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京都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文选,京都赋,萧统,儒家文化
京都赋论文文献综述
曾秭曼[1]（2018）在《《文选》京都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京都赋,追其源流,京都这种题材最早在《诗经》里就有出现过,当时只是对都城的地理形胜和宫室建筑进行简单的描写。到了西汉末期,汉大赋发展成熟,其内容多以宫殿、纪行、郊祀、畋猎为主,体裁宏大,辞藻华美。这时京都赋才从汉大赋这片肥沃的土壤中完全孕育出来,第一篇破土而出的京都赋便是扬雄的《蜀都赋》,为后世京都赋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而京都赋体国经野的宏大布局、辩丽恣肆的文风,可以追溯到《战国策》。战国纵横之风对京都赋的创作方式、语言风格、写作目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都赋不仅有着瑰丽宏大的体裁,还有着广博丰富的内容;既能够润色鸿业,也能够针砭时弊。同时京都赋还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表征,蕴含了帝京文化和皇权意识,有着无可比拟的正统性,故而萧统将其列为《文选》之首。《文选》共收录了七篇京都赋,分别是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和《南都赋》,左思的《蜀都赋》《吴都赋》和《魏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在多个方面成为后世京都赋的创作范本,如其宏大的规模、主客问答的结构、丰富多彩的内容、雍容典雅的气度,以及委婉讽谕的特色,这些无不为后世之人所推崇、模仿。张衡的《二京赋》是对班固《两都赋》的拓展和延伸,不仅扩大了京都赋的题材内涵,描写更细腻生动,其讽刺力度也明显加深了不少。而他的《南都赋》虽然是描写地方城邑的赋作,但因其句式整饬,文辞流丽,有明显的骈偶倾向,热情地讴歌了自己的家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此也被萧统收录进了《文选》,也是《文选》里唯一的一篇描写地方性城市的京都赋。左思的《叁都赋》将京都赋的创作推向高峰,在对前人京都赋的继承上还有所创新。在结构上,大量使用率长隔对的修辞方式,弥补了全赋单调对结构方式,并产生出一种优雅恢弘对气势;在声色音律上,采用骈散结合对句式及大量双声、迭字,错落有致,节奏鲜明,更具音律和谐之美。而且较之前人京都赋,左思《叁都赋》不仅广搜博采,殚见洽闻,而且更注重征实,“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作品出世时引起文坛轰动,甚至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这些京都赋之所以被萧统选录进了《文选》,除了这些作品本身篇幅完整之外,还与萧统对文学的审美取向有关。既是《文选》,通俗说来就是对文学作品做出筛选。《文选序》基本表达了萧统的文学审美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中也曾明言:“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单辞藻华美也不行,还得典丽相得,文质彬彬。萧统主张文学作品包括赋在内,必须讲求文义与辞采的内外兼修,两全其美。故而一些京都赋名篇也没被收录进《文选》,如扬雄的《蜀都赋》,杜笃的《论都赋》。前者题材内容较小,相比于后世的京都赋少了帝都风范的雍容大气;后者以赋为谏,具有较强的政论性,其论的成分远超于辞采的铺叙,质胜于文,因此都没被收录进《文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的思想意识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汉魏时期的文人也不可能例外。尤其是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姿态,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京都赋作为帝京文化的承载体,其思想内容、创作主体、演变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本文来源于《广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吴昌林,李琦[2]（2018）在《由《大都赋》看元代京都赋宗汉与新变》一文中研究指出元代黄文仲所作《大都赋》是元代京都赋的代表作品,作品篇幅之大和描写范围之广都为历代京都赋中少有。元代赋作理论强调"祖骚宗汉",其中"宗汉"思想在《大都赋》中体现明显,具体包括体制上篇幅庞大,修辞手法上注重铺陈排比,内容上包罗万象和结尾部分的曲终奏雅;而《大都赋》又本身具有一些新变化,如体制上的新分节,内容上的扩大和讽谏色彩的消失等,这一新变原因与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元代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本文来源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3期）
赵金平[3]（2018）在《汉代京都赋天文类名物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汉代京都赋名物品类繁盛,其中对天文类名物有极多地铺写,且表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星宿类名物及其铺写与都城选址、宫室建筑和军事游猎等紧密结合,其气象类名物瑰伟富丽,驳杂万象,或异名同物,或多物一属,或形似实异,如此广博宏丽的辞藻,描绘和营造了瑰丽奇特的梦幻景观。汉代京都赋中天文类名物的铺写,宣扬了帝王顺天行事的懿德,彰显了帝王的权威,反映了汉代天文学在政治军事、建筑设计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和重要影响,亦可窥见汉人的天文观念、心理崇尚以及知识结构等。(本文来源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1期）
权赫子[4]（2018）在《京都赋在海东的流衍》一文中研究指出长安、洛阳等中国古代帝都是汉文化圈文人笔下常见的文学地理意象,京都赋则是具体展现帝都风貌的文本来源之一。高丽—朝鲜朝文人热心学习和模仿以班固《两都赋》、左思《叁都赋》为首的京都赋经典,创作出多篇同类作品,体现了对其创作动机与方法的全盘接受。崔滋《叁都赋》、安德麟《汉都赋》、李时恒《西京赋》等以中国京都赋传统写法描绘了本国京都之盛,在内容、结构、技巧等方面各有创新,提升了海东辞赋的整体水平和价值。以《汉阳歌》为代表的京都题材的诗歌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赋体的渗透。(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战线》期刊2018年02期）
孙正亚[5]（2017）在《从长安到洛阳：汉代京都赋的正统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围绕着东汉早期的定都之争,汉代京都赋的创作贯穿着对王朝正统问题的思考。东汉赋家分别从“治统”和“道统”这两种正统观念出发,为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寻找都城合法性的依据;同时也力图揭示出东、西两汉和两都存在着的俭与奢、道与势的分野。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探讨都雍赋的长安与治统书写。赋中突出表现了对长安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特点的夸赞,和对西汉治统及其威势的推重,并使地理与政治两方面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这些使得长安成为治统的标征。第二章探讨都洛赋的洛阳与道统书写。都洛赋盛赞洛阳“天下之中”的道统意义,有关“巡狩”的描写反映了以洛阳为中心的道统天下观。两汉流行“五德终始”等德运思想与道统观念结合,影响了都洛赋的文本面貌,使之出现了大量有关前代圣王和礼仪制度的描写。这些使得洛阳成为道统的标征。第叁章分析京都赋中的寄寓的正统之思。在现实政治中,“治统”和“道统”均处于政治正确的地位,这使得赋家不得不考虑犯忌的风险,故赋中出现了诸多迂曲的表述。对都洛派赋家而言,赋中迂曲表述的背后是对治统的潜在贬抑。他们进行道统书写、渲染光武帝的受命神话,意在更有利地彰显光武帝及东汉王朝的正统性,昭彰所谓“汉德”或曰“东汉之德”。第四章分析统系观念对京都赋文本时空结构特征的影响。从京都赋文本全貌看,诸赋在统系观念的影响下均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全篇的串联,呈现出十分显着的“今-古-今”时间性结构。在时间性结构的框架内,由于治统与道统观念的差异,都雍赋空间铺写及视角转化的节奏相对急促,都洛赋则相对舒缓。同时,都洛、都雍赋有关“天下”场景的“超视阈”描写又分别呼应着“王者无外”与疆域“大一统”两种天下观。第五章结合两汉大赋的创作流变,对京都赋正统书写之下赋家的个体心迹进行分析。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的正统书写都着意针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其意或颂或讽,这都反映了赋心与君心、道统与治统的离合与互动,也反映了赋家关怀当下政治的经世心态。(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7-06-06）
倪童,祁琪[6]（2017）在《汉长安京都赋与西域文化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两汉之时中原文化逐渐加入自西而来的异域文化,作为两汉文学代表的汉赋,尤其是书写两汉都城的京都赋,不自觉地将这些西域文化因素录入其中。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最初碰撞后,互相吸纳,互相影响。中原文化开始不可避免地留下西域独特文化印记,同时西域文化也或多或少被中原文化影响。两种文化影响交织互相前行,且在相互影响中逐渐融合和吸收彼此文化营养,使其内容种类逐渐丰富,文化纵深逐渐深厚。(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期刊2017年03期）
倪童,母小琳[7]（2017）在《汉长安京都赋中的西域文献》一文中研究指出两汉京都赋创作气势恢宏,内容、结构庞大,描写了包括汉长安在内的诸多汉代大城市都会。这些赋作所绘长安城上自皇宫苑囿,遍及朝野市井,下含文娱生活,几乎无所不包。作为承载两汉文化精神的大赋,京都赋中集中且直接写入汉室之西的浩瀚地域,与两汉史传文学所述相互辉映,指引后人对西域文化进一步研究。通过按图索骥式的搜寻,数量不多的西域相关文献资料给我们呈现了两汉的中外文化交流成果。这些交流直接且最大限度地扩大双方文化、历史、思想等形而上领域的多元影响。(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期刊2017年02期）
李光先[8]（2015）在《《文选》李善注京都赋引诗考论——以卷一班固的《两都赋》李善注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文选》李善注引诗文献来源有五种:《毛诗序》、《毛诗》、《韩诗》、汉诗(李陵诗)、《左传》所引《逸诗》。引诗中风、雅、颂均有涉及。引诗的作用分成五类:一是解释句子,二是解释词语,叁是注出及解释典故,四是注明赋文引诗的出处,五是注出赋文中诗经词句的出处并连带引出毛苌的解释。引诗中出现的异文多是音同字异,对于意义影响不大。(本文来源于《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01期）
周兴泰[9]（2014）在《论唐代京都赋的文化意涵》一文中研究指出京都赋作为辞赋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在推阐京都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辞赋家李庾、崔损等在他们的笔端尽显京都文化风采,主要体现有叁:第一,展现京都多样的社会风貌;第二,宣扬京都的王道政治理念;第叁,崇尚京都的礼仪典章制度,由此彰显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精神。(本文来源于《江西社会科学》期刊2014年09期）
米臻[10]（2014）在《班张左京都赋中的商贾侠士与政治内涵》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京都大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叁都赋》均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铺排、渲染之文学手法使前篇"极其炫耀",进而与后篇对比,形成了一种似褒实贬、抑前扬后的写作思路,此种写作思路正符合了赋作的政治意图。除此之外,叁作均有对京都中商贾侠士的描写,结合商贾侠士的特殊性及政府政策可知,内容上对商贾侠士的取舍同样是赋作似褒实贬、抑前扬后写作思路的一种,符合作者的政治意图。由此可以进一步体会到京都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内涵。(本文来源于《名作欣赏》期刊2014年20期）
京都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元代黄文仲所作《大都赋》是元代京都赋的代表作品,作品篇幅之大和描写范围之广都为历代京都赋中少有。元代赋作理论强调"祖骚宗汉",其中"宗汉"思想在《大都赋》中体现明显,具体包括体制上篇幅庞大,修辞手法上注重铺陈排比,内容上包罗万象和结尾部分的曲终奏雅;而《大都赋》又本身具有一些新变化,如体制上的新分节,内容上的扩大和讽谏色彩的消失等,这一新变原因与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元代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京都赋论文参考文献
[1].曾秭曼.《文选》京都赋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8
[2].吴昌林,李琦.由《大都赋》看元代京都赋宗汉与新变[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3].赵金平.汉代京都赋天文类名物探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4].权赫子.京都赋在海东的流衍[J].社会科学战线.2018
[5].孙正亚.从长安到洛阳：汉代京都赋的正统书写[D].浙江大学.2017
[6].倪童,祁琪.汉长安京都赋与西域文化影响[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7].倪童,母小琳.汉长安京都赋中的西域文献[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8].李光先.《文选》李善注京都赋引诗考论——以卷一班固的《两都赋》李善注为例[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
[9].周兴泰.论唐代京都赋的文化意涵[J].江西社会科学.2014
[10].米臻.班张左京都赋中的商贾侠士与政治内涵[J].名作欣赏.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