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时代诗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城市诗学,时代症候,忧郁,新感觉派
时代诗学论文文献综述
朱军[1]（2019）在《上海的忧郁:城市诗学与时代症候——从新感觉派到王宏图》一文中研究指出忧郁是现代性与城市诗学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制造了中国现代知识人"苦难与爱的悖论",也沉淀为"丰富的痛苦"。作为悖论的投射,新感觉派展现出"革命"与"摩登"的同流异趋,其面向"内在"与"当下"的书写,开启了救亡与启蒙之外的感性革命道路。相比新感觉派的现代性书写,当代上海的城市书写进一步刻画出"现代性美学"终结时代的凝滞面貌。与"欣快狐步舞"不同,这是后现代城市诗学成熟时期的"忧郁巴洛克",是知识分子人格化忧郁的写照。从新感觉派到王宏图,巴洛克诗学不仅深陷现代派"词语的游戏""感觉的色拉",更有"形而上的绝望",从形而下的身体快感到形而上思想的忧郁,艺术成为掩饰深渊之恐怖的最佳事物,这也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城市美学。(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11期）
梅丽[2]（2019）在《数字化时代的创伤叙事——评《“9·11”之后的创伤诗学:数字化当下的创伤再现》》一文中研究指出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创伤经验,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当下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媒体景观连结在一起。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让创伤经验超越了不可言说的局限,使得情感沟通的过程性和对话性显得尤为重要。媒体的广泛介入,引发了关于创伤的虚拟性的讨论,并强化了民族主义主导下的集体创伤记忆模式。卡特琳娜·杜恩的学术专着《"9·11"之后的创伤诗学:数字化当下的创伤再现》分析了后"9·11"创伤叙事面临的挑战和契机,指出需要建立新的参数去理解创伤与创伤再现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创伤叙事伦理和文学生态。(本文来源于《外国文学》期刊2019年03期）
刘雨桐[3]（2019）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在中国：时代话语诗学观下的选择性接受》一文中研究指出《道林·格雷的画像》是奥斯卡·王尔德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集中体现了王尔德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但这部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明显的滞后性,且始终是一个选择性接受的过程,有时表现为对时代主流话语的契合,有时以个人性、文学性的话语表现出与主流话语的疏离。在这一过程中,译介者使用多种翻译策略,以完成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表述。透过《道林·格雷的画像》译介的个案研究可发现,在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每一时期有不同的时代话语占据主流位置,占据主流的时代话语形塑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观,翻译文学与占主流时代话语的文学观之间有着复杂且微妙的关系。《道林·格雷的画像》在中国的选择性接受,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系统在接受外国文学时的功利化倾向,既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选择和接受的普遍性特点,也使翻译文学参与到中国文学系统中,共同构成了多元而复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来源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期刊2019-04-01）
俞圣杰[4]（2019）在《贫困时代里诗人的无为与有为——海德格尔诗学中的诗人使命》一文中研究指出诗人在海德格尔诗学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尤其在晚期海德格尔思想中起到了连接天地神人的作用,这种思想流变的背后是时代氛围和海德格尔真理观的流变。海德格尔对"贫困时代"进行了独特的命名和解读,在贫困时代的背景下艺术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在艺术和诗的真理的感召下诗人有了新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对艺术真理进行新的界定,正是因为这个贫困不堪的时代,令在世的诗人无为,却让他们得以更有为。(本文来源于《美与时代(下)》期刊2019年03期）
蒲永玲[5]（2019）在《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建构——评张邦卫《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传播学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方式,即所谓"新媒介,新文学"是也。"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索,早已成为一个颇有意识的研究域,早有着"媒介诗学"或"媒介形态文艺学"的命意。《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延续了《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是"媒介诗学"的新时代深耕与建构,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了缜密的整体观照,系统地梳理了新世纪文学转型的多维表征,包括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本文来源于《名作欣赏》期刊2019年08期）
李明军[6]（2019）在《袁枚性灵诗学的时代文化内涵——兼论其人生选择的典型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中期袁枚的诗有江湖朴野之气,此种气息源于其身份和人生选择。袁枚辞官之原因是为了远离官场之尘杂,求身心之自由闲适。袁枚的性灵说,主张真性情,倡导灵机,反对复古,讲求新变,为其适意人生观在诗学上的表现。其理论不求深度,亦无系统,只是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他将六经视为圣人之末事,对考据持轻视态度。其对情欲的理解和实践,受到正统文人如章学诚的严厉指责。其性灵说和性灵诗,实为主动或被动疏离政治的文人心态的表现。袁枚的人生选择和文学观与姚鼐、厉鹗等有相似之处,与同时代的小说家吴敬梓、曹雪芹有更多的相通之处。(本文来源于《阴山学刊》期刊2019年01期）
颜婷婷[7]（2018）在《革命的诗人 时代的歌者——从诗学向度探寻许幸之《诗歌时代》的政治情怀》一文中研究指出华中鲁艺是华中抗日中一面耀眼的文化旗帜,是抗战艺术阵地永垂不朽的丰碑。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它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极其珍贵。在此期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为革命而呐喊的仁人志士,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动人的革命壮歌。许幸之就是其中一员,他是华中鲁艺的传奇,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名伟大的文艺战士,他以饱蘸深情的诗集《诗歌时代》为武器,记录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憧憬、国破山河在的悲痛彷徨、民族复兴崛起的呼唤呐喊,抒写了他满腔的政治热情。(本文来源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12期）
章汝雯[8]（2018）在《欢乐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批判——《欢乐诗学: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与文化嬗变》述评》一文中研究指出自世纪之交以来的20多年间,以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为突出表征的大众文化,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和商业化运作机制,不仅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主潮,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闲暇活动本身,改变了当代文化发展的走向。大众文化的时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傅守祥教授的专着《欢乐诗学:泛审美时代(本文来源于《创作评谭》期刊2018年05期）
王峰[9]（2018）在《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第叁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本文来源于《西南交通大学》期刊2018-05-18）
潘链钰[10]（2018）在《唐代经学与诗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关系范式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经学与诗学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唐代经学的特征有二:融经典与通俗的统一性与通叁教而备政的包容性。唐代诗学的特征也有两点:一是诗学发展呈现从紧联政教到多维共存之势,二是诗学融承叁教而兼采其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盛世顶峰,唐代经学之"经"与诗学之"文"佻汉迩宋,其关系范式独具特征:在初唐表现为经定文炳,盛唐表现为经融文丽,中晚唐表现为以文疗经。研究唐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范式对于观照盛世政教与审美维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来源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3期）
时代诗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创伤经验,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当下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媒体景观连结在一起。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让创伤经验超越了不可言说的局限,使得情感沟通的过程性和对话性显得尤为重要。媒体的广泛介入,引发了关于创伤的虚拟性的讨论,并强化了民族主义主导下的集体创伤记忆模式。卡特琳娜·杜恩的学术专着《"9·11"之后的创伤诗学:数字化当下的创伤再现》分析了后"9·11"创伤叙事面临的挑战和契机,指出需要建立新的参数去理解创伤与创伤再现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创伤叙事伦理和文学生态。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时代诗学论文参考文献
[1].朱军.上海的忧郁:城市诗学与时代症候——从新感觉派到王宏图[J].社会科学.2019
[2].梅丽.数字化时代的创伤叙事——评《“9·11”之后的创伤诗学:数字化当下的创伤再现》[J].外国文学.2019
[3].刘雨桐.《道林·格雷的画像》在中国：时代话语诗学观下的选择性接受[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
[4].俞圣杰.贫困时代里诗人的无为与有为——海德格尔诗学中的诗人使命[J].美与时代(下).2019
[5].蒲永玲.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建构——评张邦卫《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J].名作欣赏.2019
[6].李明军.袁枚性灵诗学的时代文化内涵——兼论其人生选择的典型意义[J].阴山学刊.2019
[7].颜婷婷.革命的诗人时代的歌者——从诗学向度探寻许幸之《诗歌时代》的政治情怀[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
[8].章汝雯.欢乐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批判——《欢乐诗学: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与文化嬗变》述评[J].创作评谭.2018
[9].王峰.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8
[10].潘链钰.唐代经学与诗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关系范式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