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象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于1929年初版(论文文献综述)
许子潇[1](2021)在《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陈梦家(1911.4-1966.9),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在古文字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陈梦家留下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学术着作,尤以甲骨学领域的《殷虚卜辞综述》最为系统全面。该书闳中肆外,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创立己说,全面消化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材料,基本构建起了甲骨学学科框架,代表了陈梦家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终成果。本研究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参照陈梦家的其他甲骨学、历史考古学论着,从甲骨学的若干重点问题出发,梳理陈梦家学术观点的改易。参照《殷虚卜辞综述》之前、之后以及同时期的甲骨学着作,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陈梦家观点的来源、成就、不足和影响。结合陈梦家亲友们的信札、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复原陈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甲骨治学历程。本文主体共六个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一、绪论。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介绍陈梦家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和本次研究的意义-、立场、方法、局限与不足。二、学术生涯研究。探讨陈梦家从诗人转变为学者的原因;解释陈梦家甲骨治学历程中几次研究方向和旨趣的转换;钩沉相关史料,复原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三、专题研究。本部分包括正文的第二章至第七章。选择文字考释、断代、祭祀、宗教、地理、职官、世系、继统法、名谓、集合示名等在甲骨学和商代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问题,考察陈梦家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的改易、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相关甲骨学论着和不同学科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陈梦家意见进行全面探讨。四、余论。以论着目和通论性着作为主要材料,梳理甲骨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分析《殷虚卜辞综述》对甲骨学框架的搭建;对陈梦家甲骨学研究和《殷虚卜辞综述》的学术价值做出总结评价。五、附录。在论文撰写时,对《殷虚卜辞综述》论及的若干问题有所思考,择与“甲骨文内容分类”、“二人共贞”、“征人方排谱”问题相关的三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上为论文上编。六、《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研究。从骨片、辞条和文字三个层面对《殷虚卜辞综述》所见引用甲骨材料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制作《殷虚卜辞综述》引甲骨材料整理表,对陈梦家引用的甲骨进行分类、替换《甲骨文合集》号码,全面清理材料引用所见的问题。以上为论文下编。
顾王乐[2](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提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王力[3](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钱馨平[4](2020)在《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一直拥有丰富的气象知识积累,但对气象现象认识一直停留在经验主义阶段,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直至明清时期西学传入中国才开始气象学的萌芽,并且逐步建立了中国的气象学学科。学科建制化主要研究一门学科如何构建与发展的过程。近代气象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需要系统化的梳理,并且从建制化角度加以研究,以期厘清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建制化过程,解答中国的近代气象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其学术积累的路径,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并完善学科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教育科研、人物、期刊资料的搜集,围绕学科建制化的五个要素之教育、科研、学科大家、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流阵地展开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背景、基本过程、阶段划分与影响因素,总结其发展脉络和阶段特点,探讨了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整过程,并归纳了其发展的动因作用。文章研究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孕育与萌芽背景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古代虽有领先世界的气象底蕴,却停滞于明清,而同时期西方已开始气象学科的科学建制。随着清末西方气象科学的传入,国人开始接受并主动研习,从而近代气象学科得以在中国萌芽。第二部分对气象学科建制化所包含的相关要素做了纵向概述与分析,对每个要素从建立初期到扩大发展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气象教育为学科发展基石,科研机构提供学术保障,职业化的气象大家为学科领路人,学术团体之气象学会和学术交流阵地之气象期刊为学科的交流平台。这五个建制要素共同带动了中国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成与完善。第三部分,从事件本身出发,通过标志性事件的选取,明确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起始时间与阶段划分,并通过事件的分析和评述,对不同阶段的建制化程度进行特点总结。其建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62—1927年的起步阶段、1928-1943年的基本完成、1944-1952年的转型和升级。第四部分,在研究中国近代气象学科整体构建脉络的基础上,文章对影响学科发展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社会环境、行业需求、学科内在动力等影响因素与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互动关系。本文作为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对学科建制过程中五大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另一方面对学科建制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对学科建制标志性事件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对近代气象学建立并向现代大气科学转变过程进行了细致而准确的描绘,以期回答近代气象学科是如何建立并成熟,并解答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问题。
区少铨(Au Siu chuan)[5](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王鑫[6](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表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唐湘雨[8](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表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袁晓川[9](2016)在《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改革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全国政、学、商各界的普遍关注,形成了大批学术及实践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当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互动的研究视角,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演变过程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是传统公文制度向现代公文体制快速转型的阶段。通过移植、借鉴欧美政治制度元素,并结合中国民主共和体制的特色,中国传统公文制度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产生裂变与重组,“改题为奏”体现的是效率至上的公文理念,“副署诏旨之制”则诠释了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为现代公文制度奠定了基石,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公文体例则昭示着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北京政府在公文制度化及公文处理程序化方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法定公文程式的颁布与修订,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建设的外在表征。公文程式所规定公文的文种、署名盖印、记时编号和公布制度等,综合起来构成了国家政务运行的基本规范。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政权先后三次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并先后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公文程式》和《蒙藏公文程式》,初步建立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党政公文制度体系,通过公文符号所体现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形式上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中国各省包括蒙藏在内的行政区域的统治。抗战期间,为了适应战时行政系统的高效运作,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层面的《公文程式条例》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修订。公文程式作为民国时期法律规范,社会各界纷纷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解读,客观上推动了公文程式的现代化进程。公文程式变迁的背后,总是与政治制度的更迭关联。省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裁局设科”、“区署”制度的施行,以及战时党、政、军行政运作机制的调整,均带来了组织机构及其职权范围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各级行政机关问行文程式频繁变动。党政、军政、平行机构间常常因为行文秩序紊乱而发生争端,人民团体特别是商会,也时常因行文程式问题与行政机关产生论争。以程式确立规范、因程式而引发论争进而触发程式调整机制,几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公文用语、结构、分段标点等形式方面的转型,即创建新式公文,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在公文制度建设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央院部先后颁布《暂行公文革新办法》(1928年)《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1930年)《各部、会关于处理公文改良办法案审查总报告》(1933年)等公文改革文件,国民政府推进新式公文力度日渐加大,公文套语、称谓语所隐含的尊卑等级秩序意义逐步弱化,公文结构逐步规范、简化,标点符号在公文领域逐步推广,由此,公文的平等、效率等现代工具价值开始彰显。秩序与效率在公文处理当中常常难以兼顾。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从技术、制度两个层面入手加以解决。技术层面的措施包括:确定公文处理的等级次序、制定“不复文”标准、整理甄别调查统计表册、施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等。制度层面主要是推进分层负责制,强化“分层授权”,加快公文处理速度。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长期的努力与实践,建立比较完备的涵盖党、政、军、人民团体等多层体系的公文程式,尤其通过倡导语体文、使用标点符号、简化公文结构等措施,使得公文在形式呈现平民化、效率化等特点,与旧式公文有了“质”的区别。因此,从制度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建成了符合适应现代行政运作制度的新型公文体系。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公文运作过程中的非现代性因素,制度的科学与处理方式的守旧并存似乎是当时公文运作的普遍状态,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没有达成其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使命。这既与长期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官僚政治文化传统有关,更与该时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胡晓[10](2016)在《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学术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为学者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亦建构了展开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公共平台。因此,作为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重要阶段。而促进这一时段学术迅速发展的关键就是学术期刊的创刊与出版传播。以“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着称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因及时介绍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刊发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大师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成为彼时学术期刊中的典范。它们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即以这四种学术期刊为考察对象,在史料爬梳的基础上,以1923-1949年为时间节点,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等方法,勾勒四种期刊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编辑出版主体与客体方面的异同,并追寻这四种期刊作为体现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在学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影响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藉此总结四种学术期刊在期刊史和学术史上产生的作用和意义,为现代学术期刊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积极主动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价值与实践借鉴。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四种学术期刊各自的创刊过程与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创建及《国学季刊》的制度规定;燕京哈佛学社的建立及其与《燕京学报》的关系;《清华学报》的复刊过程,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第二部分,论述四种学术期刊主编的学术思想及其与刊物宗旨的关系,同时,利用四种期刊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分析比较四种期刊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构建方式的异同,以探析围绕期刊展开的编、着学术共存之关系。论文认为,四种期刊的主编经历了从学术眼界一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于传统学术与文化的现代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引导了刊物的现代性学术方向。除了编辑群体之外,《国学季刊》比较重视以国内外在相关学术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作为作者对象,《燕京学报》倾向于发掘学术新人与培养少壮学者;《清华学报》主要以清华大学同人作为作者群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创刊前期以高校顶尖学者充实作者队伍,后期则主要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担任作者群体。四种期刊学术共同体的不同组建方式对近代学术的转型均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部分,围绕四种学术期刊的编辑宗旨,将刊物置于现代学术分科的背景下,以文本解读为主,比较分析四种期刊各自的学术内容、传播特色的异同及其对学术转型的影响。论文认为,历史学、语言学文章在四种刊物中占有较多分量,除此之外,《国学季刊》刊发了大量金石学、古器物学的文章;《燕京学报》注重在文学和艺术学,特别是戏曲方面的研究,刊载了许多该学科的奠基之作;而侧重于社会调查,一些对改善国计民生有实际借鉴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是《清华学报》所关注的重点;《史语所集刊》则结合史语所内学术研究工作,在通过调查、实验获得新资料基础上,成为近代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尽管四种期刊在学科领域上各有侧重,但因其文本都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视角和注重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把握与推介,为中国学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四部分,主要对四种期刊的编排版式和运营模式展开比较论述,剖析其编辑出版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历程。四种期刊在不拘文体格式、采用横行排版和新式标点的总体格局下,又在封面、页码、插图、索引等编排细节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这种对期刊外部形式的变革,本身就代表了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同时,四种期刊在经费、印刷、发行、销售等出版各个流程中的组织与安排,也使得刊物具有了现代期刊出版市场化的雏形。第五部分,总结四种期刊在学术史和期刊史上的历史意义及对于当代学术期刊出版的启示与借鉴。
二、《气象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于1929年初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气象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于1929年初版(论文提纲范文)
(1)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第一节 陈氏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本文的局限与不足 |
第一章 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 ——生平概要及甲骨治学始末 |
第一节 从诗人到学者(1928-1936) |
第二节 从宗教、神话、礼俗到古文字、实物、古史(1932-1937) |
第三节 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到《综述》(1937-1956) |
小结 |
第二章 陈梦家的甲骨文字考释 |
第一节 确释例 |
第二节 误释例 |
第三节 备考例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文字考释的特点 |
第三章 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 |
第一节 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研究始末 |
第二节 有关《甲骨断代学》四篇与《殷虚卜辞综述》差异的考察 |
第三节 陈氏甲骨断代研究的基础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断代的成就 |
第五节 陈氏断代的不足与遗憾 |
小结 |
第四章 陈梦家与甲骨文中的祭祀和商代宗教 |
第一节 本部分讨论的逻辑与范围 |
第二节 陈氏早期的祭名研究 |
第三节 《综述》中的周祭研究 |
第四节 陈梦家的商代宗教神灵研究及商代宗教观 |
第五节 商代晚期的宗庙制度 |
第五章 陈梦家的商代地理研究 |
第一节 陈氏早年商代地理研究述评 |
第二节 《禹贡》与陈氏的家国情怀 |
第三节 方法与问题——陈氏所见的卜辞地理研究史 |
第四节 “方国地理”——陈氏的总结与推进 |
第五节 “政治区域”——陈氏的突破与贡献 |
第六章 陈梦家的卜辞职官研究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陈氏的研究范围 |
第二节 《综述》之前的卜辞职官研究 |
第三节 《综述》第十五章中提到的商代职官 |
第四节 《综述》中的职官分类 |
小结 |
第七章 陈梦家的卜辞名谓世系集合庙主研究 |
第一节 商代先公诸王名谓、世系研究 |
第二节 商代王位的继承法则 |
第三节 商王名谓所见的商代日名制度 |
第四节 集合示名 |
第五节 本部分的反思与小结 |
第八章 余论及结语 |
第一节 甲骨学与甲骨学科 |
第二节 构建甲骨学的框架 |
第三节 结语 |
附录一:甲骨分类史小考 |
附录二:《综述》“并卜卜人”概念补证 |
附录三:谈《综述》征人方排谱中误收的两版甲骨 |
主要参考文献(上编) |
《殷虚卜辞综述》所见甲骨材料引用问题 |
第一节 骨片问题 |
第二节 辞条问题 |
第三节 释字问题 |
第四节 余论 |
《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整理表 |
凡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三、误说字本义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结语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单字索引 |
简称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一)国内研究 |
(二)国外研究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 史料选择 |
五 写作难点 |
六 创新之处 |
七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二 行政督察区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一 冯玉祥时期 |
二 杨虎城时期 |
三 邵力子时期 |
四 孙蔚如时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科学学科史的研究 |
二、气象学史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四、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一、研究方法 |
二、资料来源 |
三、概念界定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孕育背景与萌芽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气象科技的积累 |
一、古代气象知识 |
二、古代气象观测仪器 |
三、古代观象机构 |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气象学科的发展 |
一、高校气象教育 |
二、气象科研体系 |
三、气象交流与国际合作 |
第三节 西方近代气象学的传入 |
一、气象译着及其启蒙作用 |
二、气象仪器的传入与观测 |
三、外人在华设立气象台站 |
四、传入动因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基本构建 |
第一节 近代气象教育为学科建制化的基石 |
一、晚清气象教育初露头角 |
二、高等院校气象学专业的发展与独立 |
三、气象教育范围的扩大 |
第二节 气象学科带头人职业化的引领 |
一、开创性人物打开近代气象学科新局面 |
二、各高校专业毕业生坚守气象岗位 |
三、气象训练班培养优秀人才扩大气象队伍 |
第三节 气象研究机构为学科建制化提供学术保障 |
一、具有科研性质的气象台站 |
二、专业性气象科研机构 |
第四节 气象学术共同体和阵地为学科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
一、中国气象学会成为学术共同体 |
二、气象期刊成为学术交流阵地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阶段分析 |
第一节 1862-1927年探索奠基期 |
一、建制化内容 |
二、标志性事件 |
三、阶段特征 |
第二节 1928-1943年黄金发展期 |
一、建制化内容 |
二、标志性事件 |
三、阶段特征 |
第三节 1944-1952年重塑升级期 |
一、建制化内容 |
二、标志性事件 |
三、阶段特征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社会整体环境 |
一、相关学科近代化的推动 |
二、战争的影响 |
第二节 学科内在动力 |
一、国内气象人才的涌现 |
二、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创新 |
三、国际合作的带动 |
第三节 行业需求牵引 |
一、农业气象的需要 |
二、天气预报的广泛应用 |
三、气象观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 |
结论 |
附录一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大事年表 |
附录二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成果目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5)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题目说明 |
二、选题意义 |
(一) 研究的意义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三、研究现状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小结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三、行政管理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五、学生表现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五、学生培育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小结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后记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一、混乱的政局 |
二、衰败的经济 |
三、落后的习俗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小结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小结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小结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小结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小结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小结 |
结语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9)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源起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巨变与重构:清末民初公文制度转型 |
第一节 变革:晚清公文程式近代化的启动 |
一、“改题为奏”:清廷内部的效率化改革 |
二、新官制、“预备立宪”及其引发的公文程式之争 |
三、“旧瓶装新酒”:“副署诏旨之制”的产生及演变 |
第二节 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公文工作的初创 |
一、创机构:总统府秘书处 |
二、定规程:《内务部咨行各部及通令所属公文程式》 |
三、扫流毒:革除不符共和体制的前清官厅称呼 |
第三节 继承与发展:北京政府公文制度的精细化 |
一、复辟与回归:“共和体制”公文程式的曲折延续 |
二、规范与细化:公文处理程序的制度化探索 |
第二章 规范与论争:南京国民政府公文程式的演化(上) |
第一节 迭变:国民政府早期行政公文程式的常态 |
一、广州国民政府《公文程式令》 |
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三部《公文程式条例》 |
第二节 博弈:“以党治国”形态下的党部公文程式 |
一、党政机关间行文规则的探索与确立 |
二、党部公文程式的基本定型 |
第三节 “亲睦之意”:《蒙藏公文程式》及其象征意义 |
第四节 国防最高委员会与战时《公文程式条例》的修正 |
第三章 规范与论争:南京国民政府公文程式的演化(下) |
第一节 分级负责制:行政机关间行文程式的调整 |
一、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对行文程式的影响 |
二、复杂多变的县级机构的公文程式 |
第二节 行政机关与人民团体的公文程式 |
第三节 商会对区署制度下公文程式的抗争 |
一、新《商会法》颁布前后国民政府与商会公文程式的确立 |
二、区署制度的施行及商会与政府公文程式的变化 |
三、商会对政府有关区署对区内农工商团体行文—律用令的抗争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民众对公文程式的解读 |
第四章 形象与效能:新式公文的推广 |
第一节 平等与实用:公文用语的形式革新 |
一、公文套语 |
二、称谓语 |
第二节 规范与简化:公文结构的效率化改进 |
一、公文用纸 |
二、公文语言结构 |
第三节 标点符号在公文领域的推广 |
一、政府对公文使用标点符号的制度化推广 |
二、公文使用标点符号的效果考察 |
第五章 秩序与效率:公文处理程序的优化 |
第一节 “公文旅行”:公文处理程序繁琐之弊 |
第二节 公文处理技术的效率化革新 |
一、公文处理等级次序 |
二、“不复文”标准的制定与印稿的使用 |
三、调查统计表册的“甄别整理” |
四、文书档案连锁法 |
第三节 分层负责制:公文处理的制度性改革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民国学术期刊研究 |
(二) 关于学术转型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一) 历史文献法与归纳对比法相结合 |
(二) 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 |
四、本文创新点 |
(一) 选题的创新 |
(二) 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
第一章 四刊创刊始末 |
一、北京大学国学门与《国学季刊》 |
二、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学报》 |
三、《清华学报》的创刊及复刊 |
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史语所集刊》 |
小结 |
第二章 学术转型视野下四刊编着群体之比较 |
一、主编学术理路与期刊宗旨的契合 |
(一)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传统学术体系的解构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 |
(二) 《燕京学报》主编及刊物“辨伪”、“疑古”、“比较”的编辑旨趣 |
(三) 《清华学报》主编及刊物基于实地调查的社会科学编辑趋向 |
(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与《史语所集刊》对新材料、新工具的重视 |
二、编着群体的分布情况及建构方式 |
(一) 《国学季刊》以编者为主、以海内外顶尖学者为辅的组建方式 |
(二) 《燕京学报》注重培育新人作者群体的构建方式 |
(三) 《清华学报》内向性的作者群体构建方式 |
(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阶段的作者群体构建方式 |
小结 |
第三章 学术转型视野下四刊文本特征的异同 |
一、四刊栏目设置的比较及其与学术转型的关系 |
(一) 有明显栏目区分的《燕京学报》与《清华学报》 |
(二) 无明显栏目设置的《国学季刊》与《史语所集刊》 |
二、四刊学科领域的侧重及其与学术转型的关系 |
(一) 《国学季刊》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二) 《燕京学报》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三) 《清华学报》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四) 《史语所集刊》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小结 |
第四章 四刊编排版式与运营模式的异同 |
一、版式设计 |
(一) 外封设计 |
(二) 版芯设计 |
二、运营模式 |
(一) 经费管理 |
(二) 印刷与发行 |
小结 |
结语与启示 |
(一) 学术期刊出版应该重视并发挥主编的实质作用 |
(二) 学术期刊应该审慎设立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 |
(三) 学术期刊应该积极探索“编营分离”的出版模式 |
附表:《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作者、文章总索引 (1923-1949)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经历 |
致谢 |
四、《气象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于1929年初版(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D]. 许子潇.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4]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D]. 钱馨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5]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9]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D]. 袁晓川. 山东大学, 2016(10)
- [10]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D]. 胡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