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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底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发现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创作、被研究几乎是同步的。这是社会学家和作家的共识，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正如有学者所说“‘底层’作为社会学术语并不妨碍其以一种反映当下社会具体格局的群像进入文学空间。”文章主要对新世纪“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底层文学”；现代文学传统
1“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概述
1.1底层文学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其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底层文学在创作初期将视角转向城市平民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得到了文学评论家及文坛的一致认可与肯定，如尤凤伟的《泥鳅》、孙惠芬的《民工》、陈应松的《太平狗》等。然而近几年，许多人对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写作动机等产生疑惑与质疑，文坛上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也有很多，主要针对底层文学中“底层”的具体含义及其文学性问题展开论述。不少学者试着给底层文学定义，比较受肯定的是王晓华对“底层”概念的界定：“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这个定义是用阶级划分的方法来确定，较为宽泛确定了底层的描写对象。本文以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为例，从主人公印家厚的物质生活方面与精神生活方面来浅析底层文学的创作。池莉是一位优秀作家，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叙述方式为读者所熟知。其《烦恼人生》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这部作品在琐碎庸俗的生活里，用平静客观的笔调，真实地写出了底层生活中的沉重、无奈、辛酸与温情，体现了底层人物的真实人性与精神状态。
1.2现代文学传统
关于古代传统，已经有人谈得很多，比如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等等。我这里想谈的是现代中国的文学传统的转化问题。这一传统给当代中国的最大遗产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到三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启蒙思潮、人性话语及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先谈启蒙传统。20世纪80年代曾被视为“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或“新启蒙”。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想资源主要是19世纪的西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问题是，迅速发展的当代现实，能否沿用“五四”所开启的“启蒙”思潮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和人性诸命题加以阐释、命名或简单对接。刘心武是新时期之初首倡启蒙的作家（凭借《班主任》），时隔将近四十年后，他重又提出这一命题，仅这一行为本身就极具象征性。再谈“国民性”问题。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的一个核心命题。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而来的，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国民性”问题：这一命题是否仍然有效？如果有效，又该如何在当前的语境下重新激活它？阎连科对此有他自己的思考，但他仍旧沿用鲁迅的思路，他采取的是把国民性问题“寓言化”的做法，比如他的近作《日熄》（2015）等，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功能，但因为其寓言化的做法，其实是与当前的中国经验彼此隔膜的。它与中国当下的经验之间，是一种两张皮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阎连科采用的是一个“反中国经验”的写作路数。如果说启蒙涉及的是个体和“小我”的问题的话，那么“国民性”涉及的则是主体和“大我”的问题。结合起来看，这两个现代传统命题，其实是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个体和主体、“小我”和“大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2新世纪“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
2.1“底层文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激活与创化
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有一类创作，作者同样是知识分子，但他们站在民间立场上，一方面抒写底层的苦难，一方面更关注底层人们面对苦难时的态度，着意挖掘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中温暖和诗意的一面。用批评家牛学智的说法，这是一种“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思想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的温情叙事。迟子建、郭文斌、范小青、刘庆邦等的许多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在现代文坛上，一直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就特别注重书写生活中温暖的一面，以表现人情人性之美。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因而他的作品中没有他所批评的一把泪、一摊血的描写，更注意民间社会温暖诗意的一面。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温情叙事，显然继承了沈从文这一传统。从创作主体及其立场，可以看到新世纪“底层文学”既有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有创化。而在这种继承和创化中，文学面对新的现实语境自觉呼应时代并力求提升自己的努力也一目了然。
2.2“底层文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对底层文学的批评中，重要的一条是认为其艺术粗糙，缺乏文学性。陈应松说：“我总是希望我的小说要能站住，多年后别人读还魅力四射。我的梦想就是如此，我从来就是这么追求的。”不仅陈应松，许多作家也都是如此追求的。胡学文、王祥夫、刘庆邦、罗伟章、鬼子、葛水平等人的作品，就充满着强烈的艺术气息，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而那些文学名家的底层写作就更是如此，如贾平凹、铁凝、范小青、迟子建、王安忆、阎连科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还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更为复杂的艺术意味。。而作家对象征或隐喻手法的运用，使许多底层写作具有更深远的意蕴。以贾平凹《高兴》为例，小说写的是农民进城拾破烂的生活，但作家不仅写出了底层的多层性，还通过象征和隐喻手法，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艺术视域，探索了更为普遍和深刻的人类性话题—人的精神进程。如果说小说中的架子车象征刘高兴等人拾破烂的生活，肾象征城乡之间的血缘情脉，那么，箫、高跟鞋、锁骨菩萨塔等则与刘高兴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而曹征路《那儿》中以一条名为“罗蒂”的狗的遭遇来隐喻和象征主人公“我小舅”的命运，更是被孟繁华称为“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
3结束语
总之，新世纪“底层文学”不论是在在创作主体及立场以及艺术技巧方面，都与现代文学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而呈现出既“对话”传统又“超越”传统，进而“创化”传统的意识。这也是对新世纪文学充满希望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在“对话”和“超越”中才能产生新的传统。
参考文献
[1]徐茜.世纪之交中国“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研究[D].武汉大学,2012.
[2]张继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D].兰州大学,2013.
[3]郭文元,张继红.新世纪“底层文学”批评与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J].当代文坛,2012,(05):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