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监禁矫正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未成年犯,监禁矫正,家庭
监禁矫正论文文献综述
郑春琼[1]（2018）在《家庭参与未成年犯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成长的外部环境日趋变化,成长的环境更加的复杂,许多“留守儿童”、“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二代”等,其心理和生理受负面的或者消极的影响,使得一些孩子难以适应,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监禁矫正期间,未成年犯渴望来自家庭的亲情关爱和慰藉,未成年犯管教所也对未成年犯家庭的鼎力协助和配合寄予厚望。但在当前的未成年犯管理和教育实践中,并没有充分顾及未成年犯的特殊心理需要,过度崇尚技术规训,主要精力放在抓生产上,偏离了教育矫正罪犯的工作方向,在实施教育矫正过程中,家庭参与未成年犯矫正面临很多社会支持不够的问题,未成年犯家庭亲情帮教功能的实现途径充满坎坷、矫正影响力的有效彰显亦并不理想。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未成年犯家庭亲情帮教的影响力,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首先阐述了家庭参与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家庭在未成年犯监禁矫正中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其次,以江苏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对目前家庭参与监禁矫正的做法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认识不足、制度欠缺、形式单一、能力不足、保障不力等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完善家庭参与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的措施建议,政府应主导建立亲职教育制度并组织实施,未成年犯管教所应拓展可作为空间,创新传统的探视型帮教形式,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监护责任体系;社会各方应合力促进未成年犯家庭及其监护人切实履行帮教责任,加强司法干预,完善立法;社会特别是政府亦应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家庭参与未成年犯矫正的社会支持机制,进而促进未成年犯矫正质量的提高。(本文来源于《东南大学》期刊2018-05-28）
王经纬[2]（2017）在《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案件总数、判处监禁比例逐年下降,犯罪类型、团伙犯罪增多等趋势,为各界所关注。我国对未成年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正原则,符合未成年犯的特征和矫治要求,但在惩罚与教育的平衡上尚有不足之处。监禁矫正作为未成年犯矫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矫正措施上既不同于成年犯的监禁矫正,也不同于未成年犯的非监禁矫正,具有特殊性。本文在明确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相关概念、分析我国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特点的基础上,以J省在押未成年犯为研究对象,对J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服刑人员基本情况和J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矫正措施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未成年犯监禁矫正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未成年犯监禁矫正规定法律位阶低,内容没有针对性;其二,未成年犯矫正目标上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其叁,对未成年犯个性化矫正措施不足;其四,对未成年犯矫正方式单一、灌输式教育为主;其五,矫正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其六,矫正质量难评估。在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的矫正法律体系、矫正机构改革、矫正运行机制、矫正者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的建议。(本文来源于《东南大学》期刊2017-05-25）
王超[3]（2015）在《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监禁矫正仍是世界各国控制犯罪体系中的核心措施。我国的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迫切需要对监禁矫正控制犯罪的效能进行正确认识与科学评估。论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对我国监禁刑总体控制犯罪效能进行了概括评估。然后通过对我国H省两所监狱217名罪犯、106名基层干警及部分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分析，对我国监禁矫正效能进行模糊综合评估，实证研究了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问题及差异。监禁矫正效能是在监禁刑罚执行过程中，矫正主体运用各项矫正措施作用于矫正对象，从而实现预防犯罪和罪犯素质改善等刑罚目的的程度。矫正效能与威慑效能和改造质量等概念不同。我国的监禁刑具有矫正罪犯的效能，但其效能是有限的，对少部分罪犯难以实现矫正效果。矫正具有很深的理论根基，教育刑论、劳动改造罪犯理论、罪犯人格改造理论和行为矫正理论等均为矫正效能实现的理论基础。监禁矫正效能受到矫正的本体要素如警察、罪犯、制度和时间等的影响；也受到技术要素如管理矫正、教育矫正、心理矫正、劳动矫正等方面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外部多种要素的制约。评估监禁矫正效能具有不同的标准，现实标准主要有重新犯罪率和罪犯素质改善标准。本研究也采用了这一标准。通过对我国刑事司法数据和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估我国的监禁矫正效能。从我国监禁矫正效能概况看，我国的监禁率依然很高、罪犯的监禁压力较大，而监禁罪犯的违纪率很低，这说明监禁矫正能够发挥较好的效能。对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的综合评估发现，我国的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而犯罪的刑罚倚重程度呈下降趋势；破案率、监禁率、重刑率等因素对犯罪率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破案率对犯罪率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监禁率。在重新犯罪方面，我国的重新犯罪率相对较低；通过破案率等因素对重新犯罪率的多元回归分析，仅检出重刑适用率与重新犯罪率的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适用重刑并不能显着降低重新犯罪率。监禁矫正效能主要表现在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行为养成、文化提升、心理改善、技能习得和社会适应六个方面。通过调查数据对我国监禁矫正效能的综合评估，可以得出我国监禁矫正综合效能分值为63.796分、属于较好类型的基本结论。监禁矫正效能在犯罪类型和刑罚类型以及矫正措施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首先，矫正效能在犯罪类型上存在个别差异。监禁刑在矫正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效能方面不存在显着差异；而在矫正典型个罪方面，心理矫正措施的效能更为明显，尤其对绑架罪和诈骗罪的矫正效能要好。监禁刑在矫正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欲犯罪的效能上存在显着差异。监禁刑对财产型犯罪和性欲型犯罪的矫正更为有效，矫正暴力型犯罪的效能相对略低。监禁对初犯和再犯的矫正效能差异不显着。监禁矫正措施对再犯并不是特别有效。其次，矫正效能针对不同刑罚类型的罪犯也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刑罚结构中，重刑和轻刑在矫正罪犯效能上不存在显着差异。我国刑罚对重刑的倚重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尤以2012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重刑尤其是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矫正犯罪的效能相对更低，并没有实现刑期越长矫正效能越好的局面。而轻刑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矫正罪犯效能。减刑和假释具有不同的矫正效能。减刑制度在我国刑罚执行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矫正地位和效能。减刑的重要性位居各项矫正措施之首，其预防再犯效能也较好；而假释在防止犯罪方面位于最后地位。这与我国的假释适用率偏低有关。因此，目前我国还不能直接用假释取代减刑。最后，监禁矫正效能在矫正措施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目前的四大矫正措施——管理矫正措施、教育矫正措施、心理矫正措施和劳动矫正措施均存在较大效能差异，而其下各项具体矫正措施的效能差异更大。其中教育矫正措施和劳动矫正措施具有较好的矫正效能，而管理矫正措施的效能相对不足。心理矫正效能由于普及程度不高，对其评估的结果也不甚理想。心理咨询的矫正效能较好，特别是通过对认知行为矫正项目在我国监禁矫正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本土化检验，验证了其较好的效能。总体来看，我国监禁矫正具有较好的矫正效能，但各项矫正措施的效能差异较大。虽我国刑法中的监禁刑有趋重倾向，但重刑并不比轻刑更具较好效能。因此，将重刑限于对付严重犯罪，并用轻刑对部分犯罪合理分流可作为刑罚的进路。在矫正进路上，我国应深入探索循证矫正和项目矫正进路。要实现更好的矫正效能，应坚持矫正措施的必要性、科学性和专业性等原则。监禁矫正效能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将与我国的刑罚制度改革并行。(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5-06-01）
王超[4]（2014）在《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循证矫正模式以监禁矫正效能的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我国S监狱196名罪犯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监禁矫正总体效能偏低;矫正效能五个维度结构中,仍以教育矫正和劳动矫正为主,管理矫正和刑罚执行效能偏低,心理矫正地位并不突出,这种结构不利于实现矫正效能;我国的监禁矫正措施对预防重新犯罪来说,矫正再犯并不比矫正初犯更有效;监禁矫正效能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本文来源于《河北法学》期刊2014年12期）
姚红梅[5]（2011）在《“宽严相济”语境下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的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处罚适当与否,矫正的效果如何,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犯今后的前途,还会产生长远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超出处罚本身。目前,未成年犯监禁刑罚已显现出明显的弊端,笔者从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入手,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利于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对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及矫正中的相关问题。(本文来源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1年03期）
刘永强,吕静[6]（2009）在《社区矫正与短期监禁矫正行刑效果的对比》一文中研究指出刑罚的裁量与执行制度历来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了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行刑效果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用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基本内涵;其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运用所收集到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和第二手较为翔实的佐证资料,对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刑罚适用率与行刑效果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较为客观的实然结论;最后,在综合全文研究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提升,提出了这一问题研究的一般化观点。(本文来源于《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9年06期）
刘芮[7]（2008）在《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矫正体系的博弈》一文中研究指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是目前世界各国所公认的适用较为广泛的两种罪犯矫正制度。学界对于二者孰优孰劣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学者们往往习惯于以各自所依据的价值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发展趋势为路径,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经过对以上问题的一系列固化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认为社区矫正更加符合现代刑罚理念的精神实质,是更为科学的矫正模式,社区矫正似乎被贴上了"文明、理性、人道"的标签,而监禁矫正则被固化地认为是相对落后的、非理性的、甚至应被逐渐代替的矫正体系。笔者认为,此种结论是基于一种非科学的推导体系而得出的。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应采取一种更为全面的、发展的、理性的视角,本文则尝试在另一种推导体系上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来源于《法制与经济(上半月)》期刊2008年04期）
陈立峰[8]（2007）在《论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基础——以监禁矫正的局限性为分析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方式。文章通过分析监禁矫正的有限性和消极性,并结合社区矫正产生的背景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支撑,来探索社区矫正制度的刑事政策基础。(本文来源于《浙江万里学院学报》期刊2007年04期）
吴杏萍[9]（2005）在《决定行刑方式先看“评估报告”》一文中研究指出背景 9月15日，宜兴市法院对一起普通的销赃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被告人史某被判处管制1年、罚金8000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判决结果参照了一份特殊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来自社区矫正中心。 评估报告大凡是对事物所作出的，(本文来源于《江苏法制报》期刊2005-10-13）
监禁矫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案件总数、判处监禁比例逐年下降,犯罪类型、团伙犯罪增多等趋势,为各界所关注。我国对未成年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正原则,符合未成年犯的特征和矫治要求,但在惩罚与教育的平衡上尚有不足之处。监禁矫正作为未成年犯矫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矫正措施上既不同于成年犯的监禁矫正,也不同于未成年犯的非监禁矫正,具有特殊性。本文在明确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相关概念、分析我国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特点的基础上,以J省在押未成年犯为研究对象,对J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服刑人员基本情况和J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矫正措施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未成年犯监禁矫正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未成年犯监禁矫正规定法律位阶低,内容没有针对性;其二,未成年犯矫正目标上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其叁,对未成年犯个性化矫正措施不足;其四,对未成年犯矫正方式单一、灌输式教育为主;其五,矫正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其六,矫正质量难评估。在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的矫正法律体系、矫正机构改革、矫正运行机制、矫正者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监禁矫正论文参考文献
[1].郑春琼.家庭参与未成年犯矫正问题研究[D].东南大学.2018
[2].王经纬.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研究[D].东南大学.2017
[3].王超.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15
[4].王超.我国监禁矫正效能实证研究[J].河北法学.2014
[5].姚红梅.“宽严相济”语境下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的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6].刘永强,吕静.社区矫正与短期监禁矫正行刑效果的对比[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7].刘芮.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矫正体系的博弈[J].法制与经济(上半月).2008
[8].陈立峰.论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基础——以监禁矫正的局限性为分析视角[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7
[9].吴杏萍.决定行刑方式先看“评估报告”[N].江苏法制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