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荣辱观是儒家道德系统的灵魂荣辱观作为人生观、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由荣和辱两部分构成，荣，即荣誉、光荣，是社会对于人们道德行为的褒奖和赞许；辱，即耻辱，是荣誉的对立面，指人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厌恶，从而在内心深出产生的羞耻心。如果说羞耻感约束行为主体自觉抵制欲望，不做不义之事，而荣誉心则督促主体自觉遵守规范，实现道德自我的升华和完善。历代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强调耻辱心的重要性。儒家创始人孔子说，“知耻近乎勇”［1］，认为当道德主体背离了道德原则时，主体因为“知耻”，就会进行自我谴责，这种谴责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并进一步强调：“无羞恶之心，非人也”［2］；中国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孔孟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提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3］，看到了羞耻心对道德主体的内在束缚，有了羞耻之心，就会约束道德主体不做有违道德之事。在儒家的道德系统中，羞耻心被上升到与人格尊严等同的地位，认为有没有羞耻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点。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4］，南宋的陆九渊也说：“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5］，在这里，羞耻心被看作人格存在的基础，没有羞耻心，就不成其为人。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如果为了求生而失去仁德，那就是苟活，是一种耻辱的人生、非人的生存。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统治也源于道德追求的心理基础——羞耻心。在儒家的道德系统中，羞耻心被看作是道德追求的心理基础，是“义”的发端。有了这个心理基础，德性的形成才有可能。因此儒家向来主张“仁政”，以德治国。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行，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认为用权利和刑法治理天下，百姓或许可以免于犯法，但却不会有羞耻之心；而用道德和礼仪来治国，百姓不仅会用礼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会有羞耻之心，这样，“礼治”社会才会出现，天下才归于秩序。因为羞耻心能够约束人的行为，时时提醒自己，不做有违道义之事，有了耻辱心，相应就会产生对荣誉的追求，如果说羞耻心产生于荣誉的反面激励，那么对荣誉的正面激励则源于儒家思想中对永恒精神生命的追求，而“名”就是儒家追求精神生命永存的表征。“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的祖先儒家已经看到了人是可以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物，认为要实现生命从有限向无限的转化，唯一的出路就是留下好的名声。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8］即是说一个人到死还没有相称的名声，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了，儒家将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当下、当世，在世俗社会中达到不朽，区别于宗教的来世幸福、超验幸福，基本途径就是通过获得荣誉而留名千古。儒家认为，要想得到最高的荣誉，最好的方式就是修德成名。古人有“三立”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9］在此三大追求中，“立德”是首位的最重要的。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这也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儒家学说中的荣辱观念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的孝道里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将会被视为不孝。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的不孝行为。因此，儒家劝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这是教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总之，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以荣辱观贯穿始终的，渗透在日常生活及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就荣辱观的基本内容来说，则是以“仁”“义”为标准展开的。
2.以“仁”、“义”为标准的儒家荣辱观荣辱观实质上也是价值观问题。在儒家道德系统中，荣辱观的标准是“仁”“义”，凡是符合仁义内涵则为荣，反之则为耻。儒家创始人孔子十分注重对人生荣誉的追求，认为追求荣誉应当坚持“仁”“义”的标准。“仁”是孔子君子人格的伦理结构和思想品德的永恒内涵。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10］，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信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1］。“君子去仁，恶乎成名”［12］。“仁义忠孝、信悌礼耻”是儒家对世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更是被后世人所称道。孟子也指出：“仁则荣，不仁则辱”［13］，在孟子看来，一国之君应该施仁政、爱人、亲民，“博施于民而能救众”。做到这一点就是最高的荣誉，反之就是莫大的耻辱；荀子更强调了荣辱观“义”的标准，《荀子.荣辱》有“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在荀子看来，人的行为之所以“荣”，关键在于“义”而不是“利”。荀子还进一步把荣辱区分为“义荣”、“势荣”和“义辱”、“势辱”，认为“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14］。所以荀子所推崇的不是功利价值的“荣”而是道义目的的荣。是孔子重义轻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孔子进一步认为，追求荣誉应当“义以为上”，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儒家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孔子道德荣誉的最高境界是“杀身以成仁”，孟子则是“舍生以取义”，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15］由此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均将“仁”“义”作为儒家道德价值的最高标准。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儒家荣辱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尤其是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面对今日之中国社会，儒家荣辱观面临挑战，但仍然不失其真理性的光辉。
3.儒家荣辱观的现代价值倡导儒家荣辱观并发扬其积极成分，有助于深刻领会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重要思想。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特别是儒家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八个关键字“仁、义、礼、智、信、忠、勤、俭”可以对“八荣八耻”进行恰如其分的精辟概括和浓缩。以荣辱观为核心的儒家的道德系统，崇尚服务人民，（例如，《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说）儒学中更有崇尚勤奋、鄙视懒惰的思想倾向，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对其的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16］，整个儒家学说中充斥着对诚信、仁爱和团结的肯定以及耻于物质享受，致力于鼓励道德主体对永恒精神生命的追求，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一脉相承，当然儒家荣辱观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它所谓的社稷是封建的“家天下”，而其学说中的人民也应该加以现时代的改造，而且儒家学说对崇尚科学阐述不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但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儒家荣辱观是胡锦涛“八荣八耻”重要思想的传统文化载体，用扬弃的态度弘扬儒家荣辱观无疑是深刻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正确途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思想道德观念的重大变革，西方思想的侵入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传统的儒家荣辱观面临严峻挑战，儒家讲“义以为上”，而市场经济讲求利润，“利”以为上，儒家以“仁”“义”为标准，而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准绳，甚至有论者说，儒家“仁”“义”中的温和、调和、不激进的倾向，对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创新与冒险精神是冲突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是制约科技创新主体成长的根本原因”，“企业家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缺乏市场经济的锻炼，表现为经营能力、风险意识差，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等”［17］。从表面看，儒家思想似乎与市场经济有一种格格不入，但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把人们的求利心理激发到白热化的当下中国社会，急需的不是功利主义，而是文明礼仪，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的只有传统道德主流——儒家荣辱观。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内容，时刻都在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修身养性的价值取向以及做人的心态等方面。因此在当下中国，只有发扬儒家荣辱观的积极成分，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真正把“八荣八耻”重要思想落到实处。倡导儒家荣辱观并发扬其积极成分，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趋利性给社会道德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首先，对儒家荣辱观批判继承有助于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上要求人人参与，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欲求，市场经济的趣利性往往把人的物质欲望激发到一个极限，使行为主体偏离道德的底线而自我迷失，而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和道德的，正象张康之所论述的，人有三重存在，即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18］，儒家荣辱观对永恒精神生命的追求会重新唤醒人本身的道德存在，从而克服市场经济对道德主体造成的迷乱，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超越。具体来说，儒家荣辱观所强调的“羞耻心”是道德自律的内在心理基础，道德修养首先是主体精神的自律，其次才是个体的自我改造过程。行为主体通过对自己内心世界及其行为的反省、检查、吐故纳新，将一定社会道德准则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养，有意识有目标地实现道德自我的升华和完善。其次，弘扬儒家荣辱观的积极成分有助于当今社会的廉正建设。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风貌，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9］，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多政府官员物欲膨胀，品质低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尸位素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拿职位作交易，为自己换取利益与名誉，传统荣辱观的精神已丧失殆尽。儒家荣辱观以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为荣，以丧失德行为耻，强调“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值得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反思。当然，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儒家荣辱观，把儒家的“不辱君命”理解为不辜负人民的厚望与重托，所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人民的公仆，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正确的荣辱观鞭策自己，即使有做坏事的条件，也能够廉洁自律，不为所动，使廉正之风大行于天下。最后，儒家荣辱观有助于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由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冲击，人的行为终归与利益相关，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有对不朽的精神生命的追求。人要生存，衣食住行一样都不能少，但是，对利益的追求终究要受制于社会规章制度、伦理道德风尚，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荣辱观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总之，“八荣八耻”重要思想是儒家荣辱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全新展示，所以，弘扬儒家荣辱观并将其优秀成分发扬广大，无疑是深刻领会和切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现实途径。从具体策略说，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重视校园文化渗透。在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体系里，有选择地增加传统儒家荣辱观的内容比重，灌输学生从小追求精神不朽的意识；第二，在国家公职人员的任用标准上，把儒家荣辱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比如，判断一个公职人员的道德素质首先要考察他的义利观和是否具备追求精神不朽的意识，一个重义轻利、珍惜自己精神生命的人，往往更爱惜自己的名誉而不会为外在的物质诱惑而丧失立场，相反，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则是滋生腐败堕落的温床；第三，重视儒家荣辱观的家庭渗透。弘扬儒家荣辱观应该从娃娃抓起，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对孩子的影响相对于学校来说是先入为主的，因此父母不能仅限于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应更重视孩子耻辱心和荣誉感的培养。我们对“八荣八耻”重要思想的深刻领会应从弘扬传统文化做起，让新型的儒家荣辱观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行为标准，相信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将为时不远，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和谐，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也会进一步增强。
参考文献［1］《礼记.中庸》
［2］《孟子.公孙丑上》
［3］《朱子.语类》卷十三
［4］《孟子.尽心上》
［5］《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6］《论语.卫灵公》
［7］《论语.为政》
［8］《论语.卫灵公》
［9］《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0］《论语.颜渊》
［11］《论语.阳货》
［12］《论语.里仁》
［13］《孟子.公孙丑上》
［14］《荀子正论》
［15］《荀子.荣辱》
［16］《论语.公冶长》
［17］李承宗、彭福扬.略论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J］科学经济社会2003，（1）
［18］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9］《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