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通志馆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民国通志馆,经费,管理,使用
通志馆论文文献综述
曾荣[1]（2019）在《论民国通志馆经费的管理、使用与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各地通志馆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这是由政府官方主导的修志格局所决定的。通志馆经费来源的单一性,与支出项目的多元化形成强烈反差,加之政府经费保障的不稳定性,导致经费短缺问题普遍存在,促使各地加强经费的科学管理与合理使用。另一方面,经费短缺问题往往引发人事变动和机构改撤,影响地方志编纂的进度与成效,从而使经费问题日益复杂化。可以说,民国时期"乱世修志"背景下通志馆经费的总体状况与演变趋势,反映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事业的相互影响,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本文来源于《史志学刊》期刊2019年05期）
吴会蓉[2]（2019）在《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述略》一文中研究指出西康省通志馆是20世纪40年代西康省为编纂《西康通志稿》成立的修志机构。它的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修志事业的重视、西康建省的推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西康省通志馆从1940年开始筹备,1943年在雅安成立,1948年解散。在其存在的9年中,围绕《西康通志稿》的编纂开展了大量工作。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康藏地方史的研究。(本文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期刊2019年03期）
曾荣[3]（2018）在《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模式,决定了各地通志馆修志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而频繁更迭的政局与变动不已的时局,导致修志经费保障不稳定,经费短缺问题普遍存在,这促使通志馆人士拓展经费来源,并通过自行筹措、社会劝募等方式,推动修志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总体状况,反映了乱世修志背景下地方志编纂经费的演变趋势,彰显了修志经费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期刊2018年06期）
王慧[4]（2018）在《民国时期上海通志馆的经费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经费问题是方志能否顺利编修刊刻的基本保障,许多方志因为经费问题,或"滞于刊刻",或遗憾中辍。在现有的方志研究成果中,关于修志经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费来源,捐资者身份,捐助形式,以及经费募集方法对方志造成的影响等,(1)而对于在修志过程中如何使用经费并没有深入研究。上海档案馆几乎完整保存民国时期上海通志馆经费预算表、财务审计表,以及上海通志馆与会计处、审计处的往来公函等。笔者运用这些档案资料,基本梳理民国时期上海通志馆的财务状况,以管窥近代方志编修机构的经费使用问题。(本文来源于《上海地方志》期刊2018年01期）
张黎波[5]（2017）在《民国云南通志馆与“各县交通资料”的征集——兼论“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史料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是民国时期云南通志馆为编修省志而向各县征集的文献,对于云南交通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只有一份原稿等原因,至今几乎未为学界相关研究者所利用。新史料的较少发现已对当前云南交通史研究的深化发展形成较大局限。对"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充分利用,有利于云南交通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本文细致梳理"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和编撰的背景和过程,全面介绍该项文献的内容和相关情况,在向学界完整呈现这份珍贵材料基本面貌的同时,揭示其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对该项文献的重视和利用。(本文来源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期刊2017年02期）
曾荣[6]（2016）在《“抗战建国”与方志文化——以四川省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制度鼎革、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的方志文化,承担了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及鼓舞社会民众抗战建国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四川省通志馆为切入点,考察时人以"抗战建国"和"保存文献"为宗旨开展省志编修的历史,旨在探索传统修志理念的转变与近代方志的革新,揭示通志馆上下、内外的利益纠葛及其与国民政府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窥探民国"乱世修志"背景下的历史样态。(本文来源于《抗战文化研究》期刊2016年00期）
曾荣[7]（2016）在《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的创设与运作》一文中研究指出1932年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一改政府官方主导省志编修的历史格局,借助中山大学优势教学资源,通过志料征访、篇目制定与体例调适等举措,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修志的先河。通志馆同人朱希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分歧产生体例之争,随之而来的人事变故使得通志馆的运作波澜起伏。校长兼馆长邹鲁倡导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开创性地将学术研究纳入修志实践,推动了志书的编纂进程,促进了编纂方法与修志理念的革新。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创设与运作的曲折历程,反映了社会剧变背景下修志理念、学术思想与人事关系等的交织纠葛,折射出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真相。(本文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期刊2016年06期）
周慧惠[8]（2016）在《《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的民国《鄞县通志》以规模宏大、体例新颖、编纂科学而着称,出版时间历十八年之久。天一阁藏有其编纂机构鄞县通志馆的财务档案48册,该档案分为两个阶段,一为1933年至1936年,一为1947年至1948年,这正是《鄞县通志》编纂与印行最主要的两个时段。这批收支报表及附粘的单据发票为研究《鄞县通志》编纂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们也是研究民国时期大型出版物编印细节的第一手材料,并且具有反映民国时期浙东政治、经济、文化、商业、风俗、生活的史料价值。(本文来源于《浙江档案》期刊2016年05期）
江贻隆[9]（2016）在《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佚文佚事》一文中研究指出1933年,安徽通志馆编的《安徽通志馆第二次报告书》收录了刘文典的《拟订安徽通志馆驻平采辑方案》一篇和《致安徽通志馆书》五封,此后,其他各种研究刘文典的论着和2013年出版的增订本《刘文典全集》均未收录这六篇文书。这六篇佚书的发现,丰富了刘文典的着述,还原了刘文典任安徽通志馆特聘编纂兼北平采辑员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揭示了刘文典的方志学思想、搜集志材的方法和态度。(本文来源于《安徽文学(下半月)》期刊2016年04期）
曾荣[10]（2016）在《瞿宣颖与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一文中研究指出瞿宣颖作为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积极拟定志料征集办法,有效开展志料征集活动,并致力于《上海史表长编》的编辑,大力提倡《上海年鉴》的编纂,为通志馆筹备工作取得实际性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瞿氏参与筹备上海市通志馆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乱世修志”的艰辛与不易,进一步揭示了近代修志的复杂历史面相。(本文来源于《上海地方志》期刊2016年01期）
通志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西康省通志馆是20世纪40年代西康省为编纂《西康通志稿》成立的修志机构。它的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修志事业的重视、西康建省的推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西康省通志馆从1940年开始筹备,1943年在雅安成立,1948年解散。在其存在的9年中,围绕《西康通志稿》的编纂开展了大量工作。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康藏地方史的研究。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通志馆论文参考文献
[1].曾荣.论民国通志馆经费的管理、使用与演变[J].史志学刊.2019
[2].吴会蓉.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述略[J].中国地方志.2019
[3].曾荣.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探析[J].中国地方志.2018
[4].王慧.民国时期上海通志馆的经费问题研究[J].上海地方志.2018
[5].张黎波.民国云南通志馆与“各县交通资料”的征集——兼论“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史料价值[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
[6].曾荣.“抗战建国”与方志文化——以四川省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J].抗战文化研究.2016
[7].曾荣.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的创设与运作[J].中国地方志.2016
[8].周慧惠.《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J].浙江档案.2016
[9].江贻隆.刘文典与安徽通志馆佚文佚事[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
[10].曾荣.瞿宣颖与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J].上海地方志.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