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度论文-李伯惠,张靖,赵琪茉,刘睿,张贻龙

暴露度论文-李伯惠,张靖,赵琪茉,刘睿,张贻龙

导读:本文包含了暴露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植源型污染,致敏指数,人口暴露度,城市绿地

暴露度论文文献综述

李伯惠,张靖,赵琪茉,刘睿,张贻龙[1](2019)在《大连市城市植源型污染与人口暴露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城市绿地提供了噪声消除、雨后排水、娱乐和文化服务等诸多生态和社会价值,但也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了花粉污染、飞毛飞絮和气味污染等负面影响。笔者以‘高分1号’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面向对象的图像分类技术,在获得大连市城市绿地分布图的基础上,使用致敏指数和人口暴露指数分别计算大连市植源型污染分布图与污染人口暴露度。结果表明:大连市城市建筑物密集区致敏指数值相对较低,区域内绿地面积分布不均匀是造成植源型污染致敏指数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污染暴露度与人口居住密度有关,人口居住密度越高则造成各区居民污染暴露越高。(本文来源于《天津农业科学》期刊2019年09期)

高超,汪丽,陈财,罗纲,孙艳伟[2](2019)在《海平面上升风险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暴露度》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全球潮汐和浪涌再分析数据集,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支持下,提取了中国大陆沿海11个省市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范围,结合人口、经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评估模型,评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和经济暴露度。结果表明:①海平面上升风险可能淹没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叁角及苏北沿海、珠叁角和环渤海等滨海平原地区,其中可能淹没范围最大的是江苏、上海等长叁角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为耕地,约占受影响总面积的65%,其次为建设用地;②基于2015年人口、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逐渐增加;对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而言,广州是暴露度等级最高的城市,高暴露度等级的区域仍集中于长叁角及苏北沿海、珠叁角、环渤海地区;③基于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预估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2025年和2100年受影响的人口、经济总量在不同路径下均呈增长趋势,常规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最大,局部或不一致发展路径和不均衡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经济低于其他3种路径;从重现期角度看,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经济暴露度向高暴露度等级转移;对比2025和2100年两时段的人口、经济暴露度,2100年的暴露度等级整体低于2025年。(本文来源于《地理学报》期刊2019年08期)

周双,张根广[3](2019)在《球体状泥沙纵向相对暴露度概率密度分布》一文中研究指出泥沙颗粒相对暴露度反映了泥沙在床面上的相对位置,它不仅直接影响着泥沙颗粒受力大小及滚动起动力臂大小,还可以间接改变颗粒周围水流结构,进一步影响颗粒受力大小及滚动起动力臂大小。通过自行设计的试验装置,测量了均匀球体泥沙绝对纵向暴露度,分析计算了纵向相对暴露度及其分布规律。结果表明,纵向相对暴露度可分解为x和y两个独立分量,其对应的取值区间分别为1~4.5和-1.5~1.5,且分量概率密度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纵向相对暴露度取值区间介于3.5×3的方形面域,区域内各点的概率密度也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对纵向相对暴露度的指数分布与正态分布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正态分布形式更适用于描述纵向相对暴露度的概率分布,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较小。(本文来源于《泥沙研究》期刊2019年05期)

李梦雅[4](2019)在《暴雨内涝情景下城市通勤出行的暴露度与交通特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影响,加之排水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调蓄雨洪和应急管理能力不足等原因,我国诸多大型城市“逢雨必涝”、“逢涝必瘫”已成为一种常态。在大多数情况下,“瘫”指的就是交通瘫痪。在暴雨内涝灾害中,城市道路不仅是最为普遍的易涝点,也是积水以“点→线→面”形式进行扩散的重要通道。然而,城市交通网络也是生产与生活物资的运输通道,承载着市民的日常出行活动需求,对维持城市系统的正常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遭遇暴雨侵袭,引发内涝水患,导致交通中断或瘫痪,将会对市民出行和城市生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有关科学量化暴雨内涝灾害对城市交通出行影响的研究工作还较为薄弱。本文采用FloodMap-HydroInundation 2D洪涝模型和高精度地形数据(分辨率为5m)对暴雨内涝在交通网络中的动态扩散过程进行模拟,选择通勤出行为研究主体,重点关注高峰时段内通勤人群的涝灾暴露水平与响应特征,对暴雨内涝情景下的通勤出行延误、通勤繁忙区域内的交通拥堵状态、地铁站可达性和乘客流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等进行研究,以期为构建有能力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和极端暴雨内涝灾害的城市交通系统提供理论与案例基础。具体的研究内容与结论主要包括:(1)由于通勤是城市道路上高峰车流和交通拥堵的主要来源和诱因,且描述非常态下的城市通勤特征需要以常态下的通勤特征作为基础和对照,因此,本文首先对上海市中心城区在正常天气情景下的通勤模式进行了研究。具体地,本研究提出了基于POI数据估算就业岗位分布的方法,再结合劳动人口数据,采用重力模型对研究区的通勤模式进行模拟。研究发现:上海市中心城区内一共有7个明显的就业集中区(曹杨新村、虹桥开发区、徐家汇、中山公园、南京路、五角场、陆家嘴,其中6个在浦西);在早高峰期间,浦西地区分布有一条“繁忙走廊”,是通勤流量最大、交通活动最多、拥堵情况最严重的地带。(2)本文提出了基于行程的暴露度评估方法,分别基于通勤模式模拟结果和上海市通勤群体微观调查样本对通勤出行的暴露度进行评估,并初步探讨了导致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暴露水平出现差异的潜在原因。研究发现:涝灾暴露度由内环向外环地区逐步递增,且浦东地区高于浦西地区;男性群体、已婚群体、中老年群体、月收入中高水平的群体、工作属于职能服务类的群体的暴露度较高。其次,就空间差异而言,尽管区域平均暴露度与通勤距离之间、通勤距离与区域行业构成之间各自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能通过通勤距离这个中介变量进行传递。就社会差异而言,仅不同性别和不同行业人群的暴露度表现出了统计差异,其他社会属性与通勤者的暴露度之间也无显着相关关系。最后,在暴雨内涝情景下,迫于通勤的时空制约而选择不推迟或有限推迟出发时间的人数约占80%,而选择“请假或等雨停,不会冒雨出门”的人数约占20%,表明暴雨天气下出行量会降低20%左右;此外,暴雨天气下选择小汽车出行的人数最多(38%),其次为选择公交出行的人数(31%)。(3)由于小汽车出行是暴雨内涝情景下使用率最高的交通方式,为了研究暴雨内涝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暴雨内涝情景下的交通模拟方法,能够实现交通与内涝这两个动态过程的交互,并基于GIS底层开发技术集成了一套简易模拟工具,选择通勤繁忙走廊为模拟区域,对百年一遇暴雨内涝情景下高峰时段内的车流特征进行模拟。研究发现:首先,暴雨内涝对出行距离的影响并不显着,但对出行时间有较大影响。绝大部分车辆在行进过程中的延误能够控制在10min以内,但如果误入严重积水路段,经历了停车等待过程,出行延误可能高达1~3 h。其次,在暴雨内涝情景下,拥堵时段将推迟1 h(从8:00~10:00 AM到9:00~11:00 AM)。从时间上看,模拟的第4 h内(10:00~11:00 AM)交通流量会显着增大;从空间上看,Ⅰ类道路(快速路)和Ⅳ类道路(支路)上交通流量会显着增大,应作为暴雨内涝情景下交通管制与疏导工作中重点关注的时段和路段。(4)由于暴雨内涝情景下采用公交出行的人数也较多,且地铁(轨道交通)使用率在上海市公共交通中占有很大份额,因此,本文着眼于暴雨内涝对地铁接驳过程的影响,对地铁站可达性和潜在乘客流量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具体地,以“时间”作为阻抗因子,考虑步行、单车、小汽车这3种接驳方式,同时采用逆幂函数、负指数函数和修正高斯函数为阻抗方程构建引力模型,对地铁站可达性进行评估;以“距离”作为阻抗因子,采用分段统计的方式对地铁站在早高峰时段内的进站乘客流量进行估算。研究发现:首先,在正常天气条件下,约87%的社区地铁站可达性为中等~中高水平,百年一遇暴雨内涝导致可达性普遍下降1~2个等级,约80%的社区可达性降为中等~中低水平。其次,由于小汽车和单车接驳方式受阻,45个地铁站点可达性降低或变得不可达,导致其邻近站点乘客流量明显增加,高峰时段进站客流超过5万人次的地铁站新增15个,出现乘客流量激增的地铁站点应作为暴雨内涝情景下地铁安全管理与应急响应工作的关注重点。(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4-26)

陈亮,陈成,何健健[5](2019)在《考虑相对暴露度的无粘性土临界流速计算方法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建立了基于泥沙运动力学理论的土颗粒起动模型,在考虑相对暴露度基础上,推导了土体渗流引起内部侵蚀的临界流速计算公式。通过与试验测得临界流速值对比,发现试验值与计算值较为一致。讨论了临界流速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差异和相对暴露度与临界流速关系。渗流过程中颗粒堆积,会导致颗粒运移通道阻塞,使临界流速试验值大于计算值。临界流速与土颗粒相对暴露度正相关,不同渗流方向下相对暴露度对临界流速影响程度不同,水平渗流时相对暴露度影响较大,垂直渗流时,相对暴露度对临界流速几乎没有影响。(本文来源于《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黄大鹏,张蕾,高歌,孙劭[6](2018)在《未来情境下中国高温的人口暴露度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英文)》一文中研究指出Overall population exposure is measured by multiplying the 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extremely hot days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exposed to the resultant heat. Extreme heat is also subdivided into high temperature(HT) and extremely high temperature(EHT) in cases where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exceeds 35℃ and 40℃, respectively. Chinese population exposure to HT and EHT over four periods in the future(i.e., 2021–2040, 2041–2060, 2060–2081 and 2081–2100) were projected at the grid cell level in this study using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based on an ensemble mean of 21 global climate models under the RCP8.5 scenario and with a population projection based on the A2 r socio-economic scenario.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opulation and climate as drivers of population exposure was evaluated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including national and meteorological geographical divisions.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population exposure seen during 1981–2010, the base period, exposure to HT in China is likely to increase by 1.3, 2.0, 3.6, and 5.9 times, respectively, over the four periods, while concomitant exposure to EHT is likely to increase by 2.0, 8.3, 24.2, and 82.7 times, respectively. Data show that population exposure to HT is likely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n Jianghuai region, Southwest China and Jianghan region, in particular in North China, Huanghuai region, South China and Jiangnan region. Population exposure to EHT is also likely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n Southwest China and Jianghan region, especially in North China, Huanghuai, Jiangnan, and Jianghuai regions. Results reveal that climat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exposure in Huanghuai, Jianghuai, Jianghan, and Jiangnan regions, as well as in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followed by the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limate. Data show that the climatic factor is also most significa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llowed by the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limate. The rate of contribution of climate to national-level projected changes in exposure is likely to decrease gradually from ca. 70% to ca. 60%, while the rate of contribution of concurrent changes in both population and climate is likely to increase gradually from ca. 20% to ca. 40% over the four future periods in this analysis.(本文来源于《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期刊2018年10期)

李林林,张根广,周双[7](2018)在《球体泥沙暴露度分布规律及其应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将泥沙颗粒简化为叁维球体,通过理论分析计算,得到了泥沙自然堆积状态下的相对暴露度Δ'的取值范围为[0.091 8,0.5],暴露角θ的取值范围为[35.26°,90°]。在滚动起动模式条件下,将叁维泥沙暴露度计算结果应用到泥沙起动流速的研究中,引入泥沙起动概率及中动起动标准,得到了相应起动标准的起动流速公式。通过河流实测流速资料及水槽试验资料验证表明,本文公式与实测数据符合较好,计算精度较高,可应用于计算实际河道中泥沙起动流速。(本文来源于《泥沙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宫甜甜[8](2018)在《基于PDSI的中国干旱时空变化及其人口暴露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古以来,干旱作为主要气象灾害的一种,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农业的影响极大。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更应该重视对干旱的研究。本文首先利用两种不同的PET估算方法计算的PDSI干旱指数,并分析我国1948-2012年干旱的时空分布差异;同时采用CMIP5提供的14种全球气候模式计算的PDSI干旱指数预估我国未来100年干旱的变化趋势;为了进一步分析干旱事件对我国未来人口的影响,本文利用五种SSPs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提供的未来100年人口数据,并将其与未来干旱数据迭加,分别分析农村、城镇及总人口的干旱人口暴露度,对21世纪干旱人口灾害进行评估。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Peman-Monteith和Thornthwaite计算的PDSI干旱指数均显示在湿润地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呈干燥趋势,尤其是华北地区干旱趋势更为显着。Thornthwaite计算的干旱现象比P-M更加严重,干旱强度更强且干旱面积更广。在干旱地区P-M和Thornthwaite均呈现湿润趋势,但干旱强度呈增强趋势,这表明干旱地区在整体变湿的背景下存在更多的极端干燥事件,意味着干旱区一旦发生干旱很有可能是极端干旱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现P-M计算的干旱强度比Thomthwaite更加严重。(2)基于14种全球气候模式计算的PDSI干旱指数及集合平均PDSI干旱指数,研究结果显示,21世纪中期的华东、华北以及华中地区呈现干旱趋势,而21世纪的末期该地区呈现湿润趋势。湿润地区在未来100年有干旱的趋势,干旱强度呈增强趋势且干旱面积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半干旱半湿润区在未来100年呈现微弱的变干趋势,干旱强度呈增强趋势且干旱面积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干旱地区在未来100年呈现微弱的变湿趋势,尤其在21世纪70年代以后,干旱强度有增强的趋势,干旱面积也呈现较明显的增长趋势。(3)基于5种SSPs路径下的中国农村、城镇、总人口的人口数量在21世纪总体上均呈下降趋势,且SSP1和SSP5预估的人口数量相重合。SSP3预估的农村和总人口的人口数量最大,SSP3预估的城镇人口数量最小。21世纪早期、中期以及末期的中国农村、城镇、总人口的人口暴露度均显示,高值主要分布在东部季风区。农村人口暴露度显示21世纪早期的人口暴露度高于中期、末期;城镇人口暴露度显示21世纪末期人口暴露度高于早期、中期;总人口的人口暴露度显示21世纪中期人口暴露度高于21世纪早期、末期。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各格点年平均受干旱影响的人口数量最大。城镇的受影响人口数量远远高于对农村。SSP3预估的农村和总人口的受干旱影响人口数量高于其他4种路径,但是SSP3计算的城镇受干旱影响下的人口数量低于其他4种路径。(本文来源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期刊2018-06-01)

刘俸霞[9](2018)在《不同升温情景下长江流域极端降水事件及人口暴露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全球变暖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防范和应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长江流域占中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却生活着叁分之一的人口,其极端降水演变直接关系到整个流域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研究长江流域极端降水特征与演变,定量分析极端降水可能带来对人口的影响,最大程度减轻损失尤为重要。本文综合地理学、气候学和灾害学的知识,基于长江流域实测降水资料和区域气候模式COSMO-CLM模拟资料,选用百分位极端降水阈值和强度-面积-持续时间极端事件辨识方法,对1961-2014年和未来不同升温阈值(相对工业革命前全球气温升幅1.5℃与2.0℃)情景下长江流域极端降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下预估的人口数据,定量分析暴露于历次极端降水事件下的人口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1961-2014年,长江流域极端降水总量整体在上升,频率和强度先减后增;极端降水的极值中心主要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水系。极端降水事件以持续1d的事件最多,单次事件最大强度达到366.7mm,最大影响面积约为96.5万km2。强度和影响面积较大的事件多发生于长江中下游,发生时段集中在1969-1970年、1983-1996年和1999年。(2)不同升温情景下,长江流域极端降水总量、频率和强度较基准期(1986-2005)均在增加。全球升温1.5℃时,极端降水总量、频率和强度分别增加约18mm-28mm(5.2%-12.0%)、0.3 次-1.9 次(10.5%-21.7%)和 1.3mm-6.8mm(3.2%-8.1%);全球升温 2.0℃时,则分别上升约 35mm-68mm(7.6%-33.8%)、0.7 次-3.9 次(29.9%-93.5%)和1.7mm-9.0mm(12.4%-17.8%)。极端降水的增幅中心多位于洞庭湖和金沙江水系,全球升温2.0℃情景下流域极端降水明显高于全球升温1.5℃。(3)全球升温1.5℃和2.0℃情景下,长江流域平均每年分别可能发生1478次和1534次极端降水事件,均高于基准期水平。全球升温1.5℃时,极端降水事件次数、强度和影响面积相比基准期增幅可达39.1%、8.6%和3.8%,事件最大强度和影响面积约为381.9mm和90万km2;全球升温2.0℃时,极端降水事件次数、强度和影响面积最大升幅约为44.2%、12.1%和5.1%,事件最大强度和影响面积约为412.5mm和100万km2。超过基准期包络线的事件多发生在洞庭湖、鄱阳湖、干流中下游和太湖水系,全球升温2.0℃情景下极端降水事件强度、影响面积均高于全球升温1.5℃。(4)SSPs各路径下长江流域的人口将在2025-2030年期间达到峰值。全球升温1.5℃情景下,相比2010年SSP1和SSP4路径总人口增长约0.11亿人,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增长近2倍,大多数省市人口均在增加,各省市老龄人口比重在20%-25%。全球升温2.0℃情景下,相比2010年SSP3路径下总人口增加0.25亿人,SSP2与SSP5路径下人口分别减少0.05亿人和0.32亿人,SSP2与SSP5路径下超过80%的省市人口在减少,各省市老龄人口比重多在25%以上。相比全球升温1.5℃时,全球升温2.0℃情景下老龄化呈现加重的趋势,川渝地区最严重。(5)不同升温阈值和SSPs路径相结合的5种组合情景下,长江流域平均每次有1177.47万人暴露于极端降水事件影响下,人口暴露度以胡焕庸线为界表现出东多西少的分布特征。全球升温1.5℃时,SSP1路径下暴露人口最多(1197.09万人),极端降水事件影响的老龄人口(65岁以上)占总暴露人口的比重约20.0%。全球升温2.0℃时,SSP3路径下人口暴露度最大(1232.23万人),事件影响的老龄人口占总暴露人口的比重相当于全球升温1.5℃时的1.5倍以上。升温下影响人口最多的事件中心均位于江浙沪地区,相比全球升温1.5℃时,全球升温2.0℃情景下暴露于历次极端降水事件的人口更多,人口暴露度较大的事件同时具有较大的强度和影响面积。(本文来源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期刊2018-06-01)

莫建飞,钟仕全,陈燕丽,孙明[10](2018)在《极端降水事件下广西流域洪涝社会经济暴露度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利用广西90个气象站56年降水过程资料,采用百位数法确定12 h、24 h极端降水事件阈值,结合地理信息数据,构建广西12 h、24 h极端降水空间模型,获得了广西12 h、24 h极端降水事件空间分布图;利用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本底、社会经济统计等多源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像元尺度的广西社会经济空间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GIS技术,构建不同时段极端降水事件下广西流域洪涝社会经济暴露度模型,获得了100 m×100 m网格的广西12 h、24 h极端降水事件下洪涝人口和GDP暴露度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不同时段极端降水事件下广西流域洪涝社会经济暴露度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异特征,12 h事件下,广西流域洪涝社会经济高暴露度分布在降水量为100~250 mm范围内的南流江、郁江、柳江、浔江、红水河、右江、桂江等流域;24 h事件下,广西流域洪涝社会经济高暴露度分布在降水量为100~300 mm范围内的南流江、郁江、柳江、浔江、红水河等流域。(本文来源于《灾害学》期刊2018年02期)

暴露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基于全球潮汐和浪涌再分析数据集,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支持下,提取了中国大陆沿海11个省市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范围,结合人口、经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评估模型,评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和经济暴露度。结果表明:①海平面上升风险可能淹没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叁角及苏北沿海、珠叁角和环渤海等滨海平原地区,其中可能淹没范围最大的是江苏、上海等长叁角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为耕地,约占受影响总面积的65%,其次为建设用地;②基于2015年人口、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逐渐增加;对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而言,广州是暴露度等级最高的城市,高暴露度等级的区域仍集中于长叁角及苏北沿海、珠叁角、环渤海地区;③基于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预估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2025年和2100年受影响的人口、经济总量在不同路径下均呈增长趋势,常规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最大,局部或不一致发展路径和不均衡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经济低于其他3种路径;从重现期角度看,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经济暴露度向高暴露度等级转移;对比2025和2100年两时段的人口、经济暴露度,2100年的暴露度等级整体低于2025年。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暴露度论文参考文献

[1].李伯惠,张靖,赵琪茉,刘睿,张贻龙.大连市城市植源型污染与人口暴露度研究[J].天津农业科学.2019

[2].高超,汪丽,陈财,罗纲,孙艳伟.海平面上升风险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暴露度[J].地理学报.2019

[3].周双,张根广.球体状泥沙纵向相对暴露度概率密度分布[J].泥沙研究.2019

[4].李梦雅.暴雨内涝情景下城市通勤出行的暴露度与交通特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5].陈亮,陈成,何健健.考虑相对暴露度的无粘性土临界流速计算方法探讨[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6].黄大鹏,张蕾,高歌,孙劭.未来情境下中国高温的人口暴露度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英文)[J].JournalofGeographicalSciences.2018

[7].李林林,张根广,周双.球体泥沙暴露度分布规律及其应用[J].泥沙研究.2018

[8].宫甜甜.基于PDSI的中国干旱时空变化及其人口暴露度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8

[9].刘俸霞.不同升温情景下长江流域极端降水事件及人口暴露度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8

[10].莫建飞,钟仕全,陈燕丽,孙明.极端降水事件下广西流域洪涝社会经济暴露度分析[J].灾害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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