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多重关系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马克龙,对华关系,研究院
多重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赵萌[1]（2019）在《法国推进对华关系有多重考量——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张健》一文中研究指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于11月4日至6日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017年5月马克龙正式就任法国总统后任内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度首访中的一站就是法国。两国元首年内实现互访。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也是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我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本文来源于《世界知识》期刊2019年22期）
李秀文[2]（2019）在《实务与理论张力关系下的美国多重代表诉讼制度》一文中研究指出多重代表诉讼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判例法,早期判例采用不同理论适用多重代表诉讼,对股东起诉的程序要件设置严格要求。近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判例放宽程序要件,起到示范性作用。在以母子公司运营已成常态化背景下,我国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已成必需。在完善单一股东代表诉讼之基础上,构建与之相协调的多重代表诉讼制度。即该制度应当适用于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中。母公司股东起诉前,应当向子公司董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发生股份交换等股东非自愿放弃股份的情形下,股东依然享有诉权。为防止滥用诉讼,明确股东的起诉应以母公司发生实际损害为前提。(本文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6期）
李琳,赵文睿,崔洁,占竺旋,惠敏强[3]（2019）在《大学生身体活动与抑制功能的关系——睡眠的多重中介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近些年来的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对大学生的行为、情绪及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有研究已证实,执行功能受损易造成大学生行为与情绪方面的障碍。抑制功能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身体活动影响抑制功能的机制问题尚无定论。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直接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身体活动对抑制功能的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影响第叁变量对抑制功能产生影响。早在2008年,Spirduso等人便提出了身体/锻炼-认知的中介模型,认为身体活动可能通过睡眠影响认知功能,但迄今为止,睡眠作为身体活动与抑制功能间的中介变量的研究十分有限,目前尚没有统一定论。为此,本研究拟招募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身体活动与抑制功能的关系以及睡眠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力图揭示叁者的关系,丰富身体活动对抑制功能的机制研究。研究方法:本研究在某大学中招募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共有210人参与,剔除抑郁和焦虑自评问卷得分较高的被试,剔除作答不完整的被试,剔除行为学结果中的极值,最后有效被试185人,其中男生72人,女生113人。首先采用个人施测的方法,向被试发放《国际身体活动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抑郁自评问卷》和《焦虑自评问卷》,然后进行抑制功能任务的测量(经典stroop色词任务)。使用SPSS 23.0进行偏相关分析、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首先对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中催眠药物、入睡时间和日间功能障碍的叁个成分因子载荷过小,故不做分析。1)本研究被试中男生72人(年龄:20.81±2.08岁,BMI:22.20±2.49),女生113人(年龄:19.67±1.62岁,BMI:21.19±2.51),结果发现男、女生在身体活动值、睡眠指标及抑制功能上均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2)将年龄、BMI作为协变量,对身体活动、睡眠指标、抑制功能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身体活动与抑制功能均无显着相关(P>0.05),身体活动与主观睡眠质量(r=-0.25,P<0.01)、睡眠效率(r=-0.31,P<0.01)呈显着负相关,主观睡眠质量与睡眠效率(r=0.30,P<0.01)、一致反应时(r=0.15,P<0.05)、不一致反应时(r=0.18,P<0.05)呈显着正相关,睡眠效率与一致反应时(r=0.21,P<0.01)、不一致反应时(r=0.21,P<0.01)存在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睡眠障碍与主观睡眠质量(r=0.60,P<0.01)、睡眠效率存在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关系(r=0.24,P<0.01)。3)建立中介模型,模型拟合良好(χ2=18.47,χ2/df=1.68,NFI=0.98,IFI=0.93,CFI=0.98,RMSEA=0.06),进一步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在身体活动与抑制功能之间起多重并列中介作用,其中主观睡眠质量作为中介变量的平均间接效应为-0.13,95%的置信区间为[-0.09,-0.06],睡眠效率作为中介变量的平均间接效应为-0.16,95%的置信区间为[-0.08,-0.03],表明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在身体活动与一致反应时、不一致反应时上有负向预测作用。研究结论:(1)身体活动并非直接影响抑制功能,而是通过提升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效率间接提高抑制功能表现,且身体活动可以通过主观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两条并行途径影响抑制功能,两种途径互不影响,可以同时起到改善抑制功能的作用。(2)睡眠与抑制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高大学生主观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是提升抑制功能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不仅为改善大学生抑制功能提供了实验证据,还丰富了运动认知神经科学理论。(本文来源于《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期刊2019-11-01）
孔松虎,史友宽,邱玲玲,方双阳[4]（2019）在《高校排球运动队教练员激励氛围与团队效能的关系——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高校体育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体育竞赛不仅可以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热情,还可起到验收学校体育教学效果的作用。集体球类项目的团队效能是一支球队表现出的一种团队能力和团队状态,是一支球队生存、适应、维持和发展的能力表现,它反映球队成员训练及比赛的努力程度和可持续性,是球队成绩长期、可持续提高的重要预测因素。教练员激励氛围是指由教练或者教练组为实现执教意图而创造的激发队员志气、精神与潜力的理念、规则、结构目标及团队间人际互动的环境。Duda等将激励氛围分为掌握型和表现型,他们认为教练员可通过削减任务成功的重要性或者关注队员诸如个人技能训练、努力程度或自我超越等方式创造掌握型激励氛围,也可通过提升队内相互竞争氛围、关心最有天赋的队员、惩罚错误的队员等方式创造表现型激励氛围。掌握型激励氛围中队员以自身为参照进行个人绩效的评价,而表现型激励氛围则相反,它关注的是队员与他人进行参照,超越他人并尽可能避免错误。研究对河南省448名大学生排球运动员进行实地问卷调查,以了解高校体育中教练员激励氛围对团队效能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为教练员更好的指导训练和提升团队效能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1)文献法。2)问卷调查法。(1)《教练员激励氛围量表》由蔡端伟编制,量表共包括28题,将教练员激励氛围分为表现型和掌握型。表现型和掌握型激励氛围分别包括叁个维度,依次为:错误惩罚、厚此薄彼、队内竞争、努力与进步、角色认同和合作学习,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756、0.731、0.777、0.728、0.708和0.776,表现型激励氛围与掌握型激励氛围的α系数分别为0.842和0.751;(2)《体育团队凝聚力量表》采用马红宇的《群体环境量表》,量表共包括15题,将体育团队凝聚力分为3各维度:群体任务吸引、群体社交吸引、群体任务一致性和群体社交一致性,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分别为:0.793、0.775、0.751和0.771,总量表α系数为0.813;(3)《高校运动员训练满意度量表》由苏荣海编制,量表共包括24题,将高校运动员训练满意度分为4个维度:训练状况、教练因素、个体情况和后勤条件,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863、0.877、0.764和0.851,总量表α系数为0.881;(4)《体育团队效能量表》由窦海波编制,量表共包括20题,将团队效能分为团队生命力和团队绩效两个维度,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864和0.889,总量表α系数为0.888。问卷共发放448份,回收有效问卷4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1%。问卷所得数据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要明显差于科学理论维度的12因子模型,表明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3)数理统计法。研究结果:(1)教练员激励氛围各维度、团队凝聚力、队员训练满意度与团队效能及其各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度相关(P<0.001),其中表现型激励氛围与其它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度负相关,掌握型激励氛围与其它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度正相关;(2)表现型激励氛围及掌握型激励氛围均可显着预测团队效能及其各维度;(3)团队凝聚力在表现型激励氛围(掌握型激励氛围也成立)与团队效能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队员训练满意度在在表现型激励氛围(掌握型激励氛围也成立)与团队效能之间具有中介作用;(5)团队凝聚力和队员训练满意度在表现型激励氛围(掌握型激励氛围也成立)与团队效能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论:(1)表现型激励氛围能显着负向预测团队效能,即表现型激励氛围对团队效能具有抑制作用;掌握型激励氛围能显着正向预测团队效能,即掌握型激励氛围对团队效能具有促进作用;(2)表现型激励氛围与掌握型激励氛围既能够直接影响团队效能,也可以通过团队凝聚力和队员训练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团队效能产生影响,其中包括3条中介路径,即通过团队凝聚力的中介路径、队员训练满意度的中介路径和团队凝聚力与队员训练满意度的链式中介路径。(3)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练员激励氛围影响团队效能的作用机制,对于体育团队效能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期刊2019-11-01）
刘爱琴,吴瑞瑞[5]（2019）在《基于引证关系的作者与主题多重共现网络构建》一文中研究指出利用可视化工具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深层次地挖掘知识内容及其结构关系,表征知识之间的关联是有效提高信息检索效率和准确率,实现数据库服务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数据库检索因子优化入手,以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作为依据,基于引证关系,对知识发现领域研究群体进行知识图谱构建和聚类分析,一方面展示了群体族群关系及整体知识架构,挖掘出知识发现领域作者群体、主题及引文之间的超网络模型;另一方面验证了将二次凝练因子作为基础特征项进行应用的效果,提高了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弥补信息检索的缺陷。(本文来源于《数字图书馆论坛》期刊2019年10期）
王英杰,孙娟娟,李燕[6]（2019）在《母亲亲职压力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母亲参与和教养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3-6岁是儿童身体、认知、情绪、社会性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偏差的时期。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儿童行为问题的产生与其家庭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母亲作为孩子的主要教养人,对孩子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母亲的教养压力、教养参与、教养效能感与儿童行为问题密切相关。本研究采用间纵向的研究设计,对上海市两所公办幼儿园205名学前儿童(男孩109名,女孩96名)和家长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探讨了母亲亲职压力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母亲参与和母亲教养效能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在T1测查母亲的亲职压力、母亲参与和教养效能,在T2测查儿童的问题行为。采用Amos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1)母亲亲职压力、母亲参与、教养效能感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存在两两相关(2)母亲亲职压力可以显着正向预测学前儿童的问题行为(3)教养效能感在母亲亲职压力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4)母亲参与和教养效能感在亲职压力和问题行为之间起序列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母亲亲职压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母亲参与和教养效能在其中的作用,对教养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对儿童的教育实践中,应当更加关注母亲教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尤其要关注当下母亲的教养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母亲参与不足、教养效能感低等问题,通过各种方式缓解母亲的教养压力和提高教养的幸福感,为学前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9-10-19）
张沁,李晓茹[7]（2019）在《中学生特质愤怒与抑郁的关系——自制力差、消极自我认知、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以特质愤怒为特点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对外攻击性更容易被观察到,被问题化,但是除了对愤怒特质的自我控制的问题之外,其背后还可能存在抑郁心境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成年人们更容易关注青少年非适应性的外显行为表现,而忽略问题背后的因素,从而采取了不恰当的应对方式。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学生特质愤怒与抑郁的关系,以及自制力差、消极自我认知、消极应对方式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某区7968名中学生(M=13.27岁,SD=1.75)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男生3974名,女生3994名。相关分析发现,特质愤怒、抑郁倾向、自制力差、消极自我认知、消极应对方式两两之间均呈显着相关。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如图1)发现:(1)链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特质愤怒直接影响抑郁倾向。(2)存在五条间接路径:特质愤怒通过自制力差、消极应对方式、消极自我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倾向;特质愤怒通过自制力差影响抑郁倾向;特质愤怒通过消极自我认知影响抑郁倾向;特质愤怒通过自制力差与消极自我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倾向;特质愤怒通过自制力差与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倾向。结论:高特质愤怒的中学生有更大的抑郁风险,一方面是因为高特质愤怒的特点影响了自控能力,容易带来挫折体验,不友好的环境,使得他们更容易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应对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特质愤怒的中学生容易对自己产生消极的认知和评价,这些因素都与抑郁心境的产生关系紧密。研究结论对于特质愤怒与抑郁心境的关系模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更为细致地呈现了可能存在的心理现象。同时对于家长及教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启示。对于高特质愤怒的青少年往往因为他们的外化问题行为容易采取更严厉方式的,对抗式的教育教养方式,这很可能会增加这一群体的抑郁症风险。了解了愤怒到抑郁的影响机制有利于采取合适的策略帮助青少年及家长理解问题的过程和实质,进而预防抑郁症的发生。(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9-10-19）
张文,赵高明,张成秀,余玮,黄云[8]（2019）在《中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良好行为习惯与问题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探讨中学生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Suzhi)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以及良好行为习惯和问题行为在其间的共同作用。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全国7个省、市、自治区9所中学的7至12年级的1856名中学生(Mage=15.62,SD=1.78)为研究对象,男生959人(51.70%),女生897人(48.30%)。使用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问卷以及长处和困难问卷对学生进行调查,并取得校方同意,从而整理获得学生期末成绩。结果显示,中学生心理素质、良好行为习惯和学业成绩呈彼此显着正相关,问题行为与中学生心理素质、学业成绩呈显着负相关;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抽样1000次的方法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良好行为习惯在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间的中介效应显着(a×b=0.180,SE=0.042,95%CI:[0.103,0.263]),问题行为在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间的中介效应显着(a_1×b_1=0.021,SE=0.010,95%CI:[0.002, 0.044]),良好行为习惯与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差值为(0.159,SE=0.043,95%CI:[0.075,0.246]),这表明良好行为习惯和问题行为在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间均存在显着中介效应,但良好行为习惯中介效应更显着且作用更大。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学生心理素质对学业成绩影响的过程中,注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所起到的作用更大;与此同时,鉴于心理素质具备内化衍生的特殊功能和对外在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若教育者仅从外在行为辅导并不利于学生学业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更应关注内在心理素质的塑造。(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9-10-19）
徐子君,全莉娟[9]（2019）在《青少年暴雨暴露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公正与积极重评的多重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已有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年(例如龙卷风、洪水、地震)等创伤事件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暴雨引发的洪涝作为灾害的一种,近年在我国频发。积极心理学表明,灾难除了带来消极影响,还会带来积极的作用,例如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研究表明,公正作为一种信念,与创伤后成长相关,而积极重评作为情绪调节策略中的一种积极应对方式,对暴雨后的创伤后成长有着积极影响。为了考察暴雨暴露对PTG的影响,以及公正和积极重评在其之间所起的作用,本研究采用暴雨暴露问卷、创伤后成长量表、破碎世界假设问卷中公正分问卷、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中的积极重评分问卷进行调查,选取芜湖、南京、上海、淮南、巢湖、安庆等遭受暴雨灾害地区的青少年作为被试,共得到有效问卷1025份。分析结果发现,暴雨暴露、公正、积极重评、创伤后成长之间存在两两显着正相关。公正和积极重评分别在暴雨暴露与PTG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暴雨暴露可以直接正向影响PTG,也可以通过公正间接正向影响PTG,还可以通过积极重评间接正向影响PTG。另外,公正和积极重评在暴雨暴露与创伤后成长间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即暴雨暴露可以通过四条路径影响创伤后成长:暴雨暴露直接正向影响PTG;暴雨暴露经过公正间接正向影响PTG;暴雨暴露经过积极重评间接正向影响PTG;暴雨暴露通过公正经积极重评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来正向影响PTG。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完善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还有助于青少年在经历创伤事件后,通过改变信念和认知情绪调节促进创伤后成长,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9-10-19）
黄秋霞[10]（2019）在《孤独感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的多重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使用已经是人们(尤其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通过社交媒体,人们不仅可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还可以在社交平台展现自我、分享自我的经历,并且能够休闲娱乐。但近几年"低头族""手机成瘾"等现象频繁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体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甚至出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尤其是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由此可见,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最为频繁,同时大学生更容易出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但对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孤独感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以及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采用问卷法对四川部分高校大学生进行研究,以探讨四者之间的关系。采用上行社会比较量表、简版UCLA孤独量表(中文版)、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量表、错失恐惧量表测量大学生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可能性、孤独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和错失恐惧水平。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36份,回收率为96%。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t检验和中介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错失恐惧在网龄上的主效应显着,网龄为5年以上的大学生的错失恐惧水平显着高于网龄为1-3年的大学生,同时随着网龄的增加,大学生的错失恐惧水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2)网龄为5年以上的大学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得分显着高于网龄为1-5年的大学生;(3)错失恐惧、上行社会比较和孤独感以及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两两正相关;(4)孤独感显着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上行社会比较显着正向预测错失恐惧;(5)上行社会比较在孤独感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错失恐惧在孤独感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对大学生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及智能手机,预防和干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具有指导意义。(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9-10-19）
多重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多重代表诉讼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判例法,早期判例采用不同理论适用多重代表诉讼,对股东起诉的程序要件设置严格要求。近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判例放宽程序要件,起到示范性作用。在以母子公司运营已成常态化背景下,我国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已成必需。在完善单一股东代表诉讼之基础上,构建与之相协调的多重代表诉讼制度。即该制度应当适用于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中。母公司股东起诉前,应当向子公司董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发生股份交换等股东非自愿放弃股份的情形下,股东依然享有诉权。为防止滥用诉讼,明确股东的起诉应以母公司发生实际损害为前提。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多重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1].赵萌.法国推进对华关系有多重考量——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张健[J].世界知识.2019
[2].李秀文.实务与理论张力关系下的美国多重代表诉讼制度[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
[3].李琳,赵文睿,崔洁,占竺旋,惠敏强.大学生身体活动与抑制功能的关系——睡眠的多重中介效应[C].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2019
[4].孔松虎,史友宽,邱玲玲,方双阳.高校排球运动队教练员激励氛围与团队效能的关系——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C].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2019
[5].刘爱琴,吴瑞瑞.基于引证关系的作者与主题多重共现网络构建[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
[6].王英杰,孙娟娟,李燕.母亲亲职压力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母亲参与和教养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C].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9
[7].张沁,李晓茹.中学生特质愤怒与抑郁的关系——自制力差、消极自我认知、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C].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9
[8].张文,赵高明,张成秀,余玮,黄云.中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良好行为习惯与问题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C].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9
[9].徐子君,全莉娟.青少年暴雨暴露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公正与积极重评的多重中介作用[C].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9
[10].黄秋霞.孤独感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的多重中介作用[C].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