述,明确指出印尼华人要想改善和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需要政府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只有这样,印尼华人才有机会争取到更多民族平等的利益,才有可能顺利地提升其政治地位。(本文来源于《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4期）
鲍文君[8]（2015）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调整与影响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哈比比宣誓就任总统,印尼进入后苏哈托时代。到目前共有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佐科·维多多五位总统先后执政。他们相继调整对华人的政策,尊重华人习俗,保障华人政治、文化权益等,使华人地位得到改善。导致印尼对华人政策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因素影响,也有国际因素影响。不能否认的是,虽然政策调整后,华人参政意识增强、华人报刊纷纷出现,并掀起华文学习热潮,华人经济也取得发展,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华人地位,还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本文来源于《淮阴工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06期）
高文文[9]（2014）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的调整与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印尼)是世界上海外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约有1000万,但在印尼国内,华人的数量仅占总人口的5%左右,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印尼自1945年8月17日成立之后,历经苏加诺、苏哈托、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六届总统。学术界通常把从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到现在的苏西洛执政时期定义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对华人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一个从歧视、排挤乃至迫害到后苏哈托时代宽容包容的历史过程。在苏加诺和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对华人实行排斥、歧视和强制性同化的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屠华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导致苏哈托政权的结束,意味着印尼新时代的到来,也成为印尼华人政策转变的一次契机。苏哈托政权结束之后,印尼经历了四届总统执政,都对华人政策进行了不同的调整,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涉及到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温和宽容的华人政策相比,印尼华人政策的转变更具有其典型性,可以说是海外华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对印尼华人政策的转变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华人政策调整的背景、动因、内容、特点及成效,了解目前华人在印尼政治、经济、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前景,为我国正确处理中印(尼)关系,制定灵活开放的侨民政策和处理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和思考。本文主要对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的调整及其动因进行系统研究。论文除导论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苏哈托时代印尼的华侨华人政策及其成因,即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调整的背景。本章主要论述苏加诺和苏哈托时期印尼排华政策的具体表现,分析这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原因。第二部分,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历届政府华人政策调整的演变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第叁部分,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调整的影响因素,包括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两个方面。印尼华人政策调整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印尼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尼华人自身的因素、总统个人的因素；国际因素主要有：中国因素的推动、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政策的影响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第四部分,对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的华人政策进行了评价与思考。通过考察目前华人在印尼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地位,分析印尼华人政策的不足及其前景,进一步思考印尼华人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制定和处理民族关系带来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4-03-10）
江振鹏,丁丽兴[10]（2012）在《嬗变中的“他者”形象: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当地社会华族观》一文中研究指出1998年"五月风暴"后,在反思过往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印尼新政府开始转变新秩序时代以来的华族观。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访谈和笔者切身观察所得,认为在印尼政府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印尼社会,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军队势力和穆斯林普通民众的华族观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华人生存空间得以扩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向前发展,无形中更提高了印尼的国际民主形象。(本文来源于《东南亚研究》期刊2012年06期）
后苏哈托时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伊斯兰复兴运动再次在印尼活跃起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印尼的政治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后苏哈托时期,在印尼的几次政治选举中伊斯兰政党复兴势头有增无减,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对印尼国内政治的变化发展有推进或阻碍的作用,而且还作用于印尼同周边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关系。本文以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促使印尼伊斯兰政治得到发展。后苏哈托印尼伊斯兰政治主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伊斯兰政治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伊斯兰政党的地位慢慢从边缘向中心靠拢,原有伊斯兰政党不断巩固壮大,新兴伊斯兰政党也纷纷崛起;第二,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壮大也推动了一些新兴的较为激进的伊斯兰政党政治地位的提升。印尼伊斯兰的复兴打破了原有的“一党控制叁党制”政党格局,并遏制印尼专制政府的产生。与此同时,运动也改变着印尼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推动了各国之间伊斯兰组织的交流和穆斯林的民间往来;另一方面加强了极端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间接地推动了各国之间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本文认为,后苏哈托时代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是促成印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在国际伊斯兰事务的处理中保持理性的态度,不参与西方国家反国外伊斯兰主义的斗争,对国内恐怖暴力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予以坚决反对。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后苏哈托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辉,胡翊.“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对华经济政策:发展、困境与展望[J].中国-东盟研究.2018
[2].蒲月欣.后苏哈托时代印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影响研究[D].华侨大学.2017
[3].松村智雄,李岩.后苏哈托时代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政治——文化认同与种族关系[J].八桂侨刊.2016
[4].张钊.试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的孔教政策[J].八桂侨刊.2016
[5].朱陆民,崔婷.影响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军队职业化改革的主要因素[J].昆明学院学报.2016
[6].德里·阿普里安塔,卢李倩倩.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反应:苏哈托与后苏哈托时代的比较分析[J].南洋资料译丛.2015
[7].鲍文君.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8].鲍文君.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调整与影响因素[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5
[9].高文文.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政策的调整与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大学.2014
[10].江振鹏,丁丽兴.嬗变中的“他者”形象: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当地社会华族观[J].东南亚研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