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佛经目录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目录,佛经,着录
佛经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胡圣杰[1]（2019）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目录佛经着录和分类情况考辨》一文中研究指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而佛经在魏晋时期开始为传统目录所着录,探究这一时期传统目录中的佛经着录,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在当时人的知识分类中所处的地位。汤用彤先生认为最早着录佛经的是《魏中经簿》,这是由《晋中经簿》已收佛经,而《晋中经簿》又因袭《魏中经簿》来逆推出的结论,并不可靠。此外汤先生用来证明《晋中经簿》已载佛经,所引用的《晋书斠注》中董逌《广川画跋》的材料,很可能有问题,因为《晋中经簿》到宋代可能已经亡佚。对于佛经在《晋中经簿》中所属的部类,姚名达先生以为当时佛经数量巨大,应在四部之外单列,而余嘉锡先生猜测佛经在《近世子家》。笔者认为二说都不可信,佛经在汉魏之际是以鬼神、方术、祭祀的形式传播的,佛经更有可能在《术数》类中。这一时期明确收入佛经的官修目录还有宋元嘉八年的《四部目录》,姚先生根据《古今书最》,认为其中的佛经也是单列。但《古今书最》提到《四部目录》中有佛经,可能只是提示说明,而非因其单列一部,佛经应该仍包含在四部当中。最后传统目录和佛经目录的分离,一直要到梁代天监十四年,梁武帝敕令释僧绍编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才完成。(本文来源于《上饶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王飞朋[2]（2018）在《别生经:一种特殊的佛经文献——以中古佛经目录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别生经是在摘抄佛经的基础上加入序分和流通分,并以"佛说某某经"为题的一种特殊的佛经文献。别生经兴起于南北朝,在隋代和唐初发展兴盛,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由于其是从佛经中摘抄出来的,不易得到入藏机会,后世流传较少,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考察别生经在历史上的存在情况,对于认识佛经文献的源流关系以及印度佛经的中土化演进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宁艳红[3]（2018）在《《宝唱录》在佛经目录学上的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宝唱录》为梁代敕修经录。该录首创以一卷多卷、有译人无译人的形式分类、首次以多种分类形式交错并用,使多重属性的经典尽收一处,编排清晰,便于查阅。首次以"数论"对毗昙学独立分类,为法经在《隋众经目录》中确立论藏的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首次以"义记"为名,使中国人注解佛经的着述成为一个类别,保留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首次以佛教典籍本身的内容来决定它的归属,与现代图书分类原则相吻合,直接影响了《大正藏》的分类。《宝唱录》为大藏经分类体系的最终建立作出了贡献,是《大藏经》形成时期重要的奠基之作。(本文来源于《五台山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李安竹[4]（2015）在《论先唐佛经目录分类体系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对先唐时期佛经目录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一历史阶段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以及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佛经目录的分类以译经方式为主,至隋法经《大隋众经目录》按经、律、论叁藏和大、小乘标准对佛教典籍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体制不仅体现出中土僧侣对佛教教义体系认识的深入,也为后世佛经目录的分类奠定了基础。(本文来源于《图书馆界》期刊2015年02期）
李加东智[5]（2015）在《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玛》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丹噶目录》是自赞布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之间,从印度佛教经典中的经和论部分,由印度班智达和吐蕃大译师们的辛勤劳作下,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典目录,是藏文目录之母,而且还是前弘期时期所译佛经的第一部目录。《丹噶目录》的编篡揭示了吐蕃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当时藏人对佛教及佛经编目的了解程度,《丹噶目录》是否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自从《旁唐目录》原版的发现,这些观点已经水落石出,真如布顿大师及巴卧·祖拉陈哇所言,《丹噶目录》是赞布赤松德赞时期编纂的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编纂年代可以推算出赤松德赞执政时期的土龙年公元788年,目录全书分为27类,总收集了735种经论。编排次序及经名记载、卷数统计等非常细致,说明了当时藏族智者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目前关于研究《丹噶目录》的论着有：东噶洛桑赤列先生的《藏文文献目录学》以及山夫旦主编的《藏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康嘎楚称格桑选集》、扎呷写的《藏文<大藏经>概论》,徐丽华的《藏文<旁唐目录>研究》、南杰多吉的《吐蕃时期佛经目录研究》等。通过这些着作可以找到一些研究方法和重点把握的对象,同时了解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编写本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主要都是介绍大藏经版本历史的。从中未能详细的表达出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的形成背景及编纂年代,都在探讨一些表面上的问题,没有深入挖掘《丹噶目录》的内涵。总之,关于大藏经历史及版本述略的论文比较多,这些论文中用藏文书写的比较少,汉文写的占多数,从中运用比较法的手段进行前后弘期目录进行比较,说明目录学发展历程及宗教文化发展进程、藏族群众思维意识提高方面的论文少之又少,研究吐蕃时期佛经目录的论文本来就少,尤其是研究《丹噶目录》的论文为寥如晨星。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玛》,首先通过历史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参考相关藏族宗教历史资料,讲述了印度佛教传入藏区的情形及吐蕃时期的翻译事业。松赞干布以后,随着班智达和译师的不断增加,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文化经典,为了避免重译和译经质量的改进,赤松德赞时期就编篡了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玛》。本论文抓住这个重点,研究编纂此目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对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等。全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二、叁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第四章是前面叁章的总结。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丹噶目录》的编纂缘起和主要内容。自从藏王拉托托日年赞执政时期佛教经典开始传入藏区,但当时藏区的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而且没有统一的文字,佛教经典没有译成藏语,把印度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和黎第生带来的佛教经典《旃檀嘛呢陀罗尼》和《诸佛菩萨名称经》及佛塔供养在宫中。后来松赞干布执政时期统一了领土,藏区各方面得到了发展,派遣图米桑布扎等赴印度留学并创制了蔵文字,翻译了《宝箧经》、《宝云经》、《百拜忏悔经》、《六字经》、《观世音二十一经续》等佛经,藏区开始兴起了佛经翻译事业,佛教正式传入了藏区。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大规模传入藏区,迎请了寂护、莲花生大师等到藏区传播佛教,赞布培养了诸多译师,修建了桑耶翻译宫,出现了叁大、叁中、叁小译师等很多翻译家,大量佛经翻译成藏文,翻译大量佛经的过程中,为避免重译和译法不一致,赞布命令编篡了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玛》。之后赞布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热巴坚时期的翻译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编篡了《翻译名义大集》和《二卷译语释》,制定了“叁条规则”和“四种译法”、“四项注意”等一系列翻译规则,统一了翻译规则,编篡了两大佛经目录《青浦目录》和《旁唐目录》。尤其是赞布赤热巴坚大力弘扬佛法并支持翻译佛经事业,译出的佛经用新语规定,扩建寺庙、鼓励群众为僧、并供给生活补助,藏传佛教到了鼎盛时期。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诞生之后藏族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目录这个名词,编篡藏文目录时受到了印度和汉地佛教目录的影响。虽然没有找到印度佛经目录及详细记载编篡藏文目录时参考印度佛经目录的文献,但通过阅读《印度佛教史》可以了解到关于印度佛经目录的蛛丝马迹,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佛教叁大结集的历史,叁大结集下来佛众弟子收录编写了经律论部分经典,收集这些经典时按照编目方式计算了颂数和卷数,所以这可以看做是印度佛经目录。藏文目录中也直接运用了这种目录格式,这种编目方式可以证明藏文目录受到了印度佛经目录的影响,并参考了编目格式。汉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典籍目录,西汉时期的刘向和刘歆父子编纂了《别录》和《七略》两部目录,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道安创编了第一部汉文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六世纪南朝时期梁僧佑编篡了《出叁藏记集》,后来陆续编篡了《众经目录》、《历代叁宝记》等等。到八世纪唐朝时期汉僧智升编篡了有名的《开元释教录》,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文佛经目录书。这跟藏文佛经目录《丹噶玛》编篡时间相差不远,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相互受到了影响。因此,笔者提出编篡首部藏文佛经目录时参考了印度和汉地佛经目录。当时藏族译师们为了避免佛经的重译和格式杂乱、译法不一致等问题,参考了印度和汉地的目录编篡方式,给藏文译经编篡了第一部目录,即《丹噶目录》。通过历史文献的对比,编篡年代可以推算到赤松德赞执政时期的土龙年公元788年。目录的主要内容是大小乘经论,密宗续部,五大陀罗尼,百八名号,种种礼赞誓言,律藏以及诸多释疏等内容。全目录共分为27类,总收录了735种经论,编排顺序和经论分类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第二章主要运用对比方法,对《丹噶目录》和后弘期早期编篡的《大藏经目录太阳之光》和《布顿目录》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得知每个目录的编排次序和收录经论的数量、经名的写法、种类的分法,然后进行分析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后期目录有哪些改进,相互之间有何种联系。本文提出,《丹噶目录》是藏文的第一部佛经目录,成了后期目录的参照本和基本框架。通过这叁种不同时期的目录比较,从中可以了解到前弘期和后弘期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程度,而且还可以了解译经和译师的数量。《丹噶目录》中主要收录了当时从印度等地翻译过来的佛经目录,收集中藏族班智达和译师的作品极少。后弘期两部目录中相对增加了译经数量,而且还加了本土译师的译着和着作。第叁章主要论述了《丹噶目录》对后期目录的影响及学术价值。《丹噶目录》是后期目录的依据和基础,在《丹噶目录》之后编篡的所有目录中,可以看出《丹噶目录》的内容元素及《丹噶目录》的特点,后期目录的编排方式和经论部分的分类都受到了《丹噶目录》的影响。后期目录都增加了新翻译的佛经,但总的编排方式还是没有大的改进。所以,笔者提出《丹噶目录》不仅是后期目录的参考基准,而且对藏文《大藏经》的瑰宝形成奠定了基础。编篡《丹噶目录》收集了所有宫殿和寺院中所存的佛教译经之后,各地收集藏文佛教经典和编纂目录、金银缮写《大藏经》、刻板《大藏经》,产生了一百多部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版本。因此,藏文《丹噶目录》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深入研究《丹噶目录》,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历史、编目方式、内容分类等。总之,《丹噶目录》不仅是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而且是研究赞布时期人文社科的百科全书,成了研究赤松德赞以前的藏族文化和藏文《大藏经》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是通过文献阅读,从唯物辩证的思维探析了印度佛教初传藏区的情况及大译师们的伟大功绩,主要论述了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玛》的问世及年代考证。同时用文本比较方法,对比了前后弘期的藏文佛经目录,解析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及各个特点,并且说明了前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发展程度及人们理解佛教思想的观念。揭示了《丹噶目录》对后期藏传佛教诸多目录及大藏经的影响,总结了《丹噶目录》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本文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期刊2015-03-23）
陈颖[6]（2014）在《僧佑的佛经目录学探微》一文中研究指出僧佑是南朝齐梁佛教有名的僧人、律学大师、佛学家和目录学家,其着作《出叁藏记集》为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该目录在着录内容、方法、体例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其记载的诸多佛经、经序、高僧传记等史料,至今对佛经目录学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河南图书馆学刊》期刊2014年08期）
李万健[7]（2013）在《佛经道经目录浅说》一文中研究指出佛经、道经目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产生并迅速发展、兴盛起来的专科目录,对目录学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和促进作用,有着重要地位。佛经目录创立于魏晋,南北朝得到大发展,至隋唐成熟,唐宋间达到了顶峰。其间,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佛经目录。道经目录出现的时间及发展脉络与佛经目录大体相仿,但兴盛程度、规模稍逊于佛经目录。(本文来源于《山东图书馆学刊》期刊2013年04期）
王黎,朱俊波[8]（2013）在《论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藏区寺院是藏文文献的主要收藏场所,所以藏区寺院藏书、目录编制、文献管理是藏学传统目录学的主体。本文通过对藏学佛经目录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分类体系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藏学佛经目录分类体系独树一帜,在我国目录学体系中意义重大。(本文来源于《图书馆》期刊2013年01期）
安尊华[9]（2011）在《梁启超佛经目录学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末民初佛教出现全面复兴的景象,引起学者对佛经的研究兴趣。梁启超是兼治佛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研究佛经目录,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佛经目录有历史观念发达、辨别真伪严格、审慎、搜采遗逸甚勤和分类复杂完备等五个优点;佛经目录引导佛经的编纂和新目录体例的产生,引起学人对佛经史料的注意。这些思想犹如一盏明灯,引领后学研究佛经并开出硕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安顺学院学报》期刊2011年05期）
南杰多吉[10]（2010）在《吐蕃时期佛经目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藏族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内容博大精深。其中《藏文大藏经》历史之久,内容之广,可称之为藏族佛教文献之母。自印度佛教传入吐蕃,历代藏王非常关注佛经翻译事业。赤松德赞时期召集周边民族和印度、尼泊尔等地众僧来传授佛经的同时,培养本地很多佛经译者,把佛经翻译事业带向辉煌,据历史记载,仅有108个本地佛经译者和30以上外来僧伽以及《十善经》、《庄严经》、《月灯经》、《宝箧经》、《般若经》等重要佛经的译本。到了赤德松赞时噶哇呗泽、觉若鲁易尖参、向叶喜德等诸大译师的带动下编辑《翻译名译大集》和翻译理论要集《语合二章》等重要文献,把翻译事业从无则变向有则,从兴盛带向成熟。据《丹噶目录》和《庞唐目录》比较研究,此时藏译佛经文献已达到600种左右,其中包含印度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叁藏各种佛经和金刚经。赤热巴金承前继后翻译佛经,以大量抄写佛经行善积德,敦煌文献所发现的很多《无量寿经》也显得成卷于此。总之,藏族前宏期时代历代藏王和中外诸多僧伽为藏译佛经翻译事业立有汗马功劳,谱写了藏族佛教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现代中外学者给予“藏译佛经者规模之大,卷帙之多,历时之久,人数之众可称世界之最,佛经译文之精确、条理之清晰、语言之流畅、文辞之雅贴也是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本章论文以藏族吐蕃时期的《丹噶目录》和《庞唐目录》等佛经目录和敦煌文献等重要资料入手,以古典文献学的角度去思考藏族古代佛经的产生和发展,研究藏族吐蕃时期叁大佛经目录的编订历程和方法,也详细介绍当时藏译佛经的数量及其保存状况、后期藏文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影响等。笔者始终以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叙述印度佛教传入吐蕃的社会背景和历代藏王对佛经翻译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及藏族佛经文献发展的来龙去脉。第二章较详细的介绍藏族吐蕃时期佛经目录的编订过程和方法、地点等内容。第叁章从当今仍然保留下来的《丹噶目录》与《庞唐目录》为切入点,详细阐述藏族吐蕃时期编订佛经目录的内容、形式、载体以及对佛教文献的分类方法和计量单位等重要内容,更详细的介绍了吐蕃时期佛经文献搜集的数量。第四张主要运用比较目录学方法,深入探索藏族吐蕃时期藏译佛经涉及的内容范围和后期保存状况及其对后期《藏文大藏经》的主要影响。第五章主要介绍藏族吐蕃时期的叁大佛经目录没有收入的文献和它们对藏族后期佛教文献的影响。(本文来源于《青海师范大学》期刊2010-04-01）
佛经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别生经是在摘抄佛经的基础上加入序分和流通分,并以"佛说某某经"为题的一种特殊的佛经文献。别生经兴起于南北朝,在隋代和唐初发展兴盛,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由于其是从佛经中摘抄出来的,不易得到入藏机会,后世流传较少,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考察别生经在历史上的存在情况,对于认识佛经文献的源流关系以及印度佛经的中土化演进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佛经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1].胡圣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目录佛经着录和分类情况考辨[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
[2].王飞朋.别生经:一种特殊的佛经文献——以中古佛经目录为中心的考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
[3].宁艳红.《宝唱录》在佛经目录学上的价值[J].五台山研究.2018
[4].李安竹.论先唐佛经目录分类体系的发展[J].图书馆界.2015
[5].李加东智.藏文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玛》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5
[6].陈颖.僧佑的佛经目录学探微[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
[7].李万健.佛经道经目录浅说[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
[8].王黎,朱俊波.论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J].图书馆.2013
[9].安尊华.梁启超佛经目录学思想[J].安顺学院学报.2011
[10].南杰多吉.吐蕃时期佛经目录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