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共存物种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捕食者,种群,安乐蜥,食物链,捕食性,隔离生态系统,普林斯顿大学,Pringle,巴哈马,卷尾
共存物种论文文献综述
唐一尘[1]（2019）在《引入捕食者破坏物种共存》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 《自然》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在一些小型加勒比海岛上引入捕食性蜥蜴会让岛上居住的蜥蜴种群改变行为，这会改变蜥蜴共存的方式，导致种群灭绝。研究发现，这种影响或可推及至全球岛屿和湖泊的捕食者引入场景。人类加快了捕食者对原先被隔离生态系统（(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报》期刊2019-06-06）
马芳[2]（2019）在《东灵山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木本植物动态与物种共存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当前气候变化情景下,暖温带森林受人为干扰破坏最为严重,己成为全球森林生态系统中最为脆弱的成分之一,因此探明区域森林共存机制对于其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建立,为探索不同尺度的物种共存提供了条件。本研究基于北京东灵山20公顷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永久固定监测样地,以活立木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粗木质残体(CWD)第一次调查数据,采用基于不同零模型的空间格局分析,分析了东灵山样地生态分化及负密度制约(距离制约以及密度制约)效应的普遍性。目的在于更清晰地认识生态位分化及负密度制约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及物种共存的作用。结论如下:1.东灵山大样地中木本植物温带成分优势显着,物种组成以落叶阔叶树种为主。与中国其它动态监测样地相比,活立木物种丰富度和多度明显低于南亚热带(鼎湖山)、中亚热带样地(古田山),高于温带(长白山)样地,且不同样方间物种丰富度、多度差异显着。样地内物种层次结构清晰,径级格局总体以增长型为主,幼树库存丰富,表明群落更新良好。粗木质残体:杨柳科杨属山杨(Populus davidiana)个体数最多,其次为桦木科桦木属黑桦(Betula dahurica)、壳斗科栎属辽东栎(Quercus wutaishanica)、槭树科槭属色木槭(Acerrnono)械粗木质残体的组成,乔木层物种占优势,且径级5-10 cm的物种多度优势明显,随着径级增大,多度递减。2.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法分析了东灵山样地常见种的分布格局。活立木整体空间格局为聚集分布,随着尺度增大,向随机模式扩展;活立木径级的分布也呈现进展型种群格局,幼树储备丰富,及时补位。随尺度增大,活立木分布聚集度降低;聚集度与生活型、平均胸径、最大胸径、种-多度呈负相关。粗木质残体整体空间格局与活立木相似,总体趋势为聚集分布,随着尺度增大,逐渐趋于随机模式;样地粗木质残体5-10 cm个体呈现较高死亡率。随尺度增大,粗木质残体分布聚集度降低;物种聚集度与平均胸径、最大胸径、种-多度呈负相关,与生活型呈正相关。3.利用多元回归树可以将样地划分为低海拔山谷、高海拔山谷、低海拔山脊、高海拔山脊四种生境类型。根据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表明,四类生境之间群落组成与物种多样性之间存在显着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更多的物种与低海拔山谷呈现正关联,与高海拔山脊负关联。Totus-translation检验表明,活立木有27种与生境显着关联,其中25种表现出明显的生境偏好,16种表现出生境排斥;粗木质残体11种表现显着的生境偏好,8种则存在生境排斥。在41种被检测到正关联的物种中,只有3种在不同生活史阶段生境偏好完全相同,2种生境排斥完全相同。大多数物种的生境关联在生长过程中发生改变,表明成树阶段的生态位分化并不是在幼树时期形成的,且生态位分化对物种共存的贡献不大。4.以组分独立性零模型结合最近邻体距离,分析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关联性,推演距离制约效应是否驱动空间动态。活立木不同生活史阶段的空间关联性表现出较强的尺度依赖性,个体的不同生长阶段最强关联倾向于表现在小尺度上。在0-30m的空间尺度上,不同生活史阶段种间关联的最大强度有80%发生在5 m范围内,20%发生在10 m范围内,距离是制约种间关联的关键因素,种间关联随着尺度的增大而降低。生长较快的物种表现出受距离制约的程度更大。粗木质残体对活立木物种各生活史阶段均基本表现为积极的正作用,且最大的关联强度均表现在小于5 m的尺度上,表明粗木质残体对活立木的正效应也受到距离的制约。运用随机标记零模型中案例-控制设计法剔除生境异质性干扰,分析了不同生活史阶段群落空间格局差异。不同生活史阶段的总体趋势表明,0-30 m的尺度上,剔除生境异质性后,不同生活史阶段存在密度制约效应,大径级表现出比小径级更强烈的尺度依赖性。生长较快的物种表现出受密度制约的程度更大。不同生活史阶段整体趋势表明,0-30m的尺度上,小径级与大径级利用生境的方式不同,二者均呈现出密度制约稀疏效应。随着尺度的增大,利用生境方式趋于相同,密度制约稀疏效应逐渐减小。这表明,密度制约稀疏效应主要在距离较近的邻近个体间发生。总体来讲,负密度制约在东灵山20公顷样地里普遍存在,它对群落空间格局进行调节,一定程度上促进大树空间的规则化,制约极优种发展,进而提供空间和资源给其它的物种,在维持物种多样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与生态位分化(生境过滤)相比,负密度制约对东灵山样地物种共存贡献更大。(本文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期刊2019-05-01）
于瑞鑫,田娜,王兴,王磊,杨新国[3]（2019）在《短花针茅荒漠草原斑块尺度物种多样性及其共存格局》一文中研究指出阐明斑块尺度上物种共存格局,对于深入认识荒漠草原破碎化草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按斑块的土壤生境退化程度,选取短花针茅荒漠草原3类典型群落斑块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不同斑块的物种构成、多样性及物种间的共存关系格局。结果表明:①斑块A属单优种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群落;斑块B为短花针茅+草木樨状黄耆(Astragalus melilotoides)群落;斑块C为苦豆子(Sophora alopecuroides)+老瓜头(Cynanchumkomarovii)+猪毛蒿(Artemisia scoparia)群落。②群落结构中斑块A和斑块B多样性相近,均高于无短花针茅生长的斑块C。③基于零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物种共存格局的复杂性和强度为:斑块A>斑块B>斑块C,且下降趋势明显,斑块A存在的16组显着物种对中有4组为显着竞争关系,而斑块C中的物种对减少到7组,且仅存在猪毛蒿与苦豆子组显着竞争物种对。结论:表明未沙化的土壤生境斑块是荒漠草原破碎化草地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土壤生境的退化显着降低了斑块内部群落组织的复杂性和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不利于群落的自我维持。(本文来源于《干旱区研究》期刊2019年02期）
史赟荣,晁敏,沈新强[4]（2018）在《主导长江口鱼类群落物种时间共存格局的环境过滤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了解生物群落中物种共存机制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河口鱼类群落结构与温盐等理化因子密切相关,同时多数鱼类产卵、育幼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主要在春夏季发生),因此环境过滤机制可能是促使河口鱼类时间上共存的主要机制.为证实该假设,本研究以长江口鱼类群落为例,利用广义可加非线性模型(GAMs)分析其时间生态位及鱼类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同时基于零模型(null models)从生态位利用的角度阐述河口鱼类群落时间上的共存机制.结果表明:鱼类物种间实测生态位大于预期值,揭示出环境过滤机制是促使鱼类时间上共存的主要机制;多数鱼类物种与非生物环境因子关系拟合较好,说明未知因素(如物种间的竞争作用等机制)对其分布影响权重较小.上述结果支持环境过滤学说是长江口鱼类物种时间共存格局的主导机制.(本文来源于《应用海洋学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宋乃平,王兴,陈林,薛毅,陈娟[5]（2018）在《荒漠草原“土岛”生境群落物种共存机制》一文中研究指出经过长期破碎化,荒漠草原原生硬质灰钙土斑块散布在广大沙化土地中,形成类似"土岛"的土被结构。为揭示土岛生境的群落物种共存机制,2016年在宁夏盐池县皖记沟村选取大(200–300 m~2)、中(约100 m~2)、小(约50 m~2)土岛各3个开展调查,采用Jaccard相异系数、物种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迭度、零模型、Meta分析,综合计算和分析土岛内部与外部植物群落相似性、物种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迭、物种共存格局及其影响因子。研究发现,(1)随着破碎化加剧,土岛内部植物多样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群落优势种从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转变为猪毛蒿(Artemisia scoparia)和短花针茅共优种,土岛内外群落相似性增加。(2)土岛内外绝大多数物种生态位重迭较小,生态位重迭在土岛内呈集中分布,而土岛外则呈均匀发散分布。(3)环境过滤为主的生态过程决定了土岛生境群落物种的共存格局,随着土岛面积减小,环境因子对群落物种共存的调控强度降低,关键性环境因子由土壤细砂粒和黏粒转变为粗砂粒,显着性竞争物种共存格局在小岛出现。综上所述,土岛生境对于维持草原物种具有重要作用,环境过滤主导了荒漠草原物种共存格局。随着生境破碎化加剧或土岛面积减小,物种共存格局及其调控因子发生转变。保护面积在200 m~2以上的大土岛对于恢复荒漠草原区草原成分种和其物种多样性机制都十分必要。(本文来源于《生物多样性》期刊2018年07期）
冯文娟[6]（2018）在《空间庇护所对IGP系统动态复杂性和物种共存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生态学中种群动态复杂性和共存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种群动态复杂性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种群的动态规律,更好的进行生态系统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病虫害的预测和管理都是十分必要的.IGP是同时具有捕食和竞争的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而空间庇护所是空间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机制.为了研究空间庇护所对IGP系统的动态复杂性和物种共存影响,我们构造了具有隐含庇护所的IGP系统模型和具有显含庇护所的IGP系统模型.运用动力学分析,入侵分析,数值模拟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当基本资源和IG食饵具有庇护所的时候,结果表明庇护所具有稳定性作用;我们的工作为深入了解庇护所在生态系统的作用做出贡献.(2)IG食饵具有庇护所有利于共存;丰富和发展IGP在生态学中的理论,为解释物种动态、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入侵提供理论支持.(3)IGP系统的参数共存区域随着IG食饵的庇护所效应增强呈现一种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通过对空间庇护所的研究,它对生物的多样性和物种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揭示了多种群系统的续存机制.(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8-06-01）
蒋腊梅[7]（2018）在《荒漠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共存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物种共存机制是研究各个物种受到何种作用而产生现有状态的一种学说。近年来,此机制成为生态学家们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目前物种共存机制研究区主要集中热带森林、热带草原、温带阔叶林等区域,对于有关温带荒漠干旱区植物物种的共存机制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艾比湖湿地荒漠植被的群落为研究对象,结合物种共存机制的相关理论,利用零模型模拟法、物种多度分布曲线、相关分析与冗余分析和竞争模型等方法,探讨了多度的分布变化、植物功能性状的变化、物种竞争能力对生态位过程与中性过程的影响,进而阐述它们各自对物种共存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1)120个乔木与灌木样方和90个草本样方依据k均值聚类法,可以划分为高水高盐与低水低盐两类样地。(2)高水盐梯度下木本植物叶片有机碳SDNN与模型差异极显着(P<0.01);叶片全磷的变异系数显着高于随机零模型的预测值(P<0.01)。低水盐梯度下木本植物实际叶片有机碳的变异系数和SDNN都小于零模型预测值,其差异极显着(P<0.01);其均值显着大于零模型预测值木本植物群落成员中SDNN与模型差异极显着(P<0.01);叶片比叶重的实测均值、变异系数和SDNN值显着小于零模型预测值(P<0.01);干材密度的实测SDNN值显着小于零模型预测值(P<0.05)。高水盐梯度下草本植物全氮、全磷和比叶重的SNDD值均显着小于零模型预测值(P<0.05),低水盐梯度下草本植物全氮、全磷和比叶重的变异系数显着小于模型值(P<0.05)。(3)物种多度格局分析发现,拟合高水和低水盐梯度下草本植物多度分布曲线的最优模型均为复合群落零和多项式模型。高水盐梯度下木本植物最优模型为Volkov模型,低水盐木本植物最优模型则为对数正态模型。(4)高水盐梯度下木本植物分布较为分散,低水盐梯度下则较为聚集;胡杨与梭梭两个建群种之间的树冠面积、株高和株数随着水盐梯度变化存在明显的生态位分化现象;高水盐梯度下建群种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较低,极限相似性是引起建群种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主要作用,而低水盐梯度下两者相关系很高,环境筛选作用对物种共存作用较为突出。(5)本研究区内木本植物群落存在物种竞争作用,且种内竞争作用更加明显;无论是高水盐梯度还是低水盐梯度,胡杨的平均种间竞争均大于平均种内竞争,白刺也出现同样的规律。铃铛刺则呈现相反的规律。琵琶柴的竞争规律较为特殊,高水盐梯度下平均种内竞争大于平均种间竞争,低水盐梯度下平均种间竞争大于平均种内竞争。(本文来源于《新疆大学》期刊2018-05-24）
周帅,苏敏[8]（2018）在《寄生对集团内捕食系统中物种共存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寄生可通过间接效应调节物种间相互作用强度,从而对生态系统中种群动态及物种共存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生态-传染病模型,考虑寄生对种内竞争的特征调节作用,探讨了物种共存对寄生调节的易感染者和已感染者种内竞争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特征调节下的竞争力对物种共存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寄生调节导致易感染者相对较强的种内竞争对物种共存起促进作用,而寄生调节引起的已感染种群相对弱的种内竞争则不利于物种共存。同时,不同特征调节下的共存区域差别明显,强类间竞争时,共存区域最大;弱类间竞争时,共存区域最小。(本文来源于《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8年04期）
朱宇[9]（2018）在《典型阔叶红松林树木死亡与物种共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树木死亡是一个组织器官与环境之间的热力学平衡概念,它代表树木不再具有驱动能量梯度用于代谢或者更新的能力。树木死亡以后不仅能为森林生态系统中其他个体提供资源,还能为其他树木的更新以及幼苗的更新腾出空间并创造林窗条件,进而促进物种共存并维持森林群落生物多样性。典型阔叶红松(Pinus koraiensis)林是小兴安岭地区的地带性顶极植被,研究其树木死亡与物种共存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典型阔叶红松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本研究以小兴安岭凉水典型阔叶红松林9 hm2大型固定森林动态监测样地为研究对象。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为:稳定化机制(例如:负密度制约)如何影响典型阔叶红松林树木死亡动态?树木死亡-生长/更新种间权衡与物种共存理论(即稳定化机制与均等化机制)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树木死亡动态模拟模型如何借鉴物种共存理论?(1)利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及似然比检验,探究负密度制约效应对树木死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小兴安岭凉水典型阔叶红松林,生物邻体因子对树木存活的效应存在显着的种间变异。但是,这种变异的检验结果受邻体半径的影响。当考虑邻体半径种间变异时,模型赤池信息准则最小。叶习性可能是引起这种变异的原因之一。无论在固定5 m、固定10 m以及真实/近似的邻体半径条件下,同种邻体指数对树木存活效应的种间变异幅度均大于异种邻体谱系相异性指数。稳定化机制中的负密度制约效应是小兴安岭凉水典型阔叶红松林物种共存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的重要机理之一。(2)应用广义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及地理变异检验,在多重空间尺度下探究生境异质性对树木死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地形因子对树木死亡的效应存在显着的空间变异。但是,这种变异的检验结果受空间尺度的影响。树种对光和水分环境适应策略(即耐阴性与耐旱性)的差异可能是引起上述变异的部分原因。无论在5 m、10 m以及20 m样方空间尺度条件下,海拔高度对树木死亡效应的空间变异幅度均大于凹凸度和山体阴影。(3)探索树木死亡-生长种间权衡与物种共存之间的关系,并借助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等手段,揭示局域因子(生物与非生物因子)对树木死亡与生长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树木死亡与生长之间存在显着的种间权衡关系,特别是对于小径级树木,死亡率越高的树种,其生长率也越高;反之亦然。这可能是由于种间生态位分化及适合度趋同共同作用,从而促进物种共存并维持森林群落生物多样性。局域因子对树木死亡与生长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存在负密度制约死亡与生长效应,小径级树木受这种效应的影响更加明显。地形因子对树木死亡与生长的影响比较相似。稳定化机制和均等化机制可能是小兴安岭凉水典型阔叶红松林物种共存与生物多样性维持的重要机理。(4)初步探索树木死亡-更新种间权衡与物种共存之间的关系,并运用Poisson回归、负二项回归、零膨胀回归模型等手段,揭示局域因子对树木死亡与更新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树木死亡与更新之间存在显着的种间权衡关系,死亡率越高的树种,其更新率也越高;反之亦然。这也可能是由于种间生态位分化及适合度趋同共同作用,从而促进物种共存。初探结果发现,树木死亡-更新种间权衡有可能促进物种共存,但仍然需要未来更深入地研究。局域因子对树木死亡与更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差异比较明显。在5 m和10 m样方尺度下,检验出显着的负密度制约更新效应,但没有发现一致的负密度制约死亡效应。无论在5 m、10 m以及20 m样方尺度下,海拔越高的区域,其死亡木越少,更新木越多;反之亦然。(5)根据前文关于典型阔叶红松林物种共存理论的研究结果,对经典树木死亡过程模型的部分结构进行修正,并在Visual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下采用C#语言编程实现,集成森林动态样地数据,以1年为时间步长,对研究区2005-2015年间树木死亡进行模拟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模拟值大体上与实际观测值在空间分布、趋势走向以及变化过程等基本吻合(确证性检验),AUC为0.624±0.002(平均值±标准差,共模拟50次,有效性检验)。森林动态模拟研究中的树木死亡过程模型与物种共存理论以及森林动态样地相结合,有助于研究人员加深对微尺度下树木死亡时空动态格局的理解。(本文来源于《东北林业大学》期刊2018-03-01）
李长明[10]（2016）在《物种共存驱动芦苇和香蒲对水位变化响应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水是影响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植物生长和发育以及分布范围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近年来由于人类垦殖活动及气候变化导致杭州湾湿地水位波动较大,湿地生态系统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导致湿地植物物种减少,以至于湿地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严重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稳态。湿地植物种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是植物群落改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湿地群落中物种间相互作用能加深对湿地的群落组成、群落结构和群落演替等方面的理解,并为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保护及湿地恢复与防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为揭示种间作用对湿地植物在水位梯度上的分布和生长变化的影响,研究了杭州湾湿地围垦区不同水位条件下共存对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和香蒲(Typha domingensis)分布和生长特征的影响,测定了野外单生和共存芦苇、香蒲的水位分布范围和生长特征(叶数、茎粗、株高、密度),以及控制实验条件下物种共存对不同水位条件下(0、20、40、60、80 cm)芦苇和香蒲光合特性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野外调查发现单生及共存芦苇分布在浅水位及中等水位(0～50 cm)；单生香蒲处于稍深位置(20～60 cm),而共存香蒲分布在中等及深水位(20～100 cm)。水位对芦苇和香蒲各生长指标有显着影响(p<0.05)。随水位升高,单生芦苇、香蒲叶数、茎粗、株高、密度先增加后降低；随水位升高,共存芦苇、香蒲的株高也升高。物种共存对芦苇、香蒲的叶数、株高,芦苇的茎粗有显着影响(p<0.05)。在相同的水位条件下,共存的芦苇和香蒲的叶数、茎粗、密度与单生种群相比都减少,但株高都增加。水位和共存的交互作用对芦苇的叶数、茎粗、株高有显着影响(p<0.05),但只对香蒲的叶数有显着影响(p<0.05)。随水位增加,共存对两种植物的叶数、芦苇的茎粗的抑制作用波动变化；共存对两种植物的株高起促进作用,同样波动变化。表明芦苇和香蒲的生长特征随水位和物种共存变化而变化,物种共存时芦苇分布趋于浅水区,香蒲趋于深水区；并且两种植物的生长较单生种群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种间相互作用会影响芦苇和香蒲对水位的响应。2、控制实验条件下物种共存对不同水位条件下(0、20、40、60、80 cm)芦苇和香蒲光合特性影响。结果表明：水位梯度对芦苇和香蒲的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最大净光合速率、光饱和点的影响表现为低水位(0-20 cm)和中水位(40 cm)无明显作用,深水位(60-80 cm)处理显着提高；暗呼吸速率虽影响不显着,但明显升高。与单生芦苇和香蒲相比,物种共存提高了中水位芦苇和香蒲的最大净光合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光饱和点,降低了光补偿点,说明物种共存增强了中水位芦苇的光合作用；深水位香蒲的最大净光合速率、表观量子效率、气孔导度、胞间C02浓度都有所增加,光补偿点有所降低,说明物种共存增强了深水位香蒲的光合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深水位显着提高芦苇和香蒲的光合作用；而物种共存分别提高了中水位芦苇和深水位香蒲的光合作用。3、控制实验条件下物种共存对不同水位条件下(0、20、40、60、80 cm)芦苇和香蒲光合特性影响。结果表明随水位的增加,芦苇的生物量先显着增加后降低(p<0.05),香蒲的生物量先降低后显着增加(p<0.05)；与单生芦苇和香蒲相比,物种共存降低了芦苇和香蒲的各水位的生物量。水位对芦苇、香蒲种群叶数、株高、总生物量影响显着(p<0.05)。随水位的增加,单生与共存芦苇叶数、株高、总生物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单生与共存香蒲总生物量是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物种共存对芦苇、香蒲地上、地下部分生物量影响显着(p<0.05)。在相同的水位条件下,共存芦苇和香蒲的叶数、株高优于单生芦苇和香蒲；共存芦苇地上、地下生物量在中等及深水位(20-80cm)小于单生种群；共存香蒲地上、地下生物量在60cm高于单生种群,其他水位都小于单生种群。水位与物种共存的交互作用对芦苇、香蒲种群的叶数、株高、总生物量、根冠比影响显着(p<0.05)。随水位的增加,共存对芦苇、香蒲的叶数、株高在各水位为促进作用,但对芦苇总生物量在浅水位,香蒲总生物量在深水位为促进作用；对芦苇根冠比为促进作用,但对香蒲根冠比则为抑制作用。结果表明芦苇和香蒲的生物量随水位和物种共存变化而变化,并且共存的两种植物生物量较单生种群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种间相互作用会影响芦苇和香蒲对水位的响应。(本文来源于《杭州师范大学》期刊2016-06-01）
共存物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当前气候变化情景下,暖温带森林受人为干扰破坏最为严重,己成为全球森林生态系统中最为脆弱的成分之一,因此探明区域森林共存机制对于其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建立,为探索不同尺度的物种共存提供了条件。本研究基于北京东灵山20公顷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永久固定监测样地,以活立木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粗木质残体(CWD)第一次调查数据,采用基于不同零模型的空间格局分析,分析了东灵山样地生态分化及负密度制约(距离制约以及密度制约)效应的普遍性。目的在于更清晰地认识生态位分化及负密度制约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及物种共存的作用。结论如下:1.东灵山大样地中木本植物温带成分优势显着,物种组成以落叶阔叶树种为主。与中国其它动态监测样地相比,活立木物种丰富度和多度明显低于南亚热带(鼎湖山)、中亚热带样地(古田山),高于温带(长白山)样地,且不同样方间物种丰富度、多度差异显着。样地内物种层次结构清晰,径级格局总体以增长型为主,幼树库存丰富,表明群落更新良好。粗木质残体:杨柳科杨属山杨(Populus davidiana)个体数最多,其次为桦木科桦木属黑桦(Betula dahurica)、壳斗科栎属辽东栎(Quercus wutaishanica)、槭树科槭属色木槭(Acerrnono)械粗木质残体的组成,乔木层物种占优势,且径级5-10 cm的物种多度优势明显,随着径级增大,多度递减。2.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法分析了东灵山样地常见种的分布格局。活立木整体空间格局为聚集分布,随着尺度增大,向随机模式扩展;活立木径级的分布也呈现进展型种群格局,幼树储备丰富,及时补位。随尺度增大,活立木分布聚集度降低;聚集度与生活型、平均胸径、最大胸径、种-多度呈负相关。粗木质残体整体空间格局与活立木相似,总体趋势为聚集分布,随着尺度增大,逐渐趋于随机模式;样地粗木质残体5-10 cm个体呈现较高死亡率。随尺度增大,粗木质残体分布聚集度降低;物种聚集度与平均胸径、最大胸径、种-多度呈负相关,与生活型呈正相关。3.利用多元回归树可以将样地划分为低海拔山谷、高海拔山谷、低海拔山脊、高海拔山脊四种生境类型。根据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表明,四类生境之间群落组成与物种多样性之间存在显着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更多的物种与低海拔山谷呈现正关联,与高海拔山脊负关联。Totus-translation检验表明,活立木有27种与生境显着关联,其中25种表现出明显的生境偏好,16种表现出生境排斥;粗木质残体11种表现显着的生境偏好,8种则存在生境排斥。在41种被检测到正关联的物种中,只有3种在不同生活史阶段生境偏好完全相同,2种生境排斥完全相同。大多数物种的生境关联在生长过程中发生改变,表明成树阶段的生态位分化并不是在幼树时期形成的,且生态位分化对物种共存的贡献不大。4.以组分独立性零模型结合最近邻体距离,分析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关联性,推演距离制约效应是否驱动空间动态。活立木不同生活史阶段的空间关联性表现出较强的尺度依赖性,个体的不同生长阶段最强关联倾向于表现在小尺度上。在0-30m的空间尺度上,不同生活史阶段种间关联的最大强度有80%发生在5 m范围内,20%发生在10 m范围内,距离是制约种间关联的关键因素,种间关联随着尺度的增大而降低。生长较快的物种表现出受距离制约的程度更大。粗木质残体对活立木物种各生活史阶段均基本表现为积极的正作用,且最大的关联强度均表现在小于5 m的尺度上,表明粗木质残体对活立木的正效应也受到距离的制约。运用随机标记零模型中案例-控制设计法剔除生境异质性干扰,分析了不同生活史阶段群落空间格局差异。不同生活史阶段的总体趋势表明,0-30 m的尺度上,剔除生境异质性后,不同生活史阶段存在密度制约效应,大径级表现出比小径级更强烈的尺度依赖性。生长较快的物种表现出受密度制约的程度更大。不同生活史阶段整体趋势表明,0-30m的尺度上,小径级与大径级利用生境的方式不同,二者均呈现出密度制约稀疏效应。随着尺度的增大,利用生境方式趋于相同,密度制约稀疏效应逐渐减小。这表明,密度制约稀疏效应主要在距离较近的邻近个体间发生。总体来讲,负密度制约在东灵山20公顷样地里普遍存在,它对群落空间格局进行调节,一定程度上促进大树空间的规则化,制约极优种发展,进而提供空间和资源给其它的物种,在维持物种多样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与生态位分化(生境过滤)相比,负密度制约对东灵山样地物种共存贡献更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共存物种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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