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结肠腺瘤性息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结肠腺瘤性息肉,肠道菌群,代谢产物
结肠腺瘤性息肉论文文献综述
陈辞言,杜艳[1]（2019）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相关性的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结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病死率都极高。从结肠息肉发展到结肠癌一般需要10～15年,且大多遵循息肉-腺瘤-癌症的发展过程,结肠腺瘤性息肉(colorectal adenomatous polyps,CAP)被认为是结肠癌的癌前病变。有研究显示肠道菌群的改变与肠道腺瘤性息肉样变及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相关性。根据肠道菌群在不同病理状态下的富集程度,可以进一步分析其与结肠病变之间的关系。本文就肠道菌群的构成,CAP患者粪便和腺瘤组织中肠道菌群富集的改变,以及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CAP患者的影响等内容进行综述,为结肠腺瘤性息肉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本文来源于《中国微生态学杂志》期刊2019年09期）
王一清[2]（2019）在《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干预脾湿夹瘀型结肠腺瘤性息肉复发的临床观察》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腺瘤性息肉通过结直肠钳取/EMR/ESD等治疗性操作,能够被有效切除,但是在不排除因漏诊等因素作用下,患者相关症状未得到改善,如仍感腹胀、腹痛、大便不调等,而且该治疗性操依赖镜检来预防息肉的复发、癌变,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肠镜复检增加了患者的心理压力及身体不适感。既往文献中发现穴位敷贴疗法对于症瘕有缩小体积之效,而肠息肉属症瘕之类,但穴位敷贴是否对肠息肉有治疗作用,目前没有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中医外治法和经验用方有效结合,采用中药复方穴位敷贴作为治疗手段,观察脾湿夹瘀型腺瘤患者的相关证候、及息肉复发情况,与空白对照组进行统计学比较,探索其有效性,为寻找一种简易且有效的改善患者症状、预防息肉复发的中医特色治疗奠定基础,且为中医特色治疗的推广,宣扬中医传统文化做出一定的努力。方法:患者通过随机分配后,分为治疗组(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和对照组(空白对照),共32例患者。在首次纳入时详细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肠镜和病理报告结果、及相关指标评分。治疗组采用穴位敷贴法(刺山柑、白术、苦参、血余炭、黄连、白芥子比例2.5:5:1:2.5:2.5:1)治疗3个月,对照组不使用任何治疗手段。在3个月的治疗结束后记录患者相关指标评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节点记录肠镜复查结果和病理报告结果。结果:针对肠镜复查后的复发数目经由Fisher确切概率法得出P=0.087>0.05,故针对息肉数目情况治疗组和对照组无显着差异;息肉大小由Fisher确切概率法得出P=0.717>0.05,故对于息肉大小改善情况治疗组和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病理分型由Fisher确切概率法得出P=0.682>0.05,对于病理类型改善情况两组无统计学意义。综合来看该穴位敷贴方对息肉复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针对指标疗效评价治疗组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06),其中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腹痛(P=0.043)、腹胀(P=0.022)、大便性状(P=0.043)、大便次数(P=0.006)、食少纳呆(P=0.032),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便血(P=0.169)、排便习惯(P=0.394)、倦怠懒言(P=0.159)、肢体困重(P=0.927)、恶心呕吐(P=0.9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对于预防脾湿夹瘀型结肠腺瘤性息肉的复发疗效不显着。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对于改善脾湿夹瘀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相关症状有一定疗效,包括腹痛、腹胀、大便性状、大便次数、食少纳呆;对于改善便血、排便习惯、倦怠懒言、恶心呕吐及肢体困重疗效不显着。(本文来源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期刊2019-05-01）
雷春红[3]（2018）在《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改变及温肾健脾方对其影响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分析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肠道菌群,以探求患者与健康人群的肠道菌群的差异。观察温肾健脾中药方对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肠道菌群的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材料与方法:采集20例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12例健康人的粪便标本,提取每份样本中的细菌总DNA,根据16SrDNA V3-V4区设计引物进行扩增,使用Illumina Miseq平台予以高通量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分析软件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进而得到样品的物种信息。分析对比两组人群在肠道菌群多样性及菌群结构方面的差异,以探求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的分布特征。在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中,选取9例,给予温肾健脾中药方口服,疗程为6周。收集中药治疗前及治疗6周后的患者的粪便标本,提取粪便样本中细菌总DNA,利用Illumina Miseq测序平台,对细菌的16SrDNA基因的V3-V4区进行高通量测序,并对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分析比对治疗前后的患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及组成结构变化。结果:1.两组中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丰度最高,拟杆菌门分别占到(57.2±4.417)%和(55.29±5.60)%;厚壁菌门分别占到(30.93±3.945)%和(41.80±5.701)%;丰度较高的是变形菌门、梭杆菌门、放线菌门。患病组的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的比值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拟杆菌门两组之间比较差异不大,而两组之间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疣胃菌门及梭杆菌门的丰度均有显着差异。α多样性分析表明,正常组在细菌种群多样性方面,物种种类明显多于患病组。主成分分析显示,患病组和正常组样本被分开,提示两组的菌群的结构存在着显着的不同。2.9例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的患者在使用中药温肾健脾方治疗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出现轻微的上升,但与治疗前比较无显着统计学差异;而通过PCOA聚类分析及对治疗前后肠道中高丰度菌群相对丰度的分析发现,通过口服中药汤治疗,患者肠道的菌群结构的组成的确发生了明显改变。结论:1.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与健康人群在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方面有明显不同,在菌群结构分布上亦存在较大的差别。2.温肾健脾中药方可以使肠道的菌群结构发生改变,改变后的肠道菌群更接近于我们前期实验中的健康人的肠道菌群结构。(本文来源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期刊2018-06-01）
江康伟,陈焕伟,杨利敏[4]（2018）在《结肠腺瘤性息肉中p53、Ki-67、CD34表达及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结肠腺瘤性息肉中p53、Ki-67和CD34表达及其与病变程度的关系。方法用免疫组化法检测38例低危和24例高危性结肠腺瘤性息肉中p53、Ki-67和CD34表达,并分析其与病理指标的关系。结果高危组中p53、Ki-67、CD34表达均明显高于低危组(P<0.01或0.05)。p53、Ki-67、CD34表达与息肉大小、个数、不典型增生及病理分型有关(P<0.01或0.05)。结论 p53、Ki-67、CD34检测有助于分析结肠腺瘤性息肉的病变程度。(本文来源于《广东医科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1期）
雷春红,林一帆[5]（2018）在《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特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与健康人群肠道菌群差异。方法选取2015年3—5月沈阳军区总医院中医消化门诊及病房收治的20例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粪便样本为观察组,同时,选取体检的12例健康人粪便样本为对照组。提取两组样本中细菌总DNA,根据16Sr DNA V3~V4区设计引物进行扩增,使用Illumina Miseq平台予以高通量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分析软件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两组样本物种信息。结果两组样本平均优化序列、平均高质量序列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肠道菌群中种群多样性高于观察组,两组样本Chao、shannon、Ace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门分类水平,观察组与对照组样本丰度值较高依次为拟杆菌门、厚壁菌门;观察组与对照组样本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比值分别为(3.343±0.733)与(1.777±0.337),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样本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及梭杆菌门丰度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纲分类水平,两组样本丰度值较高依次为拟杆菌纲、梭菌纲;观察组梭菌纲丰度值低于对照组,γ变形菌纲丰度值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属分类水平,两组样本丰度值较高依次为拟杆菌属、柔嫩菌属;观察组布劳特氏菌属、瘤胃球菌属丰度值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主成分分析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样本被分开,两组样本菌群结构存在显着差异。结论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与健康人群在肠道菌群多样性方面有明显差异,菌群结构亦存在较大的差别。(本文来源于《临床军医杂志》期刊2018年03期）
王锦波,王雁[6]（2017）在《家族性结肠腺瘤性息肉癌变2个家系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肠息肉病是一类从肠道黏膜表面突出到肠腔内隆起性病变。家族性肠息肉病又称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是一种与遗传因素有关的疾病,由5号染色体长臂上AFC基因突变致病。家族性腺瘤性息肉极易发生癌变,其临床表现与息肉的数量、大小、部位等因素有关。手术术式有内镜下电切术、全结肠切除术、结肠部分切除术及直肠切除术等,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适宜术式。本文报告发生癌变的2个家族性结肠腺瘤性息肉家系,对5例的遗传特点、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遗传咨询、近亲筛查、早期治疗及定期检查等建议。(本文来源于《人民军医》期刊2017年12期）
王云,朱星枚[7]（2017）在《NF-κB和Cox-2对结肠腺瘤性息肉及癌变患者新生血管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NF-κB和Cox-2对结肠腺瘤性息肉及癌变患者新生血管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2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86例结肠癌患者和78例结肠黏膜正常者。采用光化学免疫法检测3组人员组织中NF-κB和Cox-2表达水平及新生血管密度(MVD),观察NF-κB和Cox-2的表达与新生血管的关系。结果肠黏膜正常组人员NF-κB和Cox-2表达阳性率分别为30.8%和25.6%,结肠腺瘤性息肉组患者分别为58.5%和51.2%,结肠癌组患者分别为75.6%和70.9%,3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腺瘤性息肉和结肠癌患者NF-κB阳性程度与新生血管密度均呈正相关(均P<0.05);腺瘤性息肉和结肠癌患者Cox-2阳性程度与新生血管密度均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 NF-κB和Cox-2在结肠腺瘤性息肉及结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且具有促进结肠腺瘤性息肉及癌变患者新生血管生成的作用。(本文来源于《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期刊2017年06期）
刘丽婷[8]（2017）在《基于四象学说探讨结肠腺瘤性息肉与体质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探讨结肠腺瘤性息肉与四象体质之间、结肠腺瘤性息肉与中医体质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期发现结肠腺瘤性息肉在四象体质中的发病倾向体质,探索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本病的预防及治疗上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4月至2017年3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叁附属医院脾胃科就诊的193例内镜及病理诊断为结肠腺瘤性息肉的患者,收集其结肠组织病理诊断结果,通过对其体型体态、心理状态、摄生嗜好等一系列方面进行资料收集,填写《四象体质辨识量表(QSCCII)》及《中医体质辨识计算表》,根据收集的资料进行四象体质、中医体质归类,对收集的数据运用SPSS21.0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时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本次研究的193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中,男性109例,女性84例,男女比率为1.3:1,发病的性别与疾病存在相关性,男性发病多于女性。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检出的平均年龄在59.81 ±1.47岁,最小28岁,最大的83岁。检出发病年龄高峰段在51-60岁,其次在61-70岁,41-80岁年龄段检出发病人群占纳入总人数的94.8%,男女在腺瘤性息肉检出发病年龄上无明显差异,年龄与疾病发病存在相关性。2.结直肠腺瘤性息肉患者中,患者性别与年龄没有显着相关性。3.结直肠腺瘤性息肉大小与性别之间存在相关性。直径在0.5-0.9cm的息肉更容易出现在男性患者,而直径在1.0cm及以上的息肉,更多出现在女性患者身上。4.结直肠腺瘤性息肉的好发部位依次为左半结肠>右半结肠>全结肠,以左半结肠为主。5.四象体质辨识方面,研究中各体质类型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太阴人>少阴人>少阳人>太阳人,以太阴人为主。6.结直肠腺瘤性息肉的病理分型与四象体质存在相关关系,混合型腺瘤多发于太阴人,四种体质均以管状腺瘤发生率较高。7.中医体质辨识方面,研究中各体质类型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阳虚质>痰湿质>气虚质>血瘀质>湿热质>气郁质>阴虚质>平和质>特禀质,以阳虚质为主,其次为痰湿质。8.四象体质中太阴人与中医体质辨识中阳虚质、痰湿质存在一定相关关系;四象体质中少阴人与中医体质辨识中阳虚质以及气虚质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结论结肠腺瘤性息肉好发于男性,年龄集中在40岁以后多发,好发部位为左半结肠。结肠腺瘤性息肉多见于太阴人中,混合型腺瘤多发于太阴人,考虑不除外太阴人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较高有关。中医体质中,腺瘤性息肉多见于阳虚质、痰湿质人群,考虑与他们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有很大相关性。四象体质中太阴人与中医体质辨识中阳虚质、痰湿质存在一定相关关系,而少阴人与气虚质、阳虚质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本文来源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期刊2017-05-01）
唐蓉珠,尚静娟,董跃滨[9]（2016）在《非酒精性肝病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的相关性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观察结肠腺瘤性息肉与NAFLD的相关性。方法:选取我院行肠镜并行彩超检查的体检者,分为结肠腺瘤组与非结肠腺瘤组。常规收集人体学指标、肝功能、血脂常规和癌胚抗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确定结肠腺瘤性息肉的的危险因素,结果以相对风险和95%置信区间表示。结果:结肠腺瘤组NAFLD的发生率(42.4%vs 20.5%,P=0.002)、体重指数(P=0.038)、空腹血糖(P=0.033)、尿酸(P=0.03)显着高于非结肠腺瘤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NAFLD是结肠腺瘤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7)。结论:NAFLD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相关。仍需进一步明确NAFLD是否可预测结肠腺瘤性息肉。(本文来源于《中国妇幼健康研究》期刊2016年S1期）
唐斌,张俊,唐友攀,李月平,雷丛珊[10]（2016）在《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的相关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讨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结肠腺瘤性息肉发病风险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收集2014年2月至2015年9月在中江县人民医院确诊的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随机抽取该院同期结肠镜下未见异常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Hp阳性率的差异。进一步将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按年龄、性别、居住环境、病变部位、蒂部分型、病理分型与息肉数目划分亚组,比较各亚组间Hp阳性率是否存在差异。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219例患者,其中病例组119例,对照组100例。病例组Hp阳性率为69.7%(83/119),对照组为52.0%(52/1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39,P=0.007);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各亚组间Hp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Hp感染可能会增加结肠腺瘤性息肉发生的风险。(本文来源于《中国循证医学杂志》期刊2016年05期）
结肠腺瘤性息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目的:腺瘤性息肉通过结直肠钳取/EMR/ESD等治疗性操作,能够被有效切除,但是在不排除因漏诊等因素作用下,患者相关症状未得到改善,如仍感腹胀、腹痛、大便不调等,而且该治疗性操依赖镜检来预防息肉的复发、癌变,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肠镜复检增加了患者的心理压力及身体不适感。既往文献中发现穴位敷贴疗法对于症瘕有缩小体积之效,而肠息肉属症瘕之类,但穴位敷贴是否对肠息肉有治疗作用,目前没有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中医外治法和经验用方有效结合,采用中药复方穴位敷贴作为治疗手段,观察脾湿夹瘀型腺瘤患者的相关证候、及息肉复发情况,与空白对照组进行统计学比较,探索其有效性,为寻找一种简易且有效的改善患者症状、预防息肉复发的中医特色治疗奠定基础,且为中医特色治疗的推广,宣扬中医传统文化做出一定的努力。方法:患者通过随机分配后,分为治疗组(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和对照组(空白对照),共32例患者。在首次纳入时详细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肠镜和病理报告结果、及相关指标评分。治疗组采用穴位敷贴法(刺山柑、白术、苦参、血余炭、黄连、白芥子比例2.5:5:1:2.5:2.5:1)治疗3个月,对照组不使用任何治疗手段。在3个月的治疗结束后记录患者相关指标评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节点记录肠镜复查结果和病理报告结果。结果:针对肠镜复查后的复发数目经由Fisher确切概率法得出P=0.087>0.05,故针对息肉数目情况治疗组和对照组无显着差异;息肉大小由Fisher确切概率法得出P=0.717>0.05,故对于息肉大小改善情况治疗组和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病理分型由Fisher确切概率法得出P=0.682>0.05,对于病理类型改善情况两组无统计学意义。综合来看该穴位敷贴方对息肉复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针对指标疗效评价治疗组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06),其中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腹痛(P=0.043)、腹胀(P=0.022)、大便性状(P=0.043)、大便次数(P=0.006)、食少纳呆(P=0.032),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便血(P=0.169)、排便习惯(P=0.394)、倦怠懒言(P=0.159)、肢体困重(P=0.927)、恶心呕吐(P=0.9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对于预防脾湿夹瘀型结肠腺瘤性息肉的复发疗效不显着。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对于改善脾湿夹瘀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相关症状有一定疗效,包括腹痛、腹胀、大便性状、大便次数、食少纳呆;对于改善便血、排便习惯、倦怠懒言、恶心呕吐及肢体困重疗效不显着。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结肠腺瘤性息肉论文参考文献
[1].陈辞言,杜艳.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19
[2].王一清.中药复方穴位敷贴干预脾湿夹瘀型结肠腺瘤性息肉复发的临床观察[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3].雷春红.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改变及温肾健脾方对其影响的研究[D].辽宁中医药大学.2018
[4].江康伟,陈焕伟,杨利敏.结肠腺瘤性息肉中p53、Ki-67、CD34表达及意义[J].广东医科大学学报.2018
[5].雷春红,林一帆.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特征分析[J].临床军医杂志.2018
[6].王锦波,王雁.家族性结肠腺瘤性息肉癌变2个家系分析[J].人民军医.2017
[7].王云,朱星枚.NF-κB和Cox-2对结肠腺瘤性息肉及癌变患者新生血管的影响[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7
[8].刘丽婷.基于四象学说探讨结肠腺瘤性息肉与体质的关系[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
[9].唐蓉珠,尚静娟,董跃滨.非酒精性肝病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6
[10].唐斌,张俊,唐友攀,李月平,雷丛珊.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肠腺瘤性息肉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