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教育资产切换的三点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彭雳[1]（2021）在《初创企业WF教育商业计划书》文中提出
王美[2]（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姜俊[3]（2019）在《社会转型中公共雕塑的嬗变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研究（1977-201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重讨论了发生在德国一个中型古城明斯特的雕塑项目展,并介绍了它作为一个公共雕塑节从1977年到今天的发展历史。首先通过对于1977年第一届和2017年第五届雕塑项目展的切片比较来勾勒一张欧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的变迁图,并在70年代到今天的资本主义转型中重新定位公共艺术和公共雕塑展的形式变迁,以及艺术在社会中职能的转变。本文在分析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的成因时,希望将其追溯到更早在欧洲60年代发生的左派政治-美学革命,按照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讨论,审美的革命必定伴随着政治的革命,而政治的革命同样推动对于感性的重新分配,那么当我们在讨论西方当代艺术的变革时:60年代开始了艺术客体向艺术项目的变迁,主客体对立的观看向主客体交融的场域感知变革;我们也不能忘记,60年代的欧洲、德国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即一种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性的述求,而这场从下至上的政治革命在1986年后推动了 70年代从上至下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即我们所熟知的欧洲民主化进程。这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也同样发生在艺术革命之中:60年代反体制的艺术革命和美学批判在70年代却触发了美术馆和博物馆从内部展开的体制改革。艺术机构通过自我开放反而将“反叛”的前卫艺术纳入它的系统之下,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招安”。70年代在德国的民主化改革中,公共艺术和文化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精英主义转变为大众服务,从而也实现了其自身的社会职能的重新定位。197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的特征在于作品的特定场域性,也就是在地性和项目化。这两个特征我们也将在从6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结构转型中看到。法国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将这一转型定义为,从控管福利型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型、从科层制结构向项目制结构的范式转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体制转变,批量生产变成了差异生产,大众消费变成了小众消费。劳动的组织随之发生变化,科层制变成了更为灵活和扁平的项目制,以适应琢磨不透、变动不居的消费市场。在同一时期艺术上也发生的激烈的变革:自律型艺术客体的创作在同一时期转变为更关涉特定场域的艺术项目,从对普世性主题的选择转于个体性和在地性主题的艺术创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艺术的范式转换同样配合着政治和经济的结构转向:普世主义的大众化生产转向差异化、定制化、个性化的小众生产。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左派运动推动了7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人们能更多地加入到政治决策之中,更平等的参与到文化和艺术活动之中。这种对个性的解放和对特殊性的尊重打破了原来单一化的等级制度,导致了多元主义消费市场的繁荣,也导向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享乐主义——德国社会学家舒尔茨所谓“体验社会”的形成。拥有创造力和跨界协作的项目制正是使得现代主义单一的艺术展逐渐走向集政治、经济、文化多任务的混合项目——艺术展览变成了艺术的嘉年华,它一方面展现了多元主义的特性、另一方面打开了个体享乐主义的时代。娱乐成为了今天的王道,公共艺术和雕塑节开始遍地开花,和都市更新,旅游重塑、地产增值、大众文化娱乐消费等结合起来。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明斯特公众从1977年对于雕塑项目展保守和抵制的态度为何在40年后逐渐转变为开放的欢庆。这一审美转变也正奠基于一种文化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全球主义化。它在宣称尊重地方性的同时正在将保守的地方性消灭,并将其变成一种创意文化经济下的产品。如果说1977年明斯特的美学启蒙展是一种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所导致的消费解放难道不也正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吗?
臧振勇[4]（2019）在《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研究（1958-1963）》文中指出1897年,南洋公学在上海创办,正式拉开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大门。与此同时,伴随着全国师范教育的兴起,湖北省师范教育事业也开始逐渐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政府从1927年到1949年所建立起的一套教育体系,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在革命根据地办师范教育的经验,以慎重态度,分类予以了接受接管。截止1957年,在以“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湖北省已有高师6所,中师18所,初师19所,在注重扩充数量的同时也开始着眼质量的提升。然而,受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同教育“大跃进”一道,师范教育并没能以此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而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超负荷式跃进性前进-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学改革高潮迭起、勤俭办学大力提倡、各级学校盲目升格-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全面开启。然而,这依然未能达到工农业“跃进式”发展的需求,同时结合师范教育“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受1960年继续“大跃进”大气候的影响,从全国到湖北连续召开了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在对师范教育内部学制、课程、师资等问题作出一定改革的同时,却又导致了师范教育的“再跃进”。其实,在1958年秋冬之际,国家已意识到师范教育“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开始了一定的调整、整顿。然而,受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影响,直到1961年1月“八字方针”的提出,全面调整的步伐才算真正开始。从调整教育规模、控制学校数量,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明确红专关系、进行甄别平反,提高教师地位、开展师资培训等方面入手,湖北省以“八字方针”为指导,结合自身实际,落实工作全面展开,教育教学事业逐步得以逐步好转。这场发生在1958-1963年的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运动及其调整,与国家气候、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密不可分。通过对这场运动的历史透视,我们既看到了其得与失、进步与局限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了师范教育与整个教育、国家与湖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如果把它放到中苏关系上来看,这又是一场从“以俄为师”到“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再到“部分向苏联教育模式回归”的历史过程。回首历史,不只是为了追忆历史的车轮,更应从轮迹之中总经经验、汲取精华,以启当今、以鉴未来。
郑盼[5]（2018）在《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政府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同时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多种需求。改变了国家财政垄断高等教育长期投资体制的局面,扩大了高等教育筹资渠道,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因此,如何依靠社会力量开辟教育融资渠道和筹资途径,对于民办高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通过对广西区内十一所民办高校的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定量分析,分析造成民办高校教育经费筹措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促进广西民办高校发展和探索支持、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建议,以期对解决当前民办高校教育发展需要破解的问题,激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促进民办高校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本文以民办高校的筹资渠道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的现状。从资金来源结构看,广西民办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性收入,其他经费来源如国家财政教育经费,组织机构投入,社会捐赠经费,杂费等占比较小;并对举办者、政府以及社会在广西民办高校投资中所占份额比例进行分析,以调研数据对广西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结构和多渠道筹资方式进行分析。然后,本文详细分析了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过程中面临的内部困境,主要包括:学费收入占主导;政府扶持力度较小;银行贷款获取难度较大;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够;校办产业、社会服务创收难;筹资方式欠缺创新力。并且分析了造成民办高校筹资困难的支持力度不足;社会捐赠机制不健全;产权归属不明确;盈利属性不明确等外部原因,偿付能力不强;很难获得贷款;教育质量不高,难以吸引资金等内部原因。最后,通过对发达国家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的方式和特点的分析来总结经验,分别从举办者、政府角度出发提出拓宽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途径的政策建议。
周国斌[6]（2018）在《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文中研究指明“郡县治,天下安。”在我国教育行政体制中,市县教育局长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说“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那么也可以说“一位好教育局长就是一方好教育”。基层教育实践场域中的关系十分复杂,关涉各方利益,教师、家长、教育行政人员等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习性,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教育场域中的博弈相当激烈。作为教育政策落实落地的主要执行者,教育局长所处的教育场域十分复杂。一个具有执行力的教育局长,要具有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教育场域中的具体情境,对教育政策的内容、执行程序作一定程度的变通,灵活性、创造性地执行教育政策,保证教育政策落实落地。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局长遵循的是现实教育场域中的实践逻辑。教育局长的实践遵循着自身独特的逻辑。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是其教育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也是本论文研究教育局长的理论视角。本论文以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为理论工具,以L省A市L教育局长为个案,对教育局长这一实践主体和教育局这一实践场域进行了白描,从内场域、外场域和综合场域三个方面,以叙事的方式,分析了其在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展现的“日用而不自知”的实践行动,描述教育局长复杂艰巨的日常工作和生存状态,客观呈现了教育局长的具体实践逻辑样态,对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内涵、表征形式、特征、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教育局长实践背后的实践逻辑,进而改进教育局长的实践,推动区域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表征形式包括象征性语言、实践策略和路径依赖,具有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的生成性、行为的情境性、选择的优先性、风格的稳定性的特征,其影响因素包括主观因素、现实因素、专业因素、潜在因素几方面。教育局长实践逻辑具有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对教育政策进行矫正和发挥教育局长的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其局限性表现为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存在断裂的风险、工具理性的泛滥和角色转换困难。生成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需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政策与策略相结合,确保主观能动性的导向性与科学性,构建教育局长实践逻辑,要保持政策文本与实践文本、个人与他者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合理张力。
邓婷[7]（2017）在《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营销策略研究》文中认为2010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加快了进军保险业的脚步,五大银行相继成立寿险专业子公司,交银人寿、建信人寿、农银人寿、工银安盛、中银三星相继更名挂牌,逐步在保险行业中形成了银行系的阵营。银行系寿险公司作为险企的新生代力量,有着先天的渠道优势,可以借助股东方的力量获得大量的潜在客户群,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与其母行自身的经营策略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在研究自身的基础上,并借鉴国际经验,找到中国式的银行保险发展之路就成为了新的课题。本文综合分析了寿险公司的营销宏观环境,寿险行业环境,以及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交银人寿”）的客户、渠道、产品等内部环境,采用了PEST分析法、波特五力模型、SWOT分析方法,将市场营销学理论、7P服务营销理论融合在实践中。运用STP分析法、GE吸引力矩阵、家庭生命周期、消费者行为学等方法进行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为交银人寿营销策略的制定创造条件。针对公司现阶段存在的对细分市场定位模糊,缺乏特色鲜明的产品策略,营销渠道发展不均衡,促销方式传统且针对性不够等等问题,通过以上研究较全面地梳理、制定了交银人寿的营销策略。从产品体系构建、价格策略设计、渠道建设策略、人员策略、促销策略、有形展示策略、营销过程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几大角度出发,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同时为保障营销策略的落地实施,探讨了与之配套的销售队伍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财务保障、信息管理系统支持等保障机制。论文最后落笔明确提出了构建交银人寿营销策略的十点结论。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交银人寿营销策略的模式选择、规划、确保营销目标实现,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措施。把营销理论框架和最新的营销理念结合起来,应用于具体的公司,解决营销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希望本文对银行系寿险公司如何细分市场,制定与自身资源能力匹配的营销策略,提升整体的营销管理水平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陈有为[8]（2008）在《浙江省温州市民办中小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以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丰裕的民间资本闻名于世。温州民办教育也籍此孕育发展,成为温州教育颇具特色和富有潜力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办教育的发展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并以投资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学校管理规范为特征,被冠以中国民办教育四大区域模式之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温州民办教育发展面临新形势和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却不多。近年来温州民办教育面临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新任务,然而发展的空间却存在缩小趋势;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民办教育在公益性问题、产权归属和合理回报问题上,存在立法欠缺;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支持还不到位,很多地方没有将民办教育发展真正纳入教育事业的整体规划,其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比例都不明确;民办教育的地位与权益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民办教育为温州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在前进中面临的重重困难和问题,已经成为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制约和羁绊。要做优做活民办学校,促进民办教育的持续旺盛发展,必须让民办教育发展进入主流行列,形成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建立和完善地方性教育法律规范及其配套政策,健全民办学校的准入制度、法人制度、等级评估制度和民办教育社会评价制度;政府要转变职能,立足规范和创新管理,放权给学校,扩大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民办学校要正确定位、强化特色、错位竞争,注重学校内涵建设,形成学校品牌;充分发挥行业中介组织的监督评估作用,建立民办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和良性竞争机制。本研究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实践作为对象,调查研究,运用教育发展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原理,科学剖析温州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寻找温州民办教育再发展策略,以期推进温州民办中小学教育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并为其他地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笔者供职于温州市教育局,多年来从事民办教育发展研究,参与民办教育调查研究和政策制定,对于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情况较为熟悉。本研究报告是笔者多年来对民办教育发展实践的观察和思考之集成。今年3月温州市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市教育工作会议,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加快教育强市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见附件1）。《决定》包含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诸多务实创新的政策措施。本人及本研究报告,对《决定》相关政策制定出台有直接贡献。
张娜[9]（2007）在《基础教育产权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基础教育产权制度研究是充分发挥市场有效性和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客观需要。产权是市场的先决条件，由产权界定清晰，而理顺政府、学校、社会的权责利关系，建立产权交易制度，活化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让市场机制在适宜的教育领域淋漓尽致的发挥作用。在不断扩充教育资源的同时，使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我国基础教育产权领域有产权意识薄弱、产权界定模糊、产权交易混乱和产权收益失范四大问题，急需完善基础教育产权制度，规范产权主体的产权行为，减少产权交易费用，引导教育产权活动服务于教育的价值追求，如此构建教育产权和产权制度理论，分析我国基础教育产权制度问题和变革内容成为本文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教育产权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产权理论从总体上决定教育产权制度研究的宏观方向，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提供了教育产权的具体理论。产权就是对财产的权利，其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是产权主体(包括公用主体和私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教育产权是教育产权主体围绕教育产权客体形成的权责利关系，产权主体是教育产权的拥有者，包括各级政府、管理机构、教育机构(组织)和个人；产权客体包括有形教育资产和无形教育资产，有形资产是办学物质条件，无形资产包括学校特色、经验、品牌等知识产权，也包括学校的债权和债务。教育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尽责性、有限性、可交易性、可分解性与整体性、行为性等属性。与教育产权的基本属性相联系，教育产权的功能主要有产权界定功能、产权约束功能、产权激励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教育产权制度是对教育产权相关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对各种类型的教育财产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等各种权利关系的规定，是一组规则的集合。教育产权制度受社会制度、社会总体发展状况、产权技术和成本以及利益博弈结果的约束。新经济人假设下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是强束缚强引导的制度类型。建立维护公平和追求效率的教育产权制度是教育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其中制度公平与制度效率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制度公平是制度效率的基础。要在制度界定和执行公平的前提下，保证尽量少的制度成本，达到教育产权权能的充分实现。教育产权制度改革虽然解决的是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实则涉及组织间、人与人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制度是博弈的规则和结果，教育产权制度在政府、学校和代表受教育者的社会力量的正和博弈中逐步完善。我国基础教育产权制度具有责任为先、有限收益权两个特殊性。按所有权和经营权划分学校类型，我国基础教育产权制度具体分为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和混合制学校产权制度。我国基础教育产权制度存在发展困境，政府在博弈中占优势主导地位，没有形成均衡的博弈力量，这种浅层的以解决重大问题为中心的、对政府行为过分依赖的、缓慢推动制度变革的政府主导型博弈，不能有效推动教育产权制度及时变革。应该均衡三方博弈能力，改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改革、促进学校自主发展和民间组织发育。基础教育产权制度需要持续变革，应按照产权制度公平与效率标准分析我国公校学校、民办学校和混合制学校产权制度，研究基础教育产权制度具体变革的内容。我国公立学校产权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明确政府、学校间的产权关系，实现公有资产内部排他性，由政府、学校间权责利的清晰界定而使学校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我国政府间是行政管理式的产权关系，教育投入责任模糊；政府与学校间的产权界定笼统，应该从政府和学校两方面进行清晰界定。公立学校依靠国家教育投入实现发展，产权制度公平集中体现为教育投入公平。我国教育投入经历了由重点发展到实现教育均衡的转变，正在走向公平。政府在教育产权制度变革和执行中占优势主导地位，政府意志决定学校的产权行为和产权制度执行效果，规范政府行为由此成为公立学校产权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民办学校产权制度对主体产权界定不公和笼统，使民办学校产权结构扭曲，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特点和教育发展需要，直接影响民办教育投入，增加举办者投机性和制度执行的难度。加之产权监管不利，产权主体行为失范，阻碍民办教育发展。要理顺公益与营利的关系，给民办教育投资者合理的利润空间，在此基础上调整民办学校的产权结构，加强产权制度的执行效果。政府作为制度提供的主体，应该积极进行制度变迁，不能让落后制度成为民办教育发展的桎梏。混合制学校是介于公立公办学校与私人投入的民办学校之间的学校类型，主要包括公立转制学校和混合所有学校，混合制学校的出现与我国公校转制政策密切相关。理顺混合制学校的产权关系，要在现有产权制度基础上重新界定公立学校转制办学积累资产的归属权和收益权，明确名校办民校新增资产所有权和支配权。混合制学校既有其加速教育发展的合理性又有损害教育公平的局限性，在国家财力增长、对教育重视程度提高和愈加重视教育公平形势下，混合制学校发展方向发生转变，面临非公即民的选择。欧美市场化运动与对我国混合制学校都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教育发展，其对我国混合制学校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任何改革都有自身的限度，正视改革的限度，对明确改革目标、设计改革方案和进行具体改革行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教育产权制度改革中，改革理论限度使我们要注重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理论；改革作用的限度，使我们要明确教育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的问题，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改革的发展限度，使我们要明确影响改革进程的社会因素，从整体着眼，积极进行社会整体改革。如此，教育产权制度改革方能走出改革限度，实现最大程度的发展。
徐冬青[10]（2005）在《市场引入条件下的政府、学校和中介组织 ——从民办中小学发展看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办中小学的发展和公立中小学的“转制”改革标志着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已经发生了市场引入。这种市场引入可以看作是一种市场策略（比如选择、竞争、价格等）和市场要素（比如资金、人力、土地等）的使用和增加,是一个逐渐引入和深入的过程,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尽管观念中有人倾向于市场化的认识,但就现实发展来看,远不能说已经事实上的市场化了。虽然,民办中小学的发展和公立中小学的“转制”在整个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数量比例还比较小,但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问题却值得研究。市场引入基础教育领域后,带来了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如教育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关系问题,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问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设计问题,以及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过程中政府、教育中介组织和学校各自的定位问题与关系问题。本文对上述问题从现实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理论研究。 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引入首先带来的是对教育公益性的传统认识受到了挑战。在教育具有公益性还是私益性?教育服务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教育服务的提供方式是国家提供还是市场提供?民办学校组织的性质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如果两者并存,营利性与公益性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存在制约营利性,提高公共性的问题?若存在,如何做?上述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作系统探讨。本文依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资源,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现实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认识,提出了教育公益性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观点,并提出了约束营利性办学的逻辑和策略。 其次,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如何才能共同发展?对这种“共同发展”如何理解?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作为两种不同的办学体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怎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做到协调、互补、竞争和各得其所?本文借鉴了博弈论的思想提出了“体制博弈”的假设,并对量式发展模式和制度演进模式两种学校教育的发展模式作了比较,提出了应该进行制度演进模式的尝试,并将此作为实现“体制博弈”的路径,以达到制度均衡。 第三,本文突出强调了共同发展中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问题,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意义、主要环节和改革远景,并结合对传统体制和已有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诸如学校的依附性、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以及竞争方式单一、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地位不平等、市场失灵和社区发育不全等的分析,提出了框架性的改革设计。 最后,本文对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有关政府、教育中介组织、学校三个不同性质的主体的定位和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就公共权力的定位和制约、社会参与的机制和平衡、微观办学主体的活力与治理问题进行了聚焦式的探讨。在公共权力的定位和制约方面,针对政府改革中的角色重叠、改革悖论和权力寻租问题,分别对政府角色的定位、行政理念和方式的改革和控权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在社会参与的机制和平衡方面,着重依据公民社会理论资源对中介组织的功能及在权力分割中的定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微观办学主体的活力和治理方面,对民办学校发展中的产权界定、治理机制和资源交换等基本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二、对教育资产切换的三点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教育资产切换的三点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社会转型中公共雕塑的嬗变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研究（1977-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 课题来源/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4 主要问题意识和章节介绍 |
| 第一章 艺术与公共 |
| 1.1 走向公共开放的艺术 |
| 1.1.1 艺术自律的悖论 |
| 1.1.2 公共艺术——从精英走向大众 |
| 1.2 在艺术中构建理想的公共性 |
| 1.2.1 二战后关于公共领域的话语 |
| 1.2.2 公共生活中的审美判断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今天:201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 |
| 2.1 综述 |
| 2.1.1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概述 |
| 2.1.2 明斯特城市小史 |
| 2.1.3 LWL(威斯特法伦-利珀河地区联合会)艺术与文化博物馆的历史 |
| 2.2 平衡于公共性批判和大众嘉年华之间 |
| 2.2.1 201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概况 |
| 2.2.2 艺术的挪用与项目展的起源神话 |
| 2.2.3 文化与士绅化 |
| 2.2.4 行为表演与城市历史的活化 |
| 2.2.5 回归缺失的共同体 |
| 2.2.6 对卑贱物的消费与对边缘族群的展示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艺术的革命和变奏:特定场域和项目 |
| 3.1 从艺术的自律性到特定场域性 |
| 3.1.1 自律性和反自律性 |
| 3.1.2 极简主义的场域性转向 |
| 3.1.3 用场所代替空间 |
| 3.1.4 从室内到室外:大地艺术的场域扩展 |
| 3.1.5 从艺术机构的体制批判到日常空间的意识形态批判 |
| 3.2 从客体到项目 |
| 3.2.1 从艺术作品到艺术项目 |
| 3.2.2 资本主义结构转型:对于市场的回归 |
| 3.2.3 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从科层制到项目制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40年前:1977年明斯特雕塑大展 |
| 4.1 起源与背景:“里奇之争” |
| 4.2 1977明斯特雕塑大展的艺术项目部分 |
| 4.2.1 概述 |
| 4.2.2 八个特定场域性艺术项目 |
| 4.3 在审美领域的公共性冲突 |
| 4.3.1 雕塑大展的立项 |
| 4.3.2 雕塑大展产生的对抗和争议 |
| 4.4 介于本土和国际之间的雕塑项目展之父:布斯曼 |
| 4.5 艺术公共性的转变——从公共启蒙到嘉年华1987-1997 |
| 4.5.1 198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 |
| 4.5.2 1997年明斯特雕塑项目展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美学的革命和变奏 |
| 5.1 联邦德国政治革命的60年代 |
| 5.1.1 二战后的时代背景 |
| 5.1.2 联邦德国学生运动概况 |
| 5.2 明斯特的1968年:迟钝的地方性、慢半拍的全球化 |
| 5.2.1 1968年明斯特的学生运动 |
| 5.2.2 1968年之后的明斯特 |
| 5.3 文化民主化和公共艺术的变革 |
| 5.3.1 70年代开始文化艺术机构的民主化 |
| 5.3.2 70年代开始的城市公共艺术政策 |
| 5.4 小结 |
| 结论 |
| 文献目录 |
| 附录1: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1977-2017艺术家参加届数列表 |
| 附录2: 访谈——在公共空间中保卫艺术的“自治”? |
| 附录3: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1977、2017项目列表 |
| 致谢 |
（4）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研究（1958-196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以时间为主轴的纵向梳理 |
| (二) 从不同角度切入横向比较 |
| 三、论文思路与框架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六、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教育“大跃进” |
| (二) 何以选择1958-1963年研究 |
| 第一章 “大跃进”前湖北省师范教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师范教育发展 |
| 二、1949—1958年全国师范教育发展 |
| 三、1949—1958年前湖北省师范教育 |
| 四、“大跃进”前夕“跃进”倾向初露端倪 |
| 第二章 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
| 一、1958年师范教育“走上”“大跃进”轨道 |
| 二、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 |
| (一) 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
| (二) 教学改革高潮迭起 |
| (三) 勤俭办学大力提倡 |
| (四) 各级学校盲目升格 |
| 三、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与师范教育“再跃进” |
| (一) 全国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的召开 |
| (二) 湖北省师范教育改革的宣传与贯彻 |
| (三) 师范教育改革中的“再跃进” |
| 第三章 湖北省师范教育的“调整” |
| 一、师范教育从“大跃进”到“大调整”的转变 |
| 二、湖北省师范教育“调整”工作的落实 |
| (一) 调整教育规模,控制学校数量 |
| (二) 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 |
| (三) 明确红专关系,进行甄别平反 |
| (四) 提高教师地位,开展师资培训 |
| 第四章 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历史透视 |
| 一、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中的得与失 |
| 二、湖北省师范教育“调整”中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文献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的相关理论简介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民办高校 |
| 2.1.2 融资渠道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
| 第三章 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现状 |
| 3.1 广西民办高校资金来源结构 |
| 3.2 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的基本情况 |
| 3.2.1 举办者的投资 |
| 3.2.2 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投入 |
| 3.2.3 社会捐赠在民办高校筹资中的贡献 |
| 3.2.4 受教育者的支出 |
| 3.3 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的困境 |
| 3.3.1 学费收入占主导 |
| 3.3.2 政府扶持力度较小 |
| 3.3.3 银行贷款获取难度较大 |
| 3.3.4 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够 |
| 3.3.5 校办产业、社会服务创收难 |
| 3.3.6 筹资方式欠缺创新力 |
| 第四章 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面临困境的原因 |
| 4.1 外部原因 |
| 4.1.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 4.1.2 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
| 4.1.3 社会捐赠机制不健全 |
| 4.1.4 产权归属不明确 |
| 4.2 内部原因 |
| 4.2.1 偿债能力不强,取得贷款难 |
| 4.2.2 办学质量不高,难吸引资金 |
| 4.2.3 举办者自身素质受限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多渠道筹资经验 |
| 5.1 美国私立大学经费筹措途径 |
| 5.1.1 学费收入 |
| 5.1.2 政府拨款 |
| 5.1.3 社会捐赠 |
| 5.1.4 校办产业与服务收入 |
| 5.2 日本私立大学多渠道筹资经验分析 |
| 5.2.1 学费收入 |
| 5.2.2 国家财政援助 |
| 5.2.3 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捐赠 |
| 5.2.4 学校商业服务收入 |
| 第六章 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的政策建议 |
| 6.1 政府管理方面 |
| 6.1.1 完善民办高校管理政策 |
| 6.1.2 适应当前环境的法律法规 |
| 6.1.3 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
| 6.2 高校自身发展方面 |
| 6.2.1 加强自身内涵建设 |
| 6.2.2 积极探索更多融资渠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编书目 |
（6）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 |
| (二)当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 |
| (三)研究者个人经历与旨趣 |
|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价值 |
| 三、文献综述 |
| (一)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梳理 |
| (二)教育局长研究梳理 |
| (三)教育实践逻辑研究梳理 |
| (四)现有研究评价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 |
| (四)研究伦理 |
| (五)研究的信度效度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创新 |
| (二)论文不足 |
| 第一章 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理论阐述 |
| 一、实践逻辑的内涵 |
| (一)实践与教育实践 |
| (二)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 (三)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教育生态 |
| 二、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理论基础 |
| (一)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 |
| (二)角色理论 |
| 三、教育局长的场域与惯习 |
| (一)场域：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现实空间 |
| (二)惯习：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基础 |
| (三)基层教育行政场域中的利益与时间 |
| 第二章 主体与位置：我所研究的教育局长和教育局 |
| 一、教育局长的成长历程 |
| (一)幸福与伤痕：学生时代的教育影响 |
| (二)从“教师”到“教育”：工作初期的职业影响 |
| (三)焦虑与困惑：教育局长工作伊始的影响 |
| 二、教育局长的自我形象刻画 |
| (一)是政府行政官员,又是教育领导者 |
| (二)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有时却孤立无援 |
| 三、教育局长眼中的教育局 |
| (一)“全能式”：教育局的职能定位 |
| (二)“人、财、事权分离”：教育局实际运作 |
| 第三章 内场域中的教育局长实践逻辑 |
| 一、教育局内场域 |
| (一)“共同愿景”：团结班子成员 |
| (二)“有威有位在有为”：带领中层干部 |
| (三)“心里有杆秤”：管理一线科员 |
| (四)“不是自己的梦自己圆”：协同县区教育局长 |
| 二、学校内场域 |
| (一)“扶上马,送一程”：给新任校长打气 |
| (二)“要让马儿跑,就得多吃草”：局长就是为校长服务的 |
| (三)“让教师都轻装上阵”：教育局长就该为教师排忧解难 |
| (四)“好老师不是天生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
| 第四章 外场域中的教育局长实践逻辑 |
| 一、上级部门外场域 |
| (一)“会哭穷”：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 |
| (二)“立名目”：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沟通 |
| 二、平行部门外场域 |
| (一)“小人物更要拜”：与财政局的协调 |
| (二)“逢进不考”：与人社局的协调 |
| (三)“谁也不爱干”：与多部门的协调 |
| 三、社会相关领域外场域 |
| (一)“正面引导”：与大众媒介的互动 |
| (二)“借力发力”：与社会名人的互动 |
| (三)“实属无奈”：与学生家长的互动 |
| 第五章 综合场域中的教育局长实践逻辑 |
| 一、综合管理中的实践逻辑 |
| (一)“考试安全是最大的安全”：中、高考的综合应对 |
| (二)“不能一拆了之”：毒跑道事件的深度反思 |
| (三)“啥招都用上了”：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 |
| 二、突发事件中的实践逻辑 |
| (一)“救灾先救孩子”：抗洪救灾的关键决策 |
| (二)“零容忍与警惕扩大化”：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 |
| (三)“稳定压倒一切”：涉教上访事件的平复处理 |
| 第六章 结构与反思：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分析 |
| 一、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表征形式 |
| (一)实践策略 |
| (二)象征性语言 |
| (三)路径依赖 |
| 二、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特征分析 |
| (一)关系的复杂性 |
| (二)结构的生成性 |
| (三)行为的情境性 |
| (四)选择的优先性 |
| (五)风格的稳定性 |
| 三、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复杂的行动主体：主观因素 |
| (二)教育行政职能转型期的角色冲突：现实因素 |
| (三)轮番登场的基础教育改革：专业因素 |
| (四)良莠不齐的官场文化：潜在因素 |
| 第七章 保持实践张力：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合理构建 |
| 一、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价值 |
| (一)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
| (二)对教育政策进行矫正 |
| (三)发挥教育局长的主观能动性 |
| 二、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局限性 |
| (一)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存在断裂的风险 |
| (二)工具理性的泛滥 |
| (三)角色转换困难 |
| 三、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生成 |
| (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二)政策与策略相结合 |
| (三)确保主观能动性的导向性与科学性 |
| 四、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张力”寻求 |
| (一)教育实践的遵循：政策文本与实践文本的合理张力 |
| (二)教育场域中的人：个人与他者的合理张力 |
| (三)教育局长的追求：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合理张力 |
| 结语与研究展望 |
| 一、重视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 |
| (一)教育局长实践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
| (二)教育局长遵循着实践逻辑 |
| 二、做一名优秀的教育局长 |
| (一)教育局长要“信教” |
| (二)教育局长的“守望”与“了望” |
| (三)教育局长的三重角色作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7）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理论基础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交银人寿营销环境分析 |
| 2.1 公司概况 |
| 2.1.1 公司前身情况 |
| 2.1.2 公司股东情况 |
| 2.1.3 公司更名后的情况 |
| 2.2 宏观环境 |
| 2.2.1 政治环境 |
| 2.2.2 经济环境 |
| 2.2.3 社会环境 |
| 2.2.4 文化环境 |
| 2.3 行业环境 |
| 2.3.1 新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历程 |
| 2.3.2 国际银行保险的发展借鉴 |
| 2.3.3 行业环境 |
| 2.4 内部环境 |
| 2.4.1 客户资源 |
| 2.4.2 营销渠道 |
| 2.4.3 产品竞争力 |
| 2.4.4 营运支持 |
| 2.4.5 组织与人力资源 |
| 2.5 SWOT分析 |
| 第3章 交银人寿市场细分与定位 |
| 3.1 市场细分 |
| 3.1.1 地域细分 |
| 3.1.2 人口细分 |
| 3.1.3 心理与行为细分 |
| 3.2 目标市场选择 |
| 3.2.1 机构网络的布局选择 |
| 3.2.2 目标客户群的选择 |
| 3.3 市场定位 |
| 3.3.1 品牌定位 |
| 3.3.2 产品定位 |
| 3.3.3 人员定位 |
| 第4章 交银人寿营销策略制定 |
| 4.1 产品体系构建 |
| 4.1.1 优化产品创新研发体系 |
| 4.1.2 依据目标客户需求开发产品 |
| 4.1.3 针对特定区域市场需求补充完善产品体系 |
| 4.1.4 突出便捷而实惠的健康管理服务 |
| 4.2 价格策略设计 |
| 4.2.1 定价方法 |
| 4.2.2 产品定价差异化 |
| 4.2.3 地域定价差异化 |
| 4.2.4 客户定价差异化 |
| 4.3 渠道建设策略 |
| 4.3.1 业务条线渠道建设 |
| 4.3.2 分支机构渠道建设 |
| 4.4 人员策略 |
| 4.5 促销策略 |
| 4.5.1 品牌传播 |
| 4.5.2 公关活动 |
| 4.5.3 目标客户群沟通 |
| 4.6 有形展示策略 |
| 4.7 过程管理策略 |
| 4.8 客户关系管理 |
| 第5章 交银人寿营销策略实施保障 |
| 5.1 销售队伍组织架构 |
| 5.2 人力资源政策 |
| 5.2.1 用工形式与增员 |
| 5.2.2 客户经理培养机制 |
| 5.3 财务保障政策 |
| 5.3.1 销售激励机制 |
| 5.3.2 考核约束机制 |
| 5.4 信息管理系统 |
| 5.4.1 客户经理工作平台 |
| 5.4.2 人员管理系统 |
| 5.4.3 综合报表平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浙江省温州市民办中小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温州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现状和发展背景 |
| （一） 现状特点 |
| （二） 发展背景 |
| 二、温州促进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实践 |
| （一）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利用民间力量办学促进教育优先发展的共识 |
| （二） 运用市场运作机制，促使民办教育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
| （三） 以政府为主导，保证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
| （四）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城市和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
| （五） 不断实践探索，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
| 三、温州民办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
| （一） 对民办教育的认识不到位，民办学校法人定位不当 |
| （二） 民办教育教师队伍不稳定 |
| （三） 民办学校产权问题和合理回报的政策落实有难度 |
| （四） 民办学校管理体制亟待改善 |
| 四、温州民办中小学教育的再发展策略选择 |
| （一） 把民办教育纳入政府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 |
| （二）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依法管理，为民办教育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
| （三） 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与奖励力度 |
| （四） 处理好政校关系，形成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的社会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基础教育产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分析 |
| (二)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已研究的问题 |
| (二) 深度研究的问题 |
| (三) 研究中的问题 |
| (四) 没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三、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围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产权与教育产权理论 |
| 一、产权理论 |
| (一) 马克思产权理论 |
| (二) 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
| (三) 产权理论的具体内容 |
| 二、教育产权理论 |
| (一) 教育产权的界定 |
| (二) 教育产权结构 |
| (三) 教育产权的属性 |
| (四) 教育产权的功能 |
| 第二章 教育产权制度 |
| 一、教育产权制度及其制约因素 |
| (一) 教育产权制度 |
| (二) 教育产权制度的制约因素 |
| 二、教育产权制度的类型选择 |
| (一) 新经济人假设 |
| (二) 应用新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 |
| (三) 新经济人假设下的制度选择 |
| 三、公平与效率:教育产权制度的评价标准 |
| (一) 公平标准 |
| (二) 效率标准 |
| 四、教育产权制度在正和博弈中发展 |
| (一) 博弈中的利益三方 |
| (二) 制度是博弈的规则和结果 |
| (三) 走向正和博弈 |
| 第三章 基础教育产权制度分析 |
| 一、基础教育产权制度的特殊性 |
| (一) 责任为先 |
| (二) 有限的收益权 |
| 二、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和混合制学校产权制度 |
| (一) 按产品属性的划分 |
| (二) 按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划分 |
| 三、教育体制与基础教育产权制度 |
| (一) 教育管理体制与基础教育产权制度 |
| (二) 办学体制与基础教育产权制度 |
| (三)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与基础教育产权制度 |
| 四、基础教育产权制度的发展困境 |
| (一) 政府的主导地位 |
| (二) 学校在不确定中的利益追求 |
| (三) 先天不足的社会组织 |
| (四) 政府主导的浅层博弈 |
| 五、均衡三方博弈能力 |
| (一) 走向善治 |
| (二) 改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 |
| (三) 促进学校自主发展 |
| (四) 促进家长委员会等教育民间组织的发展 |
| 第四章 公立学校产权制度分析 |
| 一、政府、学校间的产权关系 |
| (一) 政府间教育产权关系 |
| (二) 政府与学校的产权关系 |
| 二、制度公平 |
| (一) 倾斜的城市教育投入 |
| (二) 建立城市学校发展标准 |
| (三) 农村教育投入制度的转变 |
| (四) 完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三、政府行为规范 |
| (一) 政府的失范行为 |
| (二) 规范政府产权行为 |
| 第五章 民办学校产权制度分析 |
| 一、主体产权界定 |
| (一) 主体产权 |
| (二) 举办者和国家权责利不对等 |
| (三) 主体产权界定笼统 |
| (四) 教育投入缺乏保障 |
| 二、制度执行 |
| (一) 产权监管:内外部共同缺位 |
| (二) 产权主体行为失范 |
| (三) 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 |
| (四) 加快民办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
| 三、政府支持 |
| (一) 政府的重要影响 |
| (二) 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
| 第六章 混合制学校产权制度分析 |
| 一、混合制学校的产生 |
| (一) 公校转制政策 |
| (二) 转制政策的目的 |
| 二、混合制学校的产权界定 |
| (一) 公立转制学校 |
| (二) 混合所有学校 |
| 三、混合制学校的价值争议 |
| (一) 公校转制合理性与局限性 |
| (二) 名校办民校合理性与局限性 |
| 四、政策转变 |
| (一) 叫停转制和名校办民校 |
| (二) 混合制学校的未来走向 |
| 五、欧美教育改革的启示 |
| (一) 欧美教育市场化运动 |
| (二) 欧美教育市场化运动的主要特点 |
| (三) 与我国混合制学校的差异 |
| (四) 对我国混合制学校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七章 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限度分析 |
| 一、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限度 |
| (一) 理论有待成熟 |
| (二) 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
| 二、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限度 |
| 三、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限度 |
| (一) 政府主导变革 |
| (二)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效 |
| (三) 社会配套制度的支持 |
| (四) 社会文化变革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市场引入条件下的政府、学校和中介组织 ——从民办中小学发展看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实践背景:中外教育市场化发展现状分析 |
| (二) 研究基础:民办教育研究现状分析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几点认识 |
| 二、论文策划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框架及主要观点 |
| (四) 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市场引入与制度重建 |
| 一、挑战公益性，约束营利性 |
| (一) 教育产品性质与提供方式分析 |
| (二) 教育的公益性性质与实现形式多样化 |
| (三) 营利性办学的制约逻辑和控制方式 |
| 二、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均衡发展 |
| (一) 依附性是现阶段民办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二) 两种民办教育发展模式比较 |
| 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
| (一) 现代学校制度的含义 |
| (二)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意义 |
| (三)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主要环节 |
| (四)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远景 |
| 第二章 政府:公共权力的定位与制约 |
| 一、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
| (一) 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社会背景变化 |
| (二) 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重叠问题和改革悖论 |
| (三) 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
| (四) 行政理念与手段方式的转变 |
| 二、民办教育发展中的“寻租”现象分析 |
| (一) 寻租的定义、层次和类型 |
| (二) 教育寻租的危害 |
| (三) 教育寻租的原因 |
| (四) 教育寻租的治理 |
| 三、制约公共权力的原则和方式 |
| (一) 提出控权的原因 |
| (二) 控权的现实价值 |
| (三) 控权的原则和方式 |
| 第三章 中介组织:社会参与的机制与平衡 |
| 一、教育中介组织在转型中的功能 |
| 二、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及运作特点 |
| (一) 管理服务型的中介组织 |
| (二) 咨询鉴证型的中介组织 |
| (三) 行业协会型的中介组织 |
| 三、教育中介组织的社会角色定位 |
| (一) 公民社会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 |
| (二) 中介组织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定位 |
| 第四章 学校:微观办学主体的活力与治理 |
| 一、民办学校的产权界定 |
| (一) 学校产权结构多元化在办学体制改革中的意义 |
| (二) 民办学校产权问题的现状分析 |
| (三) 产权与学校办学性质的界定 |
| (四) 民办学校的产权分析 |
| 二、民办学校的治理机制 |
| (一) 民办学校的治理类型 |
| (二) 领导体制的选择 |
| (三) 民主决策机制的建立 |
| 三、民办学校的资源交换制度 |
| (一) 交换是民办学校资源获得机制 |
| (二) 资源视角下的学校分化 |
| (三) 建立和完善资源配置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对教育资产切换的三点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初创企业WF教育商业计划书[D]. 彭雳.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社会转型中公共雕塑的嬗变 ——明斯特雕塑项目展研究（1977-2017）[D]. 姜俊.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4]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研究（1958-1963）[D]. 臧振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广西民办高校多渠道筹资研究[D]. 郑盼. 广西大学, 2018(12)
- [6]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D]. 周国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7]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营销策略研究[D]. 邓婷. 湖南大学, 2017(07)
- [8]浙江省温州市民办中小学发展研究[D]. 陈有为. 东北师范大学, 2008(11)
- [9]基础教育产权制度研究[D]. 张娜. 华东师范大学, 2007(03)
- [10]市场引入条件下的政府、学校和中介组织 ——从民办中小学发展看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D]. 徐冬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