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投资性因素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因素,企业异质性因素
投资性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宁[1]（2018）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因素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共同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运用2001—2009年1569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样本数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研究表明: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等变量均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变量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决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劳动力成本、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变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投资的概率具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从企业性质来看,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反应更加敏感。(本文来源于《经济经纬》期刊2018年03期）
刘立峰[2]（2016）在《重视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制度性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2005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长速度大多高于全部投资，而今年民间投资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变化。经济下行似乎对民营企业影响相对较小，周期性因素不是导致民间投资快速下滑的原因；结构转型并未明显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证据显示民企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转型更为困难。可见(本文来源于《中国经济时报》期刊2016-06-20）
于世海,凌丹[3]（2016）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突飞猛进,在更宽泛范围内与国内产业升级展开了深层次的互动,但两者间协同度较低,预示着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节奏、不规则度及科技产出水平的波动性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本文来源于《金融发展研究》期刊2016年02期）
林花[4]（2011）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性因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02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中,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成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如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都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而后来兴起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也只能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制度因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发现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但是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FDI,而国内的研究重点仍放在东道国硬环境和经济因素上,有部分文章开始从制度的角度着手研究,但是为数不多。因此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上,但是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立足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基础上去研究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希望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问题做出深入地指导。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找出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通过200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本文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区位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既有一些贫穷但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又有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或稍微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科技发达的发达国家；成本最小化并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是与我国的政策引导以及企业自身的战略目标有关。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缺乏对东道国区位因素的有效考察,特别是制度因素方面的考察；投资层次低。通过分析,本文发现目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叁个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而且正是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投资动机决定了我国企业的多元化的区位分布。我国自然资源寻求型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非洲以及亚洲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寻求型的企业则分布在全球范围内,但集中在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相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整体的研究开发、管理技术水平较他们高,这有利于我国中小型企业发挥他们的小规模技术优势,在当地开拓市场；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则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基础科研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高度流动性的信息市场、高效率的资本市场、成熟的产业化导向机制和能够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接口等,这些都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环境支持。由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不足,因此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追求的效率寻求型并不是我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动机。接着,本文通过我国的金融体制、外汇制度、税收制度、审核制度以及保障制度这五个方面去探讨我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自2002以来,为了更好地管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正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仍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因此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制度建设没能及时跟上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这将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障碍。文章又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非正式制度这四个大方面去研究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经济制度,主要包括贸易政策、与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财政政策以及金融体制。以往的研究认为东道国的贸易政策越严格,外国企业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对其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却认为这要视情况而定,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BIT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理论分析认为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大。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投资审批制度和劳工雇佣制度,理论分析认为东道国过于繁琐的审批会打击我国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严格的劳工雇佣制度不利于我国企业的经营,最低工资的限制、严格的员工退休金制度、解雇员工的补偿等等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非正式制度则主要包括文化、宗教、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如一国的腐败程度)等,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偏好选择与我国的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一国的腐败程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复杂。基于以上的现状分析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假设,采用2003-2009年我国对世界55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面板数据,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非正式制度四大方面探讨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的影响。通过整体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大部分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但也存在部分解释变量与本文的假设相冲突的现象；另一方面,东道国对腐败的控制力度与我国的差距为开口朝上的U型曲线,说明与我国对腐败控制力度相似的国家更能吸引我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随着东道国与我国的差距增大时,我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我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为了克服整体检验的缺陷和不足,本文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叁个主要动机,利用spss软件依据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科技指数这叁个指标将全部样本分成叁类：第一类国家主要是一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第叁类国家则是市场规模最大、科技指数最高的发达国家,而第二类国家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他们的GDP的平均值、科技指数居中。分类分析的结果表明：(1)财政政策的自由化程度和东道国与我国签订投资协议的情况的回归结果最为理想,这说明我国企业还是偏向选择在与我国已签订投资协议且财政政策自由化程度高的国家投资；(2)由于我国企业有限的融资渠道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导致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并不是很注重东道国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3)相较其他两类国家,我国最为不重视第一类国家的制度因素。这是由于在第一类国家投资的企业主要是自然资源寻求型的企业,他们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这类企业资金雄厚,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原料来源的稳定性,却往往忽略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带给企业的负面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就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大层面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出政策建议。就我国企业来说,主要措施如下：采取本土化经营战略,在当地搭建企业的原料供应链条和营销网络,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就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通过实际行动回馈当地社会,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在当地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我国大型企业应以“换股+现金”的混合支付模式作为并购的支付手段,而针对中小型企业则可以通过行业协会采取“组团”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做到全方位了解东道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是企业今后应该加强的方面。而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改善我国的资本市场结构,尽快建立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制度,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本文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期刊2011-04-01）
吕新军,胡晓绵[5]（2010）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性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一、前言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深化和工业化国家并购活动的放缓,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大幅下降。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成本、市场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经济效益,同时也更重视政府干预、经济稳定性以及法(本文来源于《北方经济》期刊2010年03期）
徐炳炳[6]（2007）在《促进浙江省创业投资发展的引导性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下,创业投资必将是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府,都纷纷制定特别的引导措施,对创业投资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本文在此背景下基于创业投资的相关理论,借鉴国内外创业投资发展经验,结合浙江省近年来力求发展创业投资的实际,采用实证分析和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引导性因素进行研究。文中首先介绍了创业投资的相关概念,并对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研究进行综述;然后对创业投资引导性因素进行界定和选择,同时阐述了引导创业投资发展的相关机理;接着分析浙江省创业投资发展的现状和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各引导性因素如何引导创业投资发展的模式;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创新性地定义并选择了创业投资引导性因素,分析其如何对浙江省创业投资进行引导。首先从单个因素着手,提出政府性引导基金可以采用“引入补偿基金”、“引入担保机构”和“基金的基金”叁种模式;在税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要准确定位,合理利用,体现鲜明导向性;在退出渠道上可采用“海外上市”、“场外交易市场”和“管理层收购”的方式。接着对叁个因素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在创业投资发展初期政府性引导基金作用最大,在创业投资发展的成熟阶段退出机制的作用最大,税收政策在创业投资发展过程中是引导平衡的作用。(本文来源于《浙江工业大学》期刊2007-12-01）
吴宏洛[7]（2006）在《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制约性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养老金制度成熟国家的经验证明,资本市场是养老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以及资本市场的风险约束,使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空间极为有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我们需要在严格遵守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实现养老基金的有效运营。(本文来源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期刊2006年00期）
吴宏洛[8]（2006）在《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制约性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资本市场是养老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载体和途径。鉴于我国受管制的养老基金投资体制与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迫切需要推动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和谐发展,使养老基金能够融合于资本市场并有效运营,保证低风险下的收益最大化。(本文来源于《当代经济研究》期刊2006年03期）
王不忌,谢龙[9]（2005）在《一个私募基金经理的投资笔记(四十二) 趋势判断中的情绪性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近期读一部华尔街“行为金融学”的译本,知道曾有行为金融学专家在美国做过一个大致这样的统计:选择两组股票投资试验者,一组专门买入为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研究机构评级为“买入”级的强势热门股;一组专门买入为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研究机构评级为“卖出”级的弱势股,最后的统计结果发现,第一组投资人跑输大盘5%,而第二组投资人跑赢大盘12%。该书的作者无意贬低华尔街投资银行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努力,他是试图通过这个实验说明一个这样的事实:情绪性因素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极大,研究人员和投资人员很难摆脱市场走势和市场集体观念对个人情绪的干扰,且市场乐观或悲观的情绪互相感染互相强化,因此,人们在市场趋势判断中很难完全排除情绪性因素。(本文来源于《股市动态分析》期刊2005年46期）
吴宏洛[10]（2005）在《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制约性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养老金制度成熟国家的经验证明,资本市场是养老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以及资本市场的风险约束,使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空间极为有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我们需要在严格遵守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实现养老基金的有效运营。(本文来源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005）——养老基金管理与生活质量国际论坛论文集》期刊2005-10-01）
投资性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2005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长速度大多高于全部投资，而今年民间投资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变化。经济下行似乎对民营企业影响相对较小，周期性因素不是导致民间投资快速下滑的原因；结构转型并未明显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证据显示民企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转型更为困难。可见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投资性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1].刘晓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因素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共同考察[J].经济经纬.2018
[2].刘立峰.重视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制度性因素[N].中国经济时报.2016
[3].于世海,凌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6
[4].林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性因素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1
[5].吕新军,胡晓绵.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性因素研究[J].北方经济.2010
[6].徐炳炳.促进浙江省创业投资发展的引导性因素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7
[7].吴宏洛.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制约性因素[J].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006
[8].吴宏洛.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制约性因素[J].当代经济研究.2006
[9].王不忌,谢龙.一个私募基金经理的投资笔记(四十二)趋势判断中的情绪性因素[J].股市动态分析.2005
[10].吴宏洛.我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制约性因素[C].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005）——养老基金管理与生活质量国际论坛论文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