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波动:重大论争的回顾与评论（论文文献综述）
周泽将,王浩然,修宗峰[1]（2021）在《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基于NSFC管理科学A类期刊刊文（2013～2020年）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不断深化的本土管理实践已成为当前管理学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中国当前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客观分析与归纳演绎。本文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管理科学22本A类期刊刊文（2013～2020年）作为分析对象,应用文献计量法研究发现:（1）近年来管理学期刊的刊文篇数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特征,单篇刊文篇幅有所增加,刊文严谨性不断增强;（2）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定量研究法占据主流,其中案例研究法已推广应用至中国情境下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当中;（3）研究情境聚焦于中国本土化的管理实践,技术创新、供应链、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4个研究主题是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热点,研究内容呈现出延续性与交叉性相结合、时代性与前沿性相结合的基本特征;（4）在不同领域的管理学代表性学术期刊中上述研究发现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凝练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现存问题与实现路径,试图通过该路径中"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性互动,探究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发展和国际化创新。本文从文献计量学视角增进了对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发展现状的理解,相关研究结论对于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
郑凯[2]（2021）在《“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在上世纪所有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而且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1968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实践运动,是由当时担任捷共中央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奥塔·锡克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希望改变国内经济萎靡、停滞不前的消极状态,试图彻底挣脱僵化的苏联模式中沉重的形式主义枷锁和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牢笼,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探寻另一条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等因素,这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具影响力和突破性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被苏联政府联合其他华约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彻底镇压和扼杀了,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尽管“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已成历史,但是“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先进性思想和突破性进步也是不可抹去的事实。尤其是锡克主张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以及他着重强调的企业自主管理的独立性等核心内容,相比“兰格模式”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实际上,究其根本原因来说,“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除了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束缚,即使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都会由于苏联政府当局的极度敏感将其扭曲为政治变革的倾向,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实现经济改革的创新突破几乎为不可能,只能更加放大和凸显出“锡克模式”潜在的乌托邦性质和理想主义色彩。本文通过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试图为新时代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所面临的改革发展难题,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具体来看,全文一共包含六个章节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部分,简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其中,着重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现状,因为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着作,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必要前提。第2章主要回顾了“锡克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在阐述“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作了简要概述,然后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是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捷共进行“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和前因后果。在追溯“锡克模式”的思想渊源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以及“兰格模式”中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内容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则重点论述“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从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和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三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从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生产的可靠性预测和分配的约束性计划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从主要表现在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以及经营利润的支配权阐述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而本质特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第4章是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辨析“兰格模式”与“锡克模式”之间的共性与不同,并进一步阐释“锡克模式”相对于“兰格模式”来说具备的进步与完善之处。其中,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而不同之处则体现在: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上的不同。通过对比之后发现,“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主要体现在锡克不仅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和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还主张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来确保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第5章是客观地评析“锡克模式”所体现出的理论价值、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其次,“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意义在于: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第三,“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则表现在: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第6章的内容意在总结“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首先,应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不仅要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必须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第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杨贤敏[3]（2021）在《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文中提出《经济周报》是1945-1949年间上海出版发行的对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性经济刊物。目前,该刊物已有相关纸质版和电子版出版发行,但学术界对其缺乏专题系统研究。《经济周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主要内容是对这一时期国内外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进行了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综合研究报道。例如,关于国内经济问题中的农业问题、对外贸易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关于国际经济问题中的美国与英国、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问题;关于古典经济学派和现代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等等。本文运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助拉斯韦尔“5W”理论对《经济周报》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并从资料收集、主题内容及文化传媒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其学术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同时也希望相关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其他大众传媒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学术启发和借鉴。
闫娟[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指出
吴凯[5]（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高安刚[6]（2020）在《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群建设是全球城市化的主导方向,更是促进区域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载体。推动实现创新驱动是中国重大战略之一,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则是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刘易斯拐点”来临及“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新常态下,传统的依靠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可持续,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所在。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创新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而经济高质量增长则渐趋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已有针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刻画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忽视了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经济效应的关注。创新要素投入与创新模式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等）是学者们普遍开出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药方”。尚缺乏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对话”。在国家深入推进城市群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及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的三重战略叠加背景下,促使本文思考如下问题:中国城市的创新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那么,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形成了何种创新空间结构?如何运用新的视角对这一创新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在地方政府支持、国家政策扶持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的理论模型?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是否可以从创新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视角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寻找新的“药方”?亟需在理论与实证上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主要对以下六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研究创新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测度创新空间结构的视角聚焦于创新单中心-创新多中心维度。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再解析,将空间结构界定为“基于创新的空间结构”,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对创新空间结构内涵进行再定义,凝练提出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概念。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吸收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搭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说,为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测度及经济增长的现实考察。选取中国13个典型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专利数据对城市创新水平现状进行初步考察。然后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采用位序-规模法则测度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指数,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特征。采用Arc GIS空间可视化、核密度等工具和方法研究不同地带城市群、不同等级城市群之间创新空间结构程度的差异化特征及其演化趋势。运用人均GDP、GDP总量等数据对城市群经济增长规模及速度进行现实考察。为后续计量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实证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用地方政府科技支持、国家高新区及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作为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的代理变量,选取2001-2016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采用固定效应及双重差分（DID）等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索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更进一步,将城市群区分为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群两类,实证检验三种创新动力对不同地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第四,实证研究城市创新空间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奠定逻辑基础。将国家高新区作为城市创新空间的典型代表,选取资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降低资源依赖的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第五,实证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效应。为了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运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实证考察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以检验两者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门槛效应。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还采用改变核心解释变量计算方法及用劳动生产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研究基于创新空间结构优化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对策。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结合国家推动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战略的实践,从创新单中心-创新多中心视角,具体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优化及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研究的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群呈现创新单中心的空间结构特征,只有个别城市群表现为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但整体而言,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呈现单中心减弱、创新多中心趋势逐渐显现的演进规律;不同等级、不同地带城市群的创新多中心程度存在差异。第二,以地方政府科技支持为代理变量的地方创新动力与以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代理变量的全球创新动力均显着抑制了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加剧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创新不均衡,使得创新向单一中心城市集聚,即地方创新动力与全球创新动力均促进城市群向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演进;以国家高新区为代理变量的国家创新动力显着推动了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国家高新区是促进城市群向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制度动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修补地方创新动力、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将地方创新动力、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水平的影响由抑制作用扭转为促进作用。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对东部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中西部城市群的促进作用不显着,但全球创新动力对东部、中西部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的提升均起到显着抑制作用。第三,国家高新区这一城市创新空间显着降低了城市的资源依赖,显着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且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降低资源依赖的程度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且不支持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假说。具体表现为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降低中部地区资源依赖的作用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且不显着,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空间差异特征。第四,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会经历由创新单中心驱动向创新多中心驱动转变,且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相匹配时,才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将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表现形式聚焦于创新单中心还是创新多中心,视角新颖;（2）构建基于“行为-空间结构-功能”的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形成动力与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基于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凝练提出“创新活动-创新空间结构-经济增长”的具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增进区域创新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对话”,拓宽创新地理学的实践认知领域。认为城市创新活动塑造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而创新空间结构受到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的影响,多股力量作用下城市群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减弱、多中心特征增强;（3）搭建国家制度创新动力与创新空间结构演进之间的关联,为国家创新制度空间嵌入战略优化提供新的经验证据。本文将国家高新区从国家制度创新动力中单独分离出来,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表现,从而有助于从外生制度视角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机制,为国家高新区空间战略布局提供一个新的经验证据;（4）阐释并验证城市创新空间具有经济效率是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产生经济效应的逻辑前提,并提出基于创新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新路径。本文通过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进行经验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创新空间结构调整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新路径,丰富与拓展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体系内涵。
戎卿文[7]（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提出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罗婷[8]（2020）在《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斯科特是实体小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东南亚农民社会的实证研究,系统地论证了“道义小农”、“生存小农”思想,充分展示了生存伦理的“安全第一”原则和互惠原则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保障性功能和行为价值导向作用,进而揭示生存伦理与农民反叛行为的关系,由此构建起了其农民政治学思想。生存伦理自此成为农民行为研究的重要讨论框架之一。而斯科特的农民生存伦理思想鲜有从伦理学学科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欲对这一理论观点进行系统探索,并用于探究转型时期农民行为背后的生存价值取向及其演变。以期为三农问题提供研究进路,为完善的乡村道德内容注入精神力量。本文主要通过对斯科特个人作品及其他研究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作品进行文本的阅读和研究,欲将农民道义经济学中伦理学知识的部分进行归纳,以期提炼出较成体系的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文中将重点展示生存伦理的“安全第一”原则、互惠原则以及生存伦理对剥削问题的道德评价作用,尽可能将三者以及与生存伦理的关系进行理清,以期富有逻辑性地展示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斯科特的农民生存伦理思想与具有明显乡土特征的中国具有某种亲缘性,但要将其用于解释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必须考虑到时空变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存伦理的规范性功能和保障性功能逐渐消退,而农民的现代经济理性意识激增。对此,本文将对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现代性价值进行回答,进而探究转型期我国农民生存伦理的发生路径和影响。总之,希望通过对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研究,提醒我们在关注农民如何获得更大生存安全的同时,还能重视农民真正享有作为主体性个人的尊严和自我发展的权利,从生存伦理向美好生活的伦理价值取向迈进。
杨天宇[9]（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提出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周嫣然[10]（2019）在《历史时间与经济学：从马歇尔、凯恩斯到琼·罗宾逊》文中提出经济学分析不能不处理时间因素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然而,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进展就十分缓慢。现代主流经济学以自然时间或逻辑时间来定义“经济时间”,使用高度抽象的、形式化的、无差异度量方法,并据此建构越来越精致的分析模型。然而,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未相应提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是由马歇尔和凯恩斯两位英国剑桥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构成的。因此,本文从思想史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重点研究英国剑桥学派三位代表性经济学家马歇尔、凯恩斯以及琼·罗宾逊的经济思想,尤其是继承了前两位剑桥经济学大家思想的20世纪杰出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关于历史的“经济时间”理论,试图挖掘其中长期被学术界冷落的重要思想资源。首先,通过对《经济学原理》的重新梳理,本文认为马歇尔提出了经济学处理时间的困难。出于经济学科学化的考虑,马歇尔一直力图在科学的标准下考察时间因素对经济分析的影响,调和时间与科学化的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马歇尔的时间处理可以从作为描述的时间、作为度量的时间、长期和短期以及悬而未决四个维度进行理解。整体而言,马歇尔的尝试大多作为一种特殊情况的预案,或者虚置为一种关于“常识”“正常状态”的讨论,而在事实上被隔离于正式的经济分析外。直到晚年,马歇尔仍对自己未能妥善处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因素而耿耿于怀。其次,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作为马歇尔最伟大的学生,凯恩斯将他关于时间问题的思索具体呈现在了他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周期性失业和经济萧条状况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指出,短期内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它受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而这三个基本因素都与时间有关。因此,凯恩斯对时间有着清醒的自觉,并试图在其经济分析中进行有效处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了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写的,对时间问题的基础性分析并非重点。因此,凯恩斯并没有特意在其理论中突出地处理时间因素。第三,本文以罗宾逊晚期的代表作品《现代经济学导论》为主要文本材料,借助比较思想史研究方法,将罗宾逊关于“经济时间”的理论放置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以来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并将其与同时代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分析范式加以比较,力图准确把握其核心内涵和特征,阐明其对经济学发展的意义。本文认为罗宾逊的历史时间方法内涵包含以下三方面:不可改变的过去,单向时间以及不可预测的未来。接着本文将《现代经济学导论》中基于历史时间的具体分析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九版）中关于类似问题的相关表述进行对比,讨论两种分析结构的不同之处。此外,本文将罗宾逊提出的关于技术进步差异化和不稳定性的部分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上做一个尝试,试图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罗宾逊更加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历史分析与抽象理论相结合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剑桥学派师徒三代人都非常重视经济分析中的时间问题。但由于每一位所处的时代特征不同,面对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乃至经济学学科本身的进展也不一样,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取舍。马歇尔提出了经济学处理时间问题的困难和重要性,但并没有非常好的调和与经济学科学化之间的关系。凯恩斯面对经济现实的变化以及对于当时学科多维度的探讨,在理论中更加凸显未知的将来对于经济的影响,并主要通过人的心理特征将其引入。当进展到了罗宾逊处时,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对长期以及动态分析范式的诉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学科发展的走向,罗宾逊深刻地意识到经济学急需重视时间因素,并将其思想最终表达为历史时间。她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受到马歇尔,凯恩斯以及马克思（包括卡莱斯基）的影响。通过这一方法,她试图将经济学拉到更加贴近现实并可靠的道路上。经济学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社会科学的一个子领域。本文认为理解历史时间,并基于此重新审视当前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于学科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学科现实感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本文基础上,沿着这一线索,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乃至更广阔时空的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纳入进来,可以进一步深入和详尽地挖掘和理解英国剑桥学派的相关经济思想。
二、宏观经济波动:重大论争的回顾与评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宏观经济波动:重大论争的回顾与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1）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基于NSFC管理科学A类期刊刊文（2013～2020年）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样本来源、数据处理和研究方法 |
| （一）样本来源与数据处理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刊文篇数和篇幅分析 |
| （二）刊文研究方法分析 |
| （三）管理学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1. NSFC管理科学A类期刊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2.《管理世界》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3.《南开管理评论》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4.《管理科学学报》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5.《公共管理学报》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6.《农业经济问题》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 |
| （四）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1. 研究方法占比不均衡 |
| 2. 管理学研究的本土情境性有待深入沉浸 |
| 3. 本土化管理学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 |
| （五）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 |
| 1. 置身于中国文化、技术和制度情境中，根据本土管理实践发掘中国管理学问题 |
| 2. 根据中国管理学问题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框架 |
| 3. 根据中国管理学理论框架检验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 |
| 4. 将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用于指导中国本土管理实践 |
| 五、研究结论 |
（2）“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 |
| 2.1.2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 |
| 2.1.3 “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前因后果 |
| 2.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 |
| 2.2.1 价格理论 |
| 2.2.2 再生产理论 |
| 2.2.3 按劳分配理论 |
| 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借鉴 |
| 2.3.1 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
| 2.3.2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的经济模式 |
| 2.3.3 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第3章 “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 |
| 3.1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 |
| 3.1.1 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 |
| 3.1.2 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 |
| 3.1.3 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 |
| 3.2 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 |
| 3.2.1 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 |
| 3.2.2 生产的可靠性预测 |
| 3.2.3 分配的约束性计划 |
| 3.3 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 |
| 3.3.1 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 |
| 3.3.2 经营利润的支配权 |
| 3.4 “锡克模式”的本质特征 |
| 3.4.1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 |
| 3.4.2 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
| 第4章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对比分析 |
| 4.1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共性 |
| 4.1.1 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 4.1.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 |
| 4.1.3 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 |
| 4.2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不同 |
| 4.2.1 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不同 |
| 4.2.2 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不同 |
| 4.2.3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不同 |
| 4.3 “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 |
| 4.3.1 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 |
| 4.3.2 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 |
| 4.3.3 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 |
| 第5章 “锡克模式”的思想评析 |
| 5.1 “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 |
| 5.1.1 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
| 5.1.2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 |
| 5.1.3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 |
| 5.2 “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性 |
| 5.2.1 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 |
| 5.2.2 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
| 5.2.3 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 |
| 5.3 “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5.3.1 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 |
| 5.3.2 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 |
| 5.3.3 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 |
| 第6章 “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 |
| 6.1 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 |
| 6.1.1 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的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 |
| 6.1.2 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
| 6.1.3 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6.2 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
| 6.2.1 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6.2.2 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
| 6.2.3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 |
| 6.3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6.3.1 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 |
| 6.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
| 6.3.3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经济周报》概况 |
| 2.1 创办背景 |
| 2.2 创办经过 |
| 2.3 办刊宗旨 |
| 2.4 栏目设置 |
| 2.5 发行情况 |
| 2.6 经费来源 |
| 3 《经济周报》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 |
| 3.1 作者群体 |
| 3.2 读者群体 |
| 3.3 良好的编读互动 |
| 4 《经济周报》关于国内经济问题研究 |
| 4.1 农业问题研究 |
| 4.2 对外贸易研究 |
| 4.3 通货膨胀研究 |
| 小结 |
| 5 《经济周报》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研究 |
| 5.1 英美等国家经济问题研究 |
| 5.2 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问题研究 |
| 5.3 部分亚洲国家经济问题研究 |
| 小结 |
| 6 《经济周报》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方法评介 |
| 6.1 《经济周报》涉及的经济理论学派 |
| 6.2 经济方法的研究 |
| 小结 |
| 7《经济周报》的特点、地位、学术价值及影响 |
| 7.1 办刊特点 |
| 7.2 所处地位 |
| 7.3 学术价值 |
| 7.4 积极影响与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经济周报》作者简况表 |
| 致谢 |
（5）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核心理念 |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6）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章节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空间结构经典理论回顾:从杜能到克鲁格曼 |
| 2.2 创新的相关研究方面 |
| 2.2.1 创新理论发展脉络 |
| 2.2.2 创新的衡量方面 |
| 2.2.3 创新对区域的增长效应方面 |
| 2.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方面 |
| 2.3.1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特征研究方面 |
| 2.3.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
| 2.3.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 |
| 2.4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4.1 多中心的维度与空间尺度方面 |
| 2.4.2 多中心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方面 |
| 2.4.3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 |
| 2.5 经济增长理论 |
| 2.5.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5.2 新增长理论 |
| 2.6 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6.1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面 |
| 2.6.2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 |
| 2.6.3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方面 |
| 2.7 相关研究简评 |
| 第三章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1 相关核心概念内涵解析 |
| 3.1.1 城市群的内涵 |
| 3.1.2 创新的内涵 |
| 3.1.3 空间结构的内涵 |
| 3.1.4 单中心-多中心视角下创新空间结构的新解析 |
| 3.1.5 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 |
| 3.2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再拓展 |
| 3.2.1 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内容 |
| 3.2.2 基于行为-空间结构-功能的地理系统 |
| 3.2.3 行为-空间结构-功能框架在创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地理应用 |
| 3.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3.1 总体理论框架 |
| 3.3.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假说 |
| 3.3.3 城市创新空间与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内在关联 |
| 3.3.4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假说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创新单中心-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4.1 城市群创新水平的现状分析 |
| 4.1.1 城市群范围的界定 |
| 4.1.2 创新的测度 |
| 4.1.3 总体规模及增长速度 |
| 4.1.4 相对规模及增速 |
| 4.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测度:单中心-多中心视角 |
| 4.2.1 测度方法 |
| 4.2.2 测度结果分析 |
| 4.3 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4.3.1 GDP总量的演进 |
| 4.3.2 人均GDP演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国家及全球创新动力影响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1 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直接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1 样本与数据 |
| 5.1.2 变量定义 |
| 5.1.3 计量模型 |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模型设置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3.1 计量模型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检验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产生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前提:城市创新空间有效性检验 |
| 6.1 理论背景与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样本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资源依赖的效应 |
| 6.3.2 作用机制检验 |
| 6.3.3 进一步的检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验证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样本与数据 |
| 7.1.2 变量定义 |
| 7.1.3 计量模型设置 |
| 7.2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2.1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检验 |
| 7.2.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门槛效应检验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改变计算核心解释变量的指标 |
| 7.3.2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含义及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1 城市群创新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 |
| 8.1.2 城市群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减弱,但存在显着异质性 |
| 8.1.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受到地方、国家及全球创新动力的共同影响 |
| 8.1.4 城市创新空间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
| 8.1.5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夯实创新与经济实力,为提升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奠定基础 |
| 8.2.2 推动三种创新动力相对均衡,促进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转型 |
| 8.2.3 优化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提供战略路径 |
| 8.2.4 采取“双结构”协同推进战略,探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新路径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的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一、个人相关经历 |
| 二、东南亚农村社会现实境况的影响 |
| 第二节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农民学发展的学术研究背景 |
| 二、实体小农学派思想的继承 |
| 三、形式小农学派思想的批判 |
| 第二章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农民生存伦理的基本内涵 |
| 一、生存伦理的概念及其道德基础 |
| 二、生存伦理的适用范围及社会特征 |
| 第二节 安全第一:生存伦理的核心价值 |
| 一、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第一原则 |
| 二、安全第一原则的保障性功能 |
| 三、安全第一原则的效用函数 |
| 第三节 互惠原则:生存伦理的交往准则 |
| 一、生存权利界定的互惠关系 |
| 二、相互权利与义务的道德观念 |
| 三、互惠平衡对生存安全的重要意义 |
| 第四节 剥削与公正:生存伦理的道德评价 |
| 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剥削概念的反思 |
| 二、确立从实际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出发的公正标准 |
| 第三章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评价与现实拓展 |
| 第一节 关于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主要论争 |
| 一、关于农民经济行为动机的论争 |
| 二、关于村庄共同体的论争 |
| 第二节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农民的主体性价值得以凸显 |
| 二、重视地方性文化传统的作用 |
| 三、为农民理性问题的探究提供重要思路 |
| 第三节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理论局限 |
| 一、夸大农民生存伦理的效用 |
| 二、过度依赖主观知觉的作用 |
| 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
| 第四节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的现实拓展 |
| 一、转型期中国农民生存伦理的嬗变 |
|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生存安全的底线伦理 |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从生存伦理走向美好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 |
| 第一节 全球秩序的概念 |
| 一、国际秩序 |
| 二、世界秩序 |
| 三、全球秩序 |
| 第二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理论论争 |
| 一、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二、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
| 四、西方左翼和激进理论的观点 |
| 五、比较与评价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 |
| 第一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演变 |
|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 |
| 二、美国治下秩序观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争鸣 |
| 一、西方全球秩序持续论 |
| 二、西方全球秩序终结论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特质 |
| 一、全球性与国家性的辨析 |
| 二、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辨析 |
| 三、自由性与保守性的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 |
| 第一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领导主体 |
| 一、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领导权再分配 |
|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价值目标 |
| 一、包容的自由主义 |
| 二、地区主义新范式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法性 |
| 一、全球秩序的合法性 |
| 二、全球共性与合法性 |
| 三、国家自主性与合法性 |
| 第四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有效性 |
| 一、新有效性路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 |
| 二、现实案例:巴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 |
| 第一节 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 |
| 一、全球秩序与全球化、全球治理 |
| 二、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失灵 |
| 三、反全球化浪潮与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21世纪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 |
| 一、布什主义与单边主义政策 |
| 二、奥巴马主义与多边合作策略 |
| 三、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政策 |
| 第三节 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 |
| 一、新一轮国际体系权力转移 |
| 二、中国崛起与西方策略选择 |
| 三、新兴大国的全球秩序观表达 |
| 四、西方学界的回应:走向地区主义新范式的多样化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 |
| 第一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评介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几点辨析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西方中心主义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 |
| 四、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后西方全球秩序观 |
| 第三节 中美竞争新态势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实质 |
| 二、中美竞争关系的走向 |
| 三、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历史时间与经济学：从马歇尔、凯恩斯到琼·罗宾逊（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与对象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方法、思路与内容 |
| 1.2.1 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
| 1.2.2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
|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关于历史时间的内涵的研究 |
| 2.2 关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时间的研究 |
| 2.2.1 经济学科建设 |
| 2.2.2 演化思想 |
| 2.3 关于凯恩斯对经济学中时间的研究 |
| 2.3.1 关于时间 |
| 2.3.2 经济周期 |
| 2.4 关于罗宾逊对经济学中时间的研究 |
| 2.4.1 罗宾逊研究的最新进展 |
| 2.4.2 关于《现代经济学导论》的研究 |
| 2.4.3 关于罗宾逊的历史时间的研究 |
| 2.5 小结 |
| 3 源起——马歇尔对时间问题的思考 |
| 3.1 时代背景 |
| 3.2 学术浪潮 |
| 3.3 具体内容 |
| 3.3.1 作为描述的时间 |
| 3.3.2 作为度量的时间 |
| 3.3.3 长期与短期 |
| 3.3.4 悬而未决 |
| 3.4 小结 |
| 4 发展——凯恩斯对时间问题的思考 |
| 4.1 时代背景 |
| 4.2 学术浪潮 |
| 4.3 具体内容 |
| 4.3.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 4.3.2 消费倾向 |
| 4.3.3 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 |
| 4.3.4 流动性偏好 |
| 4.4 小结 |
| 5 回答——罗宾逊对时间问题的思考 |
| 5.1 时代背景 |
| 5.2 学术浪潮 |
| 5.3 具体内容 |
| 5.3.1 历史时间的内涵 |
| 5.3.2 具体的例子 |
| 5.4 小结 |
| 6 剑桥学派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 |
| 6.1 从马歇尔到凯恩斯 |
| 6.1.1 长期与短期的延续 |
| 6.1.2 静态与动态 |
| 6.1.3 总结 |
| 6.2 从凯恩斯到罗宾逊 |
| 6.2.1 马歇尔与罗宾逊 |
| 6.2.2 凯恩斯与罗宾逊 |
| 6.3 小结 |
| 7 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尝试 |
| 7.1 基于历史时间的技术转移问题 |
| 7.1.1 初期 |
| 7.1.2 中期 |
| 7.1.3 后期 |
| 7.2 基本模型 |
| 7.2.1 技术转移 |
| 7.2.2 基本假设 |
| 7.2.3 最终结论 |
| 7.3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马歇尔的思索 |
| 8.1.2 凯恩斯的思索 |
| 8.1.3 罗宾逊的思索 |
| 8.1.4 剑桥学派三代人的传承与发展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宏观经济波动:重大论争的回顾与评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基于NSFC管理科学A类期刊刊文（2013～2020年）的分析[J]. 周泽将,王浩然,修宗峰. 管理世界, 2021(09)
- [2]“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郑凯.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D]. 杨贤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D]. 闫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5]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6]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D]. 高安刚. 广西大学, 2020(07)
- [7]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8]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研究[D]. 罗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10]历史时间与经济学：从马歇尔、凯恩斯到琼·罗宾逊[D]. 周嫣然. 浙江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