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论文文献综述）
韩晓云[1]（2018）在《论方方小说的家庭书写》文中指出方方作为一名优秀的女作家,以其作品的独特风貌在中国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她始终秉承着一颗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专注于小人物的命运书写,从不放弃怀疑、批判精神,在历史语境及现实语境下,将凡人俗事的书写放入家庭书写中,生发对普通大众最深切的生存关照。本论文选取方方小说家庭书写这一维度,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简单介绍方方小说创作及研究的整体面貌,从方方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和具体内容与特征的研究两方面概述方方小说的研究现状,廓清“家庭”、“家庭书写”等相关理论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方方小说家庭书写中的人物形象类型本章共三节,以人物的家庭角色为起点,从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两个维度,展现方方小说中百态家庭的丈夫、父亲及妻子、母亲和儿童等家庭角色的呈现,男性尊严的受辱和消磨,女性表现为失语者和局外人,而儿童在家庭创伤下表现为仇恨和孤独。第二章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叙事特征结合文本分析,探究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艺术表达。她致力于日常生活化叙事;用悖论和复调建构她笔下的家庭故事,爱而不得,得而不爱的悖论相互缠绕产生荒诞感,多声部叙事的复调的运用让家庭故事多线共进,散发生生不息的意味;叙事语言的诗性审美品格表现在诗意文雅、返璞归真、幽深忧郁三个方面。第三章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价值探讨方方对恋爱、婚姻家庭的书写中一直贯穿着她的质疑态度,第一节分析方方小说文本中表现的爱情的虚伪、亲情的黑洞,展开对“家园”的批判与追问;第二节立足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和弱者立场,探究其超性别写作对家庭中“人”的书写的超越与关怀;第三节进一步阐释方方小说家庭书写中的生命力量。
崔金巧[2]（2018）在《启蒙视域下古代文学经典再生产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旨如题目所示,意在以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的戏剧改编为研究对象,阐释启蒙视域下的古代经典再生产现象。作为一种多方合力驱动而成的文化现象,任何关乎文学经典的再生产问题,本质上都无法绕过其内容实体与时代关联域的互动性生成研究。而古代文学经典《孔雀东南飞》能够于20世纪上半叶集中捕获一众新文学作家的目光,成为现代意识烛照下一个群体性召唤文本,显然离不开其原文本自身带有的意义空白及艺术缝隙、离不开彼时作者的创作与再创作心态及读者接受意识,尤其异邦借镜的经典叙事与文学体式之间的文本间性。论文主要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坛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孔雀东南飞》的戏剧改编这一文学现象为研究视点,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合编的五幕话剧《孔雀东南飞》、风汉改编的未完成本四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仅完成了第一幕）、杨荫深据原诗改编的三幕话剧《磐石与蒲苇》、熊佛西据原诗改编的独幕话剧《兰芝与仲卿》、袁昌英改编的三幕话剧《孔雀东南飞》、陈墨香改编的五场京剧《孔雀东南飞》、以及季剑据女高师本编译的五幕话剧《孔雀东南飞》等,通过对同一本事《孔雀东南飞》多次改编之生成策略以及动态意义等系列陈迹翻晒梳理,重在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古今中外之继承革新的文化精神层面,再解读这几部现代戏剧改编本《孔雀东南飞》,藉以分析启蒙视域下中国古典文学再生产的意义与局限,希望能够对古代文学经典再生产现象的学术探索带来可资参考的研究价值。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结语。绪论主要是对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的再生产和通俗化传播进行一个问题归纳,明确论文的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确定研究方法,梳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确立本论文研究的必要性与创新性。正文分三章:第一章主要是对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发生现象做一概述。该章分为两个小节:第一节侧重对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发生进行探源,具体从古代文学经典《孔雀东南飞》自身的文化象征资源、现代创作机制的功能探微、以及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等三个层面展开详细论述;第二节侧重对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从诗到多种文艺样式的转变情况进行历时性整理归纳,具体从历代文人对《孔雀东南飞》的古诗体关注情况以及现代文艺改编情况进行分述整合。第二章主要是对20世纪上半叶各个《孔雀东南飞》改编本进入戏剧文学的启蒙实践进行文本再解读,集中选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的戏剧改编本《孔雀东南飞》、杨荫深的戏剧改编本《磐石与蒲苇》、熊佛西的戏剧改编本《兰芝与仲卿》、袁昌英的戏剧改编本《孔雀东南飞》、陈墨香的京剧改编本《孔雀东南飞》等五部作品作为文本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具体从戏剧改编本的创作趋向、现代戏剧叙事艺术、再生产的主题演变等三个小节展开阐述。第三章主要是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经典再生产现象的整合思考,藉以揭示其文本变迁的历史文化意义与滞重迷失。具体分意义与局限两节展开:第一节旨在阐释20世纪上半叶古代文学经典《孔雀东南飞》再生产的历史性贡献,分别从文艺形式上的突破性与文艺思想上的建设性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第二节旨在对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再生产文本进行反思,分别从剧作者身份认同上的创作困境以及显在的现代文学表达局限两方面,对《孔雀东南飞》文学发生现象的时代缺憾与文艺薄弱点进行总结。最后,结语部分主要点明本论文存在的不足与遗憾,以及后续学术研究的延展性、问题前景。
冯璐璐[3]（2015）在《池莉小说的叙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池莉以“新写实小说”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此时期的小说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对日常生活的“原生态”还原，迥异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技术试验色彩浓厚的“先锋”小说，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新探索，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引发了一股“池莉热”。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世俗化，“新写实小说”的浪潮逐渐衰微，文学的生存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当代文学的整体氛围趋向世俗化、消费化，一向注重读者的池莉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及时捕捉社会时代的瞬息变化，由对日常生活景观的仿真还原转为对商业大潮下都市生活的传奇化书写，在小说叙事上有了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新的突破，“池莉热”在市场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温度。根据池莉小说创作的实际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普遍将认同她的小说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步期，1987年至九十年代中期的“新写实”时期和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都市传奇时期，由于其学步期的小说并没有体现出很高的艺术价值，所以本论文将研究视野主要锁定在池莉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两个阶段作品的叙事艺术流变上，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到1995年的《你以为你是谁》为前期阶段,此后至今的作品如《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水与火的缠绵》、《所以》等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时期的叙事面貌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故将这一时期作品归入后期阶段，将这两个阶段放在整个时代大背景和池莉整个创作生涯中以此分析池莉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与流变。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池莉小说叙事结构的变化,由以自然时间为序缓缓流淌的生活流转向对故事性的追求，实现了对前期小说平铺直叙的突破。第二章研究小说叙事视角的流变。探讨叙述视角由“新写实”时期以第三人称外视角为主到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的多元运用，视角的灵活跳转带来的叙述上的自由。第三章是作者叙事情感的转变。作者通过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女性叙事立场的自觉及对女性人物内心的刻画使叙事情感逐渐由“零度”状态凸显出来。第四章主要论述其小说语言在转型后呈现的新风貌,陌生化点缀期间的语言冲淡了“新写实”时期“汉味”生活化语言的平淡质朴。结语部分则从时代和文化背景、当代文坛氛围以及作家的人生观、生活观与创作心态变化出发对池莉小说叙事艺术演变的原因做了简要概括，对叙事艺术流变的成功与不足做了探讨，希望借此对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有所启示。
冯璐[4]（2014）在《论池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文中研究说明池莉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她站在普通市民的视角，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作品中对母亲形象的描写也占有很大比重，母性的成长、母性意识以及母女关系等也是池莉创作的重要主题。本文正是以池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以作品中母女关系、母性与男权文化之间的关系为视角，剖析池莉作品中较为浓厚的“审母意识”及对“母亲神话”的解构，深入挖掘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创作根源，并通过作品中出现的母女怨恨情结，探讨处理两代人关系的正确方式。引言部分综述了池莉作品中关于母性形象的创作情况，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一章主要对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进行了归类，并以作品中出现的典型人物为例，深入探讨形象背后的母性意识。指出池莉在作品中并不是一味地美化母亲，而是将真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丑恶”也一并带出，使人物更加真实、立体。第二章着重论述了池莉作品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母女怨恨情结。重点反映了作品中母亲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对女儿令人窒息的、带有侵犯性的压制，深入刻画了母女之间强烈的对峙关系。母亲略带摧残的母爱以及女儿们自身的觉醒，最终导致了母女的决裂。最后从作品本身以及作者创作心理两个角度，剖析了池莉作品中母女对峙的成因。第三章以母性与男权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作品中充当父权维护者的强权母亲形象的描述，分析池莉对于“母权”的看法。在中国家庭中，女人成了母亲之后就变成了男权的拥有者，具有了父性的权威。池莉集中地展示了母亲“恶”的一面，揭去了罩在传统作品中母亲身上的“圣洁”外衣，暴露了长期以来未被揭开的母亲阴暗、丑陋的一面，是对男权文化中理想慈母形象的一次解构。第四章从池莉的成长生活经历、缺失性体验、集体无意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等几个方面，剖析作品中母亲形象创作的根源，并发掘出了其在文学和教育两个领域中的意义。结论部分主要给列举了池莉母亲形象创作的一些局限性。池莉描写的母亲形象，摆脱了完美母亲的圣母形象，能够从现实生活中还原母亲的真实状态，刻画母亲的美与丑，评判她们的得与失。通过真实的笔触，展现了“世俗母亲”的喜、怒、哀、乐，洞悉她们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母亲形象有了更深的思索。
刘秀秀[5]（2014）在《论池莉的创作心态》文中认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社会生活，生活实践、政治观点、技巧手法以及作家的主体情感糅合在一起并不能直接变成作品，它必须经过作家的“开发”“沟通”“积淀”“吸取”“过滤”等重重提取，才能成为文学作品。于是，作家的创作心态直接作用于整个创作过程，影响着作品的面貌。面对同样的社会生活材料，作家们因为个人经历与生活环境的差异性，会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作品也会体现出不同的内蕴，不同的审美格调。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态直接影响作家的作品风貌与作品所传达的审美情趣，有时尽管是书写相同的题材，因为每个作家的创作心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交织下具有独一无二性，所以，作品所传达出的文学旨趣以及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都是不同的。正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一个作家情感的凝结，思想的汇聚，通过对作家心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透彻的去探求其作品背后的意义及价值。作家心态有其稳定的一面，也有其变异的一面，这便是所谓的“先在心态”和“即时心态”。一般而言，前者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后者则是偶发的变化，两者交互作用，构成了极为复杂的作家创作心态。因此，本文打算对池莉进入具体的创作阶段后的创作心态，进行粗浅的描述和尝试性的阐释。第一章从作家的一般创作心态入手，分析创作心态在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兼及论述常见的几类作家创作心态，通过对比分析作家的创作心态，概述池莉创作心态——庸常平实、矛盾对峙、达然乐观。第二章理顺池莉在创作中所突出表现的庸常平实、矛盾对峙、达然乐观三种主导心态。这三种创作主导心态，统摄着池莉的创作，使池莉的创作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极大的契合并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庸常平实的心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池莉一直以一种边缘化、解构化的姿态进行创作，消解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崇高，将世人的烦恼平铺开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此基础上池莉伸张人的各种原始欲望，或食或性。庸常不代表低俗，更不代表池莉的写作没有任何的反抗与思索。矛盾对峙心态始终贯穿于池莉的创作之中，使池莉的作品充满文学张力。我们通过分析池莉在创作中的各种意象与表现，可以将池莉矛盾焦虑的对峙心态划分为三种表现：理想与现实的对峙；生活与生命的对峙；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性别对峙。在矛盾与对峙之下，池莉并没有对生活丧失热情与希望，她对未来、对生活仍旧是充满了希望与热情，世俗大众的自我解嘲、自我宽慰的乐观情怀像流水一般，将生活的杂质携滚而下，她秉持着达然乐观的心态，认为生存至上，活着就好。第三章则重在揭示池莉庸常平实、矛盾对峙、达然乐观创作心态的形成因素。这一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池莉的生理机制（如胆汁质、抑郁质的气质、体型、血型与池莉特殊的生活经历等）和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这两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把握其独特创作心态的成因。第四章论文回归文本，分析池莉独特的创作心态在书写武汉地域、当代文坛语境的价值与意义。
余琼[6]（2012）在《市民叙事在当代的两种范式 ——池莉与王安忆市民叙事的比较》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文学史,市民小说由来已久并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作品状写市井细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其娱乐性、故事性赢得了市民阶层的广泛关注和追捧。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市民小说再次占据了文学画卷的一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争议。新时期以来,对市民生存本相极为关注且具有独特艺术表现的当属池莉和王安忆。论文围绕池莉与王安忆市民叙事的比较展开,全文由六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述了池莉和王安忆的市民叙事、研究现状以及关于本文的研究范畴及相关说明,为正文主体部分做了铺陈。正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当代市民叙事的生成背景”,主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二章“市民叙事立场的比较”,重在对池莉和王安忆各自叙事立场的总结与分析,比较其中的异同。池莉倾向于“为市井细民写心”,王安忆则倾向于“营造精神之塔”。第三章“市民叙事主题的比较”,主要是对池莉和王安忆市民叙事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叙事主题进行分析比较。池莉重在对“市井人生的执着与张扬”,王安忆则重在对“抽象人性的探寻与言说”。第四章“市民叙事手法的比较”,主要是从叙事方式和语言特点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第五章“文学史视域下的一种意义比较”,重点突出池莉和王安忆市民叙事的文学史意义,即在互补中对市民叙事范式的丰富与开拓,同时也指出各自具有的限度及发展可能性。结语部分,对池莉和王安忆市民叙事的创作特色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与比较,同时指出当下市民小说创作的不足并提出展望。
王红梅[7]（2011）在《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比较》文中指出韩中两国当代文学是沿着各自的轨迹平行发展着的。在笔者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者把精力投入到了研究韩中两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比较中了,而对于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相对很少。专注于当代韩中婚姻爱情小说研究的,也为数不多,可以说对韩中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对于韩中两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尤显单薄。因此,韩中两国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韩中文化研究总格局中有研究潜力和开拓价值的领域之一。对于韩中文坛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韩中两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不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认识,本论文以韩中两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梁贵子、池莉的婚姻与爱情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的婚姻与爱情主题,剖析两国民众的道德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挖掘历史根源,封建礼教、婚姻制度以及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理性的分析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试图找到婚姻与爱情生活中的最佳契合点,通过对文本进行研究,找到韩中两国婚姻与爱情的同与异,从而揭示出婚姻与爱情的深层内涵及内在动因,为我们今天处理韩中两个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相互了解的平台。本论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批评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比较研究方法统摄全篇,通过第一章序论：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章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文化背景比较：社会发展度比较、家庭认同感比较；第三章梁贵子与池莉创作道路比较：梁贵子与池莉的文学梦想与人生境遇比较、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的创作轨迹及其特征比较;第四章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男性人物形象比较：主宰——男权主义形象、背弃——堕落男性形象、回归——英雄主义形象；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女性人物形象比较：容忍——传统女性形象、反抗——愤怒女性形象、妥协——智慧女性形象；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人物形象特点比较；第五章梁贵子与池莉小说“婚姻、爱情、烦恼”主题比较：婚外情：爱情对婚姻的背叛、性解放：精神与道德底线的突破、不谈爱情：维系婚姻的最佳途径、烦恼：婚姻爱情的主旋律；第六章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的叙事艺术比较：独特的叙事视角、文本结构比较、新写实的艺术手法；第七章结论等七大部分,试图解决如下问题：韩中两国婚姻与爱情的文化背景是如何演变的?女性在要求自身解放的同时是如何与男性霸权主义做斗争的?在父权文化背景下如何使女性找到位置?韩中两国的男女两性在处理婚姻与爱情的方式上有何异同?男人与女人如何相处才能得到幸福和谐?深究其产生的思想根源与历史根源。我们的回答是：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的今天,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男人还是女人,要以“求同存异”为根本出发点,允许对方在平等对话中发展自己,多元并存,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反对对抗,主张对话。使韩中两国人民从民族性、世界性的角度来深层次的思考婚姻观、爱情观、价值观与幸福观,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本论文所选择的梁贵子与池莉两位女作家是20世纪80年代登上韩中两国文坛并在文学界引起轰动的作家,同时处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现代化产业体制确立、西方式现代城市发展、大众文化膨胀,物质中心主义观念扩大的社会环境下,同样把平民阶层作为自己作品主要的研究对象,并着重的把婚姻与爱情作为小说的主题,探索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两位作家虽然国籍不同,生长环境不一,创作道路相异,但同为女性、同受儒家文化熏陶、同受西方文论影响的她们,在婚姻与爱情的理解上有着很多的相似。如何引导大众经营自己的婚姻与爱情,使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与爱情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剖析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斗争是否适合婚姻与爱情的持久与稳固；使女性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获得男性的共鸣,找到婚姻与爱情的最佳契合点。这些是两位作家作品的主旨。研究表明,韩中两国文化在历史上都属于东亚汉文化圈,同时又都处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之下。两种同根但也存在许多差异的文化在千余年的交流中不断融合,彼此认同。尤其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婚姻与爱情生活当中男人与女人形象的分析,使得我们研究韩中两国当代婚姻与爱情问题更加完整,更加具有说服力,也更接近我们所要追寻的事实本相。对她们的研究,将会使读者从中吸取更多的文学精髓,从而对于韩中两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潘世松,徐青[8]（2008）在《池莉小说绰号的语用考察》文中指出以绰号为切入点对武汉作家池莉的小说进行语用考察。认为池莉小说绰号具有深层动因,语音上具有浓郁的武汉方言色彩、音节结构以三音节和双音节为主、出现语流音变现象;语法上,多用派生构词法,以偏正结构为主;语义上,通过引申或比喻,绰号的意义更加丰满,从而凸显人物特征,制造幽默、讽刺效果;语用上,体现经济原则、得体原则、背言式原则,标志人物特征、身份。从语用学角度对池莉小说的绰号现象进行思考,对武汉作家作品语体的深入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田丽晖[9]（2005）在《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池莉作品的转向研究》文中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写作立场、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更具个性化特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构造着各自的写作空间。部分作家开始以不断更新的创作姿态迎接传媒时代带给文学的冲击,成功地向大众文化靠拢,池莉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之一。从早期的《月儿好》等反映个人的人生见闻和经历的作品,到中期的《烦恼人生》等描写深层的人生体验和感悟的作品,再到 90 年代以来的《来来往往》等写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人生百态的作品,池莉一方面以敏锐的视角体味着社会生活的际变而使自己的创作不断成功转型;另一方面,敏感地把握传媒时代的特点,使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大众传播媒介成功结合。她通过不断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有目的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众型的作家,代表着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融合。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阐释。首先,对池莉创作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池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大众文化全面兴起之时。通过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定,阐明大众文化背景下,池莉的大众化写作特征。其次,对池莉的文化选择进行分析,解读其大众化的写作姿态。池莉始终是面对生活,面对平凡的民众来讲述故事,所以,她以自身的特点选择了市民的立场对文本进行表述,同时也把自己作为市民阶层中的普通一员。她为自己生活和生命的需要而写作,更是为读者而写作,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是她不变的追求。在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市井人物偏爱的同时,池莉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持否定态度。通过对池莉文学立场与写作视点的分析,可以体现她融入大众、拥抱世俗的大众化写作状态。再次,对池莉的创作表现进行分析,说明她在保持自我创作本色的同时完成了向大众文化的蜕变。其一,创作题材重心的转移。在池莉两个阶段的创作中,对于人的生存环境及人格特征等方面的叙写有了极大的转变,不再醉心于《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对于计划经济下宁静而没有变化的生活描写,而是从《来来往往》等作品开始,对生活、个体及家庭内部情爱的变化冲突进行挖掘,由“凡俗人生”,转为“都市传奇”。其二,叙事模式的转变。90 年代以后,池莉的创作在叙述立场、叙述语言以及叙事形式等方面有了极大的转变,摒弃零度创作状态,转入哲学意味的表达;以诗化的语言,从平庸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将偶然性、戏剧性运用于其小说创作中。这些改变使得的近年来池莉的小说创作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其三,女性意识的觉醒。池莉早期的创作中并没有较明确地认识到女性的地位、权力,而是站在男性权力话语的立场上来表达、关注生活。90 年代以后,池莉开始在她的作品中张扬女性主义意识,她笔下的女性开始对爱情和婚姻作深刻反省,不再驻留于温柔的抗争和纯粹的逃离,她们开始找到自我,争取独立,实现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生活。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池莉不断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新鲜的时代生活元素,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从而成功地完成了知识分子向大众文化的靠拢。最后,对池莉小说创作与大众传播媒介成功结合的分析,发掘其创作的大众性特质。在现代传媒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作家、作品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更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众传媒为文学带来更广泛的受众,为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体,而池莉创作的表现市民生活的作品与以市民为主要收视群体的影视作品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她的小说文本具备适合于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因素;另一方面,池莉作品的多种市场运作方式,更大大提升了她本人及作品的知名度。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使作家真正进入到大众化的写作状态。池莉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转型期知识分子分化的典型,是知识分子调整状态之后坦然面对文化市场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体现了文学创作与大众文化融合。对大众化写作状态的表现及作品与大众传媒的成功结合,使池莉成为当代大众文学的重要生产者,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
康新慧[10]（2003）在《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文中研究表明自 1 987年《烦恼人生》问世以来 ,池莉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贯坚持的平民化写作立场是一个主要原因。
二、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1）论方方小说的家庭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论文研究创新点 |
| 三、家庭书写的理论溯源 |
| 第一章 方方小说家庭书写中的人物形象类型 |
| 第一节 方方小说中家庭书写的“丈夫”、“父亲”形象 |
| (一)历史洪流中的受辱者 |
| (二)现实语境下的消磨者 |
| 第二节 方方小说家庭书写中的“妻子”、“母亲”形象 |
| (一)历史背面的被动前行者 |
| (二)现实侧面的清醒局外人 |
| 第三节 方方小说中家庭书写的“儿童”形象 |
| (一)家庭创伤下的自强者、冷漠者 |
| (二)家庭缺失中的孤独者、异能者 |
| 第二章 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以“小家庭”视角观照“大环境” |
| (一)从内心出发的写作 |
| (二)日常生活的复刻与超越 |
| 第二节 家庭故事建构：悖论与复调 |
| (一)悖论的荒诞感 |
| (二)宿命的复调 |
| 第三节 语言的诗性审美品格 |
| (一)诗意文雅之美 |
| (二)返璞归真之美 |
| (三)幽深忧郁之美 |
| 第三章 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价值探讨 |
| 第一节 何处是家园：思索与追问 |
| (一)爱情的虚伪 |
| (二)亲情的黑洞 |
| (三)对“家”的批判与追问 |
| 第二节 超性别写作：反叛与悲悯 |
| 第三节 ：生活之下：生命的韧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方小说创作年表 |
| 致谢 |
（2）启蒙视域下古代文学经典再生产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立论缘起 |
| 文献综述 |
| 研究意义 |
| 创新点简述 |
|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经典再生产之现象概述 |
| 第一节 探源：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经典再生产的原因 |
| 一、“经典”伦理层面：《孔雀东南飞》的文化象征资源 |
| 二、创作机制层面：主体性阐释的认知策略 |
| 三、时代话语层面：“时空体”的文艺对话 |
| 第二节 流变：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经典本事的多重讲述 |
| 一、经典再接受：重返古代文学经典《孔雀东南飞》 |
| 二、同体改编本：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的文艺改编 |
| 三、变体改编本：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的互文衍生 |
| 第二章 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之现代演绎 |
| 第一节 《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本的创作趋向 |
| 一、女高师本：现实主义“问题剧” |
| 二、杨荫深本：浪漫主义“反抗剧” |
| 三、熊佛西本：戏剧大众化“实验剧” |
| 四、袁昌英本：现代主义“心理剧” |
| 五、陈墨香本：流于时代发展的“国剧” |
| 第二节 《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本的叙事艺术 |
| 一、人物构设与故事情节 |
| 二、叙述视角与叙事话语 |
| 三、文体风格与舞台效应 |
| 第三节 《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本的主题变奏 |
| 一、人的解放：个体生命意志的关注 |
| 二、妇女解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
| 第三章 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经典再生产之文学反思 |
| 第一节 破与立：现代性追寻的历史性贡献 |
| 一、传统换装：对旧文学形式的突破性 |
| 二、返本开新：对新文学思想的建设性 |
| 第二节 滞重与迷失：文艺革新的单维阐述 |
| 一、身份认同的困境：无法逃脱的传统文化心理 |
| 二、文艺表达的局限：社会功利色彩和理性切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目录 |
| 附录 |
（3）池莉小说的叙事艺术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从平铺直叙到曲折跌宕：叙事结构的平面化与复杂化 |
| 第一节 平铺直叙的日常“生活流” |
| 第二节 情节结构的曲折跌宕 |
| 第三节 叙事时间的新变 |
| 第二章 从一元到多元：叙事视角的单一化与多样化 |
| 第一节 以第三人称外视角为主的叙事视角 |
| 第二节 全知视角和内视角的多元运用 |
| 第三节 多样视角的交互转换 |
| 第三章 从“零度情感”到“在场”的写作：叙事情感的淡出与凸显 |
| 第一节 隐含情感的“零度写作” |
| 第二节 女性叙述立场的自觉 |
| 第三节 叙事者的“在场”性：非叙事性话语的大量运用 |
| 第四章 从平易到修饰：叙事语言的平实与艺术化 |
| 第一节 自然质朴的“汉味”本色生活语言 |
| 第二节 语言的诗化 |
| 第三节 语言的陌生化 |
| 结语 |
| 附录 池莉小说作品年表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池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池莉笔下的母亲形象 |
| 第一节 性格扭曲的孤母形象 |
| 第二节 小市民母亲形象 |
| 第二章 母女怨恨情结 |
| 第一节 对峙的母女关系 |
| 第二节 母女对峙关系成因 |
| 第三章 母性与男权文化 |
| 第一节 充当父权维护者的强权母亲形象 |
| 第二节 男权文化中神圣母性的解构 |
| 第四章 母亲形象创作的根源与意义 |
| 第一节 创作根源 |
| 一、 成长经历 |
| 二、 孕育后母爱的升华 |
| 三、 池莉的母爱缺失性体验 |
| 四、 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
| 五、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
| 第二节 母亲形象创作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论池莉的创作心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池莉独特的创作心态 |
| 第一节 作家的创作心态 |
| 第二节 池莉独特的创作心态 |
| 第二章 池莉创作的主导心态 |
| 第一节 庸和平实的心态 |
| （一）消解崇高，宣泄烦恼 |
| （二）尚俗意识，伸张欲望 |
| 第二节 矛盾对峙的心态 |
| （一）生命与生活的对峙 |
| （二）理想与现实的对峙 |
| （三）女性多重身份的对峙 |
| 第三节 达然乐观的心态 |
| （一）活着就好——小市民的生存之道 |
| （二）不谈爱情——婚姻爱恋的围城之迷 |
| （三）质朴人生——体悟与表象并存之态 |
| 第三章 池莉创作心态的成因 |
| 第一节 主体生理机制 |
| （一）池莉的生理气质 |
| （二）童年爱的缺失性体验 |
| （三）特殊的从医体验 |
| （四）作为女性自我意识的矛盾性 |
| 第二节 生存环境对池莉创作心态的影响 |
|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
|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
| （三）文化环境的影响 |
| 第四章 池莉创作心态的独特价值 |
| 第一节 从书写武汉地域文化看池莉创作心态 |
| 第二节 从当代文化语境看池莉创作心态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市民叙事在当代的两种范式 ——池莉与王安忆市民叙事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池莉、王安忆市民叙事概述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关于本文的研究范畴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当代市民叙事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当代市民叙事生成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当代市民叙事生成的文化背景 |
| 第二章 市民叙事立场的比较 |
| 第一节 池莉：倾向于“为市井细民写心” |
| 第二节 王安忆：倾向于“营造精神之塔” |
| 第三章 市民叙事主题的比较 |
| 第一节 池莉：市井人生的执着与张扬 |
| 第二节 王安忆：抽象人性的探寻与言说 |
| 第四章 市民叙事手法的比较 |
| 第一节 池莉：“仿真化虚构”与“本色民间语言” |
| 第二节 王安忆：“想象性虚构”与“语白而意雅” |
| 第五章 文学史视域下的一种意义比较 |
| 第一节 在互补中对市民叙事范式的丰富与开拓 |
| 第二节 各自具有的限度及发展可能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7）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文化背景比较 |
| 2.1 社会发展度比较 |
| 2.2 家庭认同感比较 |
| 第三章 梁贵子与池莉创作道路比较 |
| 3.1 梁贵子与池莉的文学梦想与人生境遇比较 |
| 3.2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的创作轨迹及其特征比较 |
| 第四章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 |
| 4.1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男性人物形象比较 |
| 4.1.1 主宰:男权主义形象 |
| 4.1.2 背弃:堕落男性形象 |
| 4.1.3 回归:英雄主义形象 |
| 4.2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女性人物形象比较 |
| 4.2.1 容忍:传统女性形象 |
| 4.2.2 反抗:愤怒女性形象 |
| 4.2.3 妥协:智慧女性形象 |
| 4.3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人物形象特点比较 |
| 第五章 梁贵子与池莉小说"婚姻、爱情、烦恼"主题比较 |
| 5.1 婚外情:爱情对婚姻的背叛 |
| 5.2 性解放:精神与道德底线的突破 |
| 5.3 不谈爱情:维系婚姻的最佳途径 |
| 5.4 烦恼:婚姻爱情生活的主旋律 |
| 第六章 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 |
| 6.1 独特的叙事视角 |
| 6.2 文本结构比较 |
| 6.3 新写实的艺术手法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答谢词 |
（9）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池莉作品的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引言 |
| 一、大众文化：池莉创作的文化背景 |
| （一） 大众文化的兴起 |
| （二） 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的界定 |
| 二、池莉的文化选择 |
| （一） 写作视点和创作定位 |
| （二） 市民价值立场的确定与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否定 |
| 三、池莉的创作表现 |
| （一） 题材重心的转移：从“凡俗人生”到“新都市传奇” |
| （二） 叙事模式的颠覆：从民间叙述到诗意与智慧 |
| （三） 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对抗逃离到突围倒戈 |
| 四、池莉创作与大众传媒的结合 |
| （一） 文学与影视的互动 |
| （二） 池莉作品的市场运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底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再现 |
| 二、市民价值观念的确立张扬 |
| 三、市民审美趣味的探寻挖掘 |
四、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方方小说的家庭书写[D]. 韩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2]启蒙视域下古代文学经典再生产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孔雀东南飞》戏剧改编为例[D]. 崔金巧. 河南大学, 2018(01)
- [3]池莉小说的叙事艺术流变研究[D]. 冯璐璐.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4]论池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D]. 冯璐. 河北师范大学, 2014(04)
- [5]论池莉的创作心态[D]. 刘秀秀.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6]市民叙事在当代的两种范式 ——池莉与王安忆市民叙事的比较[D]. 余琼. 浙江大学, 2012(07)
- [7]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比较[D]. 王红梅. 延边大学, 2011(05)
- [8]池莉小说绰号的语用考察[J]. 潘世松,徐青. 咸宁学院学报, 2008(01)
- [9]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池莉作品的转向研究[D]. 田丽晖. 东北师范大学, 2005(04)
- [10]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J]. 康新慧.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