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收入分配地区差距,东北地区,变动事实
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论文文献综述
于洋[1]（2019）在《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变动事实与实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领域既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收入的合理分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实现繁荣发展的基础,因而受到各国和地区政府的长期关注和普遍重视。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激发了发展的活力,“增量改革”的发展路径赋予了区域发展以巨大激励,使中国实现了崛起与富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要素和发展模式不断演化的过程,在区域经济的分析视角和现实语境下,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在不同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地区间差距的协同演变过程。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纷繁复杂,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在经历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迫压力。但无论外在或内在的形势发生怎样的改变,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影响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重要时点上,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在学界被普遍认为是区域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及区域收入差距究竟表现出怎样的相关性?变动的特征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导致这些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展开研究,研究的视角包括储蓄与投资对劳动力转移及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收入变动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地区间差距的缩小是否具有正向积极作用,空间溢出效应是否有利于产业在地区间转移从而带动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然而这些研究都相对分散,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基于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及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不同,区域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尺度”特征,所分析的“区域”的大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可能得到的结论,为了阐释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变动特征,本文分别以全国和东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全国的研究上,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基于1997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遵循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依据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及收入分配理论的有关分析工具建立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侧重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阐释我国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的变动事实,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描绘其影响因素的变动和收入与分配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在东北地区的研究上,以地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侧重于对每一区域个体变动特征的描述,重点采用经济地理学空间分析的方法,阐释东北地区作为全国的一个特殊局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区域差距变动的基本特征,并将其与宏观分析所得结论进行对比,从而探寻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差距协同变动的规律性特征。全文共分七章。除导论(第一章)和研究结论(第七章)外,主体部分论证了如下内容:(1)对已有关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使用199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包括极值差、标准差、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及拟基尼系数在内的多维指标体系,详细刻画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及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的倒U型变动趋势,并从城乡视角对我国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3)基于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EM)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论证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是否存在β收敛,并且借鉴MRW的收敛回归方程,利用面板数据分别考察1997年-2005年及2006年-2016年省际人均GDP的收敛特征与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特征;(4)基于多维指标体系,分别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我国及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并利用Shapley值分解的方法考察其内在作用机制。同时对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供给侧各类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5)以地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以前述的计量经济方法为基础,但侧重于区域层面的空间解析,以区域个体为着眼点,重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的变动事实与相互关系,并将东北地区的变动关系与全国尺度上的研究进行验证和对比。通过分析我们发现:(1)无论是对全国的研究还是对东北地区的研究,无论是计量经济方法还是基于区域个体变动的空间解析,都观测到了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变动的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2)这种稳定关系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会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全国层面上是双重“倒U型”的协同变动,东北地区层面上则是波动性的“双重收缩”,两者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只是同一问题在不同尺度和时间跨度下所呈现出的具体形式。如果将空间尺度继续缩小、将时间跨度继续改变,就能够发现更多样的相关关系特征。(3)全国和东北地区的分析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变动要早于收入分配区域差距的变动,同时,经济增长变动的速率要快于收入分配变动的速率。(4)虽然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区域差距变动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都呈现出大体相似的协同变动特征,但其影响因素和作用强度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不同的变动阶段,影响因素的类型和作用机制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基于全国和东北地区等两个尺度的分析,在不同的分析尺度上分别侧重于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并将两种尺度和不同研究方法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寻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区域差距协同变动的规律性特征。多空间尺度分析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既体现了区域经济学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色,也是本文创新性的核心体现。(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王青,陈志刚[2]（2019）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土地违法:基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的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探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发展不平衡及其影响效应的理论观点,结合中国特定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机制,以及土地利用与管理实际,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机理,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确实会导致更多土地违法案件的产生和违法用地规模的增加;另外,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变化对土地违法的具体影响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对土地违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违法面积上,而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对土地违法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违法案件数上。研究结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促进和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有助于减少土地违法现象。(本文来源于《中国土地科学》期刊2019年01期）
于洋,于薇,吕康银[3]（2016）在《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异——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实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1978年后,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国经济进入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整体收入水平显着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收入差距显着拉大问题。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事实性的相关关系。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探究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地区间差异的长期稳定关系与短期波动,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表明,基于不同的差异指标得到的因果关系的方向完全相反。深入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揭示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来源于《税务与经济》期刊2016年04期）
黄翰林[4]（2015）在《公共服务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致使我国的公共财政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公共财政的变化又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截至2013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568845亿元,早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问题却日益严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果实,而内地特别是一些边远贫穷地区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显着改善,与东部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差异巨大,而保障和改善民生却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种种方面更是我国最广大人民最现实最直接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一方面,在全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显着,其中就包括了公共服务支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状态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因此,当前我们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国民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更加关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的问题。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特别强调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不同区域的居民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本文通过整理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各种理论,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基于我国现行财政支出分类方法下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结合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的理论对我国各区域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公共服务支出到底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进而证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不仅能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不同区域的人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并进一步对拉近我国区域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收敛起到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公共服务支出的控制机制和政策建议,为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决策提供依据。本文从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入手,紧紧围绕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主要内容,分析和研究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之间关系等问题,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缩小化。这一问题的探讨将对我国整体和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完善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理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及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用了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于1999——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来源于《云南财经大学》期刊2015-05-01）
刘小蕾[5]（2014）在《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看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介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何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最后说明制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相关对策措施。(本文来源于《商场现代化》期刊2014年16期）
马兰[6]（2013）在《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影响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财政分权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革,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物质资本、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和税收制度间接作用到地方经济,拉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区政府间的竞争机制,即使经济资源禀赋相同,其发展情况也会有差别。伴随着财政分权的进程,全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经济的绝对差距日趋明显,但是相对差距在缩小。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探索各区域财力的差异,凸显在分税制背景下,各区域财政能力的差异如何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讲述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财政分权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在考察财政分权时,具体从财权(财政收入)和事权(财政支出)两个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关于财政分权度的研究,确立本文的财政分权度公式。通过截取我国1994-2011年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别计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从1994-2011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度。首先,本文通过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Y)、财政分权水平(FDREV和FDEXP)以及各控制变量(X)及其一阶差分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进而确定其是否平稳；在确定各变量都为一阶单整之后,又对各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得到财政分权和地区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接着,文章提出相关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收入的财政分权和支出的财政分权对于东中西部的影响并不相同。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财政支出分权对不同区域影响程度的不同进一步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最后,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转变对政府的考核方式,建设公共服务性政府；明确财权和事权的责任范围,实现二者协调发展；深化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等。(本文来源于《安徽财经大学》期刊2013-10-01）
郑云峰[7]（2013）在《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研究基本公共服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此，构建了一个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其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分析逻辑。研究结果证实，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这为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根据。本文的主要分析和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对大陆30个省市区和四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1998-2011年，全国约53.3%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但绝对水平不高。就四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平均水平来看，东北最高，东部其次，西部再次，中部最低。其次，1998-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中，30个省市区间差异程度大于四大区域间差异程度。根据空间性质，本文计算了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指数。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空间分异程度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发展空间分异程度变化较为稳定，但是比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程度要大。其中，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指数变化趋势相反，社会安全、就业服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指数变化趋势相同。第叁，根据30个省市区和四大区域中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均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以30个省市区和四大区域为研究单元，医疗卫生、社会安全、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的区域差异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本文来源于《暨南大学》期刊2013-06-30）
尚丹蕾[8]（2012）在《FDI非均衡分布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外国企业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实现了巨大的增长，FDI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然而，在我国大规模引进和利用FDI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FDI在我国区域分布出现了极不平衡的现象，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外资区域集聚的非均衡又引起各个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长此以来会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影响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FDI非均衡分布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区域分布理论和区域增长差异研究为基础，先从空间、数量和溢出效应等方面研究我国FDI非均衡分布的现状，然后用实证的方法，分析FDI的非均衡分布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分析FDI分布的非均衡是否会拉大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通过上述的分析，提出可行性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最终实现我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协调、快速地发展。在对我国FDI非均衡性分布的研究中，首先对我国FDI分布进行了空间描述，使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描述了我国FDI分布的整体空间特征。其次通过对FDI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布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和对东、中、西部地区的FDI业绩指数的分析，阐明了我国FDI在数量上分布的非均衡。再次研究了我国FDI溢出效应的非均衡性，阐明了FDI溢出效应的机理，分析影响区域FDI溢出效应的高低差别因素。从以上叁个角度的分析，得出我国FDI的分布特征以及区域分布的非均衡现状，FDI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不管在外资规模、增长速度还是利用效率上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FDI集聚效应也不明显，这使得东部和中、西部FDI的差距不断增大，并且FDI溢出效应在区域间的差异性使得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在对FDI非均衡分布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分成两部分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是FDI数量非均衡分布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构建了生产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东部地区FDI对经济的增强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FDI数量上的非均衡分布会加大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然后是分析FDI溢出效应的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建立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和模型，对FDI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FDI的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存在着差别，FDI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最高，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则是趋于负相关的，FDI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影响了生产效率，进而拉大了地区间经济的差距。通过上述分别对FDI数量和溢出效应非均衡的分析，均能发现FDI非均衡分布能拉大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缩小FDI非均衡分布，以减弱其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一方面要国家在宏观上调整引资，进一步完善中部和西部外商投资的硬件和软件环境，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加优惠的引资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获取外资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注意产业结构布局，构建中、西部区域产业群，发挥FDI集聚效应，促进中、西部更加有效地利用FDI。(本文来源于《青岛科技大学》期刊2012-06-15）
巫俊飞[9]（2012）在《江苏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飞速发展,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我国越来越重视金融业的长期规划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江苏省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金融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江苏省内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呈现较大的区域性差异。本文认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搜集了苏南、苏中、苏北13个地级市1990-2009年间的数据,采用而板数据模型,从融资差异这一新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得出江苏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苏南、苏中、苏北叁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研究表明,储蓄-投资转化率存在差异、资金要素的存在自由流动、融资渠道多元化程度不同、监管政策负面影响、法律法规不完善等等因素导致了区域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其直接表现就是直接、间接融资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江苏省金融、经济发展不平衡只是全国金融、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缩影。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对缩小全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保持和谐平稳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来源于《南京师范大学》期刊2012-02-15）
何东霞,李彬联[10]（2011）在《广东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文化原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针对广东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文化族群分布相联系的现象,沿着诺斯、格雷夫文化影响制度、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研究路径,用一个文化融合模型解释了阻碍区域经济收敛的原因。独立文化形态下的地区由于存在较高的转换成本,妨碍了跨地区交易活动的实现,抑制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入,使它们转而流向转换成本较低的文化融合区,这种趋势在交易机会扩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突现,成为广东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和珠江叁角洲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本文来源于《市场经济与转型升级——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期刊2011-11-17）
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研究目的:探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发展不平衡及其影响效应的理论观点,结合中国特定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机制,以及土地利用与管理实际,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机理,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确实会导致更多土地违法案件的产生和违法用地规模的增加;另外,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变化对土地违法的具体影响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对土地违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违法面积上,而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对土地违法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违法案件数上。研究结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促进和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有助于减少土地违法现象。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论文参考文献
[1].于洋.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地区间差距：变动事实与实证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9
[2].王青,陈志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土地违法:基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的视角[J].中国土地科学.2019
[3].于洋,于薇,吕康银.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地区间差异——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6
[4].黄翰林.公共服务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5
[5].刘小蕾.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看中国经济增长[J].商场现代化.2014
[6].马兰.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影响的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3
[7].郑云峰.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D].暨南大学.2013
[8].尚丹蕾.FDI非均衡分布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D].青岛科技大学.2012
[9].巫俊飞.江苏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2
[10].何东霞,李彬联.广东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文化原因研究[C].市场经济与转型升级——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