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诸子考辨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诸子出于王官,《七略》,刘歆,今古文经学
诸子考辨论文文献综述
刘松来,李会康[1]（2019）在《“诸子出于王官”学术源流考辨——亦谈“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一文中研究指出《诸子略》中揭橥的众家学术高下之别,实为晚周诸子争鸣的结果。其中"诸子出于王官"说对《周官》的附会,乃是刘歆借古文经学套路树立"学术出于王官"文化理念的有益尝试。刘歆以《七略》传达"学术出于王官"理念之意图,为的是承接宗周以王官之学分掌典册之传统,进而通过有意识的典册梳理与阐释,实现汉代经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从经学内部发展演变的历史角度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出现,则是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古文经学试图通过对《春秋左氏传》所包含的"历史化"路径的倚重,完成经学话语体系的重构。(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1期）
安世民[2]（2018）在《庄、荀批评诸子之标准考辨——以《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庄子学派对早期诸子学派的批评比较中肯,其批评标准大多"以道为绳";而《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诸子的言辞则相对激烈,其标准大多"以礼为衡"。这种"以道为绳"或"以礼为衡"的标准是庄、荀批评诸子的内在依据;二者的批评态度是其外在表现。究其实,二者的批评标准源于他们所追慕的理想人格。(本文来源于《天中学刊》期刊2018年04期）
魏义霞[3]（2014）在《康有为先秦诸子考辨之考辨》一文中研究指出戊戌政变之前的10多年间,康有为的主要精力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这使他聚焦先秦诸子,不仅对众多的先秦诸子予以身份确证和学派归属,而且从不同角度对他们的思想予以阐发。与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息息相关,康有为的先秦诸子研究以孔子为中心,用力最着的便是对孔子之学的系统梳理。(本文来源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期刊2014年03期）
宋洪兵[4]（2008）在《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一文中研究指出先秦时期"愚民"的主要内涵,涉及知识、性情两个方面。就知识方面的"愚民"而言,先秦诸子普遍认为社会大众在是非辨别、利害判断方面存在愚昧无知的不足。"民愚"判断既是先秦诸子政教思想的社会基础,又是一种最早的国民性批判。性情方面的"愚民"则是先秦诸子理想社会状态中的民风民俗,蕴涵着先秦诸子对现实"狡诈奸猾"社会风气的强烈批判意识,不能简单地认为先秦诸子在具体政策措施层面提倡"愚民"、"反智"。探讨先秦诸子,尤其是几乎已成学界公论的法家"愚民"思想,应对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前提预设作一具体分析,反思"愚民"论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先秦诸子"愚民"论的话题,不仅关涉对先秦诸子思想内涵的重新认识,而且对于提升当代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亦不无裨益。(本文来源于《求是学刊》期刊2008年06期）
盛韵[5]（2008）在《观念与材料》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尝试梳理近代学术史中子书考辨的观念与方法的变迁脉络,并结合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对子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反思与评价。本文的第一章是对历史背景的梳理。其中第一节介绍了历代子书考辨的主要成果,分析了明清时期的辨伪观念与方法。在传统辨伪学中,人书概念不清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对真伪的判定也随时代的晚近而愈转激烈;第二节分析了近代诸子热兴起的内在理路(以子证经直到等视经子)和外缘影响(西方从物质科技层面的冲击到学理的冲击),并指出在研究中使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时的限度及应注意的问题。第二章以胡适为对象,分析他在近代诸子考辨研究中奠定的新范式,并从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批评进一步讨论新范式的影响及其问题。胡适援引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框架,又从传统考据学中汲取科学因子,但其方法论不免“科学主义”之讥,在具体研究中难以施展。胡适在二十年代末也意识到“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并开始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第叁章先讨论了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大背景,然后分析《古史辨》中孔老先后的讨论,归纳出古史辨派对于子书真伪的观念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看出,《古史辨》中所用的子书考辨方法大体上仍是对传统辨伪学的继承,但在观念上已经全然抛弃了卫道的立场。虽然许多学者时常有滥用“默证”的嫌疑,不少辨伪方法仍有逻辑漏洞,但在多年的反复讨论中,人、书、思想的概念渐渐得以廓清。第四章着重分析了对古史辨派子书讨论的各种不同的回应。当时站在传统立场上的学人如吕思勉等人强调了子书流传的通例,这些通例动摇了古书真伪的概念。同时胡适也对考辨方法进行了检讨和反思,针对学者们在使用史实、文体、思想等证据时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胡适提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暂缓判断。进入1930年代后,胡适的学术思想渐渐与欧游归来的傅斯年合流,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一方面强调史料,一方面批评顾颉刚的“层累说”,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史学上的分流被学者称为“疑古”与“重建”之别,然而顾颉刚未必不重视重建,二人殊途也由性格原因导致。尽管《古史辨》对于很多子书的讨论没有最后的结论,甚至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但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人们对于古书复杂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子书真伪的概念也渐渐松动了。第五章从出土文献反思子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出土文献如郭店竹简《老子》表现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古书真伪的观念,学者们将眼光从以往的考辨年代转向了研究书籍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从这方面说,我们的确“走出疑古时代”,有了新的眼光和问题意识。然而现阶段出土文献研究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许多人片面理解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含义,重新走回信古的老路上去,完全忽视前人辨伪的正确成果,将很多已经确定是较晚的材料当成先秦的材料看待;也有人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简单的对应;还有人在研究中急于下结论,忽略了出土文献本身的局限性。夏含夷等西方学者认为,出土文献在解决部分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现在的学者需要做好准备随时修正自己的结论。(本文来源于《复旦大学》期刊2008-04-10）
王嘉川[6]（2004）在《《诸子辨》性质考辨》一文中研究指出宋濂的《诸子辨》是中国辨伪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着作 ,但它只是宋濂论述诸子学术的一部着作 ,从性质上说并非辨伪之书 ,更非辨伪专书。之所以会对其性质发生错认 ,主要存在着源和流两个方面的原因(本文来源于《浙江社会科学》期刊2004年05期）
诸子考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庄子学派对早期诸子学派的批评比较中肯,其批评标准大多"以道为绳";而《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诸子的言辞则相对激烈,其标准大多"以礼为衡"。这种"以道为绳"或"以礼为衡"的标准是庄、荀批评诸子的内在依据;二者的批评态度是其外在表现。究其实,二者的批评标准源于他们所追慕的理想人格。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诸子考辨论文参考文献
[1].刘松来,李会康.“诸子出于王官”学术源流考辨——亦谈“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
[2].安世民.庄、荀批评诸子之标准考辨——以《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为例[J].天中学刊.2018
[3].魏义霞.康有为先秦诸子考辨之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
[4].宋洪兵.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J].求是学刊.2008
[5].盛韵.观念与材料[D].复旦大学.2008
[6].王嘉川.《诸子辨》性质考辨[J].浙江社会科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