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供肾质量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弃肾率,肾移植
供肾质量论文文献综述
赵英栋[1]（2019）在《供肾移植前活检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质量评估的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背景随着肾移植手术技术的提升、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肾移植已成为终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首选治疗方案。供肾的短缺迫使各移植中心实施不同的战略,以增加供肾的使用数量。其中扩大标准捐赠者(Extended criteria donor,ECD)的应用颇具争议,大量来自ECD的供肾被放弃使用,即使其中一些肾脏是可以移植的。近几十年来,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边缘”供肾,人们开发出不同的评分系统来帮助分析它们的有效性和移植术后的肾功能恢复情况。Remuzzi创建并进行推广了一个病理评分系统,促进了移植前供肾病理活检的使用,以便根据供者的单肾和/或双肾移植前穿刺活检组织学评估,更充分地优化和分配来自ECD的器官。为了提高对ECD中器官存活的预测能力,RAO等人根据ECD/标准供者(Standard criteria donor,SCD)的二分法重新建立和改进旧的分类方法,创立根据与美国前一年捐赠者特征相关的数学算法得出的肾脏供者概况指数(Kidney donor risk index,KDPI)评分系统。从理论上讲,KDPI分值越高,供肾的长期存活率也就越低。尽管有诸多尝试,但不同的肾脏移植中心在接受或拒绝供肾时所使用的标准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随着移植前病理活检的扩大使用,虽然扩大了ECD供肾的使用,但美国2015年弃用肾脏3159个,弃肾率(Kidney discard rate,KDR)达19.2%,同时期欧洲和澳洲弃肾率(KDR)分别为4%~10%和6.7%。移植前病理活检一方面增加了边缘供肾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本来可以使用的“边缘”供肾的弃用。本研究中我中心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完成的411例捐献者(821个供肾)中,共弃用的56个供肾,KDR达6.82%,较美国KDR低,与欧洲和澳大利亚相近。2015年及2016年SRTR/UNOS报告美国病理性KDR均达叁分之一左右,在诸多供肾弃用原因中,病理性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研究中我中心供肾病理性弃肾率高于美国(44.64%),病理性弃肾亦是我中心的重要弃肾原因。对于经过移植前病理评估后确认使用的ECD供肾,在移植术后早期肾功能依旧可以获得和标准供体相似的效果。研究中亦根据移植前病理活检Remuzzi评分系统,将原本需要进行双肾移植的中危组(4~6分)供肾,在严格的甄选合适的受者,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其它相关不利肾功能恢复的危险因素后,最终也将中危组的受者和低危组的受者一样均进行单肾移植。比较术后两年时移植肾的血肌酐值和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中危组eGFR值虽然均低于低危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一部分56个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弃用原因分析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eceased donor,DD)获取后供肾弃用的原因,探讨移植前供肾病理评估对弃肾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获取评估后弃用供肾供体的临床资料和供肾的病理资料,根据美国器官共享网络对ECD的定义分为ECD组和SCD组,并总结分析ECD组和SCD组弃肾的原因。结果获取供肾821个(来源于411例DD供体,其中1例供体为先天性孤立肾),病理和临床评估后弃用56个(来源于33个供体),弃肾率(KDR)6.82%。弃肾来源于33例供体(男:女为22:11);年龄(45.79±17.71)岁(1~64岁)。弃用原因为:慢性病变(肾小球硬化比例高、重度间质纤维化)23/56,重度急性肾小管坏死2/56,感染12/56,其它原因(占位、损伤、血栓形成、发育不良)19/56。其中SCD组弃用26个供肾(来源于15个供体),弃用原因为:慢性病变(肾小球硬化比例高、重度间质纤维化)5/26,重度急性肾小管坏死2/26,感染10/26,其它原因(占位、损伤、血栓形成、发育不良)8/26;ECD组弃用30个供肾(来源于18个供体),弃用原因为:慢性病变(肾小球硬化比例高、重度间质纤维化)18/30,感染2/30,其它原因(占位、损伤、血栓形成、发育不良)10/30。结论供体预存慢性病变是获取后供肾弃用的主要原因;SCD供肾弃用主要原因为感染因素和其它因素;ECD供肾弃用主要原因为供肾预存的慢性病变和其它因素;移植前病理活检在ECD供肾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部分Remuzzi评分对肾移植术后两年肾功能恢复的影响目的探讨供肾移植前病理活检对肾移植术后两年移植肾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08月至2017年08月在我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D)供肾移植前病理穿刺活检资料及供受者临床资料,将供肾进行Remuzzi评分,评估Remuzzi评分对肾移植术后3个月、6个月、1年、2年移植肾功能恢复的影响。结果供肾行常规移植前病理穿刺活检240例,筛选出供受者BSA比值大于1的受者165例,并按Remuzzi评分分为两组:A组(0~3分,144例)、B组(4~6分,21例)。术后3个月A组受者的血肌酐为(111.83±35.47)μmol/L、e GFR为(68.72±24.84)ml×min~(-1)×1.73m~2,与B组受者的(127.90±25.83)μmol/L、(56.85±11.08)ml×min~(-1)×1.73m~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6月时A组受者的血肌酐为(108.28±37.31)μmol/L与B组(122.52±28.41)μmol/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A组e GFR(72.51±22.16)ml×min~(-1)×1.73m~2明显高于B组受者的(61.92±17.96)ml×min~(-1)×1.73m~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1年时A组受者的血肌酐为(105.03±27.64)μmol/L、e GFR为(74.96±19.63)ml×min~(-1)×1.73m~2,与B组受者的(113.29±11.63)μmol/L、(68.68±15.60)ml×min~(-1)×1.73m~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2年时A组受者的血肌酐为(106.00±23.27)μmol/L、e GFR为(78.57±16.56)ml×min~(-1)×1.73m~2,与B组受者的(116.22±16.86)μmol/L、(71.63±16.87)ml×min~(-1)×1.73m~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供肾移植前常规病理穿刺活检评估后Remuzzi评分4~6分的供肾经过严格的甄选受者,术后两年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全文小结研究发现:1.移植前病理活检在ECD供肾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供肾预存慢性病变是ECD供肾弃用的主要原因,供肾感染是SCD供肾弃用的主要原因。2.经过移植前病理Remuzzi评分及严格的甄选受者后,Remuzzi评分中危组的供肾在行单肾移植术后两年,移植肾功能恢复效果比较良好。(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9-05-01）
程东瑞[2]（2019）在《如何评估边缘供肾质量》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人群慢性肾脏病发生率高达10. 8%,据统计每年进入终末期肾病(ESRD)的人数达到100万。因为肾移植有更好的疗效、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合乎生理而成为ESRD患者首选治疗方法。但器官短缺仍是制约肾移植的关键。2011年,我国开始大力推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并获得全社会的支持,成绩斐然。2017年,捐献数量和移植数量均达历史新高。但即便如此仍只能解决1%ESRD患者的肾移植需求。如何充分利用捐献肾脏,尤其是边缘供肾,如何准确评估这类供肾质量,提高器官利用率是我们移(本文来源于《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期刊2019年01期）
卯怡杰[3]（2018）在《新型生物标记物评估DCD捐献供肾质量和预测移植术后肾功能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临床上常用血肌酐、尿素氮等传统指标来评估供肾质量和预测肾移植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但是这些指标的特异性和稳定性较差。因此,找出一些具有高灵敏性、高特异性的可以有效指导供体选择和预测移植物后肾功能的生物标记物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有研究已经报道了一些生物标记物在供体器官功能评估方面的作用,如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肾脏损伤因子1(KIM-1)、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TIMP-2)、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uNAG)等为代表的新型生物标记物可以评估肾脏功能、预测肾脏损伤,因为这些生物标记物可由肾脏或者大部分由肾脏分泌,且在肾脏损伤后这些生物标记物的尿液或者血液浓度变化及时,因此它们能及时反映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损伤。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分析供受体血液、尿液标本中的生物标记物浓度与传统临床指标血肌酐等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生物标记物在供肾的穿刺组织标本中的表达量之间的联系,找出、归纳和总结生物标记物在评估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供肾质量和预测移植术后肾功能的规律性的关系。研究目的研究和评估供、受体的新型生物标记物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供肾质量和这些生物标记物与移植术后肾功能之间的关系。筛选出满足以下叁个条件的标记物:1、能在潜在供者中筛选出合适供者;2、能较传统临床指标更灵敏、更特异性的评估供肾质量;3、能提前提示或预判移植肾功能的恢复情况。方法1.伦理要求2.研究对象供体纳入标准:汉族、年龄>14岁或<65岁,无传染病病史,符合DCD捐献条件的供体。受体纳入标准:需要接受肾移植手术的终末期肾脏病的患者;受体排除标准:年龄<18岁,诊断为肿瘤、肝炎等传染病的患者。共有27例供体和接受他们肾脏的54例受体纳入本次研究。3.实验标本获取及检测方法(1)供体入院后留取其在捐献当天捐献手术前(DO)的血清、尿液标本;受体留取移植手术前、手术后1天、3天、7天、14天的血清、尿液标本,血清、尿液标本收集后经过预处理和保存后以供分析;留取供肾移植术前的肾脏组织标本。(2)ELISA定量分析:ELISA法定量分析供受体血清、尿液标本中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肾脏损伤因子1(KIM-1)、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TIMP-2)、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uNAG)的含量。(3)移植术前留取的供肾活检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H-E染色)染色和免疫组化测定:供肾活检组织H-E染色后根据Randhawa标准分级:免疫组化检测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肾脏损伤因子1(KIM-1)、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TIMP-2)、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uNAG)在供肾活检组织中的表达情况。4.其他数据的收集记录供受体的一般特征信息,比如性别、年龄、病史、体重(kg)、血肌酐、供体的死亡原因、供肾的冷缺血时间等基本信息。5.实验分组与数据分析(1)血清、尿液标本中生物标记物浓度①根据供肾是否发生急性肾损伤将供体分为急性肾损伤组(AKI组)和非急性肾损伤组(非AKI组),比较两组血清、尿液标本中生物标记物含量差异。②根据受体移植术后7天肌酐浓度将受体分为移植肾功能降低组(RGF组)和移植肾功能快速恢复组(IGF组),其所对应的供体也被分为RGF组和IGF组,分别分析供体两组之间和受体两组间的血清、尿液标本中生物标记物的含量差异,以及评估供、受体生物标记物与发生RGF之间的关系。以上两种分组如下图所示:(2)分析生物标记物在供肾活检组织中的表达量差异情况。6.统计学分析方法结果:1.血清、尿液标本中生物标记物浓度(1)供体AKI组和非AKI组比较:AKI组的血TIMP-2、血KIM-1、尿TIMP-2和尿KIM-1浓度比非AKI组增高(P值分别为0.001、0.043、0.005、0.047)。(2)供体RGF组与IGF组比较:RGF组的血NGAL、血TIMP-2比IGF组增高(P值分别为0.048、0.034)。(3)RGF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供体移植前(D0时)的血 TIMP2+uNAG+Scr 浓度曲线下面积为 AOROC=0.871,P=004,单独的Scr浓度曲线下面积(AORUC=0.714,P=0.097)(4)受体术后第叁天(D3)的血TIMP-2浓度与受体术后第7天eGFR、肌酐密切相关;做出受体术后第叁天(D3)的血TIMP-2浓度对RGF的预测价值 ROC 曲线(AUROC=0.99,95%CI 0.97-1.00,P<0.001)。2.生物标记物在移植前获取的供肾活检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共留有10个供肾活检组织标本,TIMP-2在10个活检组织中都有表达,依据半定量分析计分分析法(注:以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数的百分比综合计分,组织切片中胞质被染色为淡黄色至棕褐色者记为阳性细胞标志,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百分比的乘积记为统计总分,分为:0分为阴性,1-4分弱阳性,5-8分为中度阳性,9-12分为强阳性),结果如下:TIMP-2表达评分为0有6个,表达评分为1有2个,表达评分为2的有1个,表达评分为3有1个,在RGF组和IGF组中TIMP-2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供体DO时的TIMP-2、KIM-1浓度能评估较好的评估供肾质量。2.供体DO时的血TIMP-2、uNAG、血肌酐浓度能诊断受体是否发生RGF(移植肾功能降低);血肌酐水平和供体发生RGF间的关系弱于血清TIMP-2和uNAG水平与RGF的关系,血清TIMP-2和uNAG能更好的预测RGF的发生。3.受体移植术后第叁天的血TIMP-2浓度能提前预测术后7天的移植肾功能,即能诊断移植肾是否会发生RGF。(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8-05-20）
王琳[4]（2017）在《基于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及生存质量评估》一文中研究指出第一部分基于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背景和目的早在1954年,美国医师Merrill进行了世界上首例活体亲属肾脏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迅速开展并在内科治疗学的带动下不断走向成熟。其中,肾移植手术因其理想的疗效和预后得到医学专家的青睐和广大患者的认可。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内器官移植供体主要为亲属活体和尸体器官两大来源,以死囚器官捐献为主的尸体器官曾经是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最主要的供体。2015年1月,我国政府全面禁止使用尸体器官,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继而取代死囚尸体器官捐献;同时,亲属活体器官供体也成为器官供应的有效来源,极大地缓解了器官移植供体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的2011年5月,卫生部在多家定点医院启动了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的试点工作,极大地缓解了目前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控制型和非控制型两种,其肾移植短期和长期效果接近与其它类型的移植手术。但每年一定数量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因种种原因出现排斥反应、继发感染等多种并发症,致使术后人/肾存活率降低,进一步影响病人肾脏功能和身心健康。研究提示:群体反应抗体(PRA)>50%、排斥反应、非创伤性供者、重复移植手术等,诸多因素均可提高心死亡肾移植受者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和移植肾功能衰竭的机率。目前,慢性移植物功能减退的机制仍未完全明了,但异体免疫反应是公认的最主要的原因,分为免疫性和非免疫性两类。前者系供体抗原依赖的相关因素,如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较高的PRA水平或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后者系脑死亡时间、缺血/再灌注损伤、供肾质量以及供者存在长期糖尿病、高血压病史等。我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时间较短、数量较少,同时缺乏大规模全面的针对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及术后不良事件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收集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自2009年以来开展的包括上述叁种不同供肾来源肾移植手术308例的临床资料,调查患者术后出现移植肾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的情况,并整理病人对应的临床资料包括血液生化、影像学、肾脏穿刺活检之病理表现等辅助检查资料,进行详细地临床疗效分析,同时比较叁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分析不同时间节点影响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探讨不同供体来源的肾移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并对影响并发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肾移植术后健康指导、病情监测及治疗改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308例上述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术后临床监测指标,包括:肾移植术后不同时间节点病人肾功能恢复情况、肾移植术后并发感染、死亡的比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统计量值均以?x±s表示(人/肾存活率除外),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检验、非条件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Cox多因素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了解叁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人/肾存活率,评价患者影像学检查与不同时间肾功能恢复之间的相关关系,探析影响患者和移植肾存活率的危险因素。结果1.研究人群基线资料2009.6.1——2014.12.31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共开展共开展肾移植手术308例,供肾来源如下:尸体供肾、亲属供肾例和心死亡供者(CIII类),平均年龄(37.93±19.47)岁,其中男性211人(68.51%),女性97人(31.49%),男女比例为1:0.46,失访20例,失访率6.49%,有效资料288例,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各组分别为182例、71例和35例,亲属供受关系分别为亲子(67.61%)、同胞(21.13%)和夫妻关系(11.26%),心死亡供者20例,年龄30.13±5.24岁,病因分别为颅脑外伤(55%)、脑卒中(40%)、和急性食物中毒(5%),心死亡供体来源肾手术比例逐年增加,由最初的8.45%升至53.66%。2.肾移植术后1个月内治疗效果在182例尸肾移植患者(A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180例(98.90%)患者存活,2例(1.10%)患者死亡,存活患者中29例(15.93%)未能完全恢复正常,7例(3.85%)需行血液透析治疗,术后28天151例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82.97%);在71例尸肾移植患者(B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患者无死亡,2例曾发生移植肾延迟恢复,后全部脱离血液透析治疗,64例(90.14%)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在35例心死亡肾移植患者(C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34例(97.14%)患者存活,1例(2.86%)患者死亡,存活患者中29例(82.86%)完全恢复正常,2例(5.71%)需行血液透析治疗。叁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1个月内术后并发症两组进行比较:分别将A、B两组和B、C两组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术后1个月,患者肾功能恢复优于其它两组患者。3.肾移植术后1年内治疗效果在A组中,在术后1年内175例(96.15%)患者存活,7例患者死亡(3.85%),134例(73.63%)患者肾功能正常,41例(22.53%)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其中8例(4.40%)行血液透析治疗;在B组中,在术后1年内患者4例死亡,57例(80.28%)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11例(15.49%)患者肾功能不全,其中2例(2.82%)行血液透析治疗;在C组中,在术后1年内34例(97.14%)患者存活,1例(2.86%)患者死亡,25例(71.43%)完全恢复正常,未出现血液透析病例,叁组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2=0.697P=0.404),分别将A、B两组和B、C两组进行组间比较时,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就远期并发症发病率而言,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术后患者与其它两组接近。4.叁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各检测指标相关性比较叁组患者术后1个月及1年CNI谷值及彩超血流指数、肾活检CADI评分,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肾动脉的RI、PI与术后6个月、1年的e GFR呈负相关(P<0.05);环孢素谷浓度与Cs A-NT及其CADI无相关关系(P>0.05),提示Co A-NT的发生发展与环孢素谷浓度无相关性。5.叁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术后并发症分析A、B、C叁组肾移植患者术后1月内常见并发症依次为:肺部感染(23.50%)、代谢综合征(21.91%)、急性排斥反应(16.73%),叁组肾移植患者术后1年内常见并发症依次为:肺部感染(35.83%)、急性排斥反应(28.35%)、慢性性排斥反应(13.39%),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既往存在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是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对照组比,既往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发生继发感染的风险增加了1.842倍;既往存在急性排斥反应病史的患者,感染的风险增加2.367倍;而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为肺部感染的保护因素,即与没有使用上述患者相比,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减少了43.5%(OR=0.435)。6.叁组肾移植患者术后死亡相关分析将叁组肾移植术后患者1个月内及术后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人/肾存活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排斥和感染是移植肾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而肾移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难以控制的感染和心脑血管疾病;进行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降低患者移植肾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是既往存在移植史、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高血压、细菌感染和DGF(P<0.05);降低患者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是既往存在DGF、糖尿病、高血压、急性排斥反应和真菌感染(P<0.05)。结论心死亡供肾移植与传统尸体供肾移植和亲属活体供肾移植在人/肾存活、术后并发症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急性排斥反应、高血压、糖尿病、DGF、真菌感染是影响患者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二部分基于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评估背景和目的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又称生活质量或生命质量,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展到70年代末逐渐备受医学界关注。它是机体健康、社会关系、独立水平、个人信仰、心理状态等概念的反映,具有多维性、主观性和文化特异性。医学领域将生命质量的理论和医学实际相结合,研究疾病对生命质量造成的生理、心理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其中,广为应用的有WHO生活质量评定量表(WHOQOL-100)及简表(WHOQOL-BRIEF)、简明健康测量量表(MOS SF-36)、诺丁汉健康量表(NHP)和中华生存质量量表。其中,SF-36应用最为广泛,它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从生理功能(physiological function,PF)、生理职能(role-physiea,RP)等8个维度全面概括了被调查者的生命质量。有研究认为免疫抑制药物的长期应用,昂贵的经济负担,对慢性排斥反应的担忧,对移植肾失功能的恐惧,长期反复的随诊复查,多种药物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以及家庭角色、社会适应的再调整等从躯体健康与功能、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精神及家庭等各方面影响患者的生活满意度。HRQOL体系的建立和研究,作为评估疗效的指标之一,提示病人对结果的主观评价,体现了现代医学对人的价值更为全面的尊重和理解。肾移植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在手术前大多经历了长期的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常并发高血压、贫血、电解质代谢紊乱等病症,长期经历多种并发症的困扰和折磨。移植手术挽救了众多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患者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及肾存活率较高,人/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5.6%/93.0%,5年存活率为87.5%/82%,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但随着术后时长的推移,肾移植患者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性的心理变化。在移植早期阶段患者感到欣慰、满足、乐观、重获新生的快乐感。而在肾移植手术初期恢复后,其对手术期望值过高,心理压力较重,易发生心理冲突和应激反应,同时面临终生服药、定期复查及病情复发等让诸多问题,又会变得沮丧、失望、烦躁、悲观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以及治疗和随访状态的适应,患者焦虑、抑郁症状逐渐减轻,后精神心理趋于稳定,与肾移植状态达成心理相容、整合过程[8]。据调查,焦虑和抑郁是肾移植患者术后较为常见的心理反应,焦虑发生率在17%-28%之间,抑郁的发生率在22%-41.4%之间。二者可造成患者心境烦躁,或坐立不宁、紧张担心、焦虑不安,或情绪消沉、自卑抑郁、闷闷不乐,甚至悲观厌世,严重者可有自残、自杀的企图或行为,部分转为慢性长期迁延不愈。这不仅影响正常的生存生活状态,也影响着患者的功能愈后。器官移植专业的医师对疾病治疗方法的选择和治疗效果的评价转向能反映病人生命质量及心理状态,协助肾移植状态患者摆脱焦虑、抑郁症状状态,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生活状态,从而顺利回归社会。我国传统器官移植来源为尸体、亲属捐献,尸体来源器官移植已于2015年在全国全面废止,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扩大器官来源的有效途径,而如今肾移植术后患者为尸体、亲属捐献,尸体来源器官移植叁种状态并存,学术界缺乏尸体供肾、亲属捐献、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叁种不同器官来源肾移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比较分析,作为临床医师,不仅要关注这叁类肾移植患者排斥反应的控制、并发症的处理、移植肾功能的维持,更应重视他们的生存质量和心理健康,如肾移植患者家庭关系、生产生活、包括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状态的变化。目前肾移植领域的研究集中在存活率、移植失败、急慢性排斥等的治疗方面,而针对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与精神心理评估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应用SF-36简明健康测量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调查尸体供肾、亲属捐献及心死亡捐献供肾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及精神心理状况,探寻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及公共卫生等相关因素,以便为肾移植患者实施切实有效的社会、人文及心理干预,为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对2015年1月-2015年12月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复诊的肾移植患者,以非随机便利抽样的方法对其进行调查,对照组选择中国人健康人群常模及透析人群常模。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患者知情同意情况下,实施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问卷由4部分组成:(1)一般资料问卷(自制):收集包括患者年龄、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年治疗费用、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及民政救助等;(2)肾移植专科情况问卷(自制):收集肾移植术后患者供肾来源、术前等待时长、术后时长、复诊情况、所经历的感染和排斥次数、免疫抑制方案、目前存在并发症、肾功能状态及移植相关住院次数等情况;(3)简明健康测量量表即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用于调查某种特定慢性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该量表含有36个条目,从8个维度测定被调查者的生存质量。在8个维度评分分基础上,可分别计算生理健康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4)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依照评分分无、轻度、中度、重度4个等级;结果1.研究人群基线资料2015.1.1——2015.12.31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肾移植门诊向前来复查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发放一般资料问卷、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肾移植专科情况问卷、焦虑自评表、抑郁自评表等调查问卷,共入选247份,年龄21-62岁,年龄(37.71±17.47)岁,其中男性156人(63.16%),女性91人(36.84%),男女比例为1:0.58。入选的患者中,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及心死亡捐献供肾来源的分别为92例(37.25%)、61例(24.70%)和94例(38.06%)。在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中,除术后时间、免疫抑制方案存在统计学差异外(P<0.01),其它分类指标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2.研究工具的信度分析重测人群中SF-36的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81和0.77,而SAS及SDS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79和0.76,均在0.75以上,提示各测量工具重测信度良好;用克隆巴赫(Ch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调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SF-36的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两个维度的Ch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9和0.82,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6和0.73,提示各测量工具的内部各条目的一致性较好。3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评估分析3.1生存质量评定量表测评结果247例肾移植患者SF-36量表PF、RP、BP、GH、VT、SF、RE和MH等8个维度的评分分别为:81.9±14.2、54.7±15.9、82.7±9.5、50.5±10.4、53.7±11.3、59.8±12.2、68.2±13.5和67.9±10.7,其总评分为526.5±32.8,将其与健康人群常模、透析人群常模进行统计分析,叁组总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将其与健康人群常模相比,肾移植患者总评分(526.5±32.8)低于健康人群常模(630.7±32.6),t=1.45,P<0.05,高于透析患者(322.1±39.9),t=3.91,P<0.05;同时,将肾移植患者SF-36生存质量量表八个维度评分分别与健康人群常模、透析患者进行组间两两比较,肾移植患者各维度评分低于健康人群常模(P<0.05或P<0.01),肾移植患者各维度评分高于透析患者(P<0.05或P<0.01)。将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叁组患者SF-36量表评分分别为513.8±19.6、538.2±24.1和520.4±21.7,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将叁组SF-36生命质量调查八个维度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组成生存质量的各个维度评分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3.2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性分析,所经历的排斥次数、是否规律复诊及肾功能状态叁类因素对肾移植生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82、0.66和-0.54(P<0.05),肾功能状态、存在的并发症和年均治疗费用叁类因素对肾移植心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62、-0.57和-0.54(P<0.05)。4.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评估分析4.1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评分结果肾移植患者SAS和SDS两个量表的评分分别为:43.35±10.01和45.55±9.72,肾移植患者SAS和SDS评分高于健康人群常模(P<0.05);焦虑总检出率18.62%(46/247),焦虑总检出率16.19%(40/247)。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各组患者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0.65%、17.39%和18.09%,抑郁检出率分别为14.13%、11.48%和13.83%,叁组焦虑及抑郁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行焦虑及抑郁患者严重程度的比较,其病情分布状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4.2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性分析,所经历的排斥次数、存在的并发症及肾功能状态叁类因素对肾移植患者焦虑评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61和0.59(P<0.05);存在的并发症、肾功能状态和所经历的排斥次数叁类因素对肾移植患者抑郁评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70和0.56(P<0.05)。5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与焦虑、抑郁状态的关系SAS得分与生存质量维度中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呈负相关(P<0.01),其r值分别为-0.32、-0.41、-0.37和-0.44,提示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中的心理健康关系密切;SDS得分与生存质量维度中活力(VT)、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呈负相关(P<0.01),其r值分别为-0.39、-0.41、-0.27和-0.46,提示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中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焦虑具有较大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了9.3%的生存质量变异,抑郁对生存质量也有显着着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了7.7%的生存质量变异。结论将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叁组患者进行生存质量分析比较,叁组患者无明显差异;所经历的排斥次数、是否规律复诊及肾功能状态叁类因素对肾移植生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7-09-01）
宫念樵[5]（2016）在《器官捐献供肾质量评估》一文中研究指出肾脏移植是目前移植数量最多的实体器官移植。肾脏移植的临床效果,除了受免疫学因素的影响,供肾的质量也是关键因素。供肾的质量直接决定移植肾功能的近期恢复,并与受体的存活和肾脏的长期功能密切相关。脑死亡和心脏死亡后进行的肾脏捐献是供肾的根本来源。目前,国际上对器官捐献的类型已经有清晰(本文来源于《临床外科杂志》期刊2016年10期）
张雪山,李珍[6]（2016）在《活体、心脏死亡供体供肾移植术后受体生存质量对比观察》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比较活体供肾移植与心脏死亡(DCD)供体供肾移植术后受体的生存质量。方法 98例肾移植受体患者,其中52例活体供肾移植受体(实验组)、46例DCD供体供肾移植受体(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一般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量表)评分。结果实验组、对照组SAS评分分别为(59.87±9.43)、(68.52±8.68)分,SDS评分分别为(64.42±8.95)、(74.28±9.76)分,两组相比,P均<0.05。实验组、对照组SF-36量表活力得分分别为(70.27±5.11)、(63.18±5.22)分,社会功能得分分别为(74.83±6.21)、(63.40±5.39)分,精神健康得分分别为(69.62±5.03)、(54.31±4.87)分,心理健康得分分别为(68.29±4.70)、(54.81±4.02)分,两组比较,P均<0.05。结论活体、DCD供体供肾移植术受体生存质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前者较后者下降程度低。(本文来源于《山东医药》期刊2016年35期）
王强,成柯,明英姿,赵于军,刘炼[7]（2013）在《低温机械灌注灌流液生物标志物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质量的评估》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肾脏短缺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以及低温机械灌注法的运用。低温机械灌注法可以降低DGF、PNF发生率,提高一年移植物存活率。有数据表明,器官灌注液中的乳酸脱氢酶(LDH),白细胞介素-18(IL-18),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N-乙酰基-β-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和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有潜在的预测供肾质量的作用。本实验目的在于探讨灌注液中这6种生物标志物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质量的预测作用方法中南大学湘雅叁医院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共对20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进行低温机械灌注,收集其灌注液,测试这6种生物标志物浓度。分析其浓度与DGF、PNF与移植物存活率的关系。采用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这6种生(本文来源于《2013中国器官移植大会论文汇编》期刊2013-11-01）
杨自轩,钟自彪,王忍,付贞,张洋[8]（2013）在《DCD扩大标准供肾质量评价标准》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扩大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after cardiac death,DCD)标准供肾质量评估方案,为合理利用肾源提供临床理论基础。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010年3月至2013年5月期间90例DCD供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如患者年龄、机械灌注阻力指数和流量等结果。结果1例60岁以上供体供肾移植后移植物及受者健康存活;3例供肾机械灌注阻力指数0.40-0.55mmHg/ml/min、流量60-70ml/min、肾活检基本正常,其中2例发生了DGF但移植物及受者仍健康存活。结论年龄大于60,机械灌注阻力指数0.40-0.55mmHg/ml/min、流量60-70ml/min可作为DCD扩大标准供肾质量评价标准。(本文来源于《2013中国器官移植大会论文汇编》期刊2013-11-01）
袁小鹏,周健,陈传宝,韩明,王小平[9]（2013）在《机器灌注保存在评价无心跳供体供肾质量中的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机器脉冲灌注保存供肾在评估无心跳供体肾脏质量中的作用。方法 20例无心跳供体,采用机器(LifePort)低温脉冲灌注保存一侧供肾,阻力系数<0.4mmHg/(mL·min-1)时认为供肾可供移植,阻力系数>0.5mmHg/(mL·min-1)则丢弃供肾,阻力系数0.4~0.5mmHg/(mL·min-1)之间根据临床资料判断。丢弃肾脏均进行病理检查,并行Remuzzi评分。结果 12例机器灌注供肾用于移植,阻力系数为0.15~0.80mmHg/(mL·min-1),灌注流量为32~168mL/min,所有供肾移植后功能立即恢复;12例对侧供肾移植后中9例立即恢复,3例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8例供体丢弃供肾,灌注阻力系数为0.44~0.88mmHg/(mL·min-1),灌注流量为28~55mL/min。8例丢弃供肾病理分析显示,4例Remuzzi评分≤3分,其中1例为血栓形成,3例仅为急性肾小管坏死。结论采用阻力系数<0.4mmHg/(mL·min-1)的标准判断供肾质量安全性良好,但是部分阻力系数>0.5mmHg/(mL·min-1)的供肾仍然可供移植,需根据穿刺病理分析综合判断。(本文来源于《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期刊2013年04期）
冼颖欣,陈国栋[10]（2013）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质量评估和改善方法的新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肾移植是目前治疗各种终末期肾病的最佳方法[1]。由于等待肾移植的透析患者不断增多,但肾源逐渐减少,近年来国外采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death,DCD)来解决肾源供不应求的问题。研究表明,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death,DBD)相比,DCD肾移植患者术后长期人、肾存活率无明显差别,且接受DCD肾移植术的透析患者比等待DBD的透析患者(本文来源于《器官移植》期刊2013年02期）
供肾质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中国人群慢性肾脏病发生率高达10. 8%,据统计每年进入终末期肾病(ESRD)的人数达到100万。因为肾移植有更好的疗效、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合乎生理而成为ESRD患者首选治疗方法。但器官短缺仍是制约肾移植的关键。2011年,我国开始大力推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并获得全社会的支持,成绩斐然。2017年,捐献数量和移植数量均达历史新高。但即便如此仍只能解决1%ESRD患者的肾移植需求。如何充分利用捐献肾脏,尤其是边缘供肾,如何准确评估这类供肾质量,提高器官利用率是我们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供肾质量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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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宫念樵.器官捐献供肾质量评估[J].临床外科杂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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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强,成柯,明英姿,赵于军,刘炼.低温机械灌注灌流液生物标志物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质量的评估[C].2013中国器官移植大会论文汇编.2013
[8].杨自轩,钟自彪,王忍,付贞,张洋.DCD扩大标准供肾质量评价标准[C].2013中国器官移植大会论文汇编.2013
[9].袁小鹏,周健,陈传宝,韩明,王小平.机器灌注保存在评价无心跳供体供肾质量中的作用[J].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2013
[10].冼颖欣,陈国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质量评估和改善方法的新进展[J].器官移植.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