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汉唐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汉唐,廮陶,政区变迁,故城
汉唐间论文文献综述
司豪强[1]（2019）在《汉唐间廮陶县政区变迁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廮陶"是宁晋县的旧称,该县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属华北平原腹地,自西汉置县以来,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以汉唐间历代官方正史及舆地着作等史料为根基,结合部分今人研究着作,基本厘清了汉唐间廮陶县历史沿革及其政区变动特点,并对其政区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来源于《邢台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唐尚书[2]（2019）在《汉唐间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演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罗布泊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在我国历史上“汉唐气象”的文化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能动性意义。然而罗布泊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环境变迁对该地社会文明发展影响巨大。本研究将汉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的自然环境如动植物群落、自然气候、河湖水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城市聚落、道路交通、生业形态以及绿洲社会秩序等社会环境要素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分别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等不同时期的罗布泊地区环境演变展开论述,并通过“生态环境-社会文明”互动视角重新审视汉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环境演变的路径及特点。论文将环境史纳入到罗布泊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范式之中,强调生态环境与社会文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整体性,不仅丰富了西北史地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为内陆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良好的学术价值与现实观照意义。研究的材料来源除了传世文献中关于罗布泊及其相关地区的记录,还参考并借鉴了新疆等地出土文献如楼兰尼雅汉简、佉卢文、粟特古信札等文书以及墓葬、城市遗址等考古实体资料。研究中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环境考古学、生态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并借助遥感以及GIS等地理信息技术手段,用以罗布泊相关文献的梳理、归纳与总结。同时研究中还参考与借鉴了历史长时段理论、历史社会心理学、竺可桢气候变迁学说以及生态韧性等作为理论指导。研究结论认为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演变主要通过罗布泊河湖水系、交通道路、城市聚落以及生业形态等景观内容的变化加以呈现。汉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的环境变迁具有周期性变化特点,社会文明的沉浮与生态环境的兴衰具有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性。当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并恶化时,当地社会文明处于衰弱甚至废弃的边缘状态;而一旦环境有所好转,此时社会又开始逐渐恢复并走向复兴。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本身具有生态韧性,能够抵抗一定程度的外来干扰并进行自我修复。从整体来看,汉唐时期影响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是自然本身的变化,而人类活动则只是对生态修复的时间与过程产生了促进或延缓的能动性影响。(本文来源于《兰州大学》期刊2019-03-01）
华喆[3]（2019）在《《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一文中研究指出生活·读书·新知叁联书店,2018年,29万字。"礼是郑学"之说出自唐孔颖达纂修《礼记正义》,作者将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的发展脉络。针对传统经学史研究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过于依赖外源性记载,本书则尝试从具体经说出发,努力推求古人经说背后的思维过程,免去了传统研究中的"隔靴搔痒"之弊,从而对汉唐经学特别是郑玄经学,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郑玄礼学解析",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注写本,通过《论语》来讨论郑玄经学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通过叁《礼》贯穿群经的庞大体系。第二章"郑玄与他的师友"择取了马融、卢植、(本文来源于《中国哲学史》期刊2019年01期）
周晓薇,李皓[4]（2018）在《龙蛇变化此中隐:汉唐间剑舞流变探赜——兼析唐代“舞剑器浑脱”一词》一文中研究指出廓清历史务须回溯其源流,辨析事物应当探究其嬗变。翻开司马迁的良史实录,公元前206年,在秦朝都城咸阳东郊的新丰鸿门,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借助那一席充满杀机的宴饮,楚汉相争的王霸事业有了一个"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结局。不过,剥去了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外衣,这场宴会所能留给后世更多想象的,竟是这样一幅以舞代乐而极富动感的场景:项庄拔剑起舞,佯装助兴,其意则常在沛公也;而项伯亦拔剑起舞,以身翼蔽,其意乃在遮挡项庄而掩护沛公。~((1))诚所谓"鸿门之会,职多未陈。或有剑舞,赖有倾身"~((2))。于是,以长剑为舞具、以二人对舞为形式而营造出来的刚健舞姿,便因缘人们乐意将其定格在这个脍炙人口的历史画面中而成为后世研讨中国古代剑舞发展嬗变的来源所自。(本文来源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期刊2018年00期）
余欣,周金泰[5]（2018）在《从王政到时妖:汉唐间正史《五行志》中的违时灾异记录》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灾异理论成立于时令反常基础之上,但占据正史《五行志》极大篇幅的违时灾异,至今未见学界专门探讨。通过梳理早期时令文献,特别是汉唐间正史《五行志》所载违时灾异,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违时灾异大致存在前后更替的叁类模式,叁类模式中"违时"的具体所指各有不同,伴随"违时"之意义流转,违时灾异亦不断建构新的数术传统,其与人间政治的结合愈发频繁与紧密,渐渐由阴阳家基于自然宇宙秩序的灾异知识转化为儒家基于人间道德伦理的灾异知识,而这一新数术传统的生成,亦是与违时灾异制造模式的转变分不开的。(本文来源于《学术月刊》期刊2018年07期）
石云涛[6]（2018）在《汉唐间狮子入贡与狮文化》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不产狮子,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获得域外贡献的狮子。狮子传入中国,主要作为奇兽供观赏之用。狮子传入中国之前,狮形艺术品已经传入中国。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国家不断有狮子入贡中国。狮子异于其他野兽的形象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因而创作出各种不同的狮子造型的艺术形式,狮子意象融入了印度、波斯和中土等多元文化元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本文来源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2期）
储晓军[7]（2017）在《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她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救苦救难是最重要的内容。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崇拜被引入道教,成为道教神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救苦救难的功能渐被观世音菩萨所取代。究其原因,首先佛教以苦立教,注重解脱,道教则以生为乐,追求长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需要获得民众,而道教则有意去民间化。最后西王母信仰有复杂的仪式,而观世音信仰则简单易行。(本文来源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5期）
赵婷[8]（2017）在《“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汉唐间古丝绸之路上的诗歌意象浅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将汉唐间古丝绸之路上的古诗意象:以大漠、楼兰等为代表的地理山川与自然现象意象群和以异域引进的动植物、珍宝、乐器乐舞等为中心的特有物产文化意象群在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指出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在意象方面的贡献。(本文来源于《山西青年》期刊2017年17期）
李金阳[9]（2017）在《《孝义传》的成立与汉唐间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帝国的崩溃,致使其统治赖以维系的社会政治秩序也随之瓦解,经叁国分立、西晋短暂统一,南北又陷于长期分裂。南北朝政权如何重构社会政治秩序,是为当务之急,汉唐间正史“孝义传”的设立,提供了一个观察重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较好视角。所谓重构社会政治秩序,即指以君主为代表的朝廷,运用政治权力对以“孝”、“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加以规范、控制与引导,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形成士庶可资遵循乃至必须践行的制度化约束。“孝义传”的成立,可追溯至《史记》《汉书》中设立的《游侠传》及《魏略·勇侠传》,连接游(勇)侠向孝义人物转变的关键,是反映游侠价值核心的“重然诺尚气节”之“侠义”向儒家伦理核心的“忠孝节义”之“孝义”的演变。具体而言,表现为基于私人结合、外于体制的“私义”,向国家提倡并可资引导士庶践行的“公义”的转化。反映游侠的核心之“义”主要有如下特征:1、轻死重气、义重于生;2、外于体制的反体制的舆论、声望;3、外于体制或反体制的组织、群体;4、疏财仗义;5、复仇;6、广泛交游。通过对“孝义传”的分析,反映游侠之义的第2、3、6点,在“孝义传”中完全消失,轻死重气则变为兄弟(父子)争死,疏财仗义变为乡里救助赈恤,复仇则严格限定在血亲关系之内,另外出现对累世同居的表彰及僚属为长官服丧的记载,若联系南北朝时存在的“二重君臣关系”问题,“孝义传”所载僚属为长官服丧与朝廷消解“二重君臣关系”的努力之间,不无张力和冲突,从中反映出朝廷重构政治秩序的努力与既有礼俗习惯势力之间牵扯、角逐的一面。“孝义传”中表彰的“义”,经南北朝的多元逐渐向唐代敕文规定的累世同居趋归。“义”的外延收束引致的内涵转变,反映出不断向儒家伦理道德及国家控制趋归的过程,对“义”的阐释权利也由民间转向国家。南北朝史家每感叹风俗浇薄,士人行孝有亏,因此,见于“孝义传”中的人物以庶民为多,一以激励士风,二则表彰庶民的孝义卓出,并借表彰以引导庶民对孝义的践行。庶民因孝义卓出,由乡里上状,送达州郡县,再由州郡呈报朝廷,最后朝廷下诏旌表,这一套旌表程序在南北朝时己成为制度化的措施。制度运作的核心是政治权力自下而上的趋归与自上而下向乡里社会的渗透。孝义卓着之人,通过朝廷的旌表,被更深地吸纳进趋向规范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南朝史书中,《宋书》首次设立《孝义传》,与史传中设立此种类传相应,南朝时,单行本《孝子传》大为流行,二者之间深有联系,只不过一则进入史传,另则单本流传而己。正是在史传设立“孝义”类传及《孝子传》的编纂基础之上,绘于墓葬、屏风、宫殿及乘辇上的孝子图像,也逐渐增多。史书“孝义”类传的设立、单行本《孝子传》的编纂及孝子图的大量出现,叁者共同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以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凭借不同的载体,无间南北而广为流传。这与孝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再经朝廷大力提倡,推行于士庶各阶层,进而将社会各色人等纳入规范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密切相关,践行孝道也被看做是士庶的行为规范之一。“孝义传”的书写与孝子图像的绘制,图文相配,书写模式的背后反映出社会风俗、观念与制度性诸因素,孝子图像因绘于宫殿、乘辇,则带有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模式化的书写与孝子图像绘于宫殿、乘辇,共同反映出朝廷以推广孝道为手段,进而重新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意图,趋于模式化的正史“孝义”类传和成批涌现的单篇《孝子传》中的众多人物及其事迹,既是这一重构运动的重要手段,又是这一运动的代表性成果。(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王伟[10]（2017）在《《诗》诗互嬗:汉唐间长安韦氏家学转型与家族性质迁变》一文中研究指出家学是在家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在世袭罔替中连绵不缀的学业。赵翼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1])家学对于士族维持门第、区分高下、教养子弟均具重要价值。陈寅恪云:"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2])可见,家学与礼法是士族门第存续、自我标榜的文化命脉。京兆韦氏自汉至唐,家学内容与(本文来源于《唐史论丛》期刊2017年01期）
汉唐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罗布泊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在我国历史上“汉唐气象”的文化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能动性意义。然而罗布泊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环境变迁对该地社会文明发展影响巨大。本研究将汉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的自然环境如动植物群落、自然气候、河湖水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城市聚落、道路交通、生业形态以及绿洲社会秩序等社会环境要素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分别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等不同时期的罗布泊地区环境演变展开论述,并通过“生态环境-社会文明”互动视角重新审视汉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环境演变的路径及特点。论文将环境史纳入到罗布泊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范式之中,强调生态环境与社会文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整体性,不仅丰富了西北史地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为内陆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良好的学术价值与现实观照意义。研究的材料来源除了传世文献中关于罗布泊及其相关地区的记录,还参考并借鉴了新疆等地出土文献如楼兰尼雅汉简、佉卢文、粟特古信札等文书以及墓葬、城市遗址等考古实体资料。研究中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环境考古学、生态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并借助遥感以及GIS等地理信息技术手段,用以罗布泊相关文献的梳理、归纳与总结。同时研究中还参考与借鉴了历史长时段理论、历史社会心理学、竺可桢气候变迁学说以及生态韧性等作为理论指导。研究结论认为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演变主要通过罗布泊河湖水系、交通道路、城市聚落以及生业形态等景观内容的变化加以呈现。汉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的环境变迁具有周期性变化特点,社会文明的沉浮与生态环境的兴衰具有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性。当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并恶化时,当地社会文明处于衰弱甚至废弃的边缘状态;而一旦环境有所好转,此时社会又开始逐渐恢复并走向复兴。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本身具有生态韧性,能够抵抗一定程度的外来干扰并进行自我修复。从整体来看,汉唐时期影响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是自然本身的变化,而人类活动则只是对生态修复的时间与过程产生了促进或延缓的能动性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汉唐间论文参考文献
[1].司豪强.汉唐间廮陶县政区变迁考察[J].邢台学院学报.2019
[2].唐尚书.汉唐间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演变研究[D].兰州大学.2019
[3].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J].中国哲学史.2019
[4].周晓薇,李皓.龙蛇变化此中隐:汉唐间剑舞流变探赜——兼析唐代“舞剑器浑脱”一词[J].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2018
[5].余欣,周金泰.从王政到时妖:汉唐间正史《五行志》中的违时灾异记录[J].学术月刊.2018
[6].石云涛.汉唐间狮子入贡与狮文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7].储晓军.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8].赵婷.“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汉唐间古丝绸之路上的诗歌意象浅析[J].山西青年.2017
[9].李金阳.《孝义传》的成立与汉唐间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D].华东师范大学.2017
[10].王伟.《诗》诗互嬗:汉唐间长安韦氏家学转型与家族性质迁变[J].唐史论丛.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