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跑”“要”转向制度保障（论文文献综述）
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陈宗胜,黄泰岩,魏后凯,丁任重,杨开忠[1]（2021）在《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如期实现、继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立足新发展阶段,突出了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擘画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本刊特邀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陈宗胜、黄泰岩、魏后凯、丁任重、杨开忠等八位经济学家就《建议》涉及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阐释,以推动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和研究。
刘伟岩[2]（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蔡璐[3]（2020）在《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规制也称为管制、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和加强社会性规制是当前政府规制的两大发展趋势。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价格市场化、清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目的都是从体制机制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和环境规制,是从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区位选择角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监管创新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大数据监管、协同监管;采用“双随机、一公开”加强监管震慑和减轻企业负担;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监管,建立诚信交易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从2003年的83名,提高到2020年的31名,整体水平有显着提高。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不同,地区间还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内陆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低。这与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重要关系。政府规制的范围、强度、方式,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法制化建设方面的影响,都间接表现在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上。良好的环境对企业开办、运营、竞争和发展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会带动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认识到科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建立公平竞争市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意义。社会性规制通过要素流动、生产成本、自然环境等方面,影响着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和区位选择。因此,本文根据政府规制的性质,分别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研究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文献综述部分。对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进行国内外文献梳理。从价格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放松价格规制对福利的影响,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放松金融规制对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职业安全规制对劳动者与企业成本的影响,产品质量规制营造诚信市场环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等方面,分类归纳了政府规制影响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主要结论。第二,机理分析部分。本研究认为:政府规制通过制度调节影响市场主体活力。规制时滞对技术创新、交易便利、公平竞争的刺激并不一定是正向的。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削弱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恶化营商环境。规制波动增加企业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地方政府规制不是独立的,规制竞争策略对营商环境影响取决于策略互动的类型。第三,现状分析部分。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政府规制实践发展进程划分为4个阶段。酝酿阶段（1979-1992）——起步阶段（1993-2001）——全面建设（2002-2013）——改革创新（2013-至今）。经济性规制逐渐放松,政府直接干预减少;社会性规制机构改革合理、规制手段提高,不断加强社会性规制。改革开放后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阶段（1979-2012）——初步实施（2013-2016）——全面推进（2017-至今）。在政府规制的影响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创业主体数量增加、政务服务便利化,但也存在违约失信现象突出、区域间营商环境非平衡发展的问题。第四、实证分析部分。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选择2008-2018年30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价格规制、进入规制、金融规制、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环境规制与营商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选择系统GMM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并对5种理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案例分析部分。对我国规制实践与营商环境建设进行案例研究。为保持与政策文件用词统一,采用政府监管代替政府规制。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揭示了监管创新是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协同监管。第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研究发现,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从完善经济性规制角度提出加强规制理论研究、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从完善社会性规制角度提出降低产权界定成本、保持规制稳定和推进环境规制竞争。从监管创新的角度提出探索智慧监管、推动信用监管、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和落实协同监管的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具体来说:第一,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明晰产权对企业形成一种约束,有利于塑造绿色环保的外部“硬环境”。寻租维持了企业原有垄断地位,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第二,价格规制时滞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进入规制时滞使企业错过最佳的进入时机。第三,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形成融资约束。第四,规制波动对生产预期产生不良影响,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五,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空间上“高高”、“低低”聚集分布。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逐顶竞争”策略,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提高了当地营商环境水平,对周围省份的营商环境也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述了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解释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分析了制度调节的作用机理,价格规制时滞与进入规制时滞的作用机理,过度金融规制抑制金融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规制波动加剧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间规制竞争对营商环境的作用。二是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制度和创新环境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采用文本分析法,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赋权重,得到省级营商环境得分。三是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了监管创新作为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4个方面。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但在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搜集较全面的数据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深入研究。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刘莎莎[5]（2020）在《供需均衡视角下的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务服务水平直接反映出地方政府的服务效能,在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治理转型的进程中,政务服务供给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革。传统政务服务方式过于粗放化,难以精准对接多元化的公众需求,受公众需求导向的驱动,政务服务正不断朝着精准化供给方向变革。但由于公众需求端牵引乏力、政府供给侧创新不足,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并未完全实现供需均衡,因此,有必要基于实践对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做出机制性解释,以探究其变革动力、运行现状、困境成因及优化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二手资料分析、案例研究以及访谈观察方法,融合整体性治理理论,从供需均衡视角出发,构建起一个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的“需求—供给”解释框架。受制度环境、技术驱动、需求牵引及现实倒逼因素的驱使,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变革实践正在全国不断深化。结合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先行实践经验,运用“需求—供给”解释框架,以J省“一次不跑”作为个案,考察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的运行实践,发现政务服务供需失衡的困境在于:需求端—表达反馈不畅,牵引乏力;供给侧—机制合力不足,对接不畅,其困境成因主要源于理念、制度、操作及技术四个层面的综合作用。为此,本研究强调,未来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变革要进一步转变主体理念、深化整体性治理手段、发展供需失衡条件、坚定现代化政府建设目标,并围绕政务服务全过程,从前端、过程、后端优化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的各个维度,以促进供需两端均衡发力,实现政务服务精准供给。
王洋[6]（2020）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W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推进“一次办好”改革是山东省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山东实践,以“一次办结、群众满意”为标准,以权责清单为基础,以流程再造为关键,以“互联网+”为支撑,推动政务服务理念、制度、作风全方位深层次变革,培育“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优、群众获得感强”的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目前,山东省推行“一次办好”改革已有两年时间,整体来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观念性、制度性、社会性等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本文选取R市W县推进“一次办好”改革作为实证个案为依据,结合实际调研、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以服务型政府理论为指导和分析工具,探究W县推进“一次办好”改革方面的实践情况,找出其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最后针对问题和原因提出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对策。论文共分四部分作分析研究,第一部分介绍研究内容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此部分是正文论述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好”改革的概念,对本文采用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和重塑政府理论进行了概述;第二部分主要介绍W县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效,主要分为四个小块,分别为改革的背景、改革的主要内容、W县推进改革的创新举措以及改革取得的成效,该部分运用服务型政府理论,从公布事项清单、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优化服务等方面,详细阐述了W县推进改革的经验做法;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在服务型政府视角的下,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深刻分析了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协同服务程度底、政务服务意识不强、信息化水平不高、改革成效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深刻剖析了原因所在;第四部分提出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对策思考,主要从转变思维模式树立民本位理念,破解利益格局让政府更注重服务,完善技术支撑提供高效服务以及配套健全相关监督制度等四个方面对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分析。
梁琦[7]（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徐文佳[8]（2020）在《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整理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的基础上,试图以其为核心史料,考察清代婺源财产纠纷的基本情况、财产命案的成因、财产命案的主体以及官府对财产命案的审理等问题,以深化对清代徽州地方社会的认识,并冀对清代法制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文整理的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共有78个卷宗,涉及命案62件。这批档案资料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清代婺源财产纠纷和财产命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清代婺源地方社会的其他方面也颇有助益,无论是对徽州区域社会史还是法制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清代婺源的财产纠纷以动产类纠纷居多,不动产类纠纷相对较少。其中,动产类纠纷又以钱债类纠纷居多,农事类纠纷较少;不动产类纠纷以田地林木类纠纷为大宗,坟产类、水权类都比较少。总的看来,清代婺源的财产纠纷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钱债类纠纷中,引发私人纠纷的钱物其价值普遍很小。其二,林木类纠纷大部分跟越界有关。其三,水权类纠纷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发生绝大部分都是过失或冲动杀人,蓄意谋害对方性命的极少。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一是传统时期婺源的民事纠纷往往伴随着暴力现象。其二是传统时期婺源乡村纠纷调解机制的缺失。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涉案双方基本上都是下层民众,拥有监生等身份的人士及其罕见。其中,涉案的下层民众又以农民居多,且加害者与受害者在职业方面总体上没有差异。就年龄而言,加害者的年龄普遍比受害者轻。清代婺源的财产命案无一例外都发生在熟人社会中。清代官府对财产命案的审理程序和其他命案并无差异,对于私和的处理和宽宥的尺度也完全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刑科题本清代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有数量不菲的有关罪犯在羁押期间犯病的记录,在清嘉庆、道光、光绪三朝,这很有可能是州县官造伪的结果,其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延长审结时间以避免受罚。
朱锴治[9]（2020）在《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政务环境评估及其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文中指出政务环境指的是政府履行职能的过程和结果所构成的环境,代表着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面向民众和企业完成自身任务时的表现和成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需要构建能力更强、运作更优的现代政府,而政务环境正是政府能力和改革进展的体现。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营商环境受到广泛关注,政府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主体,好的营商环境无疑需要好的政务环境来支撑。民众是政务环境的感受者,政府职能的履行应该让民众感到满意,因而政务环境的优劣需要民众来评判,政府的自发改革也需要与公众评价相结合。由此可见,对政务环境开展研究,对国家、对市场、对社会都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首先对政务环境相关的基础理论和新近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了解当前学界在该领域的不同视角和表述,感知政府职能转变的全球趋势和中国实践;其次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对政务环境进行概念界定,结合中国政府为转变职能而开展的“放管服”改革,从改革聚焦领域的维度确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三项,从改革指导思想的维度确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结果导向四项,构建政务环境评估的二维框架;随后借鉴已有评估,设计细化指标,确定评估结果为简政放权分指数、强化监管分指数、优化服务分指数、公众满意度分指数和政务环境总指数五项,并以浙江省为评估对象,进行数据收集,利用熵值法、CRITIC法、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指数的计算公式;接着展示浙江全省100个市、县、区的指数得分和排名,分析评估结果,并用ArcGIS进行可视化处理;而后用公众满意度分指数与三个由客观数据构成的分指数与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政务环境主观评价与客观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评估和研究结果表明:分指数的得分上,优化服务的整体表现位于末位,简政放权和强化监管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公众满意度普遍较高;总指数的地理分布上,杭州和丽水的政务环境最优,温州和衢州相对落后,同一地级市内不同地区的政务环境存在一定分化。公众满意度与政府在“放、管、服”三个方面的客观绩效呈显着正相关,其中优化服务的促进作用最强。公众满意度也受到政府公开、便利、效率、效果、创新的正向影响,其中创新和公开的影响更为明显。政府要继续坚持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坚持以创新驱动改革。
姚科敏[10]（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由“跑”“要”转向制度保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跑”“要”转向制度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1）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 现代化强国目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及其内涵演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及其历史意义 |
| (三)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精粹* |
| (一)新发展理念在“十三五”规划实施中的主导作用 |
| (二)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精粹及其特征 |
| (三)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拓展和深化 |
| (四)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精粹和特征在新发展阶段的升华 |
|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
| 显着缩小城乡差别 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共同富裕* |
| 1.中国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别在增长过程中有所扩大。 |
| 2.中国各省份的城乡差别有差异,但普遍较大。 |
| 3.中国居民城乡相对差别已经转而缩小,但仍旧较大。 |
| 4.中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差别推动居民总体收入差别持续过大。 |
| 5.中国居民城乡收入差别较大主要缘于农民收入过低。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
|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创新发展 |
| (二)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 |
| (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
| 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 |
| 1.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
| 2.要着力提高农村发展的质量。 |
| 3.要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
| 4.要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 |
| 5.要全面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
|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任务* |
| 1.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2.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
| 3.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
| 4.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
| 5.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
| 6.坚持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新格局。 |
| 7.完善法制建设,增强法治保障。 |
|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空间路径* |
| (一)把提升国土空间品质放在中心位置 |
| (二)实现密度调节,使人口和经济有效集聚 |
| 1.逐步解决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
| 2.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产业双转移。 |
| (三)缩短人口和经济与发展中心的距离 |
| 1.在地方层面上推进都市圈化。 |
| 2.在国家层面上,重组国家核心-边缘结构。 |
| 3.在国际层面上,加速形成以中国为中枢的“一带一路”多层次经济圈。 |
| (四)强化地域功能高质量互补 |
| (五)深度消除分割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 |
| 2.1.1 政府规制的内涵 |
| 2.1.2 营商环境的内涵 |
| 2.2 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2.1 价格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2.2 进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2.3 金融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 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1 职业安全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2 产品质量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3 环境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 |
| 3.1 制度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1.1 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 3.1.2 非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 3.2 规制时滞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2.1 价格规制时滞 |
| 3.2.2 进入规制时滞 |
| 3.3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3.1 金融价格规制 |
| 3.3.2 金融进入规制 |
| 3.4 规制波动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4.1 规制波动的理论解释 |
| 3.4.2 演化博弈分析 |
| 3.5 规制竞争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5.1 规制竞争的效应分析 |
| 3.5.2 演化博弈分析 |
| 第4章 我国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与现状 |
| 4.1.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进程 |
| 4.1.2 我国经济性规制的现状 |
| 4.1.3 我国社会性规制的现状 |
| 4.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与现状 |
| 4.2.1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发展进程 |
| 4.2.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 |
| 4.3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建设影响的现状 |
| 4.3.1 加强市场竞争 |
| 4.3.2 提高创业数量 |
| 4.3.3 便捷政务服务 |
| 4.3.4 违约失信突出 |
| 4.3.5 制约平衡发展 |
| 第5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基本模型与数据来源 |
| 5.1.1 基本模型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变量选择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2.4 描述性统计 |
| 5.3 制度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3.1 模型设计 |
| 5.3.2 实证分析 |
| 5.4 规制时滞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计 |
| 5.4.2 实证分析 |
| 5.5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5.1 模型设计 |
| 5.5.2 实证分析 |
| 5.6 规制波动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6.1 模型设计 |
| 5.6.2 实证分析 |
| 5.7 规制竞争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7.1 模型设计 |
| 5.7.2 实证分析 |
| 5.8 研究小结 |
| 第6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案例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案例选取 |
| 6.1.3 资料搜集和处理 |
| 6.1.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 数据分析 |
| 6.2.1 开放式编码 |
| 6.2.2 主轴式编码 |
| 6.2.3 选择式编码 |
| 6.3 研究发现 |
| 6.3.1 大数据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3.2 信用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3.3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3.4 协同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4 结论与启示 |
| 6.4.1 研究结论 |
| 6.4.2 实践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完善经济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 7.2.1 加强价格规制研究 |
| 7.2.2 注重进入规制理论 |
| 7.2.3 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 |
| 7.3 完善社会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 7.3.1 降低产权界定成本 |
| 7.3.2 保持规制水平稳定 |
| 7.3.3 推进环境规制竞争 |
| 7.4 推动监管创新的对策建议 |
| 7.4.1 探索智慧监管 |
| 7.4.2 推动信用监管 |
| 7.4.3 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 |
| 7.4.4 落实协同监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供需均衡视角下的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1.1 政务服务模式研究 |
| 1.2.1.2 政务服务变革导向研究 |
| 1.2.1.3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变革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供需均衡中的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一个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析 |
| 2.1.1 政务服务的内涵及概念辨析 |
| 2.1.2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 |
| 2.2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的理论基础 |
| 2.2.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2 供需均衡理论 |
| 2.2.3 供需均衡理论对精准化供给的解释力 |
| 2.3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 |
| 第3章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现实动因与典型实践 |
| 3.1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的现实动因 |
| 3.1.1 制度环境——中央政策的引推 |
| 3.1.2 技术驱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革新 |
| 3.1.3 需求牵引——多样化的公众需求 |
| 3.1.4 现实倒逼——亟待优化的营商环境 |
| 3.2 典型实践——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 |
| 3.3 地方改革对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的创新启示 |
| 3.3.1 群众“点菜”——需求端的创新启示 |
| 3.3.2 政府“端菜”——供给侧的创新启示 |
| 第4章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的个案考察——以J省“一次不跑”改革为例 |
| 4.1 J省“一次不跑”改革概况 |
| 4.1.1 J省“一次不跑”改革历程 |
| 4.1.2 J省“一次不跑”改革内容 |
| 4.2 J省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的运行之困——供需失衡 |
| 4.2.1 需求端——表达反馈不畅,牵引乏力 |
| 4.2.2 供给侧——机制合力不足,对接困难 |
| 4.3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困境成因——与浙江经验的对比分析 |
| 4.3.1 理念层面——精准化供给观念有待深化 |
| 4.3.2 制度层面——制度保障不足、机制衔接困难 |
| 4.3.3 操作层面——部门协同不足、管理难度较大 |
| 4.3.4 技术层面——应用程度有限、群众习惯难改 |
| 第5章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的变革导向及机制优化 |
| 5.1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的变革导向 |
| 5.1.1 转变角色,践行公众主体理念 |
| 5.1.2 变革手段,创新治理方式 |
| 5.1.3 发展条件,平衡供需关系 |
| 5.1.4 坚定目标,建设现代化政府 |
| 5.2 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的机制优化 |
| 5.2.1 前端优化——拓宽表达渠道、重视民意识别 |
| 5.2.2 过程优化——加强横向整合、优化纵向落实 |
| 5.2.3 后端优化——提升幸福感、促进精准服务长效化 |
| 第6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W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 |
| 2.国内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内容 |
|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4.相关理论 |
| 5.研究方法 |
| 6.技术路线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研究的创新 |
| 2.研究的不足 |
| (五)研究样本介绍 |
|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1.“放管服”改革 |
| 2.“一次办好”改革 |
| (二)相关理论依据 |
| 1.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重塑政府理论 |
| 二、W县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做法及内容 |
| (一)W县实施“一次办好”改革的背景 |
|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
| 1.梳理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清单 |
| 2.优化流程,压缩审批时限 |
| 3.加强人员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
| 4.整合政务信息资源,打通“一网通办” |
| (三)W县推进改革的创新举措 |
| 1.创新实施“大数据+信任审批”新模式,提升服务效率 |
| 2.办理流程全链条责任部门同罚不同奖,推动部门协同配合 |
| 3.对标全国全省一流,对标达标,争标创标 |
| (四)改革取得的成效 |
| 1.审批流程再造,办事流程科学高效 |
| 2.审批职能部门协同配合,服务效能提升 |
| 3.窗口服务人员服务意识增强,群众满意度提高 |
| 三、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存在的问题 |
| 1.简政放权不到位 |
| 2.政务服务仍需优化提升 |
| 3.数据互联互通不足 |
| 4.改革成效评价机制不健全 |
| (二)原因分析 |
| 1.观念原因:对改革的认识不足 |
| 2.利益原因:存在“官本位”思想 |
| 3.信息孤岛原因:电子政务建设资源分散、标准不一、协作困难 |
| 4.体制机制原因:政务服务集中办理与部门职能分割存在客观矛盾 |
| 四、“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对策 |
| (一)转变思维模式,树立“民本位”服务理念 |
| 1.政府部门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
| 2.社会观念由“依赖关系”向“依赖程序”转变 |
| (二)破解利益博弈格局,让政府更注重“服务” |
| 1.实施基层“点菜放权”工作机制 |
| 2.实施部门协同放权工作机制 |
| 3.健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的指导、协调、学习培训机制 |
| 4.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 |
| (三)推动数据互联互通,提供更高效服务 |
| 1.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 |
| 2.完善相关技术支撑 |
| 3.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
| (四)配套健全相关监督制约机制 |
| 1.建立投诉受理机制 |
| 2.建立绩效评估机制 |
| 3.建立监督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论依据 |
| 1.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治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 |
| 1.3.2 村治中的实体论研究视角 |
| 1.3.3 分析范式转向: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
| 1.3.4 村治困境与村庄公共性的研究 |
| 1.4 篇章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5.3 核心概念 |
| 1.6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6.1 分析框架 |
| 1.6.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村庄社会经济基础:浙西南部竹村与鄂东北部河村概述 |
| 2.1 浙西南部竹村概况 |
| 2.1.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1.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1.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1.4 小结 |
| 2.2 鄂东北部河村概况 |
| 2.2.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2.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2.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2.4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的行动角色:两个乡镇不同的表达 |
| 3.1 行政压力向下传导与自利性表达:林乡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1.1 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 |
| 3.1.2 项目进村初期的“拉资跑项”、村级债务 |
| 3.1.3 从“跑”到“分”的自利性项目资金分配 |
| 3.1.4 运动式治理与村庄社会的接轨 |
| 3.1.5 “一票否决”的任免考核 |
| 3.2 治理现代化下的精细化、留痕化:泉镇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2.1 早期结果考核的“计划生育”政策 |
| 3.2.2 治理现代化时期的运动式治理 |
| 3.2.3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考核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组织的比较:被困的私人治理与公共性再造 |
| 4.1 多方被困的治理:浙西南部竹村的村级组织 |
| 4.1.1 从一项村庄公共品说起 |
| 4.1.2 私人治理的村干部寡头 |
| 4.1.3 无行动能力的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
| 4.2 鄂东北部河村的村级组织:多元的治理主体 |
| 4.2.1 “五议两公开”公共性再造的场域 |
| 4.2.2 村治主体的“两个原则”与“四个特性” |
| 4.2.3 治理下沉与小组善治的村民小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动员群众的比较:私人治理与公共性激活的呈现 |
| 5.1 私人治理下的利益群体:浙江竹村的农民群众 |
| 5.1.1 嵌入在土地利益里的“硬”钉子户 |
| 5.1.2 两头游走的政治投机分子 |
| 5.1.3 村庄中的“软钉子”与牟利群众 |
| 5.2 激活公共性的治理群体:湖北河村的农民群众 |
| 5.2.1 在公共话语场域被磨“软”的钉子户 |
| 5.2.2 双向的村务反馈与村庄决策的普通村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私人治理:对治理困境发生机制的解读 |
| 6.1 私人村治主体与配置性权威资源丧失 |
| 6.2 村庄治理空间与乡镇政府的管控逻辑、村治自主性 |
| 6.3 项目进村困境与项目争取和落地的私人治理 |
| 6.4 私人关系建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性再造:一种“找回群众”的治理机制 |
| 7.1 制度动员:公共场域、精英吸纳、多元村治主体与治理身份 |
| 7.1.1 公共场域再造 |
| 7.1.2 精英吸纳逻辑 |
| 7.1.3 村治主体多元化 |
| 7.1.4 治理主体的多重身份 |
| 7.2 价值动员:“公心”评价体系、内生价值与自主参与 |
| 7.3 舆论动员:集体舆论对少数钉子户的压制 |
| 7.3.1 舆论动员 |
| 7.3.2 对钉子户的治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8.1 村治逻辑核心机制:比较与归纳 |
| 8.1.1 两村乡镇政府的治理逻辑比较 |
| 8.1.2 两村村干部治理逻辑比较 |
| 8.1.3 两村村民小组治理比较 |
| 8.1.4 两村找回村内群众的逻辑比较 |
| 8.2 对找回群众理路的探讨 |
| 8.2.1 吸纳逻辑 |
| 8.2.2 消解逻辑 |
| 8.2.3 动员逻辑 |
| 8.3 从私人治理逻辑的发生机制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1 制度权威衰落困境 |
| 8.3.2 治理资源缺乏困境 |
| 8.3.3 村庄利益分化困境 |
| 8.3.4 应对私人治理的思路 |
| 8.3.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8.4 再造村庄治理公共性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内涵 |
| 8.4.2 制度公共性在不同层面的价值 |
| 8.4.3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5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8）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清代刑科题本的整理 |
| (二)清代财产命案的研究 |
| (三)清代徽州地方纠纷研究 |
| 三、资料简介和论文框架 |
| (一)资料简介 |
| (二)论文框架 |
| 四、校释说明 |
| 五、婺源概况 |
| 上篇 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 |
| 一、动产类 |
| (一)钱债类 |
| 1.婺源县民祝庚因负累代赔钱粮溺毙祝多案 |
| 校 |
| 注 |
| 2.婺源县民江酉因其母以绸袍押米纠纷殴江好身死案 |
| 注 |
| 3.安徽婺源县民俞龚因索欠未得殴伤俞仲錞身死案 |
| 注 |
| 4.安徽婺源县民胡宠等因被王氏坐索借欠争骂殴其身死一案 |
| 校 |
| 注 |
| 5.婺源县民汪四喜因索欠起衅伤毙胡观喜案 |
| 注 |
| 6.婺源县民查接生因被索祭银相詈伤毙查贤案 |
| 注 |
| 7.安徽婺源县民潘六得因辞麦索饭不得起衅伤毙俞胜喜案 |
| 注 |
| 8.婺源县民戴贤因索租谷争扭拉跌戴顺身死一案 |
| 注 |
| 9.安徽婺源县人程福兴因令偿还罚银起衅伤毙陈柏成案 |
| 校 |
| 注 |
| 10.婺源县人余发孙因被索会银起衅伤毙余观保案 |
| 注 |
| 11.安徽婺源县民王养因错记米豆起衅误踢程朱氏身死一案 |
| 注 |
| 12.安徽婺源县民詹爱春因被索欠争殴伤毙服叔詹育初一案 |
| 注 |
| 13.安徽婺源县民吴喜保因被索找屋价起衅伤毙服兄吴文宁案 |
| 注 |
| 14.婺源县胡得喜因被剥衣抵欠戳伤胡高明身死一案 |
| 注 |
| 15.婺源县民俞爱喜因索欠未得伤毙王叙一案 |
| 注 |
| 16.婺源县民侯焰因拦劝索债争殴致伤马鲍身死一案 |
| 注 |
| 17.婺源县民人吴喜得等因索债未得伤毙潘四案 |
| 注 |
| 18.安徽婺源县民戴广有因肉钱纷争伤毙戴沅一案 |
| 注 |
| 19.安徽婺源县民人程五沅等因短少租谷割稻被阻伤毙罗富生案 |
| 注 |
| 20.婺源县民人王观组因索讨赊欠酒钱起衅伤毙洪观荣案 |
| 注 |
| 21.婺源县客民雷受良等因索欠工钱共殴徐英六身死一案 |
| 注 |
| 22.婺源县民程法喜因借欠起衅误伤胡滕氏身死一案 |
| 注 |
| 23.皖省休宁县民胡明因索欠纠纷在婺源县伤毙方臭一案 |
| 注 |
| 24.安徽婺源县民方富保因支钱不允起衅伤毙吴林氏案 |
| 注 |
| 25.安徽婺源县民江志因欠拒赊水菜启衅伤毙胡印案 |
| 校 |
| 注 |
| 26.婺源县民人胡周胜等因借欠纠纷殴毙施得陵一案 |
| 校 |
| 注 |
| 27.婺源县客民董李家老因索欠未得致项张氏失跌身死一案 |
| 校 |
| 注 |
| 28.婺源县民汪圆养因借钱纠纷伤毙老胡一案 |
| 注 |
| (二)农事类 |
| 1.安徽婺源县民汪元城因牛践荞麦纠纷伤毙汪邦禄一案 |
| 注 |
| 2.安徽婺源县民祝细九因挑谷被拦起衅伤毙祝进一案 |
| 注 |
| 3.婺源县客民王若先因竽粟被侵摘起衅伤毙余社保一案 |
| 注 |
| 4.皖省婺源县民方细彪因阻拦佗木相殴伤毙吕成案 |
| 注 |
| 5.安徽婺源县民程观印因捕鱼争殴伤毙戴细九一案 |
| 校 |
| 注 |
| 6.婺源县民人张周胜因索柴刀争殴跪伤胡德淋身死一案 |
| 注 |
| 7.婺源县民毕接生因牛践田稲相争殴死毕顺保一案 |
| 注 |
| 8.婺源县民程平德因争茅柴殴伤胡彦身死一案 |
| 校 |
| 注 |
| 9.婺源县民人汪组因牛只践食田麦索赔争闹伤毙汪雍沅案 |
| 注 |
| 10.安徽婺源县民汪中等因割稻纠纷伤毙胡金各命一案 |
| 注 |
| 11.婺源县民叶再孙因喝阻毁茶致跌汪细磬身死一案 |
| 注 |
| 二、不动产类 |
| (一)田地林木类 |
| 1.安徽婺源县民程华因砍柴纠纷殴伤汪五身死一案 |
| 校 |
| 注 |
| 2.婺源县民汪春言等因误伐松树争殴伤毙洪纳一案 |
| 注 |
| 3.安徽婺源县民孙贵因卖田纠纷殴伤亲叔孙五身死一案 |
| 注 |
| 4.婺源县民詹干因公山树木纠纷殴伤汪观胜身死案 |
| 注 |
| 5.安徽婺源县民余庆因佃耕纠纷伤毙陈堂等命案 |
| 注 |
| 6.婺源县民程汪俚等因佃田纠纷伤毙戴连喜一案 |
| 注 |
| 7.婺源县民江榆等因阻拆篷争闹致伤张三安等身死一案 |
| 校 |
| 注 |
| 8.婺源县民韩台生因争树枝殴毙董汪一案 |
| 注 |
| 9.婺源县民人毕林桂因疑偷砍山树起衅殴伤程起鹏身死一案 |
| 注 |
| 10.安徽婺源县民汪连等因买田纠纷殴毙汪岩保一案 |
| 校 |
| 注 |
| 11.安徽婺源县民许别因越界砍松起衅伤毙孙福祀一案 |
| 注 |
| (二)坟产类 |
| 1.婺源县民戴玧因倒树开坟争殴伤毙戴豹一案 |
| 注 |
| 2.安徽婺源县民俞起一因葬棺争闹殴伤俞全身死一案 |
| 注 |
| 3.婺源县民齐天才因王康厝葬塞沟理阻争闹殴其致死等情一案 |
| 校 |
| 注 |
| 4.婺源县民余德远因被毁屋移棺起衅殴毙查三喜案 |
| 注 |
| 5.安徽婺源县俞顺等因迁葬父棺被阻谋杀俞再方身死一案 |
| 注 |
| 6.安徽婺源县民倪大别等因坟地界址纠纷伤毙程富一案 |
| 注 |
| (三)水权类 |
| 1.婺源县民董和孙因泄放塘水捕鱼起衅伤毙王毛一案 |
| 注 |
| 2.安徽婺源县民程本因堵塞田水争殴伤毙朱氏一案 |
| 注 |
| 3.婺源县民李接喜因引灌田亩争吵砍死江法喜一案 |
| 注 |
| 4.婺源县民李详喜因阻放田水殴伤余得枝身死一案 |
| 注 |
| 5.安徽婺源县民人胡三因车水纠纷伤毙程根兴一案 |
| 注 |
| 6.安徽婺源县民汪汶详等因灌水纠纷共殴程幅沅身死一案 |
| 注 |
| 下篇 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研究 |
| 第一章 档案所见清代婺源的财产纠纷 |
| 第一节 动产类纠纷 |
| 一、钱债类 |
| 二、农事类 |
| 第二节 不动产类纠纷 |
| 一、田地林木类 |
| 二、坟产类 |
| 三、水权类 |
| 第二章 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成因 |
| 第一节 命案产生的主要方式 |
| 一、过失杀人 |
| 二、故意杀人 |
| 第二节 命案产生的社会因素 |
| 一、民事纠纷中的暴力现象 |
| 二、乡村纠纷调解机制的缺失 |
| 第三章 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主体 |
| 第一节 命案主体的职业和年龄 |
| 一、命案主体的职业 |
| 二、命案主体的年龄 |
| 第二节 命案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
| 一、亲属关系 |
| 二、非亲属关系 |
| 第四章 清代婺源财产命案的处置 |
| 第一节 政府的常规处置 |
| 一、审理程序 |
| 二、刑名判决 |
| 第二节 政府的特殊处置 |
| 一、对于私和的处理 |
| 二、对于宽宥的尺度 |
| 第三节 罪犯羁押期间普遍犯病的问题 |
| 一、档案所见罪犯羁押期间普遍犯病现象 |
| 二、档案对罪犯羁押期间犯病记录造伪的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研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9）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政务环境评估及其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1.2 政府绩效评估理论 |
| 2.1.3 满意度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
| 2.2.2 “放管服”改革研究 |
| 2.2.3 服务环境研究 |
| 2.2.4 政务环境研究 |
| 2.2.5 文献评述 |
| 3.浙江省政务环境评估体系的构建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政务环境 |
| 3.1.2 政府职能 |
| 3.1.3 公众满意度 |
| 3.2 指标设计的原则 |
| 3.3 政府职能转变维度的指标设计 |
| 3.3.1 简政放权:行政审批 |
| 3.3.2 强化监管:行政执法 |
| 3.3.3 优化服务:公共服务 |
| 3.4 政府价值取向维度的指标设计 |
| 3.4.1 法治政府 |
| 3.4.2 服务型政府 |
| 3.4.3 创新政府 |
| 3.4.4 结果导向 |
| 3.4.5 两个维度的交叉 |
| 3.5 指标细化与数据获取 |
| 3.5.1 维度调整 |
| 3.5.2 分指数的指标细化及依据 |
| 3.5.3 政务环境总指数的指标操作及数据来源 |
| 3.5.4 数据的去量纲处理 |
| 3.6 基于两种赋权法的分指数计算公式推导 |
| 3.6.1 熵值法赋权过程 |
| 3.6.2 CRITIC法赋权过程 |
| 3.6.3 两种赋权法的融合 |
| 3.6.4 分指数计算公式 |
| 3.7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政务环境总指数计算公式推导 |
| 3.7.1 主成分分析法赋权过程 |
| 3.7.2 政务环境总指数计算公式 |
| 4.浙江省100个市、县、区政务环境情况 |
| 4.1 简政放权分指数情况 |
| 4.2 强化监管分指数情况 |
| 4.3 优化服务分指数情况 |
| 4.4 公众满意度分指数情况 |
| 4.5 政务环境总指数情况 |
| 4.6 全省政务环境总指数的可视化处理 |
| 5.政务环境公众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
| 5.1 提出假设 |
| 5.2 变量设置 |
| 5.2.1 自变量 |
| 5.2.2 因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回归分析 |
| 5.5 结果讨论 |
| 5.6 另一维度的回归分析 |
| 6.政策建议及研究总结 |
| 6.1 杭州等地在政务环境方面的优秀做法 |
| 6.2 政务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 |
| 6.2.1 以服务为核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
| 6.2.2 以创新为抓手,开拓改革新局面 |
| 6.2.3 坚持系统改革,打造整体性政府 |
| 6.3 研究结论 |
| 6.4 研究创新点 |
| 6.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10）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由“跑”“要”转向制度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 [1]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J]. 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陈宗胜,黄泰岩,魏后凯,丁任重,杨开忠. 经济学动态, 2021(01)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3]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D]. 蔡璐. 辽宁大学, 2020(07)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供需均衡视角下的政务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研究[D]. 刘莎莎. 南昌大学, 2020(01)
- [6]“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县级政府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W县为例[D]. 王洋.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7]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 [8]刑科题本婺源财产命案档案整理与研究[D]. 徐文佳.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9]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政务环境评估及其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D]. 朱锴治. 浙江大学, 2020(01)
- [10]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