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持久性卤代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卤代有机污染物,昆虫变态,子代传递,生物富集
持久性卤代烃论文文献综述
刘煜[1]（2018）在《昆虫对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富集及其介导的食物链迁移》一文中研究指出卤代有机污染物(HOPs)是环境中广泛存在的一类污染物,由于它们具有持久性、长距离迁移性、生物累积性和潜在毒性,HOPs的环境污染及生态和健康风险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污染物的生物富集与食物链放大是污染物产生生态和健康风险的基础。昆虫具有丰富的种类和庞大的数量,是水生和陆生食物链(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昆虫具有变态发育的特性,他们的幼虫与成虫往往生活在不同的生境,是不同捕食者的捕食对象。昆虫变态发育过程对污染物的调控会导致不同的捕食者对污染物的暴露出现差异。目前,关于HOPs的富集与食物链放大更多集中在水生和陆生高营养级生物上,对其在昆虫的富集及昆虫变态发育对污染物的调控关注较少。有必要开展更多研究揭示HOPs在昆虫中的生物富集与食物链传递规律。本研究以广东清远一受电子垃圾污染的池塘及周边地区(500m范围)为研究区域,以滴滴涕(DDTs)、多氯联苯(PCBs)、多溴联苯醚(PBDEs)、得克隆(DP)、十溴二苯乙烷(DBDPE)和其他溴代阻燃剂(OBFRs)为目标污染物,采集了包括六个目(蜻蜓目、鳞翅目、直翅目、半翅目、鞘翅目和螳螂目)的昆虫、以昆虫为食的水生、两栖和陆生生物样品(鱼、虾、蟾蜍、青蛙、水蛇、水鸟蛋、蜥蜴、棕背伯劳、鹊鸲和乌鸫)和环境样品(水,土壤和植物)。分析了各种生物及环境样品中HOPs的浓度和组成,研究了不同生境下昆虫及其它生物对污染物的富集特征,调查了昆虫变态发育过程中污染物在昆虫中的变化行为,同时也探讨了HOPs在昆虫介导的食物链(网)上的生物富集与放大机制。昆虫体内DDTs、PCBs、PBDEs、DP、DBDPE和OBFRs的浓度范围分别为nd~1000、20~16000、0.08~28000、nd~5000、0.53~5200和0.12~1400 ng/g lw(脂重)。PCBs是昆虫中最主要的污染物,其次为PBDEs,作为农业污染源的DDTs贡献相对较少。主成分分析表明,昆虫HOPs的组成模式存在明显的种间差异。鳞翅目和鞘翅目昆虫均以PCBs和DDTs为主,这种组成模式与其寄主植物相似。在直翅目昆虫中,中华稻蝗和短额负蝗倾向于富集PBDEs、DPs和DBDPE,这与草样的组成模式相似;而中华蟋蟀和东方蝼蛄大部分是以PCBs和DDTs为主。在同时采集到幼虫与成虫的四种昆虫(蜻蜓目、鳞翅目、直翅目、半翅目)中,发现HOPs在昆虫成虫与幼虫中的浓度比(ln A/L)与化合物的log K_(OW)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即当log K_(OW)<6.5时,ln A/L比值随log K_(OW)的增加而下降;当6.5<log K_(OW)<8或8.5时,ln A/L比值与log K_(OW)呈正相关;当log K_(OW)>8或8.5时,ln A/L比值随log K_(OW)的增加而再次下降。这表明HOPs在不同种类昆虫的变态过程中具有相似的调控机制。水生、两栖和陆生生物中PCBs和PBDEs的浓度范围分别为990~450000和130~80000 ng/g lw(脂重),比昆虫体内的含量高出1~2个数量级,而其他污染物的浓度与昆虫在同一个数量级。在所有生物中PCBs均是最主要的卤代有机污染物,其次是PBDEs,这与大部分昆虫样品中HOPs的组成一致。在两栖和陆生生物中BDE 153占?PBDEs的比例较高(占12~37%),而在昆虫和环境介质的比较中也发现昆虫对BDE 153的选择性富集,说明昆虫的选择性富集进一步影响了以昆虫为食的捕食者。另外,水蛇卵中PBDEs的组成以BDE 47、100、153和154为主,而母体中BDE 209是最主要单体,表明在子代传递过程中存在对PBDEs的选择性富集。HOPs的子代传递效率与其log K_(OW)呈多线性相关,当6<log K_(OW)<8时,污染物具有相近的子代传递效率,当log K_(OW)>8时,子代传递效率随log K_(OW)的增加而迅速下降,暗示K_(OW)可能不是控制HOPs子代传递效率的主要因素。对采集的生物样品,通过稳定同位素特征和食性分析,构建了多条以昆虫为主的食物链(网)。其中,PCB、PBDE和DP在水生、两栖和陆生食物链中的BMFs值均大于1,表现出生物放大效应。在昆虫—鸟类食物链上HOPs的BMFs值明显高于昆虫—鱼(蟾蜍或蜥蜴)食物链,说明HOPs在恒温动物中的富集和放大潜力高于变温动物。在以昆虫为主的陆生食物网上PCB、PBDE和DP的TMFs值分别为4.0、2.9和1.7,均表现出营养级放大。HOPs的TMFs值与其log K_(OW)和log K_(OA)均呈抛物线关系,表明K_(OW)和K_(OA)对污染物在陆生食物网上的生物放大具有相似的调控机制。(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期刊2018-06-01）
林必桂,于云江,陈希超,李良忠,乔静[2]（2017）在《室内环境中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的人体暴露及潜在生殖健康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卤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Hal-POPs),如多溴联苯醚(PBDEs)、多氯联苯(PCBs)、滴滴涕(DDT)等是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全球性有机污染物,同时它们又是内分泌干扰物,是威胁人类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人们每天约有80%以上的时间在室内度过,且室内环境是Hal-POPs人体暴露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室内环境中Hal-POPs对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干扰作用及其机理等问题亟待研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有限。本文通过综述Hal-POPs在室内环境中的赋存水平和在人体体内的负荷水平及其半衰期,探讨了其对人体内分泌系统尤其是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情况及其可能的机理,并分析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研究前景,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本文来源于《生态毒理学报》期刊2017年05期）
莫凌,李清贵,邢巧,吴江平,罗孝俊[3]（2015）在《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PHCs)在植物体中生物积累的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halogenated compounds,PHCs)具有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积累潜力,危害野生动物与人类健康,已成全球环境关注的焦点。了解环境介质-植物系统中PHCs的生物积累和传输特征,对明确PHCs的陆生生态环境行为和食物链暴露风险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综述了PHCs的植物积累和迁移途径,旨在对今后研究PHCs在环境归趋、生物放大效应与健康风险评等研究中起到一定指导作用。(本文来源于《2015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期刊2015-08-06）
彭颖[4]（2015）在《持久性卤代烃在典型污染区域鸟类体内的累积及其健康影响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III持久性卤代烃(PHHs)是指一类含卤烃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具有难降解性、可生物富集性和较高的毒性,并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对人类和野生生物产生潜在危害。伴随着近叁十年来电子垃圾拆解业和电子电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过去几十年作为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广东省已成为卤系阻燃剂(HFRs)、多氯联苯(PCBs)和滴滴涕(DDT)等PHHs污染的典型区域。PHHs污染在该区野生生物中的累积及其潜在危害已引起关注,但目前较多研究主要集中于点源污染地区(电子垃圾拆解地和电子电器生产地),对非点源污染地区野生生物体内PHHs的累积特征研究较少。此外,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对PHHs的累积特征尚需进一步研究;高暴露地区PHHs对野生生物的健康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以鸟类作为研究对象,测定了广东省一些代表性点源污染地(电子垃圾拆解地和电子电器生产集中地)和全省范围多个非点源污染地区翠鸟肌肉组织中多溴联苯醚(PBDEs)、十溴二苯乙烷(DBDPE)、1,2双(叁溴苯氧基)乙烷(BTBPE)和双(六氯环戊二烯)环辛烷(DP)等HFRs、PCBs含量,研究了广东省不同区域PHHs的分布特征和污染物组成模式。此外,还分析了石门台国家自然保护区几种陆生雀形目鸟类(大山雀、鹊鸲、白头鹎、红耳鹎)肌肉组织中PHHs含量和稳定碳、氮同位素组成,研究了自然保护区陆生雀形目鸟类对PHHs的累积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测定了电子垃圾拆解地翠鸟和白头鹎体内PHHs含量及肝脏氧化应激水平、血清肝功能相关指标和肝重指数(HSI),并对肝脏组织病理切片进行观察,初步分析了电子垃圾拆解地鸟类的健康状况及其与PHHs含量之间的相关性。主要结果如下:电子垃圾拆解地区(清远和贵屿)、电子电器生产集中地区(增城和惠州)和非点源污染地区(河源、梅州、揭阳、恩平、茂名、英德、肇庆和韶关)翠鸟肌肉组织中∑HFRs含量范围分别为2090–125800、48–1280、18–470 ng/g脂重,∑PCBs含量分别为2100–1482000、60–1500和39–2990 ng/g脂重。电子垃圾拆解地区∑HFRs和∑PCBs含量显着高于电子电器生产集中地,并高于非点源污染地区2–3个数量级。此外,叁种类型区域PHHs组成模式不同:电子垃圾拆解区以PBDEs和PCBs为主要污染物,其他地区以DDTs污染为主,但电子电器生产集中地HFRs所占比例远高于非点源污染区。这些结果表明,粗犷的电子垃圾拆解活动和集中的电子电器生产活动不仅造成了当地翠鸟体内PHHs严重污染,也改变了生物体内污染物的组成模式。在非点源污染区,翠鸟体内的的PHHs含量与当地的人口密度呈正相关。石门台国家自然保护区几种陆生雀形目鸟类肌肉组织中∑DDTs、∑PCBs、∑PBDEs、DBDPE、BTBPE和DP的含量分别为30–5270、45–1770、11–340、2.7–125、0.02–1.2和1.2–104 ng/g脂重,其中大山雀肌肉中的PHHs含量显着高于鹊鸲,鹊鸲肌肉中的PHHs含量又显着高于两种鹎类(白头鹎和红耳鹎)。稳定同位素测定结果显示,大山雀、鹊鸲和两种鹎类的δ13C值显着不同,表明食源是影响这些鸟类PHHs累积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大山雀和鹊鸲的δ15N值显着高于两种鹎类,且鸟类肌肉中的PHHs含量随其δ15N值的增加而上升,表明鸟类的生态位(营养级)也是影响PHHs累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清远电子垃圾拆解地翠鸟肝脏组织中∑PBDEs、DBDPE、BTBPE、DP、∑PCBs和∑DDTs含量范围分别为22–2550、0.1–9.2、nd–0.2、0.3–55、790–70600、40–390和ng/g湿重,其中∑PBDEs和∑PCBs含量高于对照区1–3个数量级。电子垃圾拆解地翠鸟肝脏组织中活性氧(ROS)和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血清中总胆固醇(TCH)、谷草转氨酶(AST)和碱性磷酸酶(ALP)含量均显着高于对照区,但肝脏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含量显着低于对照区。此外,电子垃圾拆解地翠鸟肝脏组织中炎症和脂肪肝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高于对照区。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ROS和MDA含量均与肝脏中∑PBDEs和∑PCBs含量显着正相关,但与其他PHHs无显着相关性;肝脏中SOD和CAT含量与肝脏中∑PBDEs和∑PCBs含量呈显着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电子垃圾拆解地的翠鸟已经产生了肝损害(氧化损伤、炎症和脂肪肝),且这些毒性可能与PBDEs和PCBs暴露有关。贵屿电子垃圾拆解地白头鹎肌肉组织中∑PBDEs、DBDPE、BTBPE、DP、∑PCBs和∑DDTs含量范围分别为180–33520、1.7–630、0.6–39、4.6–530、87–7200和17–340 ng/g脂重。除∑DDTs外,其它化合物均高于与对照区1–3个数量级。白头鹎的肝重和HSI均显着高于对照区,表明这些鸟类发生了肝肿大。肝脏病理切片显示,电子垃圾拆解地白头鹎发生了炎症和脂肪肝等病理变化,且这些病理变化的发生率高于对照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HSI与∑PBDEs和∑PCBs含量均有显着的正相关性,但与其他PHHs含量无显着相关性。(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期刊2015-04-01）
莫凌,岳平,吴江平,罗孝俊,麦碧娴[5]（2014）在《持久性卤代烃对鸟类外源性污染物代谢相关酶活性影响的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研究持久性卤代烃对鸟类肝脏中外源性污染物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对于正确评价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的生态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报告结合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多氯联苯(PCBs)和多溴联苯醚(PBDEs)等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对外源性污染物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进行了综述。文献中部分研究发现外源性污染物代谢的酶活性(EROD、PROD和GST)与持久性卤代烃的残留浓度存在相关性,说明鸟类中肝脏的污染物残留已经影响了酶系统的稳态平衡,酶活性变化适合作为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的生物标志物。但是,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对肝脏酶系统的影响机理目前还未透彻理解,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明。(本文来源于《201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第十、十一章）》期刊2014-08-22）
郑晶,陈可慧,陈社军,彭晓武,任明忠[6]（2013）在《电子废物拆解地区人群头发中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PHCs)的污染特征》一文中研究指出本研究以头发作为指示人群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PHCs)暴露的生物材料,分析了电子废物拆解工人、电子废物拆解区普通居民、农村对照区居民和城市对照区居民头发中的PHCs浓度水平及组成特征.结果发现:电子废物拆解工人和拆解区普通居民头发中的PHCs含量显着高于两组对照地区人群(p<0.05),表明电子废物拆解活动造成了当地人群对PHCs较高的暴露剂量.在电子废物拆解区的普通居民中,人群头发中的PHCs含量具有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老年人组(>60岁)头发中的PHCs含量最高.在电子废物污染地区和农村对照区人群中,PCBs是最主要的PHCs污染物(39%~52%),表明这两个地区的人群均受到电子废物拆解活动的影响;城市人群头发中则以PBDEs和DBDPE为主(共占69%),反映了珠叁角地区人群主要受工业或生活活动PHCs排放的影响.同时,主成分分析显示,不同人群头发中PHCs的组成模式也与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有关.(本文来源于《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3年11期）
马静[7]（2009）在《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环境中持久性有毒卤代烃的分布特征及对人体暴露的评估》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废弃电子电器(又称电子垃圾)成为了增长速度最快的固体废物。每年全世界大约有2～5千万吨的电子垃圾产生,其中70%被运至中国拆解回收,而就中国自身而言,每年还要废弃大约4百万台电脑。浙江台州已成为国内目前最大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之一,年拆解量超过2百万吨,约4万人从事拆解工作。废弃电子电器在国内的不当拆解,导致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经各种途径的排放不断上升,污染状况呈现恶化趋势,因排放量、暴露计量的增加造成的环境安全和健康问题日趋严重,已引起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目前对于台州地区电子垃圾不当拆解造成的污染水平、污染特征以及拆解工人暴露危害的状况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为了全面了解台州地区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水平、污染特征以及拆解工人的暴露危害状况,本论文建立并优化了多种痕量、超痕量持久性有毒有机污染物在多介质样品中的前处理技术,实现了少溶剂高回收率的多组分同步净化。突破了高溴取代物质仪器分析的瓶颈,采用GC/MS、HRGC/HRMS和GC-ECD仪器检测方法的结合,研究了浙江台州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区多环境介质(表层土壤、灰尘、植物叶片和电子垃圾碎屑)以及拆解工人头发样品中持久性有毒卤代烃(包括多溴联苯醚(PBDEs)、氯代二恶英(PCDD/Fs)、溴代二恶英(PBDD/Fs)、氯代多环芳烃(ClPAHs)和母体多环芳烃(PAHs))的浓度水平、污染特征、来源解析;同时选取背景对照点(农业地区)和不同功能区对照点(传统化工区)的土壤样品进行比较。主要研究结果与结论如下:PBDEs在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各环境介质中100%检出,平均最高浓度出现在拆解过的电子垃圾碎屑中,最高浓度甚至达到了163000 ng/g dw。拆解地区土壤中∑PBDEs高出化工区和农业背景对照点土壤浓度约2～3个数量级。PBDEs浓度指纹图谱与商用多溴联苯醚混合物deca-BDE和penta-BDE的浓度指纹相似程度较高,从而推断电子电器及其包装材料中使用的添加型商用溴代阻燃剂,在不当的拆解过程中大量释放到周围环境中,成为PBDEs主要的潜在释放源。PCDD/Fs在电子垃圾拆解地各环境介质中100%检出,∑PCDD/Fs最高平均值出现在拆解车间地面灰尘中(最高达到111000 pg/g dw)。拆解地土壤中浓度约为化工和农业对照点土壤浓度的12倍和200倍。PCDD/Fs同系物/同族体指纹图谱与文献报道的PCDD/Fs释放源指纹图谱相似。且土壤中浓度超过了欧美等国规定的土壤中PCDD/Fs最大允许阈值,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风险。PBDD/Fs仅在电子垃圾拆解地各环境介质中检出,对照点未检出;其污染特征与氯代二恶英相似,但大部分样品中PBDD/Fs的毒性当量高于相应的PCDD/Fs的毒性当量。由此表明废弃电子电器的不当拆解已成为氯代及溴代二恶英的主要释放源,且溴代二恶英被认为是在电子垃圾不当拆解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特征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3环以上ClPAHs的首次研究发现拆解地各环境介质中ClPAHs100%检出,拆解地土壤中浓度高出农业背景对照点土壤浓度约178倍,传统化工区土壤中ClAPHs浓度处于和电子垃圾拆解地各环境介质中相当的浓度。母体PAHs在电子垃圾拆解地各环境介质中浓度分布为150～49700 ng/g dw,且∑ClPAHs和∑PAHs之间,6-ClBaP和BaP之间均具有显着相关性。结合QSAR和多介质逸度模型对ClPAHs的预测发现,随着氯原子取代数的增加,ClPAHs的毒性可能会有所增加,且在环境中更趋向富集于土壤和底泥中。部分样品中ClPAHs的毒性当量要大于相应的PCDD/Fs和PBDD/Fs毒性当量。由此表明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和传统化工区一样是ClAPHs的主要释放源,且区域污染特征明显。其ClPAHs和母体PAHs相关性的研究表明ClPAHs,尤其是6-BaP,很可能是由BaP氯化产生;ClPAHs具有和二恶英类似的环境行为。超过90%的拆解工人头发中有PBDEs和PCDD/Fs的检出,且PBDEs和PCDD/Fs的浓度高出普通居民头发中浓度4倍和18倍,工人头发与植物叶片中PBDEs和PCDD/Fs的指纹图谱分别相吻合,从而表明头发中的PBDEs和PCDD/Fs主要来自外源污染。综合比较5种持久性有毒卤代烃浓度、毒性当量和相关性发现,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受5种持久性有毒卤代烃的污染程度大于传统化工园区和农业背景区域;PCDD/Fs、PBDD/Fs和ClPAHs的浓度低于PBDEs和PAHs,但其毒性当量浓度却占5种持久性有毒卤代烃总毒性当量的主要份额;各污染物之间存在显着相关性。由此表明电子垃圾不当拆解已成为持久性有毒污染物更为严重的释放源;长期在高毒性有机污染物暴露下的拆解工人具有较高的健康风险;各污染物之间相关性显着,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可能存在复合污染效应。采用VlIER-HUMAAN暴露模型,估算了五种持久性有毒卤代烃在土壤/灰尘的摄入、皮肤接触和吸入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叁种非膳食性暴露途径下的日摄入量,结果表明非膳食性摄入为主的暴露途径符合职业暴露的特点。结合文献数据得出对PCDD/Fs的总日摄入量接近世界卫生组织(WHO)1998年制定的TCDD每日耐受量上限(TDI,1～4 pg TEQ/kg bw/day),PBDD/Fs的总日摄入量高出该耐受上限的2倍。BDE 99的最大允许摄入量高出文献报道最大允许摄入量的2倍;ClPAHs和PAHs的初步致癌风险评估表明均在可接受的风险等级。由此表明拆解工人存在一定的职业暴露危险。(本文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期刊2009-06-01）
唐洪磊,郭英,孟祥周,沈汝浪,曾永平[8]（2009）在《广东省沿海城市居民膳食结构及食物污染状况的调研——对持久性卤代烃和重金属的人体暴露水平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沿海城市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飞速的经济发展、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有机氯农药的历史使用等原因,使得广东省内环境介质受到持久性卤代烃和重金属污染,这些污染物最终主要通过食物影响到处于生物链终端的人类。本文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东省经济较发达的12个沿海城市居民的膳食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其膳食营养状况。同时,结合该地区食物中持久性卤代烃和重金属的污染水平,对居民通过食物摄入的污染物进行人体暴露水平评价。结果表明,广东省沿海城市居民对蛋类、豆制品、乳品及水果的消费量均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而蔬菜、禽肉和谷物的摄入量却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与国家推荐摄入量相比,居民对蔬菜的摄入量仅为推荐量的一半,乳品的摄入也明显偏低。若以每标准人为单位,广东省沿海居民日均摄入能量低于全国平均值,占参考摄入量的90%,视黄醇、硫胺素、核黄素的日均摄入量也低于我国推荐值,而蛋白质和脂肪的日均摄入量则明显超出推荐值。而且,广东省沿海城市居民每日通过食物对持久性卤代烃的摄入量没有超过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FAO/WHO)规定的每日允许摄入量。讨论了膳食中铅、砷、镉、铬4种金属的人体暴露情况,金属铅、砷和铬的暴露水平处于安全线内,但是金属镉的日均摄入量与FAO/WHO规定的最大耐受量相同。(本文来源于《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09年02期）
郭进义[9]（2007）在《系统客观评估中国食用鱼中持久性卤代烃污染状况》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是世界渔业尤其是水产养殖业大国,年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叁分之一。同时我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欧盟和韩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近年来水产品药物残留致使我国水产品出口严重受挫事件屡有发(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基金》期刊2007年03期）
孟祥周[10]（2007）在《中国南方典型食用鱼类中持久性卤代烃的浓度分布及人体暴露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全球鱼类产量增长迅速，从1950年的人均供应量为8kg增加到2002年的16.2kg(活体等重)，鱼类为26亿人提供了至少20％的动物蛋白。研究表明，一方面鱼类是蛋白质、n-3多不饱和脂肪酸等有益健康物质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鱼类食物也是人体摄入持久性卤代烃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危害。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2002年产量达4430万吨，占全球生产总量的33.3％。同年，中国已超过泰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产品远销包括同本、韩国、美国、德国、加拿大、香港和俄罗斯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尽管我国水产品的地位越发重要，但还未对食用鱼类中持久性卤代烃的污染状况及人体暴露水平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系统研究了13种中国南方典型食用鱼类中(7种淡水养殖鱼、3种海水养殖鱼和3种海洋捕捞鱼)持久性卤代烃，包括有机氯农药(OCPs)、多氯联苯(PCBs)和多溴联苯醚(PBDEs)的浓度分布和污染特征，同时客观评估了人体食用鱼类食物的暴露水平，并初步提供了主要鱼类的建议消费量。在采集的所有样品中，滴滴涕(DDTs)、六六六(HCHs)、PCBs和PBDEs是主要残留的持久性卤代烃，其浓度的中间值和范围分别是6.0(0.14～699)、0.50(0.13～24.06)0.10(＜0.02～699)和0.15(＜0.0012～699)ng／g湿重。我国食用鱼类中DDTs的浓度居于全球高端，HCHs居于中端，而PCBs和PBDEs居于全球低端。我国典型食用鱼类中DDTs的含量比HCHs、PCBs和PBDEs的含量高1～2个数量级，在淡水养殖鱼类、海水养殖鱼类和海洋捕捞鱼类中分别约占总持久性卤代烃残留量的67.3％、97.5％和75.8％，这与各种化合物在我国的使用量及其本身的性质有关。海水养殖鱼类中DDTs、PCBs和PBDEs的浓度均显着高于淡水养殖鱼类和海洋捕捞鱼类，主要是因为海水养殖鱼类生长在沿海区域，可能受人类排放的各种废水的影响较大。淡水养殖鱼类中HCHs的浓度显着高于海水养殖鱼类和海洋捕捞鱼类，可能与附近农田林丹的使用有关。鱼体中DDTs、HCHs、PCBs和PBDEs的浓度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表明四种物质并非来自共同的污染源。淡水养殖鱼类中的DDTs以P，P’-DDE为主，海水养殖鱼类中主要是P，P’-DDD和P，P’-DDT，而海洋捕捞鱼类中主要是P，P’-DDE和P，P’-DDT，部分鱼类中(DDD+DDE)／∑DDTs小于0.5，表明我国环境中近期仍有DDTs的输入。所有鱼类中HCHs的存在形式主要是α-HCH和β-HCH，有可能主要受历史上大量使用的混合型HCHs残留影响，也可能是因为γ-HCH(林丹的主要成分)在环境中并不稳定，容易转化为其他异构体。鱼体中PCBs残留以PCB-153、PCB-31(28)和PCB-52为主，PBDEs残留以BDE-47、BDE-28、BDE-154和BDE-100为主。我国南方食用鱼类中DDTs、HCHs和PCBs的平均浓度均没有超过其相关标准，但有0.5％和13.8％的样品分别超过我国标准和欧盟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通过食用鱼类食物每天摄入的DDTs、HCHs、PCBs和PBDEs的最高水平分别为45.5、1.35、0.46、0.30和15.9、0.47、0.16和0.10 ng／kg体重，DDTs和HCHs每天的摄入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和食品农业组织推荐的每天可摄入量标准。与呼吸暴露相比，鱼类食物是人们摄入PBDEs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0％和70％，婴儿通过母乳摄入PBDEs具有最高的暴露风险，中间值分别为6611 pg／kg体重／天(男性)和7090 pg／kg体重／天(女性)，高于其他人群，中间值范围是103～309 pg／kg体重／天。我国食用鱼类中持久性卤代烃通过水产品出口而对其他国家居民的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日本、韩国和美国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持久性卤代烃接受国，2005年我国通过水产品出口输出DDTs、HCHs、PCBs和PBDEs的最大值分别为185、5.51、1.86和1.22kg，其中日本为48.0、1.43、0.48和0.32kg，然后是韩国和美国，其最大值分别为38.6、1.15、0.39、0.25和29.7、0.88、0.30、0.20 kg。根据鱼体中持久性卤代烃(包括DDTs、HCHs和PCBs)对人体存在的综合危害，淡水养殖鱼类和海洋捕捞鱼类均不存在消费限制，而对于海水养殖鱼类的食用要有所节制。(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期刊2007-04-11）
持久性卤代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卤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Hal-POPs),如多溴联苯醚(PBDEs)、多氯联苯(PCBs)、滴滴涕(DDT)等是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全球性有机污染物,同时它们又是内分泌干扰物,是威胁人类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人们每天约有80%以上的时间在室内度过,且室内环境是Hal-POPs人体暴露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室内环境中Hal-POPs对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干扰作用及其机理等问题亟待研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有限。本文通过综述Hal-POPs在室内环境中的赋存水平和在人体体内的负荷水平及其半衰期,探讨了其对人体内分泌系统尤其是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情况及其可能的机理,并分析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研究前景,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持久性卤代烃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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