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两汉政治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两汉谶纬,舆论,“天命”,政治传播
两汉政治论文文献综述
叶进[1]（2019）在《作为舆论机制的两汉谶纬及其政治传播功能》一文中研究指出谶纬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神秘色彩的舆论表达方式之一。两汉谶纬凭借神秘性、政治性、使用的广泛性、持续性等舆论学特征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舆论武器。两汉谶纬在政治表达、政治宣教、政治监督、舆论造势、政治博弈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两汉谶纬是作为决策依据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它不仅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依据与解释规则,还开创了以谶纬塑造"天命"的舆论传统。(本文来源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计敏[2]（2019）在《从政治英雄向智勇之士的转身——先秦两汉之际伍子胥形象流变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指出先秦至两汉时期,伍子胥从英雄形象向忠孝者、军事家、逃难者、智勇者的不同形象逐渐发展,直至《吴越春秋》渐趋完善。促使伍子胥形象的变化既是早期文本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亦有社会教化与娱乐化需求的外在原因。梳理伍子胥形象的演变轨迹并探析其中的原因,有利于深入研究早期文本的特质和文学形象的典型化进程。(本文来源于《陇东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崔建华[3]（2019）在《关中士人与两汉之交的政治变局》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两汉之交政局变动的过程中,关中士人的政治态度存在阶段性差异。针对王莽代汉,关中士人不乏以批评、隐逸甚至武力相抗争者,但顺应王莽代汉,谋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亦是不少关中士人的政治选择。更始政权入关后,通过默认、招抚基层势力等手段,保持了关中社会的大体安定。然而,大量流寓在外的关中士人对更始政权缺乏认同感。东汉初年,鉴于关中数次易手,基层民众聚众自保的情形愈发严重。而面对东汉政权,关中士人群体的政治立场亦再次分化。随着光武帝派冯异平定关中,并将关中士人纳入体制内,关中社会对东汉政权的认同感逐步提升。(本文来源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1期）
臧知非[4]（2018）在《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本文来源于《史学集刊》期刊2018年06期）
代国玺[5]（2018）在《“赤九”谶与两汉政治》一文中研究指出"赤九"谶与"赤精子之谶"性质相近,皆为西汉成帝之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所撰,目的在于劝说成帝封禅改制。此谶虽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时并未产生效果,其作用发挥于西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期间。哀帝于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号,是受其影响。莽汉之际,"起兵者皆称后汉"的局面与其颇有关系。更始帝与汉光武先后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藉以证明天命在己,获取士民归附。"赤九"谶还对东汉前期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东汉的宗庙制度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东汉前期以"制礼乐"为政治目标,也是受其推动。"赤九"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本文来源于《文史哲》期刊2018年05期）
彭磊[6]（2018）在《由政治及文化变迁 看先秦两汉时“谤”之刑罪化趋向——兼论其时“谤”与“谏”关系之衍变》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先秦时代,"谤"一词在一般意义上有着责骂、诋毁的含义,但在针对朝廷及君主的政治层面上又有着批评、监督统治者的积极意味,与当时社会上已甚为流行的"谏"的含义性质均相当接近。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当时也基本上没有以"谤"论罪的情形。然而,到了秦汉时代,"谤"一词在政治层面上则显现出了刑罪化的倾向。"诽谤"甚至成了一种严重的罪行,与"谏"的意义亦越来越远,乃至成了反义词。本文引用相关史料详细论述了自先秦至汉代"谤"这种行为刑罪化的趋势,并结合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深入剖析了这种变动发生的原因。相信本文对于先秦、秦汉史及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研究,应该都是有着参考、启发性意义的。(本文来源于《天府新论》期刊2018年04期）
黎镜明[7]（2018）在《政治文化、社会意识与两汉的边疆经略》一文中研究指出两汉边疆经略根植于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文化传统。汉代在边疆形势、治边思想和边疆管理机制等方面大抵师法嬴秦,而又基于"取守异术"的观念在运作层面有所损益。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特质促进了社会流动,为武帝朝边疆经略积累了丰厚的人才基础。西汉中叶以后,由于政府向文治的转向、朝堂派系的分野、地方大族的兴起等原因使得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参与日趋乏力,对边疆吏治造成了消极影响。在汉代的边疆经略中,社会意识隐性但持久地发挥作用,其中以乡土情结和富贵观念表现最为显着。社会意识的复杂面向,使得边疆经略中人物和事件通常具有多重投影。(本文来源于《宁夏社会科学》期刊2018年01期）
许珂[8]（2017）在《在改革中走向成熟的古代法制》一文中研究指出法律不是生硬的教条，而是灵活的融汇；不是徒有其表，而是蕙芷其中。汉承秦制，西汉建国初期，依然继承秦朝各项基本制度。随着战乱的逐渐平息，统治者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秦朝兴亡之得失，开始对治国之策作出许多重大调整，使得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本文来源于《衡阳日报》期刊2017-11-28）
刘方[9]（2018）在《两汉经学的分化与合流——政治与学术的双向互动》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来,儒生入仕参政的越来越多,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也愈加频繁。经学的分化表面上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问题,实际则是不同学派的政治利益问题,因此一再引起举国的关注。从石渠阁会议到白虎观会议,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今古文之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加深,经学分化的趋势得到缓解,并出现了融会今古文经学的大儒,最终完成了合流。(本文来源于《德州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1期）
韩旭[10]（2017）在《从简牍所见官印犯罪管窥两汉政治与法律》一文中研究指出官印在文书行政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与两汉政治关系密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出现的几条官印犯罪的律法,为管窥汉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后,在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又出土了东汉和帝年间的《贼律》片段,当中也保存了一些官印犯罪的内容,通过二者之间的对比研究,即可管窥两汉律法的传承发展与存续关系。(本文来源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7年08期）
两汉政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先秦至两汉时期,伍子胥从英雄形象向忠孝者、军事家、逃难者、智勇者的不同形象逐渐发展,直至《吴越春秋》渐趋完善。促使伍子胥形象的变化既是早期文本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亦有社会教化与娱乐化需求的外在原因。梳理伍子胥形象的演变轨迹并探析其中的原因,有利于深入研究早期文本的特质和文学形象的典型化进程。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两汉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1].叶进.作为舆论机制的两汉谶纬及其政治传播功能[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2].计敏.从政治英雄向智勇之士的转身——先秦两汉之际伍子胥形象流变及其原因[J].陇东学院学报.2019
[3].崔建华.关中士人与两汉之交的政治变局[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
[4].臧知非.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J].史学集刊.2018
[5].代国玺.“赤九”谶与两汉政治[J].文史哲.2018
[6].彭磊.由政治及文化变迁看先秦两汉时“谤”之刑罪化趋向——兼论其时“谤”与“谏”关系之衍变[J].天府新论.2018
[7].黎镜明.政治文化、社会意识与两汉的边疆经略[J].宁夏社会科学.2018
[8].许珂.在改革中走向成熟的古代法制[N].衡阳日报.2017
[9].刘方.两汉经学的分化与合流——政治与学术的双向互动[J].德州学院学报.2018
[10].韩旭.从简牍所见官印犯罪管窥两汉政治与法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