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政治儒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宋仁宗
政治儒学论文文献综述
钱建状[1]（2019）在《政治、儒学与文学：关于庆历贡举改革的再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北宋庆历叁年(1043),宋仁宗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是年,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石介、孙复为太学博士。以范仲淹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开始主持朝政。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在宋代政治史上,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即以"精贡举"一项而言,(本文来源于《新宋学》期刊2019年00期）
何光顺[2]（2019）在《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一文中研究指出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叁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本文来源于《哲学研究》期刊2019年09期）
涂可国[3]（2019）在《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向度:先秦儒家的法治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社会儒学要具有旺盛生命力,就应把思维的触角伸向政治生活领域,融儒家政治哲学或政治儒学所蕴含的德治论和法治论于一身,以进一步开拓社会儒学的政治向度和政治儒学的法治向度。儒家关于礼治与法治关系的治道思想大致体现为叁种情形:礼法分治、礼法共治和礼主法辅。先秦儒家虽然凸显德治、礼治的作用,但并不是否定刑罚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这集中体现在孔子主张"齐之以刑"、孟子倡导"明其政刑"和荀子讲求"明德慎罚"上。先秦儒家法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既表现为《礼记》把"礼乐刑政"看作治国理政的核心和总纲,提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制五刑""行四诛"的治道,还表现为董仲舒阐明了德本刑末的治国理念,也表现为汉代之后历代统治者一定程度上奉行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本文来源于《当代儒学》期刊2019年01期）
孙铁骑[4]（2018）在《当代中国政治儒学批判》一文中研究指出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对孔子儒学以"正名"为宗旨的"春秋大义"的异化,最终与"康党"的"新康有为主义"走向合流,标志着"政治儒学"已经走向"堕落"与"终结"。究其原因,在于蒋庆与"康党"不懂孔子的性命之道,舍"内圣"而求"外王",以儒学为干政的工具。故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应当回归孔子儒学的性命之道,对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以儒者的修身立世风化社会,真正将儒学复兴于儒者的现实生命与社会生活之中。(本文来源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5期）
李洪卫[5]（2018）在《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当代儒学复兴的根据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生存意义世界重新探求的关切,以及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建构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基础的思考之趋向,因此这一儒学的当代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儒学偏重于秩序尤其是天道秩序的关怀,强调礼制秩序的重要性,强调人的先天的不平等,从而引发了其所理解的秩序架构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碰撞,而根据蒋庆所经常引征的托克维尔的论述,身份平等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此外,如果按照蒋庆礼制秩序的理解,法治作为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地位就会失落,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也会失调,而我们认为,梁启超的公德观念及其建构反而是传统与现代衔接、义务与权利并进和维护秩序连续性与建构法治社会的共同条件。(本文来源于《文史哲》期刊2018年05期）
王壮壮[6]（2018）在《董仲舒政治儒学的范式转换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政治儒学范式的发展,围绕着“天人关系”和“伦理与政治”两条主线展开。其中,“天人关系”关涉到儒家重建秩序,并试图赋予秩序以先天的合法性,是对政道和政治主体的致思;“伦理与政治”的实质则是在仁礼关系层面,是否可以由内圣推出外王,道德伦理与政治实践二者谁更能占据主导性的理论问题。政治儒学范式的发展,从先秦孔孟荀到西汉董仲舒,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理论转变。先秦时期儒家的“天人关系”有一个主要特征,即在人道层面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将天人之间的关涉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使天作为价值本体,成为个体道德性的普遍依据。孔孟重视人道,在理论上削弱天的神性和主宰性的同时,赋予人主体地位,此举旨在降低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将人对天的自然性、宗教性崇拜转向内在的、道德性的自我超越,将重建秩序的载体回归到人本身。到了荀子时期,天人相分是其天人关系的最大特点,在这里,天人关系被彻底分离,天成了彻底的自然化、工具化、质料化的一种物质存在,荀子剥离的天的形而上特性,但同时也消解了天在先秦政治儒学中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使儒家的天人关系范式失去了道德形而上的支撑。在新的大一统政治时期,董仲舒通过构建“天”的哲学系统,在树立天之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天人相副”赋予人法天的权利,使天成了维持人间秩序的参与者和引导者,而人与天在理论上的“血缘关系”,也扭转了先秦时期天人相分的发展趋势。“伦理政治”的实质即仁礼的关系问题,亦可作为道德伦理与政治实践谁占据主导性的问题。政治伦理化,即以伦理主导政治,在孔子所构建的礼法结构中,封建氏族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最优途径,事依靠氏族成员间的这种血缘纽带和孝悌之情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从而这种外在的“礼”解读成内在的心里需求,礼法的强制性被伦理自觉所替代,不仅打通了仁礼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使伦理政治化的范式得以形成。随后孟子以“不忍人之心”发展处“不忍人之政”,以性善论作为王道政治的根基,巩固了伦理引导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将政治实践的目的需求转化成了伦理需求,也使得政治活动具备了正向的伦理基础,彻底打通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政治主导伦理的初步转向,是在荀子那里产生的。在战国末期“大一统”政权出现之前,荀子已经察觉到伦理已经无力引导政治秩序,现实秩序也未按照伦理的预设向良序发展,而重新将伦理赋予政治化定位,恰能填补这种不足,这就为荀子将伦理纳入政治提供了切入点,以政治收纳心性,其“性恶论”的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出来。董仲舒在荀子之后,摒弃了在人性论层面对伦理政治的探讨,将伦理与政治同构,使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了“天”的系统中,在天的绝对主导地位下,王权被赋予了绝对的伦理感召力与政治权威性,伦理和政治围绕天构成了维持社会秩序运转的系统,既不会让政治消融于伦理,也不会使伦理蒙蔽于政治,如此,一个以天为核心的伦理政治新范式已经呼之欲出了。董仲舒政治儒学范式转换的产生,不仅是先秦政治儒学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向,还与“大一统”政治产生的现实原因密切相关。先秦政治儒学重视人道,孔孟关注主体的道德与心性,荀子落脚于儒法并用的实效,使得儒家礼乐制度的合理性缺少一种先天性的支撑,也失去了对政治合法性进行解释的话语权,这些因素使得儒家思想在诸子学说面临“大一统”政权的选择时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董仲舒对儒学的系统改造,将“天”融入政治儒学的范式中,使儒学拥有了对天的解释权,并使“天”成为儒家政治秩序的终极依据,并以法天为途径,伦理纲常的设立为“大一统”政权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进行秩序的重建,最终成功接替了式微的黄老之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入主汉代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然而新的范式出现是为了更合理地解决历史问题,董仲舒政治儒学范式仅仅是理论层面的预设和完备,在其与现实政治的互动中,仍然出现了一些相较于先秦范式的异化现象和问题。儒学在汉代形成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因其自身属性与政治密切相关,后来逐渐发展成依附于政治的经学,这些都是新范式理论缺陷的现实体现。(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8-06-01）
石秋怡[7]（2018）在《儒学当代价值探索与争鸣——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梳理在现代化冲击下儒学解读的发展,进而解读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最后对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进行比较,试探索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的位置及其作用的发挥方式。(本文来源于《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期刊2018年04期）
白彤东[8]（2018）在《政治儒学复兴应选何种途径:经学还是子学?》一文中研究指出百年来的儒学研究,或是沿着"整理国故"的路线,把儒学当作一个死物件;或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及当代欧陆哲学为哲学的范式,以一种"偏食"的方式建构儒家哲学。这两种途径都忽视或者否认儒学的自立、自为的政治向度以及传统中国政治的正面意义。近几年被贴上"大陆新儒家"标签的学人,重新重视儒家的政治传统,不将其作为心性儒学的附庸,而发扬其独立和正面的价值。在这一群体内部,经学路线成为主流。但这一路线自居为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文摘》期刊2018年03期）
郭淑新[9]（2018）在《文化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向——以孔孟荀思想衍化为脉络的考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思想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汉代之所以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正因为先秦儒学在其衍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文化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得先秦儒学成为超越具体时代而相通于人类精神的文化儒学,而且还成为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政治儒学;不仅为儒学的推廓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2期）
郑东东[10]（2018）在《国民政治儒学——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后发生了一些转变,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变化最大。因为社会的变动,使得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再适合当今的政治理念,国民政治儒学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经成功转型。国民政治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是突破了传统儒学政治理念的产物。(本文来源于《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3期）
政治儒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叁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政治儒学论文参考文献
[1].钱建状.政治、儒学与文学：关于庆历贡举改革的再思考[J].新宋学.2019
[2].何光顺.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J].哲学研究.2019
[3].涂可国.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向度:先秦儒家的法治思想[J].当代儒学.2019
[4].孙铁骑.当代中国政治儒学批判[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5].李洪卫.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J].文史哲.2018
[6].王壮壮.董仲舒政治儒学的范式转换研究[D].河南大学.2018
[7].石秋怡.儒学当代价值探索与争鸣——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思考[J].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2018
[8].白彤东.政治儒学复兴应选何种途径:经学还是子学?[J].社会科学文摘.2018
[9].郭淑新.文化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向——以孔孟荀思想衍化为脉络的考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10].郑东东.国民政治儒学——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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