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诊断告知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SHARE”模式,肿瘤初诊断,焦虑,抑郁
诊断告知论文文献综述
崔娴淑,洛嘉,迪吉[1]（2019）在《基于“SHARE”模式告知肿瘤患者初诊断后焦虑和抑郁变化的临床观察》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采用"SHARE"模式告知肿瘤患者初诊断后焦虑和抑郁变化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间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08例肿瘤患者,采用"SHARE"模式进行肿瘤初诊断告知,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在告知前及告知后6周分别对患者进行焦虑和抑郁比较。结果告知肿瘤初诊断后,患者SAS和SDS评分评分均较告知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 05)。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及肿瘤分期的肿瘤患者各组间告知前后,△SAS和△SDS均出现明显差异性(P <0. 05)。不同年龄、民族、病种及治疗方案的肿瘤患者各组间告知前后,△SAS和△SDS均无明显差异(均P> 0. 05)。结论采用"SHARE"模式告知肿瘤患者初诊断,可适当改善其焦虑和抑郁状态,有一定的正性临床效果。同时密切关注性别、文化程度及肿瘤分期在告知过程中的影响,为青海地区肿瘤"坏消息"告知工作提供沟通经验。(本文来源于《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期刊2019年10期）
朱珊珊,陈一笛,甘怡群[2]（2018）在《癌症诊断告知的应对:混合方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旨在探讨癌症患者在应对癌症诊断告知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研究一对142名癌症患者、413名癌症患者家属、204名医生和1415名普通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探讨四个群体对癌症告知应对的态度。从调查问卷中抽取得到了四个关于癌症诊断告知应对的因素:医生对患者情感的关怀、医生告知患者对治疗有用的信息、医生告知时有家属陪同、医生直接明确地向患者告知病情。这四个因素是患者应对癌症告知的重要元素,将在质性研究中进一步加以探讨。研究二对北京市叁甲医院的20名资深肿瘤科医生进行了访谈,并使用NVivo10进行访谈数据的分析。访谈结果显示,医生之所以不选择直接告知诊断,在患者心理层面的因素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死观使得患者无法接受死亡,且对癌症及其治疗上存在知识教育层面的缺失,直接告知患者会使得他们难以应对诊断结果。医生在对患者情感的关怀和治疗信息的告知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尽管很重视对患者情感上的关怀,但繁重的工作量使得医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感受和心理状态,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治疗信息的沟通上。得不到来自医生权威专业的情感支持和治疗信息,患者往往因此无法很好地应对诊断和治疗。另外,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经济情况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并且选择与家属沟通而不是患者本人,这也使得患者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通过本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癌症患者对病情的接受能力往往较低且缺乏专业知识,同时又缺少来自专业人员的情感关怀和治疗信息沟通,患者往往对治疗缺乏主动权并陷入一种被动的治疗状态。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患者无法很好地应对诊断告知,从而产生不利的心理结果。(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8-11-02）
揭彬,邱琰,陈耿,夏锋,马宽生[3]（2018）在《诊断告知/隐瞒对早、中期肝癌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疾病感知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诊断告知或隐瞒对肝癌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疾病感知的影响。方法对住院手术的早、中期肝癌患者,按照出院前是否被告知其肝癌诊断,分为告知组和隐瞒组,以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疾病感知问卷进行测评,测评时点为入院时、出院时、出院后1个月时。观察隐瞒组患者在出院后1个月时是否得知了诊断实情以及知情的途径。结果 285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150例(52. 6%)被告知了肝癌诊断。焦虑症状发生率:在出院时及出院后1个月时,隐瞒组均显着高于告知组(P=0. 045、P=0. 001);纵向比较,告知组的焦虑发生率随时间迁移而逐渐下降,而隐瞒组的焦虑发生率逐渐增加。抑郁症状发生率:在出院时告知组显着高于隐瞒组(P=0. 043),但出院后1个月时,告知组的抑郁发生率低于隐瞒组(P=0. 039),纵向比较,告知组的抑郁发生率在出院时最高,出院后1个月时显着下降,而隐瞒组的抑郁发生率在出院时及出院后1个月时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疾病感知方面:出院后1个月时,告知组"对疾病的知识了解"以及"自我对疾病的控制力"评分均显着高于隐瞒组(P均<0. 001),而"情绪受影响程度"评分,告知组显着低于隐瞒组(P=0. 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告知诊断与出院后1个月时的"情绪受影响程度"显着负相关(P <0. 001)。隐瞒组在出院后1个月时,84. 4%的患者已通过自己的方式得知了诊断实情,查看诊断证明书等病历资料是知情的主要途径。结论告知诊断有利于早中期肝癌患者调节情绪以及形成积极的疾病感知。建议对有明确的知情意愿的早中期癌症患者,满足患者的知情意愿。(本文来源于《第叁军医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24期）
杨耀青[4]（2016）在《专家远程诊断 手机告知病情》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移动互联网软硬件技术都在高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随时随地完成银行转账、订餐订票、选购物品等业务。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也正在飞速发展。您是否想过，不久后的将来，人们只需前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能快捷地享受到知名大医院的诊断服(本文来源于《西安日报》期刊2016-06-22）
欧焕[5]（2014）在《从观点显示序列看医患会话中诊断消息的告知与回应——以《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医生向病人及其家属告知病情是所有医患会话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医生告知的不同方法和态度等,往往会对医疗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医生针对不同的病情如何采取合理的告知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该文就Maynard提出的"观点显示序列",基于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这一语料,从会话分析的角度探究了医患会话中诊断消息的告知及病人及家属的回应,发现对于不同性质的诊断结果,观点显示序列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本文来源于《海外英语》期刊2014年24期）
董方,尹梅[6]（2012）在《告知癌症患者真实诊断信息的策略》一文中研究指出癌症死亡率高的特点,使人们"谈癌色变"。由于考虑到癌症患者得知诊断结果后产生不良影响,现在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还在采用隐瞒的告知方式。笔者通过对不告知癌症患者真实诊断的利弊分析以及告知真实诊断的理由论述,提出解决的策略,旨在帮助临床医生解决临床告知中的难题。(本文来源于《医学与哲学(B)》期刊2012年01期）
叶昌雄,吴汉森,徐爱光[7]（2011）在《以公示告知防范与疾病诊断证明有关的医疗纠纷》一文中研究指出疾病诊断证明是临床医生出具给病人、用以说明其所患疾病情况、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疾病诊断证明在工伤、交通意外鉴定索赔、保险勘赔、司法诉讼等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因疾病诊断证明引(本文来源于《中国医院管理》期刊2011年11期）
薛秋香[8]（2011）在《中美医生医患交际中诊断信息告知方式的对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外学者对医患关系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医生诊断信息告知的各种形式也进行了具体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存在一些不足,如：只研究某一特定医院医生的语言特征；仅通过对几位医生坐诊时的录音获取口头素材；对医生语言特征和其性别、国籍相联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没有采取系统的量化分析,结论往往带有较为浓重的主观色彩。本文在进行医生诊断信息告知方式的对比研究之前提出了四个假设：一、对待不同的患者,医生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告知其诊断信息；二、对待重症或绝症患者,医生一般会委婉间接地告知其病情；叁、医生的性别会影响诊断信息的告知方式；四、中美医生在诊断信息告知方式方面存在着区别,即中国医生说话比美国医生更加委婉含蓄。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运用语用学理论,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美医生面对七种常见疾病患者时所采用的诊断信息告知方式。为了论证上述观点,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等调查手段。首先笔者参照医院病种的分类及预先调查结果,选取了七个常见疾病类型。其次,笔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芝加哥大学医学院40名医生和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40名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分别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各选取5名医生进行了采访。同时将医生国籍、性别、患者年龄段等作为变量,考察其对于医生向患者告知疾病诊断信息策略的影响。然后,通过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对本试验中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得到科学的分析结果。最后按国籍、性别分组分析中美男女医生诊断信息告知方式的差异。研究结果证明国籍和性别在医生诊断信息告知方式中存在着影响：中国医生诊断信息告知委婉程度普遍比美国医生高；女性医生普遍比男性医生话语委婉程度高。同时,中美男女医生也存在着一些共性：医生对于不同病人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面对未成年病人,医生们一般都会告知其家人；对于普通疾病患者、危急患者、传染病患者等,医生们通常采取直接告知方式；对于不治之症患者,医生们通常会委婉告知病人或其家属。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获得良好医疗效果的基本保障,是医务人员和医学发展的需要。本文尝试性地对中美医生诊断信息告知方式差异进行比较,旨在呼吁医生重视自己的言语交际技能,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及诊断结果,分别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和策略,更好的提高医患沟通的效果,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希望本文能对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医生及医学生言语交际技能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共包括六章。第一章是对整篇文章的一个简要概括。第二章综述了现有的有关医患沟通方式的研究,以及性别语言差异的研究。第叁章是文章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支撑该研究的相关理论。第四章主要介绍本文进行有关医生诊断信息告知方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抽样方式、问卷和采访的设计。第五章是整篇文章的重点,主要包括对各种研究结果的分析。第六章则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包括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期刊2011-05-01）
李云竹,杨晓君,刘迎辉,周蓉,赵林[9]（2010）在《浅析基层医院在产前超声诊断中告知义务的重要性》一文中研究指出基层医院由于设备条件、技术力量等多种原因导致超声检查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加强与孕妇之间的沟通工作、履行知情告知义务,让孕妇有转诊、择取产前诊断技术服务资格的医疗机构检查的机会,尽可能地避免误诊、漏诊。(本文来源于《临床超声医学杂志》期刊2010年06期）
孙玉倩,孙秉赋,温颖娜,唱丽荣,李建民[10]（2010）在《癌症患者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态度的分析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调查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态度,分析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态度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态度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新确诊、住院3个月内、常见癌症患者的家属194例进行调查。结果同意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家属占42.3%,不同意告知患者的家属占57.7%。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会出现严重的焦虑和抑郁(χ2=80.046,P=0.00)和患者不会失去信心和希望(χ2=77.099,P=0.00)等条目具有显着性意义。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能更好地安排以后的生活(OR=0.160,P=0.000)和患者不会失去信心和希望(OR=0.192,P=0.000)等是影响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态度的因素。结论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较高;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的结果、价值、意义的主观看法是影响家属态度的主要因素;医生所阐明的对待癌症诊断的正确态度会影响家属的态度;患者对癌症诊断的意愿和需求对家属态度的影响较小。(本文来源于《中国现代医学杂志》期刊2010年11期）
诊断告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旨在探讨癌症患者在应对癌症诊断告知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研究一对142名癌症患者、413名癌症患者家属、204名医生和1415名普通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探讨四个群体对癌症告知应对的态度。从调查问卷中抽取得到了四个关于癌症诊断告知应对的因素:医生对患者情感的关怀、医生告知患者对治疗有用的信息、医生告知时有家属陪同、医生直接明确地向患者告知病情。这四个因素是患者应对癌症告知的重要元素,将在质性研究中进一步加以探讨。研究二对北京市叁甲医院的20名资深肿瘤科医生进行了访谈,并使用NVivo10进行访谈数据的分析。访谈结果显示,医生之所以不选择直接告知诊断,在患者心理层面的因素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死观使得患者无法接受死亡,且对癌症及其治疗上存在知识教育层面的缺失,直接告知患者会使得他们难以应对诊断结果。医生在对患者情感的关怀和治疗信息的告知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尽管很重视对患者情感上的关怀,但繁重的工作量使得医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感受和心理状态,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治疗信息的沟通上。得不到来自医生权威专业的情感支持和治疗信息,患者往往因此无法很好地应对诊断和治疗。另外,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经济情况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并且选择与家属沟通而不是患者本人,这也使得患者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通过本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癌症患者对病情的接受能力往往较低且缺乏专业知识,同时又缺少来自专业人员的情感关怀和治疗信息沟通,患者往往对治疗缺乏主动权并陷入一种被动的治疗状态。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患者无法很好地应对诊断告知,从而产生不利的心理结果。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诊断告知论文参考文献
[1].崔娴淑,洛嘉,迪吉.基于“SHARE”模式告知肿瘤患者初诊断后焦虑和抑郁变化的临床观察[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9
[2].朱珊珊,陈一笛,甘怡群.癌症诊断告知的应对:混合方法研究[C].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8
[3].揭彬,邱琰,陈耿,夏锋,马宽生.诊断告知/隐瞒对早、中期肝癌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疾病感知的影响[J].第叁军医大学学报.2018
[4].杨耀青.专家远程诊断手机告知病情[N].西安日报.2016
[5].欧焕.从观点显示序列看医患会话中诊断消息的告知与回应——以《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为例[J].海外英语.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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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玉倩,孙秉赋,温颖娜,唱丽荣,李建民.癌症患者家属对告知患者癌症诊断态度的分析研究[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