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问题论文-杨宇冠,王洋

量刑问题论文-杨宇冠,王洋

导读:本文包含了量刑问题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诉审关系,量刑协商,量刑建议

量刑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杨宇冠,王洋[1](2019)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本文来源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6期)

张闯玉,杨仕兵[2](2019)在《拐卖儿童罪定性与量刑问题的实证考察——以大样本刑事判决书为研究对象》一文中研究指出对大样本拐卖儿童案件的实证考察发现,审判实践中对拐卖儿童犯罪存在"轻处"倾向。具体包括:部分案件将儿童未被卖出认定为犯罪未遂;扩张从犯的认定范围;对自首、坦白的从宽力度过大;拐卖亲生子女的犯罪普遍量刑畸轻;对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较为限制;部分案件无任何从轻、减轻量刑的情节,被告人仍被判处法定最低刑等。为解决审判实践中同案异判的乱象,应通过立法为拐卖儿童罪设定法定从宽情节;司法机关应坚持拐卖儿童罪犯罪既遂认定标准,正确认定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准确区分主、从犯;重新梳理新形势下拐卖亲生子女犯罪的行为性质,加大对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打击力度。(本文来源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5期)

陈国庆[3](2019)在《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量刑建议对于规范量刑活动、促进量刑公正,进而实现现代国家治理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基础。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暗含了量刑建议精准化方向,越具体明确的量刑建议越利于控辩合意的达成,越有利于制度的适用并增强稳定性,符合制度的价值目标。为凸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认罪认罚应当作为单独量刑情节予以评价,并根据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设置阶梯化从宽幅度。当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水平仍不高,应当通过完善量刑规范和指导意见、应用大数据智能辅助系统、加强学习培训等方式提升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来源于《中国刑事法杂志》期刊2019年05期)

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4](2019)在《危险驾驶罪案件认罪认罚量刑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危险驾驶罪,尤其是醉酒型危险驾驶,已成为基层刑事司法实践高发、多发的主要案件类型。推进危险驾驶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实现繁简分流和效率提升,而量刑的规范、精准是关键点。危险驾驶案件审判实践中,仍存在量刑建议内容不精准、量刑情节提取不全面、量刑情节评估不规范等问题,导致量刑失衡问题凸显,缓刑适用标准不一,无法真正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效。因此,有必要以促进量刑的规范化、精准化为突破口,通过全面提取危险驾驶案的现实危险性、人身危险性、恢复性司法等量刑情节并予以科学评估,对危险驾(本文来源于《人民法治》期刊2019年19期)

朱妙,潘丙林,周波,邵立,陈帅[5](2019)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贪污受贿犯罪量刑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1997刑法典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进行规定,但原有犯罪构成愈发难以回应反腐败工作的现实需求,个罪量刑之间存在体系性失衡。《刑法修正案(九)》确定了"数额+情节"的量刑模式,重新调整了法定刑,配套司法解释通过列举表现形式、细化适用标准及解释定量因素等方式,对概括数额和情节加以细化和明确,进一步统一司法适用中的裁量标准。通过以《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上海法院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为样本,全方位考察上海法院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现状,统计分析刑罚分布结构及量刑影响因素,检视量刑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贯彻刑罚相适应原则,提高量刑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本文来源于《《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12卷 总第12卷)——闵行区法院卷》期刊2019-10-01)

陈帅[6](2019)在《无限额罚金刑量刑失衡问题与规制——以S市258篇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案件判决书为样本》一文中研究指出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在刑罚体系中被相对边缘化,无限额罚金刑出现了明显的量刑失衡现象。本文以S市诈骗数额特别大的258篇刑事判决书为样本,发现罚金数额与犯罪数额在个案中并未呈现出信效度明显的比例关系,各量刑情节影响大小不等。刑法及司法解释缺乏对罚金刑适用的量刑规范指引、控辩双方对罚金量刑重视不足、法官裁量观念存在差异、罚金刑执行不力"空判"现象严重等因素导致罚金刑裁判恣意而形成恶性循环。无限额罚金刑量刑理念与方法选择,应当以犯罪情节为基础,考量被告人履行能力;以定性分析为主,结合定量方法;以犯罪类型为区分,整体看待主刑与附加刑。,通过财产调查、量刑规范化、执行联动机制等机制,在审判全周期一体化规制量刑。(本文来源于《《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12卷 总第12卷)——闵行区法院卷》期刊2019-10-01)

李卫红,许振宇,王释锋[7](2019)在《认罪认罚程序下的量刑建议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量刑建议权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权能之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刑事诉讼认罪认罚程序改革的当下,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量刑建议制度的全新变化以及量刑建议制度变化给检察机关公诉职能带来的挑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酝酿过程正从封闭垄断走向开放协商。量刑建议权也从权力属性走向义务属性并获得了对于裁判结果的相当拘束力。以量刑建议在刑事司法程序叁阶段的实际运用问题为切入,有针对性地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下的量刑建议规范化操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本文来源于《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潘澍[8](2019)在《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是法制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均有法律作为保障。反腐倡廉是我国相关部门较为注重的任务,尤其是近几年在我党的十八大以及十九大中,把反腐倡廉公正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为了更好推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本文选择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分析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为了确保研究的深入性和全面性,设计如下研究框架。首先,分析贪污受贿罪定罪量的特点。其次,结合实际阐述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最后,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针对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给与完善建议。(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期刊2019年25期)

蔡智玉[9](2019)在《恶势力案件定罪量刑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一条和《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办理恶势力案件意见》)第一条都提出对于恶势力犯罪要“依法严惩”,“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这些规定为我们理解恶(本文来源于《渭南日报》期刊2019-09-03)

李春芳[10](2019)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自己正在醉酒驾驶并继续进行,其罪过形式就是故意。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无悖于刑法谦抑主义,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属于能够将危险类型化的抽象危险犯。在量刑环节,要注意宽严相济的具体运用,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相统一。(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期刊2019年24期)

量刑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对大样本拐卖儿童案件的实证考察发现,审判实践中对拐卖儿童犯罪存在"轻处"倾向。具体包括:部分案件将儿童未被卖出认定为犯罪未遂;扩张从犯的认定范围;对自首、坦白的从宽力度过大;拐卖亲生子女的犯罪普遍量刑畸轻;对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较为限制;部分案件无任何从轻、减轻量刑的情节,被告人仍被判处法定最低刑等。为解决审判实践中同案异判的乱象,应通过立法为拐卖儿童罪设定法定从宽情节;司法机关应坚持拐卖儿童罪犯罪既遂认定标准,正确认定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准确区分主、从犯;重新梳理新形势下拐卖亲生子女犯罪的行为性质,加大对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打击力度。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量刑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1].杨宇冠,王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

[2].张闯玉,杨仕兵.拐卖儿童罪定性与量刑问题的实证考察——以大样本刑事判决书为研究对象[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3].陈国庆.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4].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危险驾驶罪案件认罪认罚量刑问题研究[J].人民法治.2019

[5].朱妙,潘丙林,周波,邵立,陈帅.《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贪污受贿犯罪量刑问题研究[C].《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12卷总第12卷)——闵行区法院卷.2019

[6].陈帅.无限额罚金刑量刑失衡问题与规制——以S市258篇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案件判决书为样本[C].《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12卷总第12卷)——闵行区法院卷.2019

[7].李卫红,许振宇,王释锋.认罪认罚程序下的量刑建议问题研究[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9

[8].潘澍.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9为视角[J].法制博览.2019

[9].蔡智玉.恶势力案件定罪量刑中应注意的问题[N].渭南日报.2019

[10].李春芳.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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